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厅野史在线播放2345:明末清初写意画大师

石涛

　　石 涛(约1642—约1718年)原名朱若极。是明朝靖江王朱赞仪的十世孙，生于桂林。其父亨嘉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自称监国，被明朝的广西巡抚遣将战败并被擒获。若极被太监携逃全州，后入湘山寺为僧，法名原(元)济，字石涛。在寺中苦学诗、书、绘画。后画中题名常用者有：大涤子、苦瓜和尚(老人)、清湘老(陈、遗)人、清湘枝下人、湘源老人、零丁老人、瞎尊者、膏肓子、小秉客等。在题名与印章中，常于石涛、大涤子、瞎尊者、膏肓子等之前，冠以“清湘”(五代晋至元全州县名)二字，以示其对长于斯的全州的眷恋。?

　　稍长，石涛离全州，遍游湘、鄂、皖、江、浙等名胜山水，在安徽宣城敬亭山及黄山住了10年左右，结交画家，后至南京(江宁)。他虽入释门，但未挣脱世俗名利观念，想得到清廷重用。清圣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两次南巡时，他于南京、扬州两次接驾，献诗画，自称“臣僧”。后又北上京师，结交辅同将军博尔都、户部尚书王等达官贵人，为他们作画。但终因其为明藩王后裔及和尚的身份，上进无望，乃返回南京，废“臣僧元济印”。在南京先后住了约8年，最后定居扬州，作大涤堂，以卖画为生，并总结与整理他多年来绘画实践的经验与理论，使他晚年的作品更加成熟和丰富多采。?

　　石涛为清初四名画僧之一(其余为弘仁、髡残、八大山人)，他以深厚的文化素养、奇特的人生经历，在绘画实践与理论上，刻意突出“创新”。他继承前人的传统，但反对“我为某家奴”、“食某家残羹”，主张“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法自我立”。绘画要从现实的山水、景物中去观察、寻找素材，但决不是简单的临摹，而要有自己的思想、认识与感情，“搜尽奇峰打草稿”(人称其“得黄山之灵”)，使“山川脱胎于予”，“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借画表达自己的感受，“发我之肺腑，扬我之须眉”。他还主张“笔墨当随时代”，在师古的基础上要“开今”。他擅长画山水、兰、竹、花果、人物，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尤以奔放纵恣取胜。继承与发展了“以书入画”的文人传统，与整幅画总体艺术构成上节奏的奔放，融成一体，取得统一与和谐。处处体现其脱其古人窠臼的“创新”精神。?

　　他是十七世纪中国最富创造性的一位艺坛巨匠，那孤高自信的个性，过人的艺术领悟力及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决定他攀向中国美术史上的新高峰。

　　石涛的绘画风格苍郁恣肆、布局奇险，作品以磅礴气势展现宇宙万物充沛的生命力量。

　　“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石涛如是说。

　　石涛在创作中总把个人的主观情緖及感觉置于首位，他在山水画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仅在于其对名山大川的广泛游历及细致观察，而是依凭一种与生俱来的气度和特质，

　　把个人的感知完全投入自然造化的奥秘情景之中，并藉异常奔放的情感及使命感，以超越前人的成规敎条，打破习惯中的理想完美形式。

　　在其剧迹《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中，林峦翠滴，瀑水争悬，圆融浑化的气势贯通整张作品，眼前似乱非乱的斑驳墨迹在瞬间大开大合，迫力四射，一股夹杂着兴奋与缺堤般的强大动力跃然纸上。在这由奔放线条构成的感知空间中，石涛把墨点的特性也运用达到极致。

　　《荷花图》轴是石涛另一件出色作品，画面中荷叶、莲蓬、杂草错综交织，浓淡墨色互为衬托，只见刚健苍劲的笔画纵横其间，大有惊电奔云的气势。在《搜尽奇峰打草稿图》、《荷花图》，石涛的自律性线条与空间表现，倾向于把自然对象的生命力及个人内在激情完全投射于画面之中。

