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茶叶末釉:鲁迅说：“杨朱无书。”杨朱是什么人？

杨朱，先秦的哲学家。肯定活在孟子之前，因为孟子评价过他“舍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而且可能与墨翟是同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是“”利己，“”重生。通俗点讲，就是现在法律的，尊重人的健康和生命的权利，尊重人的财产权。你想这样的思想要是传播了，君权还怎么存在，那些天下之地，莫非王土；天下之臣，莫非王臣的理论依据都没有了。所以，无书很可能是几千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其论著已佚尽。另一方面，由于被封建统治，大家的思想已被同化，这种思想没人再继承。这也是一种自然选择啊！只能说，杨朱的思想太超前，思想的“”基因变异太早，不适应中国社会生存，被淘汰了！唉！

《论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一些他称为“隐者”（《微子》）的“避世”（《宪问》）的人。这些隐者嘲笑孔子，认为孔子救世的努力都是徒劳。有一位隐者把孔子说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同上）。孔子的弟子子路，有一次回答了这些攻击，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早期道家和隐者

　　隐者正是这样的“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还是败北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太坏了，不可救药。有一位隐者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论语·微子》）这些人大都离群索居，遁迹山林，道家可能就是出于这种人。

　　可是道家也不是普通的隐者，只图“避世”而“欲洁其身”，不想在理论上为自己的退隐行为辩护。道家是这样的人，他们退隐了。还要提出一个思想体系。赋予他们的行为以意义。他们中间，最早的著名的代表人物看来是杨朱。

　　杨朱的生卒年代未详，但是一定生活在墨子（公元前约479一前约381年）与孟子（公元前约371一前约289年）之间。因为墨子从未提到他，而在孟子的时代他已经具有与墨家同等的影响。孟子本人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膝文公下》）《列子》是道家著作，其中有一篇题为《杨朱》。照传统的说法，它代表杨朱的哲学。但是现代的学者已经深深怀疑《列子》这部书的真实性，而且《杨朱》篇中的思想，大都与其他先秦的可信的资料所记载的杨朱思想不合。《杨朱》篇的主旨是极端的纵欲主义，而在其他的先秦著作中从来没有指责杨朱是纵欲主义的。杨朱的思想真相如何，可惜已经没有完整的记载了，只好从散见于别人著作的零星材料中细绎出来。

　　　　　　　　　　　　　 杨朱的基本观念

　　《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尽心上》）《吕氏春秋》（公元前三世纪）说：“阳生贵己。”（《审分览·不二》）《韩非子》（公元前三世纪）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显学》）《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汜论训》）

　　在以上引文中，《吕氏春秋》说的阳生，近来学者们已经证明就是杨朱。《韩非子》说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人，也一定是杨朱或其门徒，因为在那个时代再没有别人有此主张。把这些资料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杨朱的两个基本观念：“为我”，“轻物重生”。这些观念显然是反对墨子的，墨子是主张兼爱的。《韩非子》说的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与《孟子》说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些不同。可是这两种说法与杨朱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后者与“为我”一致，前者与“轻物重生”一致。两者可以说是一个学说的两个方面。

　　　　　　　　　　　　杨朱基本观念的例证

　　上述杨朱思想的两个方面，都可以在道家文献中找到例证。《庄子·逍遥游》有个故事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为。”许由这个隐者，把天下给他，即使白白奉送，他也不要。当然他也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是《韩非子》所说的杨朱思想的例证。

　　前面提到《列子》的《杨朱》篇，其中有个故事说；“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这是杨朱学说另一方面的例证。《列子·杨朱》篇还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们不能相信这些话真是杨朱说的，但是这些话把杨朱学说的两个方面，把早期道家的政治哲学，总结得很好。

