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医院点痣:文革的主要内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高考问答 时间:2020/11/25 21:07:28

我的文革回忆
文章提交者:年长者是也
简要说明,1966年发生的文革,距今天尚不到40年,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已经觉得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像天方夜谭一样不可理解。而对于文革过来人来说,过去年代也慢慢在记忆中模糊起来,为了不至于忘却,加上自己现在有时间,特将自己的回忆记录下来,给历史多一份参考吧!
文革前的记忆
我是1951年11月出生与工人家庭,按照当时的说法,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根正苗红,是天然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可以说,我们从小就接受的革命教育,经过很多年,很多信息的反复灌输,已经在我们头脑里形成了这样一些固有观念:旧社会非常黑暗,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不暖,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幸亏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才使我们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幸福生活。当然,60年代初我经常有饿肚子的感觉,但那是苏修封锁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何况,党中央毛主席和我们同甘共苦,毛主席也不吃肉了,周总理还穿打补丁的衣服呢。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将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另外,我们今天虽然过上了幸福生活,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这些教育,从小学开始,就不断地通过老师的嘴向我们头脑灌输了。至于我的父母亲,好像在无意之中也会说一两句新社会比旧社会好的话。总之,从当时的学校中,当时的环境中,我一直潜移默化地受着这种教育。
不过,提高阶级斗争观念,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最主要的教育还是由学校完成的。在我上小学,也比较懂事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那个时候都在为填饱肚子在想方设法,我那时虽然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却也会在凌晨三点钟被父母亲喊起床,揉着惺忪的睡眼去菜场排队买菜(因为一人只能买到有限的一份,多一个人才能多买一份)。当时可能年龄小,加上是三年困难时期,所以我的印象中,阶级斗争的弦当时还不是绷得很紧,当时的小学主要还是抓学习,老师也与现在的老师一样想法,总是希望自己教的学生中能够多几个考上重点中学。1964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考中学,报考了当时也是南京市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现在这所中学依然是南京市屈指可数的名校之一。
我是凭考试成绩上了这所重点中学(据后来得知,当年我所在的这所小学,三个毕业班150多个学生中,仅有四人考进了这所中学,可见这所中学的大门很不好进)进了中学后,我才初次接触到一些高级干部(高级军官)子弟家庭出身的孩子,他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不知道他们进这所中学有没有分数的照顾),不过那时候阶层的隔阂也不明显,大家除了学习之外,课间还是在一块玩的。而且,那时候主要还是看成绩,成绩好的才能站住脚,受到老师表扬,至于各人的家庭出身、背景如何并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对当年考进这所重点中学的我们平民子弟而言,实际上也预示着只要我们继续认真学习,未来就极有可能进入北大、清华这类重点大学,当年我们的理想就是要当科学家,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出力,好像没有人想到要当政治家、商人等其他行当。虽然如此,学校里也并非风平浪静,比如教我们语文课的老师,我们就从其他渠道听说他曾经在反右时犯了错误,幸亏他出身于工人家庭,所以才没有划成右派,但是给了记大过处分。该老师给我们上课时的不苟言笑,讲完课就走,看出来精神很压抑。
校园的生活虽然平静,但是在社会上,却一直是在进行着所谓的思想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我父亲是在机关单位做收发信件、报纸的工作,有时会带一些报纸回家,由此我也了解到当年的一些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情况。比如批判周谷城(具体提倡什么资产阶思想已经不太清楚),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批判林默涵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等。直到1965年11月姚文元抛出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说实在的,当时看这些文章,也都是似懂非懂,对我的影响并不太深,真正对我思想产生影响,应该还是一些学校对我们进行的阶级教育。比如说我们曾被学校组织参观过阶级斗争展览,这个展览中的展出了某地主藏在家中的变天帐,以及解放前劳动人民在大饥荒年代,吃树皮草根、甚至观音土的实物(观音土是一种白色土,我是第一次在这个展览上看到)。