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走魔兽团奥术师:谁知道现在的赣州市的方言,也就是赣州话是怎么来的?
赣州话是富有特色的语言,琅琅上口,易学易懂,亲近普通话,而又别有韵味。非常奇特的是,它仅流行于赣州城墙之内,过了东河、西河、南河,郊区农民讲的是客家话,形成一个语言的“孤岛”。
无独有偶,北方大城市天津,也是一个语言的“孤岛”,被称为“天津方言岛”,与周边地域不搭界,既不同于近邻北京,也不同于冀鲁两省。最近读到天津作家肖克凡一篇文章,说天津话有强烈个性,给人奇峰突起的感觉,仿佛“飞来峰”从天而降。上世纪七十年代,天津地方志工作者曾经外出寻找天津话的源头,结果找到了,既不在周边省县,也不在北方大地,一找找到江南凤阳花鼓之乡,最后锁定于一个名不见传的小地方——固镇,真是匪夷所思。去年是天津建城六百周年,天津文学院的作家们专程去安徽进行文化寻根。他们去到蚌埠以北的浍河北岸,寻找天津话的“母地”。令他们欣喜的是,他们在固镇听到许多天津的方言,看到相同的民风习俗,如“二子”“煎闷子”“死面卷子”“桶子灯”“台子”“勤行”,在街上看到许多“天津饺子馆”,两地都叫饺子为“扁食”,都爱吃“天津大小麻花”及油炸馓子。他们追根究底,只知明朝燕王扫北到了天津,后来燕王南下夺了侄儿建文帝王位。杭州也是一个语言的“孤岛”,杭州话有别于浙江本地话,是南宋高宗把京都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迁到临安(浙江杭州)时,把中原方言带到了杭州。
那么赣州话根在何方源在何处呢?民间流传的说法,是王阳明驻节赣州时,极力推行这种官话。韩振飞在《宋城赣州》一书中质疑这一说法:“这一传说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语言有非常顽强的传承性,且不说古代信息闭塞,就是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要靠某一官员的行政力量推广一种语言,也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再次,王阳明为浙江余姚人,其母语为吴语,即使王阳明推行官话,也只能是‘浙江普通话’,而赣州人说的却是‘西南官话’。其实,在古代要改变一个区域内的公共语言,只有靠移民,只有居民的成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语言才会发生变化。”据他的推测,明朝正德三年,王阳明的前任陈佥,因赣南农民起义频发,本地兵力不足,奏请朝廷从广西桂林、柳州调来狼兵。这一群体把桂林柳州话带来赣州,逐渐形成赣州官话。王阳明接任后,为防止农民起义军进城剌探军情,规定不会说官话的人不得进城。这一举措,进一步促使官话成为流行语言。
我在网上搜索王阳明史料后,认为王阳明虽是浙江余姚人,但他在正德三年至五年,因得罪朝廷权贵刘瑾,贬谪到贵州龙场驿(今安顺市修文县)当驿丞。三年时光,王阳明在学术思想上有一次飞跃,后人称之为“龙场悟道”。他先后创办龙岗书院、文明书院与贵阳书院,使贵州学风大盛,至今留下许多“阳明洞”、“阳明祠”,可见影响之深。黔滇川桂均属西南官话区域,安顺包括在内,王阳明与士人学子和民众接触交流,应会说当地语言。似乎可以设想,赣州城有广西狼兵传播西南官话的基础,王阳明也熟悉并喜好这种语言,于是下大力推广。先有群体的流传基础,后有权力的强制推行,才使赣州官话成为“孤岛”语言。
这些只是推测,时至今日,赣州还没就这一重要人文历史问题,进行过实地调查论证,也没人研究赣州话与西南官话的异同。在方言俚语、民风习俗、饮食起居等等方面,究竟有多少相似之处,有待调研证实。希望有关部门能组织作家与专家,仿效天津的做法,前去采风寻根。
如果确证“千里语缘一线牵”,我们大可在对接长珠闽之外,增强与广西等省的交流。语言是最具亲和力的媒介,这对发展赣州经济与旅游会有好处
