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妈火锅加盟费多少:日本为什么对中国发动侵略

原因很多,有不想让中华崛起的目的,现在也是,有掠夺资源的目的,也有其骨子里的侵略成份造成

首先，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这是日本对外特别具有侵略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明治维新虽然实行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但是并没有彻底根除封建制度残余，它在经济领域遗留了大量封建因素。如：日本的财阀组织，象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这些组织不是以银行为中心形成的，而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结成的特殊形式的“家族康采恩”，其组织内部维持着森严的宗法式家族统治；在日本的工矿企业中，封建式的剥削方式，象师徒制度、包身工制度、罚款、减薪、减食等盛行；特别突出的是封建土地制度仍被部分地保留下来，因为明治政府在农村中实行的土地制度改革主要是根据土地的实际支配权确立土地所有权，即由农民世袭租种的土地、农民短期租用的土地归出租人所有，典押的土地归受押人所有。这就使在明治维新以前已拥有耕地面积三分之一支配权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成为了土地的合法所有者，而占全国农户1／3的贫困农民则因丧失份地而成为佃农，出现了作为天皇专制政权在农村支柱的新的地主阶级。与土地制度改革相适应的税制改革是由国家统一征收地税，并按地价计征，用货币交纳，地租一律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所以，地税改革加强了地主对农民的掠夺。由于高额地租和商人高利贷剥削，再加之农业商品化的扩大，加剧了自耕农的破产，进一步扩大了佃农的队伍。然而，农村中个体农民的破产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并没有引起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因为高额地租比经营农场更有利可图，因此，占有了破产农民土地的大部分地主和商人高利贷者，并不去雇佣农业工人经营资本主义大农场，而是把土地分成小块，租佃给破产农民，从中取得高额地租。明治维新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作为一个落后的封建的农业国的特征仍十分明显。193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在日本内地人口当中，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多得多。农家的户数为五百六十万户，这个数目自明治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变化。而且占国土的大半和总人口半数的农民在生活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与工业的进步相比，农业之所以停滞，是因为农业的基本生产关系没有现代化，半封建的地主制度仍然牢固地存在着。在五百六十万户的农家当中，自耕农占百分之三十二，佃农占百分之四十二，可见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还被束缚在地主佃农关系之中”。“农村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地主佃农关系，农业生产停滞，大部分农民处于极度贫穷状态。”

上述情况导致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畸形，即资本主义大工业同封建落后的农业并存。在这种经济结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促进农业、中小企业的现代化，它是把从半封建的农业中所产生的廉价劳动力作为同外国工业竞争的主要武器。由于产业后备军的大量存在，更造成了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低工资制，使工人处于连劳动力再生产也很难实现的恶劣的生活环境之中；同时，由于寄生地主的大量存在，农业经营恶化，广大农民也处于贫困的境地。因此，经济结构畸形性的后果：一是国内市场发展极不充分，资本主义一开始就缺乏稳定的国内市场，其经济的循环进程非借助于世界经济是无法实现的；二是国内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面对这些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日本只能向外扩张自己的经济势力，以获得海外销售市场，同时转移国内矛盾。然而，当日本经济兴起时，世界版图已被其它资本主义列强作为势力范围瓜分完毕，这样，日本这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向外扩张经济势力，就只好依靠“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2〕，用超经济的手段， 通过对外发动战争的途径达到其目的。如，甲午战争前夕，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难以得到自由的和全面的发展；还由于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不均衡和发展步调的不一致，使日本资本主义在1890年陷入了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此时，日本急欲向外寻找市场，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向海外扩张的热潮，盛极一时”。这样，“为了消除1890年以来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日本经济矛盾的深刻化而提出向海外扩张的要求，形成了1894年推动天皇制进行侵略战争的经济上的主要因素。”

其次，日本经济的后进性，也决定了它对外具有极强的侵略性和扩张性。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缺乏象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种长期、稳定的工业技术发展过程，因而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很落后。不论在资本力量或技术水平方面，它都不具备同欧美资本主义进行对等竞争的能力。这决定它只有避开自由竞争，“依靠军事上、政治上的独占来强烈地寻求足以弥补这种缺陷的市场，即殖民地。”

