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馨爸爸:严监生和严贡生有何讽刺意义和社会价值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高考问答 时间:2024/03/28 17:28:55

1)严监生

  作品中主要写了严监生的三件事:其一是代恶兄严贡生消弭官司,破费银两;其二是扶妾为正,悼念亡妻;其三是弥留之际,伸出“两个指头”。

  严监生名严大育,字致和,是个胆小有钱的人。虽则胆小,但并非善良之辈。他妻子病卧在床,生命垂危,侧室赵氏假意殷勤,骗取正妻王氏答应把她扶为正房,王氏刚一吐话,严监生“听不得这一声,连三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只这一件事,就把严监生外柔内奸、心狠情薄的性格本质揭示出来了。从整个一回看,严监生替哥哥还钱,贿赂王德王仁,与赵氏完婚,为王氏办丧事等等,一年之内,着实花了不少钱,单发丧就用去四五千两银子,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大方。正相反,严监生是个典型的悭吝鬼,他花费的银子,实在都出于不得已,有两个细节可以使读者体悟到严监生性格深处的苛刻贪吝:其一,当王氏死后,赵氏提起要送与两位舅爷赶考盘程银子时,严监生听而不言,“桌子底下一个猫就扒在他腿上,严监生一靴头子踢开了”。这个猝然之间的暗暗发狠的动作,正是他此刻怜惜银子、憎恶两个舅爷的心理流露。其二,严监生临终之际,伸着两个指头就是不肯断气,大侄子、二侄子以及奶妈等人都上前猜度解劝,但都没有说中,最后还是赵氏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根灯草,他方才点点头,咽了气。这细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极著名的一例,它对那些悭吝乡绅的揭露讽刺可谓入木三分,同时也为严监生的性格塑造添上了极传神的一笔。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严监生性格的复杂性。他的性格中有悭吝的一面,也有卑微可怜的一面,还有不乏人情的一面。他以金钱作为护身符,来消灾弭难,苟且偷安。正妻王氏病后,他延请名医,煎服人参,毫不含糊。王氏死后,他深情悼念,“伏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场”,这不是“做戏”的眼泪,诚如闲斋老人的评语:“此亦柴米夫妻同甘共苦之真情。”这里写出了他具有人情的一面。由于他没有家族优势,至死也怕严老大,他活得卑微,死得窝囊。至于对财产的聚敛,主要靠两种方式:一是靠剥削来占有;二是靠惨淡经营,精打细算,甚至靠生活方式上的自虐来减少开支。他爱财、聚财,但有时不乏慷慨。这是与他没有家族优势,没有功名地位的处境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并不甘心屈从别人,这种心态在他临终托孤于内兄的沉痛遗言中充分地揭示出来了,他说:“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样,终日受大房的气。”在他的心目中,除了金钱之外,还得有功名权势,只有如此,才可以活得威风凛凛。临终前的一席话,可谓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总之,他是一个在统治阶级中被人捉弄的人物,他有吝啬、薄情的一面,又不乏人情味。对严监生这个人物的畸形灵魂多层面发掘,有利于全面领会作者深邃的用心和婉转多姿的笔力。

  (2)严贡生

  严贡生是一个欺压百姓、六亲不认、横暴贪婪的典型人物。作者描写他的性格时,主要是通过他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揭露他肮脏可鄙、寡廉鲜耻的灵魂。他明明是扣住了人家的猪,非但不还,当人家来讨猪时,还“拿拴门的闩,赶面的杖”,打折了人家的腿;他明明没有借钱给人家,却偏要人家还利息,中人求情也不肯,硬是把人家的“驴和米同梢袋都叫人短了家去”;他明明是想不给人家船钱,却故意用几片云片糕设下圈套,装模作样地说船艄公吃的是他的名贵的药物,价值“几百两银子”,并发怒要把船家送到汤老爷衙里问罪,赖了船钱才扬长而去了;他明明要侵吞同胞兄弟的家产,却硬不承认赵氏已经扶正的事实,把赵氏赶到厢房去住,仍以妾相待,并说什么“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通过以上种种典型事实的描写,揭露了严贡生欺诈、蛮横、贪婪的卑劣本性,使这个劣绅的丑恶嘴脸呈现于读者面前,表达了作者强烈的讽刺意图,揭露了罪恶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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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评论