是八大山人吧！

哭之笑之寻八大
原作者：郑晓江 来源：本站原创 共有126位读者阅读过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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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哭之笑之寻八大

江西省会南昌，千里赣江如一条澄澈的玉带透城而过，长期以来，民间流传有一句古话：“七门九洲十八坡，四湖原本通江河”。还在明太祖朱元璋定洪都时，为军事防御之需，改宋城十二门为七：顺化门、进贤门、惠民门、广润门、章江门、德胜门，城内又有东西南北四湖，波光滟潋，风物宜人。就在这古老的大街小巷城里城郊，30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横空出世了一个不世的天才，他就是艺坛巨擘中国写意画大师八大山人。

据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节目2001年7月21日的介绍，北京翰海艺术品公司公开拍卖了八大山人的一幅名为《孤禽图》的画，画幅4尺3开，经过激烈的竞价，最后大连万达集团以440万元人民币购得，创造了中国水墨画最高价之一。八大山人（1626—1705），姓朱名耷，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世居南昌，为我国清代著名的艺坛巨擘、中国写意画派中的大师，与弘仁、石溪、石涛并称“四大画僧”。石涛赞其为“金枝玉叶老遗民，笔研精良迥出尘”；郑板桥说“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齐白石老人说“八大山人笔简而意足，世所罕及”；傅抱石先生说：“八大山人是我国最杰出的民族画家”。这样一位人品与画品皆超凡脱俗的艺术大师，与我们生活在同一块热土上，我们何不到那些曾留有大师遗迹的青山秀水、荒村野径、大街小巷去体验他的生活之境、寻觅他的艺术之灵、感悟他的生命之魂呢？

亦癫亦痴，亦僧亦儒

八大山人身世如谜，其真实姓名、家世、行止、事迹、归宿等等皆让人疑窦丛生，数百年引发无数的争论。即便与八大山人同时且亲见他的清代学者邵长蘅也叹息道：“世多知山人，然竟无识山人者。”可以说，除了八大山人留传于世的近千件诗书画确凿无疑外——其特点太鲜明了，世上可仿者无多——而其他的一切均疑点多多。

台湾著名学者龚鹏程，于1998年洪水之际游南昌，看到南昌“市容萧瑟，滕王阁、百花洲亦不足观，颇觉怅怅。”有友人告诉他：余秋雨教授来南昌时亦有同感，所以撰文说：“恕我直言，在我到过的省会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个，幸好它的郊外还有个青云谱”。如此一说，激起龚先生一游青云谱的雅兴。

其时，长江中下游正闹大水，南昌城内也是大雨滂沱，积水甚深。车行青云谱前，陂塘池水漫出，无法过车。龚先生硬磨，车夫冒险而进，终于得进道院。龚教授站在院子门口，望着门楣上镌刻的郭沫若所题“八大山人纪念馆”，心情激动：“因为这里不但建筑清雅、古意盎然，布列八大山人朱耷书画文物甚多，令人徘徊摩挲，悠然有出尘之想。抑且老木之下尚有八大山人坟墓一座，足供游人缅怀往昔八大建立青云谱以避世之高谊。”

正在渐入佳境之时，龚鹏程教授突然悟到：这根本不是八大的居处。理由之一：八大是和尚，青云谱是道院，是江西南昌人所信奉的忠孝净明道，祭拜许真君的，和尚怎能建道院？进一步研读资料，龚先生认为：史志上记载的明末宗室建青云谱道院的朱道朗决非八大山人。龚先生于是将他的此次青云谱之游名之为“人生误旅”。