　　　　　　　　 《老子》、《庄子》中的杨朱思想

　　在《老子》、《庄子》以及《吕氏春秋》中都能见到杨朱基本观念的反映。《吕氏春秋》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孟春纪·重己》）这段话说明了为什么应当轻物重生。即使失了天下，也许有朝一日能够再得，但是一旦死了，就永远不能再活。《老子》里有些话含有同样的思想。例如，“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第十三章）这就是说，在为人处世中，贵重自己身体超过贵重天下的人，可以把天下给予他；爱他自己超过爱天下的人，可以将天下委托他。又如“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第四十四章）都表现出轻物重生的思想。《庄子》的《养生主》里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也是沿着杨朱思想的路线走，先秦道家认为，这是保身全生免受人世伤害的最好的办法。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很坏，受到社会惩罚，显然不是全生的方法。但是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太好，获得美名，这也不是全生的方法。《庄子》另一篇中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间世》）一个享有有才有用的美名的人，他的命运将会和桂树、漆树一样。

　　所以《庄子》里有一些话赞美无用之用。《人间世》篇中讲到一棵很大的栎社树，是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所以匠人不砍它。栎社树托梦对匠人说；“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这一篇最后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用是全生的方法。善于全生的人，一定不能多为恶，但是也一定不能多为善。他一定要生活在善恶之间。他力求无用，但是到头来，无用对于他有大用。

　　　　　　　　　　　　　　 道家的发展

　　这一章所讲的是先秦道家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先秦道家哲学的发展，一共有三个主要阶段。属于杨朱的那些观念，代表第一阶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二阶段。《庄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我说《老子》、《庄子》的大部分思想，是因为在《老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三阶段的思想，在《庄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二阶段的思想。这两部书，像中国古代别的书一样，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而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写的，它们实际上是道家著作、言论的汇编。

　　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全生避害。为了全生避害，杨朱的方法是“避”。这也就是普通隐者的方法，他们逃离人世，遁迹山林，心想这样就可以避开人世的恶。可是人世间事情多么复杂，不论你隐藏得多么好，总是有些恶仍然无法避开。所以有些时候，“避”的方法还是不中用。《老子》的大部分思想表示出另一种企图，就是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事物变，但是事物变化的规律不变。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规律，并且遵循这些规律以调整自己的行动，他就能够使事物转向对他有利。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二阶段。

　　可是即使如此，也还是没有绝对的保证。不论自然界、社会界、事物的变化中总是有些没有预料到的因素。尽管小心翼翼。仍然有受害的可能。老子这才把话说穿了：“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这种大彻大悟之言，《庄子》有许多地方加以发挥，产生了齐生死、一物我的理论。它的意思也就是，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生死，看物我。从这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就能够超越现实的世界。这也是“避”的一种形式；然而不是从社会到山林，而很像是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庄子》的《山木》篇有个故事，把这一切发展都表现出来了。故事说：“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

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放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这个故事的前部分，表现的就是杨朱所实行的全生理论，后部分则是庄子的理论。这里所说的“材”，相当于前面引用的《养生主》所说的“为善”。“不材”，相当于“为恶”。“材与不材之间”，相当于“缘督以为经”。可是一个人如果不能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那么这一切方法没有哪一个能够绝对保证他不受伤害。不过，从更高的观点看事物，也就意味着取消自我。我们可以说，先秦道家都是为我的。只是后来的发展，使这种为我走向反面，取消了它自身。

杨朱（约公元前450--约公元前370），，杨姓，字子居，魏国（一说秦国）人，中国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主张“贵己” “重生” “人人不损一毫”的思想。是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见解散见于《列子》，《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在战国时期，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现象”，可见其学说影响之大。
知名弟子有孟孙阳、心都子，学说继承者，有告子、子华子、詹何、它嚣、魏牟等人。其学说并不是浅薄简单的“自私自利”。他们对老子的思想加以发展，旨在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他们“贵生”、“全生”的观点，对稍后的庄周很有启发。
《列子》是先秦时代道家著作，其中有一篇题为《杨朱》。经考古证明，本篇内容为杨朱学说，属于它嚣、魏牟等杨朱一脉，代表杨朱的哲学。其中对于一毛不拔的记载证明了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对杨朱的断章取义。