  1.严监生作为吝啬鬼形象,与世界文学名著中的葛朗台、阿巴公相比,他的性格更具独特性。首先,他的吝啬已不再是共性的寓言式的特征,而是从人物的特定的生活经历、社会关系中形成的活生生的个性。严监生守着祖业,每晚算账到三更,精打细算地盘剥农民,克扣家用,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往里抠,居然抠下了十万多银子。这种极端落后的封建性十足的剥削方式,养成了一种胆小的吝啬。他舍不得银钱去结交官府,在小县城里,十万财富反而使他成了“有头发可抓”的冤大头。他的哥哥严贡生虎视眈眈,窥伺着他的财产,几个侄子“就像生狼一般”。偏偏严监生只有赵妾生了一个儿子,又太年幼,迫使他不得不把赵妾扶正,好让儿子继承财产。为此,就要大把地把银子送给妻子王氏的兄弟,偏偏两位舅爷又是敲诈的能手。于是,这个守财奴便陷于腹背受敌、杯弓蛇影的境地,他的吝啬越来越染上了忧心如焚的色彩。然而,严监生并不是“吝啬”这个概念的化身,他不同于《吝啬鬼》中的阿巴公,……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表现得如此直接和纯净,不受父子之情的任何干扰。而严监生的“吝啬”就不同,它是和别的感情交融在一起的。他虽然悭吝成性,贪婪成癖,但又有“礼”有“节”,不失人性,既要处处维护自己的利益,又要时时保护住自己的面子。所以,当他哥哥严贡生被人告发时,他能拿出十几两银子来平息官司;在夫人王氏去世时,修斋、修七、开丧、出殡等竟花费了五千两银子,并常怀念王氏而潸然泪下。一毛不拔与挥银如土,贪婪之欲与人间之情,就是这样既矛盾又统一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特性与丰富性。

  (摘自齐裕、陈惠琴《中国讽刺小说史》)

  2.吴敬梓讽刺的矛头虽然总是直接落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但体现在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鲁迅说得好:“非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如写严监生临死时,因为多点了一根灯草,便伸着指头迟迟不肯瞑目。这就不仅仅是严监生个人特殊性格,而且反映了地主阶级极端悭吝的本质,是具有普遍性的。

  《儒林外史》还有一个艺术特色,就是善于在复杂的生活现象中挑选典型性的情节来表现性格,而这些情节正是日常发生、普遍存在着的。如严贡生吹嘘自己“为人直率,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话正说着,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对他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猪羊鸡鸭走进人家宅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严贡生关了别人的猪,向人勒索钱,就典型地表现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横霸的性格。关于严贡生赖船钱的描写也是同样精彩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吴敬梓善于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讽刺描写。虽然《儒林外史》中也用夸张的手法,但更多的是白描。作者所描绘的事物总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一经指出便觉“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

  (摘自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

  3.《儒林外史》语言的特点是准确、洗炼而富于形象性。作者经常能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有时由于一个字用得很恰当,使人物“情伪毕露”。如严监生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生病期间侍奉汤药,极其殷勤,在王氏病重时,甚至祈求菩萨宁愿替她死。但当王氏死前对赵氏说了“何不向你老爷说明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之后,作者紧接着就写“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这一个“忙”字,就把赵氏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同上)

  4.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儒林外史》的作者,就是运用了准确、鲜明、带有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性格特征的,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如严贡生说话刁钻凶恶:“严贡生发怒道:……骂毕,扬长上了桥,行李和小厮跟着,一哄去了。”在这里,严贡生是硬把云片糕说成价值几百两银子的珍贵药品,紧接着是省里“张老爷”、四川“周老爷”、县里“汤老爷”,一口一个“官”,一声一个“打”,胡赖中紧跟着威吓,而且着重在威吓,因为这个谎扯得太离奇,不如此讹不住人家。一个刁钻、凶顽、卑劣、无耻的恶棍形象,跃然纸上。几个上船劝解的脚夫所说的一番话也很有意思,它表面上是句句责备船家不是,骨子里却字字揭穿严贡生的无赖行径,像一把锋利的钢刀,直插进他卑污的心灵,以至使色厉内荏的严贡生听了不得不赶忙“转弯”溜走。在这里,被压迫者雪亮的眼睛、正义的行动、机智的斗争艺术和对严贡生、官府的敌视鄙视的心情,都从那声口语里表现了出来。

