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思想政治工作例会:诸葛亮有黑暗面吗

(一)不能选拔任用才能超过自己之人

诸葛亮专政，不可能真正“任人唯贤”。虽然他从下层提拔了蒋琬、费祎、董允、杨洪等人物，但这些人比诸葛亮更谨小慎微，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多是些歌功颂德、保守有余的庸吏。蒋琬执政，“为尚书令”，与群僚相处，“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一切如旧，毫无作为，却连年晋升，直到“加为大司马”，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费祎为魏之降人所杀。杨举只是个人怀有对诸葛亮提拔的感激，也不见其在太守任上有什么作为。诸葛亮所收的姜维，在诸葛亮死后，虽与费祎“共录尚书事”，但二人矛盾很深。费祎每每“裁制”姜维的“兴军大举”。姜维“本羁旅一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 朝廷昏暗，宦官黄皓弄权，竟阴谋废掉姜维，致使姜维在“自危”中不敢再还成都，继续执行诸葛亮不合实际的北伐政策，最终死于钟会之乱。

陈寿在三人“传”后“评曰”:蒋琬、费祎“咸防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许多史实证明，诸葛亮全凭自已的好恶用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不能用真正有才能特别是有可能超过自己的人，像李严、廖立、魏征等等有才有功之人，都遭到排斥打击甚至杀戮的结局。可见诸葛亮“任人唯贤”是虚，在用人上远不如“唯才是举”的曹操。

(二)不用改过自新之人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李严负责督运粮草。李严在刘备入蜀时屡建奇功，官至尚书令，“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刘禅，“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李严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旨，“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李严闻亮退军，故作惊状，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上表后主刘禅，言“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诸葛亮出示李严“前后手笔书疏本末”章证，李严“辞穷情竭，首谢罪负”。此次北伐由于劳师远征，得汉中并未得民，粮草皆得从险难的蜀道运往。由于运输困难，导致“粮尽退军”。即使使用了新发明的木牛流马，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加上天雨，运粮不济，情有可原，主要责任也不在李严。可诸葛亮厉斥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并以众将要求为由，撤销李严一切职务，“免官禄、节传、印缓、符策，削其爵士”，假旨严惩，将李严废为平民，“徙梓渔郡”。第一次北伐，失街亭而斩马谡，据《三国志·蜀书·马谡传》注引《襄阳记》，蒋琬为此事后来也说“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实为可惜。习凿齿亦言诸葛亮“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李严、马谡对于蜀汉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三)不注意锻炼人才

仅以诸葛亮第一次用兵博望坡为例。诸葛亮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而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的战术分工更是让常人琢磨不定。张飞只管“纵火烧之”，关羽则“放过中军”，“纵兵袭击后军”，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赵子龙则是绝对不抵抗的“只要输，不要赢”，刘备原来的师爷孙乾则是“安排功劳簿”。这种战术完全漠视民主决策及将帅锻炼精神，取而代之的是诸葛亮的个人专断。这无疑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葛亮个人的绝对依赖，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的锻炼，难以成为蜀汉政权所用的后续人才。

以貌取人。和他媳妇入洞房的时候吓坏了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臣子风范，数伐曹魏，自隆中出山到秋风五丈原，一个全智全能的近乎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是封建中国士子“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理想的化身。作为蜀汉的核心人物，诸葛亮为蜀汉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他一生中，几乎计无不中，谋无不成，近乎神，而他又本性谨慎。因此，除“失街亭”、“兵屯渭南”外，很少有人论及他的失误。那么诸葛亮既然才能卓越，似乎无任何天生的弱点，也没有犯过不可饶恕的错误，为什么蜀汉政权最先灭亡?细读《三国演义》及《三国志》以后不难发现，诸葛亮也有不能明察秋毫，不审时度势，穷兵黩武，用人失误，事必躬亲等多方面的缺憾。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对诸葛亮的失误进行分析。