另外，日本又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所以，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资本、原料等方面对外都有极大依赖性。如，它的对外贸易结构就明显地表现了其经济后进性的特点。它除了向美国输出本国的生丝和向东南亚地区输出加工的棉纺制品外，就是以政治军事为后盾，把大量的棉制品和重工业品输出到中国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并从那里输入国内所缺乏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料。显然，日本要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仅靠本国的实力是无法实现的，它必须借助世界经济的力量，而这种借助，对于日本来说，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依靠军事力量进行经济扩张。

第三，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带有突出的军事性，这是导致它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又一重要因素。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军事封建国家，长期的“武家政治”造成了日本传统社会的两大基本特点：一是崇尚武力，相信武力为立国之基础；二是信奉“日本乃万邦之本”。明治维新以后，这种社会政治传统在沿袭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并深深地影响着它的经济，所以，日本资本主义从形成伊始就具有突出的军事色彩。这主要表现为：

（1）军事工业占重要地位， 经济以战争为目的。同欧美进行自发的资本积累和发展有所不同，日本是国家大力扶植资本主义，其目的是加强军事力量。因此，在日本，国营的军工厂成了现代工业的开端，主要重工业部门都是由于军事需要发展起来的，它的机械制造工业是以陆军工厂为先导发展起来的。如日本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机械工厂就是东京炮兵工厂。正是随着陆军工业的发展，与生产各种枪炮和火药相配套的各种机械制造厂发展起来；它的造船工业起源于海军工厂，基本上以制造军舰而发展起来；它的钢铁工业是由于制造军舰和枪炮的需要才发展起来，其次才用于民用工业；它最初兴办铁路的目的主要为在战争期间运输军队和军事物资。特别是出于战争的需要，明治政府一开始就大力扶植军事工业并直接经营制造军火和军舰的陆海军工厂，以及铁路、通讯等一系列具有军事意义的企业，大力提高这些部门的机器生产水平和军火生产技术。

因此，日本的军事工业不仅占重要地位，而且发展迅速。如中日甲午战争后明治政府制定了1896年至1905年10年的军备扩张计划，将8 亿日元的预算用于建立军事企业和改组旧的军工部门，建立了大批新的军火库、海军基地及建造了大量军舰，使其军事工业取得了迅速发展。比较地看，“中日甲午战前，一般民营工厂职工人数为28.54万人，到1906年增为61.21万人，增加了1倍多。但同期，陆海军工厂职工数则从0.96万人增加到8.9万人，增加了8倍多。”“在规模上，1909年日本30个大企业中，军工企业占37家，其中，前三名都是陆海军工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政府对经济加强干预，颁布了一系列保证优先发展军工企业的法令；建立各种管理经济的机构，加紧推行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以利于军事工业的发展；国家还通过财政金融两方面加强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进程。在财政方面，大量增加军事开支；在金融上，1931年，日本停止黄金货币的自由兑换，禁止黄金输出，并实行人为的低利率政策，以保证战时军事工业的资金供应。从而把整个经济纳入了军事轨道，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这种以军事工业为中心和以战争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以至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基础。

（2 ）对外输出具有军事政治意义的国家资本和军事物资。如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的南满铁路公司就是一个对外输出具有军事意义资本的典型。南满铁路公司直接经营铁路、航运、港口等业务，它在日本对华侵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由于日本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因此，它又大量出口军事物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各国纷纷向日本订购武器等军需物资，使军火垄断资本家大发横财。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