战国初哲学家.先秦古书中又称他为杨子、阳子居或阳生。魏国人。相传他反对墨子的“兼爱”和儒家的伦理思想，主张“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孟子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极力抨击他的“为我思想”。他没有留下著作。关于他的片段史料，散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编入《列子》里的《杨朱篇》，不一定可靠。

　　先说杨朱是何许人？有的说杨朱是战国初魏国人，有的说杨朱是老子的弟子。说杨朱是老子弟子的理由是：在《庄子》的<应帝王>与<寓言>篇中，有阳子居问道于老子的故事。有的学者认为：古代“阳”与“杨”通假，“阳子居”是“杨朱”的转音，所以就认为阳子居就是杨朱。 又因为《庄子》<山木>篇中有一个人物叫“阳子”，而杨朱又称“杨子”，所以又认为阳子就是杨朱。因此，通过学者的考证，杨朱就变得既多名又多事了。
　　老子是春秋人，杨朱既然拜了老子为师，这样一来，杨朱也就成了春秋人。杨朱是生在战国？还是长在春秋？也就变得多疑了。而《庄子》书中，常“杨、墨”并称，如<胠箧>篇云：“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庄子并不称“杨”为“阳”，故认定《庄子》书的“阳子”即是“杨子”，“阳子居”就是“杨朱”，证据尝不充分。
　　再说杨朱宣传何学？有的书上说：杨朱主张“贵生”、“重己”，“全真葆性，不以物累形。”杨朱确实“重己”，但并不“贵生”，更不“全真葆性”。其理由何在？且听下回分解。

　　有人把杨朱的学说列为道家，可能是因为《列子》中有一卷＜杨朱＞的缘故。因为《列子》属于道书，而＜杨朱＞又在道书之中，所以就误以为杨朱是道家了。其实，杨朱的学说不但受到庄子的指责，而且与＜老子＞也大相径庭。老子主张以“道德”为依归，而杨朱的学说并非如此。
　　杨朱的学说早已星散，好在《列子》收录＜杨朱＞一卷，虽不能窥其全豹，但也可以一叶而知秋，故权以＜杨朱＞为据而论之。杨朱学说中最有名的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其具体原文如下：
　　“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不禹不以一身而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这一段分析起来很意思，杨朱的辩才也有此可见一斑。先看第一句，杨朱说：“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为何“不以一毫利物”呢？因为伯成子高“舍国而隐耕”。既“舍国而隐耕”，又不参与世事，也不与人交往，自耕自作，自食其力，自然也就无从利人了。
　　伯成子高的事迹与泰伯很相似，泰伯也是“舍国而隐耕”，在《论语－泰伯》中，孔子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民无得而称”有二种解释，一种解释为：百姓对于泰伯的道德，无法用恰当言词来称赞。另一种解释为：百姓虽然没有从泰伯身上得到利益，但仍然十分称赞泰伯的道德。这二种解释虽然略有不同，但称赞泰伯“弃天下如敝屣”这一点，还是相同的。那么，杨朱从这件事中推断出了什么结论呢？
　　杨朱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大家注意杨朱在此用了“障眼法”，把“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偷换成了“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很显然这二句话的意思大差其远。如果以财富地位比喻“毫毛”的话，那么，伯成子高“舍国而隐耕”，能说是“一毛不拔”嘛？其实正好相反。古人道德高尚的事，到了杨朱口中，居然全然翻转，真可谓口舌如刀，言辩而伪。难怪庄子要钳杨朱之口了。