一、错估大局——失荆州满盘皆输

错估荆州形势，结果荆州地失人亡，满盘皆输，导致蜀汉由盛转衰。荆州自古就是兵家所争的战略要地，其处要冲，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联吴会，西通巴蜀。曹、孙、刘要吞并四海称霸天下，都必须先占据荆州。曹操统一北方后，首先南下夺取荆州。孙吴集团也向往收复荆州，孙策就是在争夺荆州之战中死去的。英明善断的诸葛亮以惊人的智慧、绝妙的策划，在赤壁大战的火光与喊杀声中，捷足先登，一举夺取了荆州，随后取得四川和汉中，初步实现了隆中对策，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势。然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鲸吞”。当西川吃紧，刘备授意诸葛亮将荆州交给心腹关羽镇守时，诸葛亮表现出犹豫的神情。关羽接印，诸葛亮擎着不授，又语重心长地叮嘱半天。这充分表露了诸葛亮的忧虑之深。他越是把守荆州的责任看得非常重大，越是清楚关羽的弱点是致命要害，所以一再把孙刘联盟、北拒曹操战略方针的重要性告诉关羽，而关羽后来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犯下了重大错误，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当时诸葛亮还是听从了刘备的意见，显示出诸葛亮对局势的估计严重不足，作出令关羽攻打樊城的决定，结果樊城未下而荆州失守，关羽败亡。刘备听说关羽被杀，感情用事，决意出川讨伐本不该讨伐的东吴，破坏了早已制定的联吴抗曹的战略决策。诸葛亮作为军师虽出言相劝，却仅点到为止，没有拒理力谏，以致后有刘备之败。刘备进位汉中王后，诸葛亮本应建议立即调整兵力部署，加强荆州的防卫力量，再发动积极的外交攻势，使荆益固若金汤，稳如磐石，才是执行隆中决策的正确方针，而诸葛亮决策失误，使荆州地失人亡，因而夭折了隆中决策的关键一步。综观荆州地失人亡的全过程，关羽的责任是次要的，主要责任应由诸葛亮承担，这比“马谡失街亭”的错误更大，后果更严重，影响更深远。因为荆州这一步牵涉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事关隆中决策的战略布局，诸葛亮一生事业没有取得最后成功，与他在荆州决策上的失误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二、不能审时度势

司马光说:“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天”则是历史规律，无法抗拒，而诸葛亮却逆天而行，执意北伐，正如司马徽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在诸葛亮后半生里，匡复汉室的时机与实力并不存在:其一，三国封建统治集团中蜀汉最弱，刘备死后蜀国由盛转衰，彝陵大战，蜀国元气大伤，匡复汉室已不可能。正如曹操听到刘备死时大喜说:“刘备已亡，孤无忧矣。”尤其到了后来，张苞死、赵云逝，诸葛亮感到大势已去，于是口吐鲜血，放声大哭，已觉心力衰竭。其二，敌对势力十分强大，诸葛亮却没有感到忧虑。仅以其对手司马懿为例。诸葛亮自知有了司马懿，出师必不利，故听说曹睿封了司马懿后大惊:“必为蜀中之大患。”不敢肯定是否能取胜。后听说司马懿被罢官又大喜。司马懿被封为平西大将军后，诸葛亮则“顿失跌足，不知所措”。他知道胜败难料，但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托孤之重，他不得不连连出川伐魏。其三，蜀魏百姓均已厌战，长年征战难以得到一时平静，而诸葛亮却要连年北伐，可谓逆天而行。

对于诸葛亮，其好友崔州平亦有“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为也”的议论。而以诸葛亮之“才不可量也”，对扶汉兴刘的结局和自身的命运应是能够预料到的，其之所以迟迟不肯出山，大约缘于此。这从“三顾茅庐”中也可以看出。其后更有很多例子:一出祁山前，太史谯周奏曰:“臣夜观天象，北方星耀倍明，未可图也。”并劝孔明:“垂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也?”孔明曰:“天道之理，变易不常，岂可拘执也?”在五次北伐失败之后，六出祁山之前，谯周又奏种种不祥，劝其谨守待时，而诸葛亮却不顾一切，坚持出征。六出祁山是他最后的北伐，成功寄托在上方谷。然而又是“天不祚汉”，司马父子濒死而得救。诸葛亮叹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后邓艾写信给诸葛瞻曰:“六出祁山，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数耳。”在诸葛亮之后，姜维继承其遗志，九伐中原，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三国“分久必合”，一统于晋，诸葛亮和姜维都没有改变蜀汉政权注定的命运。天下乃有德者取而居之，并非一直是刘家的天下，两人不识时务，自不量力罢。

