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面板厂家:请问谁知道胡适的母亲冯顺弟的背景资料？

胡适之母： 冯顺弟

　　贤母使子贤。--韩婴

　　胡适3岁时父亲病故，便随母从台湾来到老家安徽绩溪县上庄村。

　　胡适的母亲叫冯顺弟，19岁时成了比她大三十岁的胡适父亲胡铁花的续弦。胡适的父亲胡铁花是清末贡生，曾在东三省、广东及台湾省任官职，然而天不假年，50出头便撒手人寰
　　，抛下了孤儿寡母。成了寡妇的冯顺弟无奈中不得不带着胡适回到老家寻找生路，让孩子接受教育。23岁的冯顺弟成了乡村大家族的主母。

　　冯顺弟尽管农村出身，不会识文断字，但对惟一的儿子胡适悉心教育，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乡贤。

　　胡适3岁前，母亲即让他认方块字，学了约有一千字。回到安徽家乡时，母亲望其读书心切，就让他在其四叔开的私塾里念书。因为个子太小，还要把他从念书的高凳上抱上抱下。胡适从小就对读书有兴趣，母亲对他也格外照顾。别的小孩学费只有二元，而胡适的母亲渴望他读书，故学费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元，以后每年递增，最后一年加到二十元。母亲嘱托先生要为他"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这使胡适在学习上比一般的孩子更扎实。9岁时他就能看《水浒传》了。他不但把大量的小说"看"进去，还能把小说"讲"出来，向周围的本家姐妹们说书。这种办法使他更了解了古文的文理。

　　冯顺弟仁慈而质朴，为了主持好一大家子，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宁愿自己委屈也不愿弄得家庭不和。胡适的大嫂二嫂都生的是儿子，她们一不顺心便打孩子出气，一边打还一边说些尖刻的话来刺激胡适的母亲。母亲总是装着听不见，忍辱负重，从来没说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也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尽管处事逆来顺受，但却不接受人格的侮辱。胡适的五叔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胡适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肯定给他好处不少。不知怎么的，此话传到胡适母亲的耳中。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这一切胡适都看在眼里，他的身上留有卑贱低微的母亲的品格的烙印。胡适后来也坦承，他日后好脾气的养成，和他这段日子的冷眼旁观很有关系。

　　年的乡村生活，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深刻、无以替代的影响。胡适在上庄读到13岁时离开母亲赴上海求学。

　　冯顺弟对胡适既是慈母兼严父，又是"恩师"兼"严师"。她从不溺爱独子。胡适说："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望一眼，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目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

　　有一个初秋的夜晚，胡适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胡适家住，她怕胡适冷，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他穿上。胡适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胡适随口答道："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胡适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来，我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胡适跪下，重重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母亲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胡适上床去睡。胡适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霉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胡适叫醒，真用舌头舔他的眼翳。

　　冯顺弟这种既严厉又保护其自尊心的教育方式，使胡适从小就懂得正经做人，爱惜名誉，这为他日后的不断上进奠定了基础。

　　胡适13岁时，冯顺弟毅然将他送往上海求学。徽州人固有"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送男孩出外学徒经商的习惯，但胡适毕竟是他母亲年轻守寡朝夕相处的独子！深明事理的母亲送儿子上路时没有在儿子和众人面前掉一滴泪。

　　到上海后，胡适初进梅溪学堂，后因其课程设置不完备，又进澄衷学堂，后转学中国公学。接受了许多新知识、新观念的胡适，经过一番曲折，于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赴美留学。此时他年仅19岁。因行期由政府决定，他竟未能回家乡向母亲告别。

　　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初读农科，一年半后改读政治、经济，兼攻文学、哲学，后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

　　在美留学七年间，胡适与母亲只能保持书信来往。他母亲在病重时也不让人告诉儿子，以免他中断学业。

　　母亲冯顺弟早知邻人宋焕家中有一部《图书集成》是儿子一直求之未得的，当她得知宋家减价到八十元时，便借贷为儿子买下。为了资助胡适读书，她甚至不惜变卖自己的首饰。

　　胡适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917年7月，他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然而第二年的11月，胡适劳碌一生的母亲在家乡不幸病逝。悲痛欲绝的胡适与刚完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江冬秀回家奔丧，写下《先母行述》："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胡适成为中国白话文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并荣获三十五项美国博士桂冠。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

　　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得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调往台湾供职。到一八九三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0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哑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两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具体不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六年三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我的母亲

作者：胡适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侯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聘书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爱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息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侯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样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的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庆去睡。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我母样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侯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杂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二、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扑克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爱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