深圳医院点痣:文革的主要内容

我的文革回忆
文章提交者：年长者是也
简要说明，1966年发生的文革，距今天尚不到40年，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已经觉得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像天方夜谭一样不可理解。而对于文革过来人来说，过去年代也慢慢在记忆中模糊起来，为了不至于忘却，加上自己现在有时间，特将自己的回忆记录下来，给历史多一份参考吧！
文革前的记忆
我是1951年11月出生与工人家庭，按照当时的说法，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根正苗红，是天然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可以说，我们从小就接受的革命教育，经过很多年，很多信息的反复灌输，已经在我们头脑里形成了这样一些固有观念：旧社会非常黑暗，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不暖，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幸亏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才使我们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幸福生活。当然，60年代初我经常有饿肚子的感觉，但那是苏修封锁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何况，党中央毛主席和我们同甘共苦，毛主席也不吃肉了，周总理还穿打补丁的衣服呢。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将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另外，我们今天虽然过上了幸福生活，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这些教育，从小学开始，就不断地通过老师的嘴向我们头脑灌输了。至于我的父母亲，好像在无意之中也会说一两句新社会比旧社会好的话。总之，从当时的学校中，当时的环境中，我一直潜移默化地受着这种教育。
不过，提高阶级斗争观念，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最主要的教育还是由学校完成的。在我上小学，也比较懂事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那个时候都在为填饱肚子在想方设法，我那时虽然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却也会在凌晨三点钟被父母亲喊起床，揉着惺忪的睡眼去菜场排队买菜（因为一人只能买到有限的一份，多一个人才能多买一份）。当时可能年龄小，加上是三年困难时期，所以我的印象中，阶级斗争的弦当时还不是绷得很紧，当时的小学主要还是抓学习，老师也与现在的老师一样想法，总是希望自己教的学生中能够多几个考上重点中学。1964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考中学，报考了当时也是南京市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现在这所中学依然是南京市屈指可数的名校之一。
我是凭考试成绩上了这所重点中学（据后来得知，当年我所在的这所小学，三个毕业班150多个学生中，仅有四人考进了这所中学，可见这所中学的大门很不好进）进了中学后，我才初次接触到一些高级干部（高级军官）子弟家庭出身的孩子，他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不知道他们进这所中学有没有分数的照顾），不过那时候阶层的隔阂也不明显，大家除了学习之外，课间还是在一块玩的。而且，那时候主要还是看成绩，成绩好的才能站住脚，受到老师表扬，至于各人的家庭出身、背景如何并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对当年考进这所重点中学的我们平民子弟而言，实际上也预示着只要我们继续认真学习，未来就极有可能进入北大、清华这类重点大学，当年我们的理想就是要当科学家，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出力，好像没有人想到要当政治家、商人等其他行当。虽然如此，学校里也并非风平浪静，比如教我们语文课的老师，我们就从其他渠道听说他曾经在反右时犯了错误，幸亏他出身于工人家庭，所以才没有划成右派，但是给了记大过处分。该老师给我们上课时的不苟言笑，讲完课就走，看出来精神很压抑。
校园的生活虽然平静，但是在社会上，却一直是在进行着所谓的思想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我父亲是在机关单位做收发信件、报纸的工作，有时会带一些报纸回家，由此我也了解到当年的一些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情况。比如批判周谷城（具体提倡什么资产阶思想已经不太清楚），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批判林默涵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等。直到1965年11月姚文元抛出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说实在的，当时看这些文章，也都是似懂非懂，对我的影响并不太深，真正对我思想产生影响，应该还是一些学校对我们进行的阶级教育。比如说我们曾被学校组织参观过阶级斗争展览，这个展览中的展出了某地主藏在家中的变天帐，以及解放前劳动人民在大饥荒年代，吃树皮草根、甚至观音土的实物（观音土是一种白色土，我是第一次在这个展览上看到）。当然，这个展览也有旧社会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如何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等等一些实物资料。