三、不善于培养人才

蜀汉初期，诸葛亮所领导的集团还称得上一支实力比较雄厚的队伍，有五虎上将张飞、关羽、赵云等人，又有魏延、王平等人，但这些人都有其缺憾:张飞暴躁，关羽骄矜自大，魏延难以驾驭，马谡性情轻狂，他们都给西蜀一次次致命的打击。诸葛亮说:“此病不在兵寡，在主将尔!”可惜蜀国除了诸葛亮一人外，再无其他主将可用。所以诸葛亮只得让关羽守华容、荆州，让马谡守街亭，让刘封、孟达守上庸。而这些人连连违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政策，甚至包括刘备在内。最后诸葛亮指定降将姜维为帅，也是因朝中无能人不得已而为之，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蜀汉人才状况诸葛亮非常清楚，但他并没有对选拔培养人才给予高度重视，表现在:

(一)不能选拔任用才能超过自己之人

诸葛亮专政，不可能真正“任人唯贤”。虽然他从下层提拔了蒋琬、费祎、董允、杨洪等人物，但这些人比诸葛亮更谨小慎微，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多是些歌功颂德、保守有余的庸吏。蒋琬执政，“为尚书令”，与群僚相处，“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一切如旧，毫无作为，却连年晋升，直到“加为大司马”，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费祎为魏之降人所杀。杨举只是个人怀有对诸葛亮提拔的感激，也不见其在太守任上有什么作为。诸葛亮所收的姜维，在诸葛亮死后，虽与费祎“共录尚书事”，但二人矛盾很深。费祎每每“裁制”姜维的“兴军大举”。姜维“本羁旅一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 朝廷昏暗，宦官黄皓弄权，竟阴谋废掉姜维，致使姜维在“自危”中不敢再还成都，继续执行诸葛亮不合实际的北伐政策，最终死于钟会之乱。

陈寿在三人“传”后“评曰”:蒋琬、费祎“咸防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许多史实证明，诸葛亮全凭自已的好恶用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不能用真正有才能特别是有可能超过自己的人，像李严、廖立、魏征等等有才有功之人，都遭到排斥打击甚至杀戮的结局。可见诸葛亮“任人唯贤”是虚，在用人上远不如“唯才是举”的曹操。

(二)不用改过自新之人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李严负责督运粮草。李严在刘备入蜀时屡建奇功，官至尚书令，“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刘禅，“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李严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旨，“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李严闻亮退军，故作惊状，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上表后主刘禅，言“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诸葛亮出示李严“前后手笔书疏本末”章证，李严“辞穷情竭，首谢罪负”。此次北伐由于劳师远征，得汉中并未得民，粮草皆得从险难的蜀道运往。由于运输困难，导致“粮尽退军”。即使使用了新发明的木牛流马，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加上天雨，运粮不济，情有可原，主要责任也不在李严。可诸葛亮厉斥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并以众将要求为由，撤销李严一切职务，“免官禄、节传、印缓、符策，削其爵士”，假旨严惩，将李严废为平民，“徙梓渔郡”。第一次北伐，失街亭而斩马谡，据《三国志·蜀书·马谡传》注引《襄阳记》，蒋琬为此事后来也说“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实为可惜。习凿齿亦言诸葛亮“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李严、马谡对于蜀汉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三)不注意锻炼人才

仅以诸葛亮第一次用兵博望坡为例。诸葛亮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而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的战术分工更是让常人琢磨不定。张飞只管“纵火烧之”，关羽则“放过中军”，“纵兵袭击后军”，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赵子龙则是绝对不抵抗的“只要输，不要赢”，刘备原来的师爷孙乾则是“安排功劳簿”。这种战术完全漠视民主决策及将帅锻炼精神，取而代之的是诸葛亮的个人专断。这无疑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葛亮个人的绝对依赖，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的锻炼，难以成为蜀汉政权所用的后续人才。

