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熙人体好身材写真:1961年的历史背景

这些是好的
3月3日中共甘肃省委作出《关于纠正平调、坚决退赔的具体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决心，确实做到清算彻底，退赔干净，不留尾巴，谁平调的谁退赔，从哪里平调的退赔给哪里，决不浮夸，保证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地兑现。
4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在甘肃的有：莫高窟、榆林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
31日盐锅峡水电站大坝主体完工，溢流底孔封闭，水库开始下闸蓄水，黄河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断流42小时的景象。
8月17日政协甘肃省二届二次全体会议在兰州召开，选举王世泰为政协甘肃省委员会主席。
9月7日甘陕两省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甘肃籍流入陕西的妇女进行动员遣返工作。
20日民革甘肃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兰州召开，选举邓宝珊为主任委员。
民盟甘肃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兰州召开，选举了第五届委员会, 吴鸿宾任主任委员。
10月1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批转甘肃省委《关于反右倾运动错案、甄别工作情况报告》。
11月25日国务院决定：恢复甘肃省酒泉、武威、庆阳、武都四个专区，设立临洮专区，龙迭县改名为舟曲县。
12月13日甘肃省青年联合会第H届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在兰州召开， 15日结束。选举产生了甘肃省青联第二届常委会，高兆兴任省青联主席。
15日国务院决定：（一）恢复正宁、合水、华池、华亭、灵台、崇信、庄浪、永登、天水、甘谷、漳县、宕昌、康县、徽县、成县、两当、西和、礼县、清水、张家川、渭源、景泰、古浪、民乐、金塔、临泽、张掖、永靖、临夏、康乐、广河、碌曲、玛曲、夏河、卓尼、皋兰等36个县、自治县。（二）撤销徽成县、西礼县、清水回族自治县、洮江县、张掖市、德乌鲁市。（三）设立迭部县。

背景就是:当时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自然环境遭受到空前的破坏.还有,当时还流传着许多家喻户晓的名人名言:"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 "赶美超英,明天超过德国" "

在苏联给予被迫的低微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实行土地分配和国营工业化。19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总体情况似乎开始稳定。朝鲜半岛（美国）以及越南（法国）方面的战争已不再构成威胁；资本家财产已在1952年和1953年间被新的中国政府所征收；反左倾的人已被监禁；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残余势力也已经几乎完全被消灭。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似乎是记忆中的第一次拥有一个这样稳定和强大的政府。

无论如何，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联二十大后的就任已经有所警觉。毛认为苏联的经济不但并没有能够追上并取代“西方国家”，而且是正在不断的倒退。当时在东德，波兰和匈牙利都有发生人民起义，而苏联却在与中国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势力寻求“和平共存”。所有的这些都使得毛认为中国必须准备“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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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57年番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於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於铁矿不足，於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於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1961年，大跃进运动才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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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 主要死因为饿死。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贝克尔（Jasper Becker）—一名长期观察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一书中说，大部份对大跃进的批评来自于“在香港观察中国的”国外评论家。而当时有在国内生活过的外国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间关于大跃进的争议的主要来源。

杜波斯（W.E.B. DuBois 1959年，著有《中国》一文）大跃进时期到访过中国。

“浮夸风”作为“大跃进运动”的症结之一，首先在当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农民的饿死。另一方面其影响甚远，大跃进之后的几十年甚至直至现在，在大陆社会主要体现在政界，为了追求政绩，不少党政领导特别是有些主要领导，仍旧使用虚报数据，如财政收入、GDP总量、国民收入，甚至计划生育玩数字游戏。

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 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林彪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1月1日，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林彪提出，对毛泽东的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个方法，割裂了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将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实用化，主张从毛泽东著作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将学习毛泽东著作导入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歧途。

　　中共成立六个中央局

　　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决议，批准196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定，决定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中央局，并任命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

　　1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中共中央在《暂行规定》中指出：?1?经济管理大权应该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三级。最近两三年内，应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2?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3?中央各部直属企业的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各部。国防工业一律由国防工委直接领导。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由铁道部集中指挥。?4?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凡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平衡的重要物资，均由中央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在计划内应该调出的物资，各部门、各地方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调度。国家按行业分配给各“口”的统配物资和部管物资，由中央主管各“口”负责进行归口安排。?5?财权必须集中，各级的预算收支必须平衡，不许有赤字预算。切实整顿预算外资金的收支。?6?货币发行权归中央。?7?国家规定的劳动计划，各部门、各地方不许突破。?8?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务、文教、劳动等各项工作，都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都必须集中力量，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上海工业“吃不饱”

　　1月30日，朱德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报告，提出：目前上海工业生产的最大问题是“吃不饱”。要想使上海工业“吃饱”，在短时间内，单靠国内供应原料是不行的，必须同时实行“以进养出”的方针，争取多进口一些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口。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支援了出口；二是支持了工业生产；三是增加了外汇；四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人；五是增加了国内市场的供应。

