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鲁兹2016款儿童锁:鹿鼎记的来历

引用其他人文章如下"

　　“鹿鼎”四义作者以“鹿鼎”为一部之总名，亦以之为一部之总纲，寄
　　意颇深。

　　首先，此一书名当得之于书中有鹿鼎山。这座山在极北之地的额木尔河与黑
　　龙江交汇处，山中藏有八旗重宝，且又是大清国龙脉的所在。当书中主人公历尽
　　艰辛悉知该山的秘密并来到山下，却又发现山上有一罗刹军寨——即雅克萨城。
　　由此便成武侠规模：各方势力对藏图经书的血腥争夺，《四十二章经》绝大秘密
　　的终于凸显，冰海逃亡与兵寨历险，俄罗斯之行与雅克萨尿战，写来均令读者挂
　　肚牵肠，欲罢不能。

　　而全书之始，距“鹿鼎山”三字的出现还很辽远，大文士吕留良课子读书，
　　讲解的便是“鹿”“鼎”二字，“人为鼎镬，我为糜鹿”，包蕴了多少故国情怀
　　、遗民血泪?由是又可知“鹿”

　　指细民百姓，“鼎”则拟政权。在初民们以吃饭为生存第一要义的时代，鼎
　　具有了作为一种炊器的本原意义，唯后世不断延伸，渐而为传国重器，为政权和
　　帝位的象征，然其本义却从未消亡。

　　后世以“调和鼎鼐”、“调鼎手”喻治国，喻宰相之位，仍基于此。书中的
　　康熙似缺少得力辅弼，军国大事的重负多担于一个少年皇帝的肩头，常可商量咨
　　询的则是一个更其年少的太监，“治大国若烹小鲜”，两少年便成了调鼎手，写
　　来亦是有趣。

　　然“鹿”亦可以喻政权，喻帝位。《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
　　下共逐之。”则明白以鹿喻帝位。“荆榛曾记从龙日，鼙鼓还传失鹿年”，亦言
　　政权易替。吕留良为明清间大儒，当熟知“问鼎”、“逐鹿”之典在语义上的复
　　杂性，却把“未知鹿死谁手”绎解为“咱们做老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是时局
　　使然，亦遗民心态使然。

　　历史地来讲，清初入关直至康熙朝平定三藩之乱，“鹿死谁手”的问题并未
　　完全解决。南有三藩，北有蒙古察哈尔部，西有准噶尔，越海有台湾郑氏。明室
　　瓦解，“群鹿争逸”，故“逐鹿”仍是整个小说的主线。参与争持角逐的有天地会，有郑王府，有神龙岛，有平西王府，甚至云南沐家、西藏喇嘛桑结、蒙古王
　　子葛尔丹、前明公主九难，也来凑一份热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煞是热闹
　　。康熙帝已正位九五，在这场江山赌赛中自然不可回避。

　　“鹿”和“鼎”终究是要统一的。治乱兴亡呼唤英雄出现，由乱到治则是一
　　番对英雄的磨洗。“人希逐鹿之图，家有雄霸之想”，却也只能是“高材疾足者
　　先得焉”。鹿入鼎中，不再见血沫与腥膻，治乱也经历了一个轮回，社会又重新
　　走上安定。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而非吕留良愤激之下所说的“死路一条”。

　　鹿鼎山是“鹿”和“鼎”相统一的实证，藏宝和龙脉却显得扑朔迷离。钦封
　　三等鹿鼎公、挂抚远大将军衔的韦小宝奇计百出，雅克萨一战胜得漂亮，却又匆
　　匆赶尼布楚去也。因为不缺银钱，小宝对掘宝不热心，又以与小皇帝的朋友交情
　　，一意保护大清龙脉，这都可理解。唯一费解的是精强练达的摄政王，为何要选
　　定这样一个地方来安置大清的“命根子”，而又疏于防卫？韦大将军夺回鹿鼎山
　　后仅越百余年，雅克萨城连同广袤的北方土地又割让给沙俄。清王朝由逐鹿、得
　　鹿到失鹿，康熙大帝及其爱将韦小宝九泉有知，当痛心疾首。由是又知作者为鹿
　　鼎山选址，思虑亦远，寓意亦深。"

你去看了小说就知道了，小说的前几回合没说韦小宝，就是解释为何叫《鹿鼎记》

逐鹿中原
问鼎中原

《鹿鼎记》诚然是金庸最奇特的一部作品。主人公韦小宝的形象不但在金庸著作及所有武侠小说中戛戛独造，即求诸整个的中国文人小说，也无有其匹。《鹿鼎记》刚在报上刊载的时候，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作者《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金庸自己也承认这部小说与其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但是这个“故意的”行为，是否如作者在后记中接下来解释的那样，是因为“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呢？我以为，理解金庸何以要作《鹿鼎记》是理解这部作品题旨的关键。
　　《鹿鼎记》的故事脉络是延续金庸早期著作《碧血剑》而来。在武侠小说创作界，例有为自己作品作续篇的传统。金庸自己就有《射雕》三步曲的宏制。但是《射雕》三步曲中《倚天屠龙记》已自矫矫不群，更多的属于政治小说的范畴。从《天龙八部》一著开始，金庸更是进入了“自为”地创作的阶段。在写作《鹿鼎记》的时候，金庸已经成功地塑造了“无为无不为”的侠客令狐冲，从而达到20世纪人类认识自己（人类的个体）的最高境界。金庸自己也表示，在他笔下所有人物形象当中，他最愿意做令狐冲。金庸小说主要承继西方19世纪主流文学的传统。古典西方文学的根本目的是认识人自己。既然《笑傲江湖》已经完美地完成了这个任务，金庸有什么必要去尝试“新的创造”？不错，《碧血剑》是金庸最不满意的一部作品。我们可以从“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一语间接地得出结论。但《鹿鼎记》既非《碧血剑》的续集，只是基于时间的设定，《碧血剑》中的一些人物：九难、何惕守、归辛树等又在《鹿鼎记》里出场罢了。作者决不至于因为早期的一部很不满意的作品而特为写一部新作。如果作者存此心愿，自当写一部《碧血剑外传》（如《飞狐外传》之于《雪山飞狐》），却不是另起炉灶创作可谓惊世骇俗的《鹿鼎记》。金庸明知《鹿鼎记》将会因其与从前的小说截然不同而可能剥夺许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却依然要执行其写作计划，实在是因为这部小说基于完全不同的创作理念。即金庸自己所说的：“《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它被创作出来，其目的不是为了人类的个体，而是为了认识人类的群体，亦即社会。

　　《鹿鼎记》第36回末尾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可以由之而窥见金庸创作该书的动机，却往往被“金学家”们所轻忽：
　　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其实此事说来亦不希奇，满清开国将帅粗鄙无学，行军打仗的种种谋略，主要从一部《三国演义》小说中得来。当年清太宗使反间计，骗得崇祯皇帝自毁长城，杀了大将袁崇焕，就是抄袭《三国演义》中周瑜使计、令曹操斩了自己水军都督的故事。实则周瑜骗得曹操杀水军都督，历史上并无其事，乃是出于小说家杜撰，不料小说家言，后来竟尔成为事实，关涉到中国数百年气运，世事之奇，那更胜于小说了。满人入关后开疆拓土，使中国版图几为明朝之三倍，远胜于汉唐全盛之时，余荫直至今日，小说、戏剧、说书之功，亦殊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