龚先生在台湾的名气很大，有“文坛怪杰”之称，其文在台湾某大报上发表，颇引起议论。魏子云先生专函龚教授，劝其“下笔要谨慎些，因为八大山人行迹争论很多，究竟朱耷是否为朱道朗”，并不如龚教授说的那么简单。龚先生撰一按语云：“我很感谢他的教诲。八大的问题确实很复杂，我当然讲得太过简单。但不论八大研究专家的论证多么繁复，八大绝不可能建净明道院，就跟男人不可能生孩子一样”。

可见，面对三百年前的八大，人人都如一头雾水，茫茫然不辨东西南北，还引出了“男人不可能生孩子”这样的话。

20世纪80年代之后，尤其是90年代，对八大山人的研究形成了国际性的高潮，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努力下，八大的生平事迹终于有些明朗了。

八大山人（1626—1705），姓朱名耷，出身皇族，为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明王朝为防备各藩王作乱，规定王室子孙不得经商不得参加科考和从政，生活费用皆由国家支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使明王室成员有闲暇从事诗书画等艺术创作，八大山人因此自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其祖父与父亲皆工诗画，家学源渊与他自小“颖异绝伦”的天才相结合，使他八岁能诗，十一岁就能画青山绿水，并善书法，工篆刻。有一天，他画了一枝荷，“半开池中，败叶离披，横斜水面，生意勃然”，人皆称奇；又画一龙，“丈幅间蜿蜒升降，欲飞欲动”，即便是“叶公”看见了，也必会惊呼逃避。

八大性孤介，诙谐幽默，论事娓娓动听，“倾倒四座”。如此发展下去，朱耷也许渐渐会长成一个明王室的忠实成员，一个擅书擅画擅诗的艺术家，但绝然成不了一个独树一帜、开一代风气的艺术大师。所以，孟子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八大山人正是如此，在他19岁时，似乎冥冥中真有大任降诸其身——他遭遇到中国历史上王朝更叠、血雨腥风的一幕。

1644年3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陷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明王朝覆灭；不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中原迅即沦陷。次年，清兵乘势南下，继“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洗惨杀之后，当年夏季占领了南昌城。1648年，明降将金声桓树义旗，与清兵血战南昌城，终遭失败。

明亡于清，对一般百姓而言，是“国亡”；但对“家天下”之朱明王室而言，不仅是“国亡”，也是“家破”。清以一蕞尔小族，仅拥兵十余万，竟然能使大明江山易主，自然在立国之初要采取残暴的措施，尤其对明王室成员更是穷追猛打。南昌城破之时，昌王朱议朋一支九十余口全被杀尽，朱本人只身而逃，次年在汉口被抓，以“谋反罪”凌迟处死。于是，朱氏贵胄，被迫改姓易名，东奔西走，窜伏山林，销声匿迹，各逃性命。

八大山人亦如此，为避祸，他逃离南昌，改姓易名，遁入空门，先在进贤的介冈灯社削发为僧，拜曹洞宗三十八代传人耕庵为师，后又随师傅到奉新芦田建立耕香院，不几年，八大山人对佛教之理研之深，悟之透，被尊为“宗师”，随之学佛者百余人，可谓盛矣。但八大在“甲申国亡”之时先遭父丧，不数年，妻与子皆亡。“国亡”与“家”天下之“家”破，继之以自我之“小家”又破，三重灾难，任谁都难以承受，怎不使八大山人先哑后癫，几近于疯。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内说：八大山人之父虽工书画，名闻江右，但却是个哑巴；八大山人自己亦哑，人们以目传语，他合则点头，否则摇头，与宾客寒暄皆以手势。听人说话，会心处便无声一笑。山人之哑也许并不是一种生理病态，而是他乱世之中自保的一种手段，也是清初高压政策中一种避祸免灾的最好方式。据说，他曾经制一“便面”，上书一个“哑”字，凡有不愿见之人，山人便举“哑”字示意，让对方无法开口。