　　朱德又说：浙江养蚕的经验是，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四包一奖”制，即：包产量、包产值、包工分、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在农民有自制自用丝绵习惯的地区，生产队在完成定购任务后，多余的茧子30％卖给国家，70％分给社员自用。

　　刘少奇为洛阳地委关于政策兑现的文件起草批语

　　2月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委、洛阳地委关于政策兑现的三个文件起草批语。三个文件是：《河南省委批转洛阳地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政策兑现情况的两个报告》、《洛阳地委和灵宝县委整社工作组关于大王公社政策兑现经验的第二次简报》、《洛阳地委关于中央十二条政策兑现情况的报告》。

　　批语说：“从这几个文件看，就是在一、二类社队中，彻底退赔刮共产风的财物，是很不容易的，其中遇到了各种抵抗，还有许多假象。此外，根据通海口公社整风第二阶段的经验，纠正干部的命令化和特殊化作风，也很不容易。为了使中央政策兑现，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真正依靠贫雇农和下中农，经过几次严肃的斗争，真正做到一切权力归代表会议，才能办到。”
　　中央转发关于调整劳动力和精简干部的报告

　　4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从去年秋天到11月底，20个省、市、自治区从各方面抽调到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共有2913万人，扣除15％的虚数，农业第一线增加的劳动力约为2500万人，农村人民公社净增的劳动力约为600万人。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重，已 经 由 去年上半年的38．3％?人口54 500万 人，劳 动 力20 900万人?，增 长 到39％ ?人口55 100万，劳动力21 500万人?，接近40％。已经改善了农业战线劳动力的情况，但是还没有达到中央规定的三条杠杠的要求。

　　五人小组还提出下一步的精简下放计划：从9月底到1961年年底，拟将原定精简职工指标528万人调整到800万人左右，其中不带工资减回农村的400万人?已减约250万人，还须减150万人?；带工资下放农村的400万人?已经下放的约150万人，还须下放250万人?。

　　五人小组在《报告》中反映了下放干部的情况，到去年11月底，全国已经下放干部1 018 000人，其中到农村的约占80％，即80万人左右。据11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干部总数的14?8％已经下放。

　　刘少奇谈解散食堂和退赔问题

　　4月22日，刘少奇听取中央工作组汇报工作，研究解散食堂和退赔问题。

　　刘少奇在谈到退赔问题时说：这里基本上没有退赔。湖南向中央写报告说退赔了90％，我看没有听社员的汇报。省里是根据县里的报告，县里是根据公社的报告，公社是根据大队的报告，大队是根据小队的报告，就是没有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如果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就知道退赔了多少。

　　在谈到要了解真实情况时，刘少奇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现在报纸上天天报道许多消息，生产队生产搞得怎么怎么好，肥料搞得怎么好，整田搞得怎么好，等等，有些是假的?

　　在谈到解散食堂问题时刘少奇说：在这次退食堂当中，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你们要主动安排这些事。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是不是真的睡醒了呀?总而言之，这一回要搞好。

　　5月9日，刘少奇同宁乡花明楼公社整风整社工作队座谈，指出：民主这个东西不能恩赐，是大家争来的。我们有些干部，一方面说上边不让讲话，但自己又不去争民主；另一方面又怕群众，怕群众起来了事情不好办。你们工作队来这里以后，解决了不少问题；群众说你们是“青天”，这说明你们为群众做了一些好事，但也说明这是恩赐的，不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工作队解放群众。“青天大老爷”是封建社会对管老百姓管得好的官的称呼，如果你们也是“青天大老爷”，我看也不妙，一定是没有走群众路线。当党员、当干部，不学会走群众路线是不行的。有的干部不是担心自己的前途吗?群众路线走得好，就自然有前途，否则，不仅不能升官，还要撤职降级。

　　刘少奇指出《人民日报》应总结三年办报经验

　　5月，刘少奇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谈话，指出：《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在报纸和党委的关系方面，有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批评，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要把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服从党委领导，坚持纪律性；一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坚持原则性。你们要作马列主义的记者，要鼓励群众前进，报纸要有指导性，要帮助党委指导工作。报纸工作人员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

　　毛泽东转发三个农村政策问题的报告

　　5月7日，毛泽东转发周恩来关于农村政策的调查报告。8日，批转胡乔木的报告。10日，批转邓小平、彭真的联合报告。

　　这三篇调查报告，汇报了当时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意见比较集中、反映比较强烈的几个重要政策问题，主要是：

　　?1?社员普遍不赞成办食堂。不少地方已经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解散了食堂。社员很高兴，有的把这称作“第二次解放”。

　　?2?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社员普遍主张取消供给制，而只对“五保户”的生活和困难户的补助部分实行供给。

　　?3?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当前只有实行评工记分办法，才能真正体现多劳多得。

　　上海教育界、心理学界座谈美育问题

　　5月26日，《文汇报》报道：该报编辑部邀请上海教育界、心理学界人士座谈教育学中的美育问题。大家认为，美育在当前社会主义教育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美育就是审美教育，它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认识、感受、爱好、评价和创造美的能力。德育、智育、体育都涉及美育，但不能代替美育，也不能包括美育，只有通过美育才能解决审美观点教育问题。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粮食问题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会议总结。会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主要是取消了有关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会议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问题，并制定了《商业四十条》和《手工业三十五条》?试行草案?等文件。