（3 ）财阀是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支柱。日本历史悠久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依附于政府，并在天皇专制政府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大财阀，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与天皇专制的军国主义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即财阀的发展是天皇专制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的催生果，天皇专制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扩张体现了财阀的切身利益。因而，财阀都积极支持天皇专制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早在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中国台湾时，三菱财阀就获得了垄断海运业的特权。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的临时军费预算达2.5 亿日元，相当于平时财政收入的2倍以上。 这些钱最终都流入到了军火资本家的腰包。所以，甲午战争期间，三井等一大批财阀纷纷发起组织“报国会”、“报公义会”等，支援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再如，日俄战争前夕，日本政府投入了约17亿日元的战费，这笔资金有的直接投资建设军工企业，有的向私人企业发出军事订贷。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军需工业资本家不仅从国家收到了20个亿，而且还从政府领取了大量军事补贴，这样，财阀成了军国主义对外发动战争的支持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出现了一批所谓新兴财阀，他们经营的工业多数与现代战争有关，战争成了他们的主要财源，所以，这些财阀更加好战，政治上积极亲近军部，故称为“亲军财阀”。他们始终支持着日本的战争政策。可见，“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靠战争而繁荣起来，从殖民地谋取利益的这种军事侵略性质，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最大特色。”

二、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

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中国在近代以来走向了全面的腐朽和衰败：政治上长期不统一、经济文化落后，军事上完全失去了抵御外侮的能力。然而，中国又是一个地域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最广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市场。因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地遭受侵略，作为日本的邻国，中国的特点与日本的侵略扩张要求相适应，中国自然成了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和掠夺的主要对象。

日本在近代崛起之初，便把中国作为侵略的首要目标。随着对华侵略的加深，它还把对中国的侵略视为其“生命线”和“利益线”。早在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发布的“二线说”中就阐述道：“何谓‘主权线’？国家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1918年， 山县有朋在提交给寺内内阁的一份建议书中明确强调：“未来我国利权之扩张方向应为中国，帝国与中国之地理位置，国际关系，优于其它各国，向中国扩张国权，增进我国之利益，必然是十分有利的。”1921年5月31日，原敬内阁通过的《对满蒙的政策》中规定：“不仅要确保和有效地利用我国在满蒙的即得特殊地位与利权，而且今后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取我国之国防与国民经济生存上所必需的地位和利权。”

日本军国主义在确立和形成其大陆政策的同时，便开始发动了对华的侵略战争，从近代的1874年侵略台湾起，此后长期不断的以各种形式对中国进行侵略，这与其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首先，对中国的侵略加快了日本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日本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的最后确立。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是推动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的基础。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显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日本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除了进行“地税”改革在农民身上榨取和发放金禄公债外，另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对外战争进行掠夺。其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掠夺的巨大财富则成了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早在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时，就乘机勒索了40万巨款；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不仅从中国割取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还从中国勒索了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 这笔巨额赔款相当于日本1891年至1894年四年间财政支出的总和还多。这对日本资本的原始积累无疑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日本正是以中国的赔款为基金，才于1897年实行金本位制的。此外，日本政府还利用战争赔款大肆加强陆海军建设，并掀起了一个新建和扩建企业的热潮。1895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为5.2亿日元，1904年增长为9.8亿日元。从工业发展的指数看，1894年至1900年增长了近1.4倍。从1894年至1903年， 10年之间日本的资本额增长了2.43倍。正如片山潜所说：“日本的工业，在这时期，由于从中国所取得的战争赔款的关系，而呈现出了日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

