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什么意思:小李杜大李杜指谁？

呵呵，说的详细点儿
李杜：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称李学士或李青莲，长于歌行体古风和七绝，盛唐七绝唯有王昌龄可以与之比肩。你可以看看他的《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
诗圣杜甫字子美，称杜工部，作品被称为诗史，忧国忧民，沉郁顿挫。你可以看看他的三吏三别，还有一生中唯一的一首阳江调《闻冠军收河南河北》

小李杜：李商隐、杜牧，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长于七言无题，温婉深挚。不幸陷于牛李党争，仕途很烂，中年丧妻，记忆中唯有“骄儿”诗写得神采飞扬，你可以看看他的无题“春蚕到死”“心有灵犀”“梦为远别”“一寸相思”这几首
杜牧，字牧之，京兆人，少年时期扬州十年，少年得名，过着青楼薄幸的生涯，人至中年，诗风为之一变，成为清新自然风格，七绝相当不错。著名的阿房宫赋值得一读。

“小李杜”指晚唐诗人李商隐和杜牧。清吴锡麒《杜樊川集注序》：“义山、牧之，世亦以‘李杜’并称。”

为了和盛唐李杜相区别，人们习惯地称李白、杜甫为大“李杜”，称李商隐、杜牧为小“李杜”。

《新唐书。杜牧传》说：“牧于诗，情致豪放，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小李杜并称，主要因为他们当时的诗名大致相当，其实二者诗歌风格并不一致。

这一篇是想了好久，却一直没有打出来的，因为整日介穿梭于碌碌无为的软红尘中，总有些别样的无聊与烦闷来干挠你的心情，所以对于古典这样美好的情境，也只好容闲时再来细述了。

遗墨老大说，要把小李杜分开来说，因为两个人风格迥异，诗风并不是一路的。此话不错，但开始的话我还是不禁要把两个人列到一块儿来讲，因为正是两人的风格不同，才有可比较的地方，就把这一篇当作这次写“小李杜”的总序也未尝不可。那就言归正传吧。

“小李杜”之于晚唐诗坛的作用，我们总是不禁要拿来与大“李杜”在盛唐的作用相类比，如果说李白、杜甫共同创造了盛唐诗歌的一个几乎无可企及的巅峰，那么李商隐和杜牧则在晚唐业已没落的诗风中添上瑰丽的一页。

自从孟郊、李贺、柳宗元、韩愈等这批中唐诗人相继去世以后，元和诗坛上的那种活泼与锐气的诗风也逐渐消失。直到杜牧、李商隐等一批青年诗人的崛起，才使晚唐诗风摆脱一种没落的风气，重新出现生机。下面我试着从两人的出身与经历的背景来说说两人后来形成的不同风格。

杜牧（803—852），字牧之，长安人，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杜佑既是大官又是学者，著作甚丰。这种世家的出身一直是小杜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他在诗中言道：

“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

这一世家传统无疑对他的影响是极大的，使他常以天下为己任，特别喜欢引古论今地给当政者写信议论政治、军事、经济，用他的话说就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就象上梁山的好汉们时常挂在口头的一句口号：“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可惜这一切也不过是他的书生意气，当权者并不采纳他的那些纸上谈兵式的乱谈。所以他的仕途也并不是太顺利，26岁中了进士以后的十年时间里，大多在幕府中沉沦下僚，直到四十岁才做了个州官。因而他的心里常常又充斥着一种心灰意懒的情绪，无可奈何之余也只好以一咏一觞，歌儿舞女来打发生活了。他那种“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放浪形骸，与“嗜酒好睡，其癖已痼”的懒散颓唐，和他先前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合起来，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杜牧。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比杜牧小十岁，怀州河内人。虽然他自称是帝胄之后，但实际上早已家道败落，只不过和大唐皇帝共姓一个“李”字而已。李商隐幼时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他只能苦苦地奋斗，力争从科举得到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杜牧式的自豪与他是无缘的，倒是时常有一种自卑与自负扭曲而成的心理充斥着他的心灵。因此，他一方面对政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方面又感到愤慨与失望，像《贾生》中“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他怀才不遇的感慨，《安定城楼》中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就是他自嘲的哀叹，入世不得，出世也不得，正是他忧郁的来源。作为一个不挣扎就没有地位的文人，他不可能像杜牧那样陶醉于自我，故此他的性格就无法像杜牧那样爽朗开阔，反而时时陷入难以排解的忧郁之中。

就像李白和杜甫的友情深厚一样，小李杜的关系也很不错，两人之间，也有互赠诗文。李商隐写给杜牧的两首诗，《杜司勋》说：“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说：“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极尽仰慕之情。然而，正像李白和杜甫的深情厚意仍无法改变两人的差别一样，小李杜的差异也很大，他们的气质、出身和思想的差异使他们的诗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杜牧身上那种贵族气质、世家遗风使他的诗充满了高朗明快的理性精神，而李商隐心中的那种浪漫情调与自卑心理使他的诗郁积了感情的缠绵情结。

其实在晚唐，像小李杜那样处境、地位的文人也不少，但他们的气质、性格和思想都与李杜不同，尽管都有满腹牢骚，却都试图用另样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性情，所以最后诗歌可能大多描山画水，意境也难免要狭小得多了。也许处境、地位与经历背景并不是决定一个诗人诗风的唯一因素，相较起来，晚唐的那许多诗人，比起小李杜来，风格难免要狭窄窘迫一些，内容也浅近卑俗些；色彩要清淡些，意境要低俗些，往往千人一面。所以唐诗到了最后，差不多也就以杜牧和李商隐这两颗双子星，为这个诗歌盛代抹上最浓厚而瑰丽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