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汉化个体值计算器:什么是”养弱哲学”？

大自然中所有的物种都处在一个巨大的和谐与多重的平衡之中。它们既相互倚存又相互制约，除了植物直接吸收日光能量，通过光合作用奠定了生命传承的初始自养外，其它物种都在“吃”与“被吃”的“他养”锁链之中。植物才是我们大地上真正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它们承接了太阳的“天火”，点燃起地球生命的熊熊火炬，把它逐阶传递给其它物种，养育了全球所有生命。纵观整条生命锁链，也许我们并无依据，更无资格界定谁是“害虫”。
　　自然界的任何物种都必须同时具备“自主生长”与“自我保护”两种能力。两者缺一不可。其生存当各怀绝技，互利互惠，正像那句德国谚语：“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得更茂盛”（我甚至怀疑罂粟花会不会让昆虫成为“瘾君子”，好长期为它工作）。其防卫又各有绝招，有的长刺，有的含毒，有的恶臭，有的干脆以极大的繁殖力，产下成千上万的后代，只要有一、二成活就不会绝种。凭借着这两种天赐本领，在天敌存在的环境里，每个物种才能有效地抵御各种侵害，在大自然中立足，生生不息，并与其它物种动态平衡，偕同繁衍（有时没了天敌反而会泛滥成灾。1895年有位名叫托马斯的人乘坐英轮，带了20只兔子到澳洲，由于没有天敌而大量繁殖，毁掉草场，酿成灾难，至今仍未解决）。
　　人类不断地将原本野生的植物移入田园。受到特殊保护的植株也逐渐自行解除武装，退化自我防卫能力，完全依赖人类的庇护。它们按照人类的意愿，使自己长得叶肥、果大、粒饱、味美、株高，奉行“全力发展，不要防卫，依靠保护”的政策，使自己成为“不设防”的物种。它们这种体态特质不仅满足了人类的口福，也成了各种动物伺机捕食的首选目标。
　　许多农作物其原始的野生形态本非这般招摇。它们懂得隐藏自己，不那么“露富”；懂得收拢自己，不那么“张扬”；懂得坚实自己，不那么“虚胖”；它们甚至懂得节制自己的生长速度，不使自己过于“冒尖”先摧。经过人类调教，它们现行的生存状态，实乃生命之大忌。这等于把自己的软腹部完全坦露给对手，又怎能不招引大批天敌蜂拥而至呢？对此局面已经难以招架的人类，无奈之际，将其一言以敝之，统称“害虫”。可见是，先有人类育出无防卫能力的肥美之物，然后才引出“害虫”概念。倘它们仍是旷野中的野麦、野菜，怕什么害虫吗？
　　我们所面对的害虫群体是一个十分顽强、有效、狡狯，诸多兵种齐备的野战军团。在它们中间，有长翅的空军，有披甲胄的装甲兵，有从天而下的空降兵，有能两栖作战的特种兵。它们有时可以结成亿万成员的集团军，浩浩荡荡、铺天盖地，进行大兵团作战（如蝗虫）。更多的则是小规模游击式的单兵作战。它们训练有素，能飞、能游、能穿地、能爬树、能疾跳，会钻树心、咬树根、啮硬壳，机动善变，各自为战。它们全天候出击，不管风雨，不舍昼夜。它们立体作战，从空中、地面、水上进行偷袭，让我们防不胜防。在这场斗智斗勇的人虫大战中，似乎虫越战越强，越斗越勇，越灭越多。只要让哪位上了年纪的老农回忆一下，将建国初期与现在的病虫害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害虫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了。去年听新疆当地干部讲到他们的独特优势是一黑（石油）一白（棉花）。特别是棉花，现在内地不少产棉大省都饱受棉铃虫之害大幅减产。面对这种来势越来越猛的虫害趋势，人们内心里也充满着忧虑。在与虫作战上，我们已有点底气不足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诗人气概恐已消解过半了。