八大山人又有疯癫：当其病作，一会儿伏地呜咽，一会儿仰天长笑。突然又跃起奔跑，叫号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于市，一日之间，癫态百出”。人厌其癫，便取酒给他喝，一醉癫疯立止。也许，正是在痴癫与正常之间的那种状态，才是八大山人艺术创作的最好时机，亦是其发挥得最好的时候。

后来，山人的画名日隆，清代好附风雅的武官有时强行招山人至家中画画，几天不放回。山人人微无势，只得痴癫起来：“遗矢（屎）堂中”，将军们无可奈何，只得放人。有一抚军送请柬相邀，山人贫无隔夜之粮，却坚辞不就，人不解，问之，则答：抚军又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也是“遗矢堂中”便可归罢了，他也许是风雅之士，但不亲见我而用请柬来招，我为何要去？其铮铮傲骨跃跃然而显现。

如果说，山人之哑是为了躲避清代严酷的“文字狱” 而装出来的话，那么，山人之癫应该是真的，当然这是一种间歇性的痴癫，当然，不能排除他有时也会假装痴癫来逃避一些场面与人物。据记载，山人在53岁时，曾被县令胡亦堂请至临川，作诗唱和，《临川县志》至今仍存山人诗数首。一日，山人突然撕裂僧服，投入火中焚毁，忽大笑，忽大哭，疯癫大作，使人无可奈何。山人独行回南昌，混迹于大街小巷，人皆以痴癫视之。后来他的一个侄子在街头偶遇，拉回家中，休养年余，痴癫才渐渐好转。从此，他还俗人间，不再谈禅，而以诗书画自娱自养。

山人作画写字，以醉中为佳为神。人们爱其画，多置酒相邀。一旁准备墨汁“数升”，纸幅若干。山人虽不胜酒力，“不能尽二升”，但嗜酒如命，见有酒，坐下便是豪饮。薰薰然之际，山人起身，取“敝帚”“败冠”泼墨于纸，满纸皆墨，肮脏不堪入目。然后，山人取笔细细渲染，丘陵山壑，花鸟竹石渐趋鲜明，妙不可言。如人们求字，山人“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不仅山人创作的书画是艺术精品，其创作过程更是令人神往。酒醒之后，人们那怕求其片纸亦不可得，即便陈黄金“百镒”于前，山人也是无动于衷的。

关于八大山人是否真的痴癫，清代就有人提出过疑惑：山人真癫吗？他的书画为何如此“雄豪”呢？《八大山人传》的作者陈鼎说：他曾经仔细地观赏山人的诗画，觉得有唐宋人的气魄，书法则脱胎于魏晋。而问及此书画的主人，都说是在山人大醉后得之。陈先生不禁感慨系之：这种酒醉的状态也许是许多书画家们可以做到的，但山人之癫却是常人无法体会的。这说明，早在清代，人们就已经认为，八大山人天才的艺术创作与其痴癫有关，这不禁使我们想起荷兰的大画家凡高，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有时也有那么一点“痴”，那么一点“癫”，而他们的作品早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艺术瑰宝！

山人之画不也如此吗？其画怪得让人抽气，奇得使人震惊。大幅宣纸，或绘一条鼓腹之鱼，或画一只孤零零之鸟，无水，却似水中游；无靠，却冥冥中有倚。只有那白眶吊起的黑睛，一幅“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冷寂、孤傲，观之品之，真觉得是一种“痴癫”之中的真情毕露。

大画家李苦禅先生称其为“三百年来领袖群伦，为画坛推为革新的巨擘”，“八大山人的画境空阔，余味无穷，真是画外有画，画外有情”，“真正达到了天机流露的大化之境”。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著名画家，如陈师曾（史学家陈寅恪之兄）、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潘天寿、李苦禅、傅抱石等都非常推崇八大，亦都学过八大，从八大的艺术创作中获益非浅。

悠游于历史的往事之中，不觉神倦力疲，何不放下书本，走出书斋，去阳光灿烂的南昌城、去青山绿水的西山梅岭，去进一步深入地感受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