  (摘自王俊年《吴敬梓和儒林外史》)

  5.另外两个丑陋的封建文人典型形象是严监生的两位舅爷——王德和王仁。这两个人,既不同于严贡生之恶,也不同于严监生之吝,而另具一番“贪”的神貌。

  作品对这两个丑类的揭露是不动声色地悄然展开的。他两人,王德是府学廪膳生员,王仁是县学廪膳生员,都按月在官府领取膳米,而且“都做着极兴头的馆,铮铮有名”。照常理,这已是很有身份名声的了,但我们全不见其“道德文章”,能看到的却是“文人无行”。

  严监生因为哥哥严贡生逃讼而去,只得出面了结官司,请两位舅爷——王德、王仁来商议。事过之后,严监生又治办酒席款待这两人,他俩先是“拿班做势”,不肯来;来了以后吃酒时要行“状元令”,中一回“状元”吃一杯酒,他俩中了几回“状元”,却“吃了几十杯”,见严监生一回也没中,“二人拍手大笑”,最后“吃到四更尽鼓,跌跌撞撞,扶了回去”。整个一副饕餮贪杯的丑陋嘴脸,哪有一点温文尔雅的模样。

  除了一些细节之外,这两个秀才的肮脏贪心和下作面目更集中地体现在替妹夫把妾“扶正”的前前后后。

  严监生之妻王氏病危,妾赵氏假意殷勤,实际上逼迫王氏答应把她“扶正”,顶替王氏死后的夫人座位。严监生巴不得如此,忙请两位舅爷相商,那王氏二兄弟听了,“把脸木丧着,不则一声”;待到严监生唤小厮取来银子送与他们每人一百两,“二位双手来接”,旋即变了面孔,屁股整个移到对方一边,把个亲姊妹全然撇在一边,来为严监生着想了。王德道:“你不知道,你这一位如夫人关系你家三代”,好像他比严监生还清楚扶妾为正的重要性;而那王仁索性拍起桌子嚷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在他看来,置姊妹病危于不顾,反替妹夫扶小妾填房乃是儒生至高无上的“理”,孔子也就不过如此。其后,王仁又道:“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这点儿银子的效力真是无比,弄得两位舅爷立场大变,亲自操持为妹夫之妾行填房大礼。

  赵氏“扶正”之日,即王氏“归天”之时。这是场道地的闹剧。按情理王氏兄弟应照应自家姊妹,但他们不,他们反倒为严监生撑腰,声称有他二人在,“谁人再敢放屁!”整个是为虎作伥的帮凶相!果然,当时他们又是各自得了五十两银子,现金交易。那王仁又亲为严监生“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恳切”,真是卑下无有过于此者。待到王氏死了,赵氏欲披麻戴孝,“两位舅爷断然不肯”道:“名不正则言不顺”。在银子的作用下,这两位“铮铮有名”的秀才要钱不要脸,要钱不要亲姊妹,分明是下三烂的市侩,哪见一点“儒雅”的影子?

  令人瞠目的两位秀才“播种”必有“收获”,先是“赵氏感激两位舅爷入于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两石;腌冬菜,每家也是两石;火腿,每家四只;鸡、鸭、小菜无算。”之后又每人二百两银子,做盘费赶考去了。

  这一回目中人物的性格塑造最为成功,情节也很集中。四个无耻文人既有卑庸腐俗的共性,又都各有独到个性,恶、吝、贪、卑,各具情态。在全部《儒林外史》中,这些形象都是极富典型意义的。另外,作者这里的笔触也极细极工,就连人物的名字也设计得颇见匠心。譬如严家兄弟,老大名“大位”字“致中”,老二名“大育”字“致和”,合起来正是曲阜孔庙大成殿匾额上的四个字“中和位育”,是儒家的核心口号,“中和”是目的,不偏不倚,谐调适度;“位育”是手段,各守其分,适应处境。单就这四个字来说,自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远非一两句能说清,但它是极严肃的儒家口号是不错的。但我们看看用了这几个字作名字的两位儒生——小说家的深刻尖锐的讽刺不也在这里么?另如王家兄弟名字亦取自儒典《论语》中“据于德、依于仁”的句子,一个名“德”字“于据”,一名“仁”字“于依”,可我们看看他们那嘴脸,可配得上这几个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