当然,这个展览也有旧社会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如何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等等一些实物资料。总之一句话,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是人还在心不死,时时梦想复辟,作为革命接班人的我们这一代,绝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另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当年有一组非常轰动的雕塑——“泥塑收租院”,这组雕塑是根据四川大邑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刘文彩所干坏事为原型进行形象刻画的,在全国进行巡回展览,学校组织我们到本市的美术展览馆参观,走进这组雕塑,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地狱图景,里面有地主大大斗进、小斗出,残酷剥削农民,与真人差不多大小的雕塑,以及大斗、小斗等实物,有农民因为交不起租子,被狗腿子鞭打在地,头破血流的雕塑,有一个因交不起租子,自己怀中孩子被地主狗腿子抢去,而自己被踹倒在地的中年妇女,她绝望的双手仍然向自己的孩子方向伸出去,但孩子已经被地主狗腿子牢牢抓在手中了。此外,还有水牢,刑具等……(现在已有人写书指出,刘文彩的庄园里并没有水牢和刑具),但当年的这组雕塑就是这样来描绘地主刘文彩的残暴的,由此造成了我们对旧社会的满腔仇恨,心中暗暗发誓,决不能让这种苦日子再来,如果让资本义复辟阴谋得逞,我们劳动人民的孩子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我想,只有了解了当年的教育,当年学生们的思想状况,才能对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打人现象有更深的了解。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载一下,三年自然灾害后,刘少奇的威信确实大为提高,记得小学五六年级时,当时老师讲台后面,挂黑板的墙上上方,都并排挂着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两人的画像,记得小学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在有一次上课时曾经提示我们,“我们除了喊毛主席万岁外,还应该喊哪位主席万岁啊?”作为小学生,我们都不知道,于是老师指着墙上的画像告诉我们说,“我们还应该喊刘主席万岁,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但当时由于我们的年龄太小,也还并不理解一位是党的主席,一位是国家主席。反正老师领着喊就喊呗。当时是否有文件传达,要求群众在喊毛万岁的同时喊刘万岁,我现在是不得而知。是否因为这件事情,刘当年就在毛的心中留下了猜忌的种子,从而惹来文革中的杀身之祸,现在也不得而知。
但在我的印象中,上了中学之后,教室黑板后面的墙上,反而又是只挂着毛主席像了,刘的像是被悄悄摘下了,还是中学里从来没有将两位主席的像并列挂在一起,还是后来刘觉得不妥当,让人摘下了,这对我而言,也是不得而知。

文革开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央通知,即《5、16》通知,提出要批判混进党内、政府、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要调动其职务。这些人是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当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北大哲学系教师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饭厅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要干什么?》的大字报,五月二十九日,在清华附中,全国第一支红卫兵成立(前两年看到清华附中一位红卫兵创立者写的回忆文章,讲到了红卫兵的成立经过,才知道“红卫兵”名称居然是现在已经成了著名作家的张承志给起的)。此时,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但当年初中生的我,却并没有觉得有太大的变化,依然正常上课学习,直到放暑假。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通过广播,通过报纸,全国人民都很快知道了这一特大喜讯。作为我而言,印象特别深的是一篇通讯报道,讲到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其中有一位女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有照片),这位女红卫兵的名字叫宋彬彬(有人传言是宋任穷的女儿,不知确否),当毛主席问她“彬彬”是哪两个字时,她回答说:“是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对她说“要武嘛。”于是,第二天这位宋彬彬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宋要武”,并且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到她更名的原因和自己的幸福感觉。