总之， 甲午战争促进了日本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的最后确立。

其次，对华的侵略和掠夺使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极大的补充和发展的有利条件。从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虽然也发生过严重的经济危机，但这一时期又是日本经济空前繁荣，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闯进世界资本主义强国行列的时期。分析其原因，主要的一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它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对华的经济侵略和掠夺。这一时期，日本趁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之机，加紧了对华的侵略步伐，在华获得了大量的特殊权益。如甲午战争后，日本首先以福建省与台湾相连接，利害关系甚大为借口，迫使清政府将福建划为它的势力范围；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由于日本出兵最多，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仅战争赔款一项，日本就获得了4.5亿两白银；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作为战胜国， 根据朴茨茅斯条约的规定，俄国将旅大租界及长春至旅大铁路转让给日本。同时，日本又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东三省事宜附约十三款”，整个东三省重镇全部“开埠通商”。根据“正约”和“附约”，日本的势力超越了旅大范围，扩展到了南满地区；日俄战争后，日本为贯彻实施其对华侵略扩张政策，从1906年起，又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了一系列的侵略机构，如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满铁”等。其中，“满铁”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侵略机构。它经营铁路港湾，垄断交通运输，霸占矿山，夺取资源。此外，“满铁”还打着“产业开发”的幌子，采取组织“参与公司”等间接经营的方式，打入东北农工商等各个经济领域，扩大它在东北的经济侵略势力；1914年8月， 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天佑”良机，出兵中国，占领了山东，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1915年，日本又以武力为后盾，蛮横地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等等。通过上述侵略步骤和途径，日本直接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财富，极大地扩充和霸占了中国这一广大的商品市场，充分地利用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资源，以及剥削和压榨中国人民。从而使这个资源贫乏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小国不断地得到“大输血”，为其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是日本转嫁经济危机的最终途径。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这决定日本无法逃脱经济危机的袭击。那么，如何摆脱经济危机？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看，每当经济危机爆发，就会带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其经济危机愈重，对华的侵略就愈深，当经济危机威胁到它的命运时，日本则把对华的侵略和扩张视为其“生命线”和挽救其命运的“唯一的活路”。例如，当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时，日本的官僚、政党惶惶不安，他们即刻求救于法西斯亡灵，企图以此挽救资本主义的厄运。当时的法西斯势力都认为，只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方能摆脱经济危机。1929年5 月，石原莞尔便提出：占领“满蒙”是转变日本国运的根本国策，及早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唯一的活路”。认为日本占有“满蒙”既可以消除国内的不安，又能及时扑灭中国本部的排日。于是， 军政各界的扩张主义分子极力煽动侵华战争，并抛出了大量的侵华方案。

当1931年日本经济危机达到高峰时，日本军部便决定实施武力侵占“满蒙”的方针，为此，法西斯势力大力制造侵华舆论，宣称“满蒙”同日本的特殊利益关系，叫嚣“要保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父兄先辈流血换来的满蒙利益！”“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等等。“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在1931年春发表的《动荡的满蒙》的小册子中说：“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来说，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更是到处游说，宣传“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之地区”。他们还断言：占有“满蒙”地区是日本“摆脱经济危机的唯一方法”。唯有开发“满蒙”，活跃经济，解决失业问题才有希望。等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而对东北的独霸，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胃口，因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全面侵华的步伐，1932年大举进攻上海，1935年制造了华北事变。正是由于对中国东北及华北等地的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使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日本经济，犹如注入了“强心剂”，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再如，日本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与其经济危机的发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当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所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的时候，由于日本为对外发动战争而加紧扩军备战，造成了通货膨胀、财政危机和人民生活的恶化，又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来临。此时，“日本资本主义把摆脱经济危机的途径求之于不顾中国的抵抗而占据华北，然后建设日、满、华北经济圈，为此，竟不惜发动一场侵略战争。”

日本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既是它企图称霸世界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它转嫁经济危机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果。这从日本对华战争的指导方针中可得到证明。“七・七”事变后，日本统治机构在对华战争的指导中，始终强调“开发”和“统制”华北经济，实现所谓“日、满、华经济合作”，这方面的内容成为日本对华战争指导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战事处理纲要中关于经济开发的方针规定：“开发华北经济的目的在于充实日满全面经济合作关系，为实现日满华经济合作，共同繁荣奠定基础。”“要把中国当地资本同我国的资本和技术紧密结合起来，用以开发和充实各经济部门，以资维持秩序、安定民生，和广义地扩充日满两国的国防生产力。”“为开发和统制华北经济，需建立一个国策公司。”等等。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本质。

总之，正如《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一书所说明的那样：日本“对华战争的本质，归根结底就是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依赖乃民族生存和国家存在所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日本从其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进程，始终未能离开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依赖，从而也就造成了日本长期侵华的历史。赞同23| 评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