　　会上，陈云就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问题作了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讲话。他说：从历史上看，建国以来出现了四次粮食供应比较紧张的状况，其中有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引起的。我们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减少1000万。

　　会议还决定调整当年的钢产量，由原定的1800万吨降为1100万吨。并且决定为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李先念、周恩来、刘少奇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5月31日，朱德在会上发言，在谈到恢复国民经济问题时，他说：农民对1957年是很留恋的。这说明高级社时期工作走上了轨道。1958年以后搞乱了。现在主要问题是解决粮食问题。有些工厂、合作社合并不当的，要恢复原来的状况。平调来的工厂应该归还。农村市镇要恢复茶楼、酒店、饭馆，这是农民十分需要的。农民总要有点多余的粮食，这些粮食国家不必统，可以用来解决市镇本身的需要。

　　6月6日，朱德在会上发言说：现在收购农副产品的办法太死，收购的种类也太少，这样不好。今后要改进收购办法，扩大收购种类。另外，现在的收购价格也不合理。今年的水果比往年增产，但收购上来的却很少，原因之一就是收购价格太低。朱德还指出：这几年，农村死了不少牲畜，损失了很多农具，生产力遭到了破坏，这是个大问题。现在要迅速组织起农村集镇的铁匠、石匠等手工业者，恢复生产，以便帮助农民建立家务。

　　6月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和制定《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6月8日至7月2日，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6月19日，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阐述了艺术民主、解放思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和创造以及文艺领导等问题，批评了文艺工作中的“左”倾思想。

　　周恩来说，三年来，我们本来要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了思想。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二是联系家庭。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是不对的。

　　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要纠正不良的风气，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种正确的风气。

　　为谁服务是个政治标淮，而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还从何而谈为政治服务呢?周恩来还说，要重视经验与才能，要重视技巧。有人一谈到技巧，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显然是错误的。现在很流行“白专道路”这个口号。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但是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

　　7月24日，安徽省委向中央作《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

　　3月，曾希圣曾给毛泽东写信解释“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4月27日，省委又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并华东局写报告，进一步解释安徽39．3％的生产队从3月起试行的这种包工包产责任制。报告说，有的人把包工包产责任制误解为“包产到户”，也有的人故意把它说成“包产到户”，而“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到户’”。请求中央把这个办法告知邻省，“以免在群众中发生误解”。7月24日，安徽省委又写了《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报告》强调：“看来这个办法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可行的”，“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不是单干……它并没有违背集体经济的基本原则”。它“只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是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的”。
　　8月1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陈嘉庚，福建省厦门人，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曾长期侨居新加坡。1907年参加同盟会，曾募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12年—1920年间，先后在集美创办中小学和水产、商业、农业、幼稚师范、国学专门学校等十所学校。1918年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华侨中学。1921年在厦门创办厦门大学。“九·一八”事变后在新加坡领导华侨进行救国活动。1938年倡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任主席。1940年5月31日访问延安，慰劳边区抗战军民，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创办《南侨日报》，参加爱国民主活动，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二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和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

　　9月29日，毛泽东致信政治局常委及有关人员，并附去他27日召集的邯郸谈话会议记录和几个省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问题，还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即生产队?，而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的“三包一奖”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仍然束缚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仍然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毛泽东提出，“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这个问题上，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起，我们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
　　11月2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美国归国后，马上在国会中公布了印度政府给中国政府的照会，印度资产阶级政客及其报刊立即掀起了一场狂热的反华运动，对中国进行一连串的诬蔑攻击和威胁。

　　中印两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边界争端问题。印度军队趁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之际，曾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边境东段侵占中国2000平方公里领土，并企图侵占西段我33000平方公里领土。

　　中国政府为了避免边境武装冲突，于1959年提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积极主张，建议双方在边境沿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停止巡逻。但遭到印度政府拒绝。

　　从1961年开始，印度先在西段后在东段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蚕食中国领土，多次挑起边界冲突，中印关系不断恶化。

　　中共中央坚决反对商品“走后门”

　　11月20日，中共中央对财贸办公室《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

　　批示指出，从性质上讲，反对商品“走后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分配渠道很不健全，商品“走后门”的现象大量存在，而且已经出现了一批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同自由市场相勾结，贪污盗窃，转卖国家财产，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中共中央要求，开展一次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对广大财贸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把违法乱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清查出来，区别情况，进行处理。

　　12月16日，根据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等单位又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一批有：钱端升、冯雪峰、黄药眠、徐懋庸等370多人。

1、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后期；
2、国民经济困难时期；
3、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时期；
4、“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准备时期；
5、“反右派”、“反右倾拔白旗”的部分纠偏。

严峻
死人
思想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