　　且说杨朱以古人伯成子高“舍国而隐耕”，推论出“古之人损一毫而利天，不与也。”显然不妥。但以伯成子高“舍国而隐耕”，推论出“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到也合乎道家“弃天下如敝屣”的风格。那么，杨朱真提倡“舍国而隐耕”，清廉而自守嘛？却又不然。
　　何以见得？杨朱说：“原宪窭于鲁，子贡殖于卫。原宪之窭损生，子贡之殖累生。然则窭亦不可，殖亦不可。”
　　“窭”音“据”，指贫穷。“殖”是货殖，指经商。杨朱说：原宪在鲁国受穷，子贡在卫国经商。原宪贫穷有损于身体，子贡经商有累于身体。所以贫穷也不行，经商也不行。
　　原宪与子贡都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而富裕，原宪清高而贫穷。原宪隐耕而贫穷，贫穷确实不利于养身，但富贵不可以妄求，不安贫又当奈何？子贡经商以脱贫，经商确实有累于身体，但衣食不自天降，不经商衣食何来？且原宪迹近于伯成子高，伯成子高“舍国而隐耕”，原宪也“隐耕”。为何说原宪也隐耕？因为原宪不仕不殖，清廉自守，衣食从何而来？故推断其由耕作而来。原宪贫穷有损于身，隐耕有累于身，伯成子高也一样，隐耕有累于身，清贫有损于身。另外，庄子的处境也与原宪相近似，安贫而乐道。庄子不以为忧，而杨朱却以为非。由此可见，杨朱之学与道家相差远矣！
　　杨朱说：“其可焉在？曰：可在乐生，可在逸生。故善乐生者不窭，善逸生者不殖。”这话是说：“要怎样才行呢？要生活快乐才行，要身体安逸才好。所以，善于享乐者不贫穷，善于安逸者不经商。说得到不错！但问题是：善于享乐者不贫穷，财从何来？善于安逸者不经商，食从何来？莫非会天上掉下来不成？

　　说到杨朱提倡不事劳作，安逸享受，与老子提倡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相违背。因此，要把杨朱归入道家，恐怕很困难。要把杨朱说成是老子的弟子，恐怕也很困难。
　　或许有人会说：杨朱所说的“乐”，是指“安贫乐道”的“乐”，而不是“贪图享乐”的“乐”。杨朱所说的“逸”，是指“身劳心逸”的“逸”，而不是“贪图安逸”的“逸”。如此理解，粗看也通，但细究并非如此。因为杨朱说：“窭亦不可，殖亦不可。”贫也不可，劳也不可，分明是指身贫与身劳皆不可。杨朱又说：“善乐生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不窭”就是不贫穷。“不殖”是指不劳作。“不窭”、“不殖”分明又指不可身贫与身劳。所以可知杨朱提倡的安逸享受，与道家提倡的精神修养是大有区别的。
　　因此，杨学的漏洞也就显现出来，杨朱一面说：“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那应该自耕自作，自食其力才对。一面又说：“子贡之殖累生”，“殖亦不可。”又应该不事耕作，不食其力才对。既曰不取于人，又要不事劳作，不知享受安逸的衣食酒肉从何而来？
　　所以杨学因此产生的矛盾，也就因此产生了流弊。纵心所欲而不事劳作，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后果呢？孟子亲历其危害，那就是：“仁义充塞”，“人将相食”。也就是造成了社会不顾道德，巧取豪夺的风气，其后果是多么严重啊！

　　由上可知，杨朱的学说自成水火，难以自圆其说。因此可见杨朱所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不过是徒逞口辩而已，不但难以实行，而且连杨朱自己也难以做到。不象墨子的理论，墨子是亲自实践而且做到的。杨朱则不然，说“人人不损一毫”，不过是不以一毫利人的借口，并非自己也不去损人一毫。
　　要想不损人一毫，就得要清廉自守，而要想衣食无忧，就得要不辞辛劳。既想着安逸，又想着享乐，结局不外乎二：一、饥寒而死。二、巧取豪夺。能够忍饥挨饿，必为清廉之士，而为清廉之士，必不享乐安逸。然而清廉贫寒，又非杨朱所乐闻。杨朱说：“伯夷非亡（音无）欲，矜清之邮，以放饿死。”“清贞之误善若此”。再加上杨朱对原宪的评价，“原宪之窭损生”，可见其不赞清贫。那既要安逸，又不穷困，还要享乐，衣食何来？想来路也只有一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