总之一句话，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是人还在心不死，时时梦想复辟，作为革命接班人的我们这一代，绝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另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当年有一组非常轰动的雕塑——“泥塑收租院”，这组雕塑是根据四川大邑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刘文彩所干坏事为原型进行形象刻画的，在全国进行巡回展览，学校组织我们到本市的美术展览馆参观，走进这组雕塑，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地狱图景，里面有地主大大斗进、小斗出，残酷剥削农民，与真人差不多大小的雕塑，以及大斗、小斗等实物，有农民因为交不起租子，被狗腿子鞭打在地，头破血流的雕塑，有一个因交不起租子，自己怀中孩子被地主狗腿子抢去，而自己被踹倒在地的中年妇女，她绝望的双手仍然向自己的孩子方向伸出去，但孩子已经被地主狗腿子牢牢抓在手中了。此外，还有水牢，刑具等……（现在已有人写书指出，刘文彩的庄园里并没有水牢和刑具），但当年的这组雕塑就是这样来描绘地主刘文彩的残暴的，由此造成了我们对旧社会的满腔仇恨，心中暗暗发誓，决不能让这种苦日子再来，如果让资本义复辟阴谋得逞，我们劳动人民的孩子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我想，只有了解了当年的教育，当年学生们的思想状况，才能对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打人现象有更深的了解。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载一下，三年自然灾害后，刘少奇的威信确实大为提高，记得小学五六年级时，当时老师讲台后面，挂黑板的墙上上方，都并排挂着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两人的画像，记得小学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在有一次上课时曾经提示我们，“我们除了喊毛主席万岁外，还应该喊哪位主席万岁啊？”作为小学生，我们都不知道，于是老师指着墙上的画像告诉我们说，“我们还应该喊刘主席万岁，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但当时由于我们的年龄太小，也还并不理解一位是党的主席，一位是国家主席。反正老师领着喊就喊呗。当时是否有文件传达，要求群众在喊毛万岁的同时喊刘万岁，我现在是不得而知。是否因为这件事情，刘当年就在毛的心中留下了猜忌的种子，从而惹来文革中的杀身之祸，现在也不得而知。
但在我的印象中，上了中学之后，教室黑板后面的墙上，反而又是只挂着毛主席像了，刘的像是被悄悄摘下了，还是中学里从来没有将两位主席的像并列挂在一起，还是后来刘觉得不妥当，让人摘下了,这对我而言，也是不得而知。

文革开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央通知，即《5、16》通知，提出要批判混进党内、政府、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要调动其职务。这些人是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当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北大哲学系教师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饭厅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要干什么？》的大字报，五月二十九日，在清华附中，全国第一支红卫兵成立（前两年看到清华附中一位红卫兵创立者写的回忆文章，讲到了红卫兵的成立经过，才知道“红卫兵”名称居然是现在已经成了著名作家的张承志给起的）。此时，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但当年初中生的我，却并没有觉得有太大的变化，依然正常上课学习，直到放暑假。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通过广播，通过报纸，全国人民都很快知道了这一特大喜讯。作为我而言，印象特别深的是一篇通讯报道，讲到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其中有一位女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有照片），这位女红卫兵的名字叫宋彬彬（有人传言是宋任穷的女儿，不知确否），当毛主席问她“彬彬”是哪两个字时，她回答说：“是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对她说“要武嘛。”于是，第二天这位宋彬彬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宋要武”，并且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到她更名的原因和自己的幸福感觉。