　　对付害虫，我们人类唯一的法宝——杀虫剂也越来越失灵了。我们的对手不仅是一个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群体，更是一个繁殖周期短，迅速更新的种群。不管人类施用什么药剂也只能灭其一部，留下来的却成了抗药性一代胜过一代，为害能力越来越强的品种。人类更新药剂的速度永远也赶不上它们应变出新的速度。据悉现已出现不怕任何鼠药的老鼠。这个自人类之初就已与我们结成生死冤家的鼠辈，颇为让人敬畏。拥有如此先进高科技手段的人类，最多只能说是跟它打了个平手。要知道，我们无所不有，它可是赤脚空爪呀！倘若它也能打造一两件合用的兵器，结局又会如何呢？迄今，人们通常只对大型的凶禽猛兽以“老”相称（如老鹰、老虎），而对这些长仅数寸，貌不惊人的小东西却也破格地尊称为“老”鼠。据说在即将爆炸的矿井里，或就要翻沉的船上都早没了老鼠的踪影。这小东西也许还有点先知先觉的灵气呢。
　　杀虫剂是个两难之物，既要虫死又要人活。这场艰难的人虫之战弄得我们多少有点气急败坏。跟害虫斗红了眼的菜农，有时真有点失去了理智，不顾后果地使用了剧毒农药。食此蔬菜使人致命，集体食物中毒的事故频频发生。在人虫“化学战”上我们人类真不如蛇族。你看人家眼镜蛇所施剧毒液可使猎物当即毙命，所含毒液对自己绝对无害。哪像人类的蹩脚农药，杀不绝害虫，倒常常把自己赔在里边。
　　我们是否应该改换一下思路，更新一下现有观念，从根本上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呢？我们能否牺牲一些产品的肥美高产，选换一些味虽差些、实虽小些，但自我防卫能力强，基本上无需农药的物种呢？虽说不可能人人都去采挖野菜，但我们能否不断地移植野种，限定人工培育种植代数呢？也许这种野性未脱的园中作物反而更有利于人体健康。
　　草——这个让我打心底里充满敬意的家族。其实我们现在食用的稻麦豆菜原本也都是草。人类选择了几种“可教”之草加以驯化，才有了农业。它们一经人类调教，也就脱离草籍，不再称“草”。而把那些野性不改，久驯不化，不甘为我所用的顽璞物种，一概地轻蔑为“草”。其实这种野性当中，自有一种顽强保持自我的风骨，一种不肯寻求庇护的自主，一种不甘人类使役的自尊，一种不受人施舍（肥料）的自立。它们对自己的生存能力有绝对的自信——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世世代代生存下去。它们的存在就是对人类霸主地位的挑战。它们生就一副坚根韧骨，任你人踩车碾虫咬兽啃，经得起草原荒火，耐得住旱涝蝗雹。甚至小行星撞击地球，严酷的地质冰期都没能让它们绝种。常言道“人不如草”，这句话应由贬辞变为敬语才对！
　　凡事都是先“养弱”而后有“害侵”也。
　　遗憾的是，我们不光是在园田农业上养弱引害。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一种“养弱哲学”。“养弱”多为强者所为。通常“养”与“被养”所处地位悬殊，一方对另一方足以构成支配地位时，“养弱”才多有发生。中国数千年的宗族社会更是养弱的肥沃土壤，也形成了各行各业严厉的行为规范。如“慈不掌兵”，“棒打出孝子”，“严师出高徒”，这些虽说都有道理，但也极易造成理解偏颇，酿成“养弱”的积年苦果。
　　在“教育园地”里，辛勤的“园丁”们确实有点把学生当作娇嫩的园田幼苗般精心呵护。但对培养学生独立自主能力方面却缺乏同等的重视。杨振宁教授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这种“填鸭式”教育“考试时一比较，马上能让美国学生输得一塌糊涂”，但这种教育也容易扼杀学生的创造性、主动性、灵活性，以及束缚了学生们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能力。比起外国小朋友来，中国孩子更多些“乖宝宝”、“好孩子”，缺少独特的个性与自主、自立、自理能力。
　　我们的一些国有企业也多有“园栽”弱态。这也许是过去计划经济束缚过紧的结果。个体经济反倒表现出某些“草”的强韧特征，灵活多变，经得起践踏。
　　中国历来是座大学校，敬先贤、尊古训、师大人、学经典，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说，每个好公民都有一副虔诚的“学生相”。我们得天独厚的教化彻底泯灭了人们的野性与个性，越是文化发达之地越是有效。有一个让我一直迷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从古至今，几乎没有一个雄才大略、创立霸业的政治枭雄出自于名都大埠、文化发达繁盛之地，而是大多生于穷乡僻壤的青山秀水之中。大概这些远离教化之地尚能保存点生命力强盛的野性与未曾磨灭的个性，草莽——这才是诞生英雄豪杰的真正沃土！历史总该带点斑驳的铜锈。它不该是一尊擦得耀眼的青铜古爵。生命之野性是否也应像宝鼎之铜锈，不宜完全磨去？