由于有伟大领袖的坚决支持,红卫兵运动很快就推向了全国。首先当上红卫兵的,基本上都是高级干部、高级军干家庭的子女,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他们是根正苗红,属于天然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其次,由于他们的父母会经常收到内部文件,中央精神的传达,比一般老百姓家庭的子女更多地知道重要内部的消息、北京的消息(比如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消息,当年初中生的我就是通过同班同学知道的)。第三,我估计他们之间的信息沟通也比较方便,当年老百姓的家里都没有电话,但高级干部、军队高级干部家庭还是有电话,所以北京的消息还是能够很快传到各个大城市,于是,全国各地的学校也纷纷自发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至于本校地红卫兵何时成立,通过什么方式成立,经过何人认可(或者根本不需认可,这些高干子弟自己就径直成立了,与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一样) ,因为我当时的年龄太小,都不太清楚。反正当年九月一号重新开学上课之后,就感觉到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正像其它人回忆中也提到,当时我们学生中都在流传着《中国青年》杂志某一期的封底上印着的,一幅毛主席站在麦田里,拿着镰刀的油画,里面暗藏着恶毒攻击毛主席话语,比如“打倒XXX”,当时,我们都真诚地相信这是一个真的事情,当年我亲眼所见,在学校的图书馆,一位高中学生,在盯着当时挂在图书馆里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大型油画像,寻找着他所认为的“反标”,而且好象真给他找到了,指给我们看,还真有点像。他对我们说要向上汇报,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最后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的神经已有点不正常了)。

对于红卫兵,不妨再多说几句,现在的年轻人,包括一些影视剧的导演,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往往根据一些人的片面回忆,将当年的红卫兵想象成一种凶神恶煞、或者街头流氓小混混的形象,并用这种形象出现在影视剧中,实在是一种极大的曲解。其实,最早的红卫兵,都是高干(包括军干)家庭出身,在学校都是好学生(估计其中不少是三好学生、共青团员,因为当年评三好、入团,也是讲究家庭出身和成分的。)思想也比较单纯,他们之所以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是为了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他们不但不凶神恶煞,反而是怀着一种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脸上甚至会洋溢着一种圣洁的光辉。至于后来为什么越演越烈,发展到打老师,打校长,以及走到社会上挥舞皮带,狂打一切所谓的“阶级敌人”,并且毫不手软地往死里打,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我简单思考的原因是,可能一方面与17年来我们所受的教育有关,再者,也与高层的鼓励与默许有关,既然伟大领袖都鼓励红卫兵“要武”,那么,不受正常秩序控制的红卫兵当然就越来越武了……
既然红卫兵也是“兵”,那么,穿上父辈的旧军装,戴上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就成了当年红卫兵的标准装,当然,腰间还会扎一根三寸宽的铜头皮带(也是部队的军用品,后来就成为红卫兵的打人工具),那时,如果谁这一身打扮走在街上,必然会受到人们惊羡的眼光,比今天的警察还要神气的多。这一身服装包含了纯正的红色血统、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受到伟大领袖坚决支持的荣誉,肩负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使命的自豪感等多种含义。所以,当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将一些店堂的老招牌砸烂,将店堂里的一些按当时标准的、所谓的“封资修”物品砸烂,烧毁,是受到这些商店里的职工欢迎和支持的。
我手边有一本从旧书店淘到的《老新闻》,现将1966年8月2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一块“造反”去!》中摘录一段如下,以便大家了解当时的气氛:
“这些小将们原来素不相识,星期日,他们各自在大栅栏街上贴通告、通牒、标语、呼吁书。贴着贴着,他们瞧见各人手臂上都戴着红袖章,就自自然然地聚拢起来了。有人提议道,“咱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会在一块儿“造反”去!看哪儿有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咱们就反到哪里去!”他们从瑞蚨祥走过时,一位红卫兵向店里瞥了一眼,便喊道:“快进去!快进去!”他们一进门,就“啪”的一声把一张宣扬封建主义的画撕了下来。他们的这种革命行动,获得商店革命职工的热烈支持,纷纷拉着红卫兵手说:“同志们,跟我们来,里面还大有东西啊!以前就是触不动!”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群革命“造反”者,在商店职工的带领下,闯进了瑞蚨祥!他们从楼上找到地下室,从前屋搜到后院,从一些隐蔽、黑暗的角落,翻出了许许多多契约,美、英唱片,旧皇历,美女商标,宫灯,稀奇古怪的画屏,花盘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连撕带砸,堆了一小屋。接着又涂掉墙壁上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红漆和古画。在大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同时,他们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尚:当即派人买了五十张毛主席像,又把巨幅像嵌进镜框里,悬挂在商店中央。在这些革命小将的猛烈攻击下,一刹那功夫,瑞蚨祥变成了一个“立新”的商店!为了彻底摧毁这个商店里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残余,红卫兵放手发动商店群众,当晚就向资产阶级当权派进行的斗争。”
按今天人们的眼光看,这简直是一群毫无理智的暴徒,不受法律的束缚,随意地在侵犯别人的财产,破坏别人的财产。但是当时,这却是得到权威报纸《人民日报》支持和肯定的革命行动!

就是四大:大鸣、 大放、 大字报、 大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