赣州话是富有特色的语言,琅琅上口,易学易懂,亲近普通话,而又别有韵味。非常奇特的是,它仅流行于赣州城墙之内,过了东河、西河、南河,郊区农民讲的是客家话,形成一个语言的“孤岛”。
无独有偶,北方大城市天津,也是一个语言的“孤岛”,被称为“天津方言岛”,与周边地域不搭界,既不同于近邻北京,也不同于冀鲁两省。最近读到天津作家肖克凡一篇文章,说天津话有强烈个性,给人奇峰突起的感觉,仿佛“飞来峰”从天而降。上世纪七十年代,天津地方志工作者曾经外出寻找天津话的源头,结果找到了,既不在周边省县,也不在北方大地,一找找到江南凤阳花鼓之乡,最后锁定于一个名不见传的小地方——固镇,真是匪夷所思。去年是天津建城六百周年,天津文学院的作家们专程去安徽进行文化寻根。他们去到蚌埠以北的浍河北岸,寻找天津话的“母地”。令他们欣喜的是,他们在固镇听到许多天津的方言,看到相同的民风习俗,如“二子”“煎闷子”“死面卷子”“桶子灯”“台子”“勤行”,在街上看到许多“天津饺子馆”,两地都叫饺子为“扁食”,都爱吃“天津大小麻花”及油炸馓子。他们追根究底,只知明朝燕王扫北到了天津,后来燕王南下夺了侄儿建文帝王位。杭州也是一个语言的“孤岛”,杭州话有别于浙江本地话,是南宋高宗把京都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迁到临安(浙江杭州)时,把中原方言带到了杭州。
那么赣州话根在何方源在何处呢?民间流传的说法,是王阳明驻节赣州时,极力推行这种官话。韩振飞在《宋城赣州》一书中质疑这一说法:“这一传说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语言有非常顽强的传承性,且不说古代信息闭塞,就是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要靠某一官员的行政力量推广一种语言,也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再次,王阳明为浙江余姚人,其母语为吴语,即使王阳明推行官话,也只能是‘浙江普通话’,而赣州人说的却是‘西南官话’。其实,在古代要改变一个区域内的公共语言,只有靠移民,只有居民的成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语言才会发生变化。”据他的推测,明朝正德三年,王阳明的前任陈佥,因赣南农民起义频发,本地兵力不足,奏请朝廷从广西桂林、柳州调来狼兵。这一群体把桂林柳州话带来赣州,逐渐形成赣州官话。王阳明接任后,为防止农民起义军进城剌探军情,规定不会说官话的人不得进城。这一举措,进一步促使官话成为流行语言。
我在网上搜索王阳明史料后,认为王阳明虽是浙江余姚人,但他在正德三年至五年,因得罪朝廷权贵刘瑾,贬谪到贵州龙场驿(今安顺市修文县)当驿丞。三年时光,王阳明在学术思想上有一次飞跃,后人称之为“龙场悟道”。他先后创办龙岗书院、文明书院与贵阳书院,使贵州学风大盛,至今留下许多“阳明洞”、“阳明祠”,可见影响之深。黔滇川桂均属西南官话区域,安顺包括在内,王阳明与士人学子和民众接触交流,应会说当地语言。似乎可以设想,赣州城有广西狼兵传播西南官话的基础,王阳明也熟悉并喜好这种语言,于是下大力推广。先有群体的流传基础,后有权力的强制推行,才使赣州官话成为“孤岛”语言。
这些只是推测,时至今日,赣州还没就这一重要人文历史问题,进行过实地调查论证,也没人研究赣州话与西南官话的异同。在方言俚语、民风习俗、饮食起居等等方面,究竟有多少相似之处,有待调研证实。希望有关部门能组织作家与专家,仿效天津的做法,前去采风寻根。
如果确证“千里语缘一线牵”,我们大可在对接长珠闽之外,增强与广西等省的交流。语言是最具亲和力的媒介,这对发展赣州经济与旅游会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