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卢伟:谁有重庆谈判和西安事变历史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高考问答 时间:2024/03/28 23: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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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知,说不尽的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民国初年有名的草莽英雄,靠着马上的本事于乱世之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说不尽的张学良不仅清楚父亲数度挥兵入关,挑起两次直奉大战,其目的是想问鼎中原,重温所谓的“皇帝梦”,而且他还明白晚年的父亲又把这一“梦想”全部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当年,他曾对机要秘书郭维城同志讲过:在他二十八岁那年——也就是在他父亲率部退回关外被炸死的1928年,即将告别世间的张作霖公然要他做“当今的李世民”。他当即坚辞:“我不当李世民!”后来,定居美国的后生王冀先生又与他议起这一话题,他很是轻松地告之:他一生从来没有想“当第一”的念头,他牢记的却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想。也就是在这种理想的支配下,为了结束被鲁迅先生称之谓最为黑暗时代的北洋政府,他毅然“易帜”,还被迫杀了反对“易帜”的东北元老杨宇霆和常荫槐;为了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促成全民族抗日格局的形成,他又断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演出了一幕捉蒋放蒋的历史剧。结果,在神州大地终于响起了全民族抗战的枪炮声中,他却被蒋介石软禁了半个多世纪!
  讲一讲目前的时局问题。这是同志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⑴。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双十协定》上第一条就是“和平建国”,写在纸上的话和事实岂不矛盾?是的,是矛盾的。所以说,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⑵。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我们解放区的地方,他们要拚命来争。这个问题好像不可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地争呢?在我们手里,在人民手里,不是很好吗?这是我们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是他们也是这样想,那就统一了,都是“同志”了。可是,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我们。不反对我们,他们想不开。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了去,我们也想不开。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既然是两个想不开,为什么又谈判,又成立《双十协定》呢?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在重庆,有些人认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我遇到许多人都给我这样说过,其中也有国民党员。我向他们说,你们说的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积十八年之经验⑶,深知是这么一回事。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这里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⑷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两百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敢小视。我们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是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了,也不是一九三七年时候的情况了。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也只好承认了。我们解放区的工作,已经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了。大后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我们八月二十八日到达重庆,二十九日晚上,我就向国民党的代表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小的磨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八年中,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我们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也这样声明:只要国民党当局“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⑸。在谈判中间,我们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介石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⑹?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为什么可惜?因为这是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艰苦地建设起来的解放区。所以在让出的地方,必须和当地的人民解释清楚,要作妥善的处置。为什么要让出呢?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现在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关,除了新华社,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它们都是谣言制造厂。这一次谈判,它们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我们过去和蒋介石办交涉,也作过让步,并且比现在的还大。在一九三七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还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这一次,我们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军队的问题也是这样。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由现在的数目缩编成四十八个师。国民党的军队是二百六十三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我们又提出缩编到四十三个师,占七分之一。国民党说,他们的军队要缩编到一百二十个师。我们说,照比例减下来,我们的军队可以缩编到二十四个师,还可以少到二十个师,还是占七分之一。国民党军队官多兵少,一个师不到六千人。照他们的编法,我们一百二十万人的军队,就可以编二百个师。但是我们不这样做。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上面就是我向同志们讲的时局问题。目前时局的发展,有许多矛盾现象。为什么国共谈判中有些问题可以达成协议,有些问题又不能达成协议?为什么《会谈纪要》上说要和平团结,而实际上又在打仗?这种矛盾现象,有些同志想不开。我的讲话就是答复这些问题。有的同志不能了解,蒋介石历来反共反人民,为什么我们又愿意同他谈判呢?我党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只要国民党的政策有所转变,我们就愿意同他们谈判,这对不对呢?这是完全对的。中国的革命是长期的,胜利的取得是逐步的。中国的前途如何,靠我们大家的努力如何来决定。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还讲一点我们的工作。在座的有些同志要往前方去。许多同志满腔热忱,争着出去工作,这种积极性和热情,是很可贵的。但是也有个别的同志抱着错误的想法,不是想到那里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而是认为那里的一切都很顺利,比延安舒服。有没有人这样想呢?我看是有的。我劝这些同志改正自己的想法。去,是为了工作去的。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那些地方的工作是很艰苦的。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
  有许多本地的干部,现在要离乡背井,到前方去。还有许多出生在南方的干部,从前从南方到了延安,现在也要到前方去。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应当做好精神准备,准备到了那里,就要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是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我们要为这个方针奋斗。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现和平,实现民主。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失败了⑺,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不会的。试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怎么就可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⑻。反苏反共的战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都坚决反对。在最近的三十年内,打过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之间,间隔了二十几年。人类历史五十万年,只有在这三十年内才打过世界战争。第一次大战以后,世界有很大进步。这一次大战以后,世界一定会进步得更快。第一次大战以后,产生了苏联,全世界产生了几十个共产党,这是从前没有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更强盛了,欧洲的面貌改观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政治觉悟更提高了,全世界的进步力量更团结了。我们中国也处在急剧的变动中间。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左)、杨虎城(右)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
1937年4月2日,周恩来乘飞机由西安返回延安,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