　　从生物链的角度来讲，世上本无害虫。有些垦区，一些土著昆虫小兽也许从久远的地质年代以来一直世居于此。人类只是近些年来才将它们的世袭领地攫为己有。有些不识相的弱小生灵还偏有股戆劲，硬是不肯拱手相让，仍旧顽昧地栖居在自己的祖业上，拒不承认我们人类的殖民地位。我们把这些驱逐无效，至今仍在作无谓抗争的土著物种科学地判定为“害虫”。可见是先有人类进犯夺地，而后有“害虫”矣！
　　我们人类也许树敌过多。我们几乎遍吃一切，海洋里从鲸鱼到小虾，陆地上从虎象到老鼠，天空中从老鹰到麻雀。可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尽成我们饕餮之物。即使有些不堪食用之物，我们也会变着法儿地将其“入药”，扩大摄入范围。翻开《本草纲目》，光一个“虫部”就达一百零六种稀罕物：虱蝎蚁蛆，蛭蠹蝼虻，蚯蚓蛞蝓（鼻涕虫）无不入药。此外还有“鳞部”、“介部”、“兽部”（此部有两味奇药，“果然”与“败笔”），最让人吓一大跳的是居然还有“人部”，人之“骨肉胆血咸称为药”。
　　人类把许多昆虫称之为“害虫”，倘由所有动物“全民公决”，也许它们会一致地认定，地球现阶段的“害虫”就是——一部分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大自然规律、破坏生物链的人类自己！

大自然中所有的物种都处在一个巨大的和谐与多重的平衡之中。它们既相互倚存又相互制约，除了植物直接吸收日光能量，通过光合作用奠定了生命传承的初始自养外，其它物种都在“吃”与“被吃”的“他养”锁链之中。植物才是我们大地上真正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它们承接了太阳的“天火”，点燃起地球生命的熊熊火炬，把它逐阶传递给其它物种，养育了全球所有生命。纵观整条生命锁链，也许我们并无依据，更无资格界定谁是“害虫”。
自然界的任何物种都必须同时具备“自主生长”与“自我保护”两种能力。两者缺一不可。其生存当各怀绝技，互利互惠，正像那句德国谚语：“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得更茂盛”（我甚至怀疑罂粟花会不会让昆虫成为“瘾君子”，好长期为它工作）。其防卫又各有绝招，有的长刺，有的含毒，有的恶臭，有的干脆以极大的繁殖力，产下成千上万的后代，只要有一、二成活就不会绝种。凭借着这两种天赐本领，在天敌存在的环境里，每个物种才能有效地抵御各种侵害，在大自然中立足，生生不息，并与其它物种动态平衡，偕同繁衍（有时没了天敌反而会泛滥成灾。1895年有位名叫托马斯的人乘坐英轮，带了20只兔子到澳洲，由于没有天敌而大量繁殖，毁掉草场，酿成灾难，至今仍未解决）。
人类不断地将原本野生的植物移入田园。受到特殊保护的植株也逐渐自行解除武装，退化自我防卫能力，完全依赖人类的庇护。它们按照人类的意愿，使自己长得叶肥、果大、粒饱、味美、株高，奉行“全力发展，不要防卫，依靠保护”的政策，使自己成为“不设防”的物种。它们这种体态特质不仅满足了人类的口福，也成了各种动物伺机捕食的首选目标。
许多农作物其原始的野生形态本非这般招摇。它们懂得隐藏自己，不那么“露富”；懂得收拢自己，不那么“张扬”；懂得坚实自己，不那么“虚胖”；它们甚至懂得节制自己的生长速度，不使自己过于“冒尖”先摧。经过人类调教，它们现行的生存状态，实乃生命之大忌。这等于把自己的软腹部完全坦露给对手，又怎能不招引大批天敌蜂拥而至呢？对此局面已经难以招架的人类，无奈之际，将其一言以敝之，统称“害虫”。可见是，先有人类育出无防卫能力的肥美之物，然后才引出“害虫”概念。倘它们仍是旷野中的野麦、野菜，怕什么害虫吗？