由于有伟大领袖的坚决支持，红卫兵运动很快就推向了全国。首先当上红卫兵的，基本上都是高级干部、高级军干家庭的子女，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他们是根正苗红，属于天然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其次，由于他们的父母会经常收到内部文件，中央精神的传达，比一般老百姓家庭的子女更多地知道重要内部的消息、北京的消息（比如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消息，当年初中生的我就是通过同班同学知道的）。第三，我估计他们之间的信息沟通也比较方便，当年老百姓的家里都没有电话，但高级干部、军队高级干部家庭还是有电话，所以北京的消息还是能够很快传到各个大城市，于是，全国各地的学校也纷纷自发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至于本校地红卫兵何时成立，通过什么方式成立，经过何人认可（或者根本不需认可，这些高干子弟自己就径直成立了，与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一样） ，因为我当时的年龄太小，都不太清楚。反正当年九月一号重新开学上课之后，就感觉到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正像其它人回忆中也提到，当时我们学生中都在流传着《中国青年》杂志某一期的封底上印着的，一幅毛主席站在麦田里，拿着镰刀的油画，里面暗藏着恶毒攻击毛主席话语，比如“打倒XXX”，当时，我们都真诚地相信这是一个真的事情，当年我亲眼所见，在学校的图书馆，一位高中学生，在盯着当时挂在图书馆里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大型油画像，寻找着他所认为的“反标”，而且好象真给他找到了，指给我们看，还真有点像。他对我们说要向上汇报，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最后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的神经已有点不正常了）。

对于红卫兵，不妨再多说几句，现在的年轻人，包括一些影视剧的导演，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往往根据一些人的片面回忆，将当年的红卫兵想象成一种凶神恶煞、或者街头流氓小混混的形象，并用这种形象出现在影视剧中，实在是一种极大的曲解。其实，最早的红卫兵，都是高干（包括军干）家庭出身，在学校都是好学生（估计其中不少是三好学生、共青团员，因为当年评三好、入团，也是讲究家庭出身和成分的。）思想也比较单纯，他们之所以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是为了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他们不但不凶神恶煞，反而是怀着一种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脸上甚至会洋溢着一种圣洁的光辉。至于后来为什么越演越烈，发展到打老师，打校长，以及走到社会上挥舞皮带，狂打一切所谓的“阶级敌人”，并且毫不手软地往死里打，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我简单思考的原因是，可能一方面与17年来我们所受的教育有关，再者，也与高层的鼓励与默许有关，既然伟大领袖都鼓励红卫兵“要武”，那么，不受正常秩序控制的红卫兵当然就越来越武了……
既然红卫兵也是“兵”，那么，穿上父辈的旧军装，戴上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就成了当年红卫兵的标准装，当然，腰间还会扎一根三寸宽的铜头皮带（也是部队的军用品，后来就成为红卫兵的打人工具），那时，如果谁这一身打扮走在街上，必然会受到人们惊羡的眼光，比今天的警察还要神气的多。这一身服装包含了纯正的红色血统、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受到伟大领袖坚决支持的荣誉，肩负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使命的自豪感等多种含义。所以，当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将一些店堂的老招牌砸烂，将店堂里的一些按当时标准的、所谓的“封资修”物品砸烂，烧毁，是受到这些商店里的职工欢迎和支持的。
我手边有一本从旧书店淘到的《老新闻》，现将1966年8月2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一块“造反”去！》中摘录一段如下，以便大家了解当时的气氛：
“这些小将们原来素不相识，星期日，他们各自在大栅栏街上贴通告、通牒、标语、呼吁书。贴着贴着，他们瞧见各人手臂上都戴着红袖章，就自自然然地聚拢起来了。有人提议道，“咱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会在一块儿“造反”去！看哪儿有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咱们就反到哪里去！”他们从瑞蚨祥走过时，一位红卫兵向店里瞥了一眼，便喊道：“快进去！快进去！”他们一进门，就“啪”的一声把一张宣扬封建主义的画撕了下来。他们的这种革命行动，获得商店革命职工的热烈支持，纷纷拉着红卫兵手说：“同志们，跟我们来，里面还大有东西啊！以前就是触不动！”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群革命“造反”者，在商店职工的带领下，闯进了瑞蚨祥！他们从楼上找到地下室，从前屋搜到后院，从一些隐蔽、黑暗的角落，翻出了许许多多契约，美、英唱片，旧皇历，美女商标，宫灯，稀奇古怪的画屏，花盘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连撕带砸，堆了一小屋。接着又涂掉墙壁上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红漆和古画。在大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同时，他们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尚：当即派人买了五十张毛主席像，又把巨幅像嵌进镜框里，悬挂在商店中央。在这些革命小将的猛烈攻击下，一刹那功夫，瑞蚨祥变成了一个“立新”的商店！为了彻底摧毁这个商店里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残余，红卫兵放手发动商店群众，当晚就向资产阶级当权派进行的斗争。”
按今天人们的眼光看，这简直是一群毫无理智的暴徒，不受法律的束缚，随意地在侵犯别人的财产，破坏别人的财产。但是当时，这却是得到权威报纸《人民日报》支持和肯定的革命行动！

就是四大：大鸣、 大放、 大字报、 大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