四、用人不当

前已论述，诸葛亮非常清楚荆州之重要，曹、孙、刘想吞并四海称霸天下，都必须先占据荆州。而诸葛亮对守荆州人员方面严重估计不足，作出关羽守荆州的决策，导致荆州地失人亡。让马谡去守街亭，表面看来马谡失街亭及被斩都是咎由自取，但因此把马谡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庸才”，也是不公正的。街亭之战以前，参军马谡跟随诸葛亮多年，屡出奇谋，克敌制胜，为蜀军立过大功。如献计征服孟获，离间魏帝与司马懿，都是良好的计策且取得成效。那么，马谡这样一个善出奇计的谋士为何在街亭惨败，从表面看是马谡无知所致，从实质上看是诸葛亮的用人不当。马谡虽然跟随诸葛亮多年，却一直仅是“高参”，从未担任过主将。他精于战略，拙于战术，会出高明计策，缺乏实践经验，而诸葛亮却把他推到了主将的位置。而且斩马谡后哭曰:“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他此时想到的仍然是自己把庸才当成人才用，始终没有明白失街亭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自己用人失当。

五、不善授权任能

诸葛亮在上后主的《自贬疏》中道:“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诸葛亮忠心耿耿辅佐阿斗，日理万机，事必躬亲，乃至“自校簿书”。其对手司马懿对此有一评价。司马懿一次接见诸葛亮的使者，问诸葛亮身体好吗，休息得怎么样。使者对司马懿说，诸葛亮“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来览焉;所敢食不至数升。”使者走后，司马懿对人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果然不久.诸葛亮就病逝军中，蜀军退师，诸葛亮作为领导者，一个重要职责是“授权原则”，把精力集中在重要事务，下属获得一定的职权和责任，就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在成就感的激励下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而在于具有调动下属积极性的才能。诸葛亮可谓多才多艺，工作勤勤恳恳，每日起早睡晚，各种事务都要亲自处理，亲自过问，这样的领导方式不仅对领导者本人不利，他的下属还会感到自己不被信任，独立创造力未能得到发挥，因而会失去工作的积极性。这种领导方式还会失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机会。难怪诸葛亮死后，蜀国明显缺乏人才，特别是没人能主持大局。

六、赏罚不明

(一)该罚不罚

关羽华容道放跑曹操，违背了事先立下的军令状，本该处斩，但因刘备求情“昔吾三人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望权记过，容将功赎罪”，诸葛亮就饶了关羽。由于此次放纵了关羽，以致后有荆州之败。《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记载，刘备生前视察广都，发现诸葛亮提拔的蒋琬“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在发怒中“将加罪戮”，而诸葛亮对于玩忽职守的蒋琬却倍加袒护，硬说蒋琬乃“社稷之器”，还要求刘备“重加器之”。刘备才不得不放弃依法制裁之举，改“罪戮”为罢免官职。

(二)罚则失当

曹操割发代首故事，且先前刘备为关羽华容道之事求情，想必诸葛亮也记得非常清楚。然却坚持斩杀失街亭的马谡。为此晋人习凿齿就严厉地批评诸葛亮道:“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三国志·马谡传》裴注)当朝大臣蒋琬就认为诸葛亮斩马谡确实有些过分，《三国志·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载:“蒋琬后诣汉中，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不论是蒋琬还是习凿齿，都是从马谡作为一个“俊杰”、“智计之士”这个角度而认为马谡杀之可惜。

(三)该赏不赏

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与邓艾为疑兵，因诸葛亮错用马谡，北伐失利。赵云、邓艾在“兵弱敌强”的形势下，“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退军无损失，却被诸葛亮“贬为镇军将军”。诸葛亮在视察时发现兵将、军资无损，从邓艾口中知道是赵云“身自断后”，才使“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的实情后，也只是以赵云将士保存下来的“军资余绢分赐将士”，而赵云则以“军事不利，不应有赐”谢绝，建议全部充入府库。此次军事失利完全是诸葛亮拒谏、固执、独断专行而用个人所爱的马谡为先锋所致，赵云为补救他用人的失误亲自断后以保将士、军资无损，本应是有功将领，诸葛亮却推卸责任将其贬职，后来知道了实情，也不肯为赵云恢复原职，这就不仅有知过不改的错误，而且更有错上加错之嫌。

七、政治腐败

诸葛亮治理的蜀汉官僚机构臃肿，官民比例古今罕见。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只是暂时的平衡。荆州丢失，关羽丧命，刘备为夺回荆州，倾全国之兵，怒伐东吴，结果全军覆没，病死白帝城。诸葛亮受托辅佐少主，开始执政，已只西南一隅，且南中反叛，国内动荡，矛盾加剧，面临“民穷兵疲”的困境。而当时不满百万人口的蜀汉政权，官僚机构出奇地臃肿，全国竟有4万官吏，平均7户得养一个官员。以公元263年曹魏灭亡蜀汉时，蜀汉有28万户、94万人计算，每户平均不足3.4人，官民比例则是1:24，即24人养一个官吏。如果除掉人均9人中1人当兵计10多万将士，则每户平均2.8人，官民比例则是1:19。19人养一个官吏，古今罕见。若把每户老小除外，吃皇粮人数就显得更多。在一千六七百年前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如此臃肿的官僚机构，赋役必然繁重，苛捐杂税只能有增无减，而且官多必然冗者多、矛盾多、腐败多，人民还怎能生活得下去?百姓又怎不反抗?三国中蜀汉政权最先败亡也就成了必然的结局。

八、拒纳谏言

诸葛亮独断专行自负的心态，更不能接受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随便举几个例子:北伐时，费祎曾反对诸葛亮与降魏的叛将孟达通好，指出“孟达小子，昔时振威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刘备)，反复之人，何足与书耶”。可诸葛亮却对叛将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欲“诱达以为外援”，与书孟达，但孟达“无款诚之心”，始终不愿作为诸葛亮北伐的“外援”朋友，给了无可奈何的诸葛亮当头一棒。可见诸葛亮在执政以后，很难听进正确的意见。即使是平定南中，开头也是用武力镇压的手段，待遇到严重阳力后.才想起采用马谡“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建议。“数有战功”的魏延，北伐时亦曾提出亲带精兵五千奇袭长安，诸葛亮领主力出斜谷，一举而定咸阳以西这一争长安、占关中的正确建议，却被诸葛亮以“危计”拒绝，以后也一直不信任魏延。

九、爱表现，少宽容

诸葛亮的聪明才智让广大蜀汉将士钦佩，也引起了东吴周瑜的警觉。应该说周瑜起初也想结交诸葛亮，但在抗曹过程中，诸葛亮表现出来的智慧引起周瑜的不高兴。作为诸葛亮而言，明知周瑜嫉贤妒能，若能几次假装糊涂，周瑜可能就不会屡屡想对诸葛亮下毒手。但每一次周瑜派鲁肃来试探诸葛亮时，诸葛亮都急于表现自己的才能，特别是“草船借箭，筑堂祈风”，令周瑜十分嫉妒。诸葛亮自比管仲，应该胸怀宽广，然而明知周瑜心胸狭窄，却三气周瑜。他未能从孙刘联盟的大局出发，搞好与周瑜的关系，加强吴蜀军事情报交流，共同对付曹操，而后谋取天下。

总之，诸葛亮出山二十几年，对蜀汉政权的建立起决定性的作用，功不可没。但由于其自负专断的心态、过于谨小慎微和保守的性格，无论是用贤纳谏、依法治蜀，还是在南征平叛、挥师北伐等，都曾犯有严重的错误。特别是蜀汉政权建立后，没有把国家发展重点放在与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政治改革、精简机构、用贤致治上，导致统治集团日益腐败、社会动荡、矛盾加剧，从而加速了蜀汉政权的灭亡。当然蜀汉政权最先灭亡不是诸葛亮个人所愿意看到的，但诸葛亮后半生的行为无疑埋下蜀汉政权最先灭亡的种子。蜀汉政权:成也诸葛，败也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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