我们所面对的害虫群体是一个十分顽强、有效、狡狯，诸多兵种齐备的野战军团。在它们中间，有长翅的空军，有披甲胄的装甲兵，有从天而下的空降兵，有能两栖作战的特种兵。它们有时可以结成亿万成员的集团军，浩浩荡荡、铺天盖地，进行大兵团作战（如蝗虫）。更多的则是小规模游击式的单兵作战。它们训练有素，能飞、能游、能穿地、能爬树、能疾跳，会钻树心、咬树根、啮硬壳，机动善变，各自为战。它们全天候出击，不管风雨，不舍昼夜。它们立体作战，从空中、地面、水上进行偷袭，让我们防不胜防。在这场斗智斗勇的人虫大战中，似乎虫越战越强，越斗越勇，越灭越多。只要让哪位上了年纪的老农回忆一下，将建国初期与现在的病虫害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害虫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了。去年听新疆当地干部讲到他们的独特优势是一黑（石油）一白（棉花）。特别是棉花，现在内地不少产棉大省都饱受棉铃虫之害大幅减产。面对这种来势越来越猛的虫害趋势，人们内心里也充满着忧虑。在与虫作战上，我们已有点底气不足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诗人气概恐已消解过半了。
对付害虫，我们人类唯一的法宝——杀虫剂也越来越失灵了。我们的对手不仅是一个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群体，更是一个繁殖周期短，迅速更新的种群。不管人类施用什么药剂也只能灭其一部，留下来的却成了抗药性一代胜过一代，为害能力越来越强的品种。人类更新药剂的速度永远也赶不上它们应变出新的速度。据悉现已出现不怕任何鼠药的老鼠。这个自人类之初就已与我们结成生死冤家的鼠辈，颇为让人敬畏。拥有如此先进高科技手段的人类，最多只能说是跟它打了个平手。要知道，我们无所不有，它可是赤脚空爪呀！倘若它也能打造一两件合用的兵器，结局又会如何呢？迄今，人们通常只对大型的凶禽猛兽以“老”相称（如老鹰、老虎），而对这些长仅数寸，貌不惊人的小东西却也破格地尊称为“老”鼠。据说在即将爆炸的矿井里，或就要翻沉的船上都早没了老鼠的踪影。这小东西也许还有点先知先觉的灵气呢。
杀虫剂是个两难之物，既要虫死又要人活。这场艰难的人虫之战弄得我们多少有点气急败坏。跟害虫斗红了眼的菜农，有时真有点失去了理智，不顾后果地使用了剧毒农药。食此蔬菜使人致命，集体食物中毒的事故频频发生。在人虫“化学战”上我们人类真不如蛇族。你看人家眼镜蛇所施剧毒液可使猎物当即毙命，所含毒液对自己绝对无害。哪像人类的蹩脚农药，杀不绝害虫，倒常常把自己赔在里边。
我们是否应该改换一下思路，更新一下现有观念，从根本上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呢？我们能否牺牲一些产品的肥美高产，选换一些味虽差些、实虽小些，但自我防卫能力强，基本上无需农药的物种呢？虽说不可能人人都去采挖野菜，但我们能否不断地移植野种，限定人工培育种植代数呢？也许这种野性未脱的园中作物反而更有利于人体健康。
草——这个让我打心底里充满敬意的家族。其实我们现在食用的稻麦豆菜原本也都是草。人类选择了几种“可教”之草加以驯化，才有了农业。它们一经人类调教，也就脱离草籍，不再称“草”。而把那些野性不改，久驯不化，不甘为我所用的顽璞物种，一概地轻蔑为“草”。其实这种野性当中，自有一种顽强保持自我的风骨，一种不肯寻求庇护的自主，一种不甘人类使役的自尊，一种不受人施舍（肥料）的自立。它们对自己的生存能力有绝对的自信——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世世代代生存下去。它们的存在就是对人类霸主地位的挑战。它们生就一副坚根韧骨，任你人踩车碾虫咬兽啃，经得起草原荒火，耐得住旱涝蝗雹。甚至小行星撞击地球，严酷的地质冰期都没能让它们绝种。常言道“人不如草”，这句话应由贬辞变为敬语才对！
凡事都是先“养弱”而后有“害侵”也。
遗憾的是，我们不光是在园田农业上养弱引害。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一种“养弱哲学”。“养弱”多为强者所为。通常“养”与“被养”所处地位悬殊，一方对另一方足以构成支配地位时，“养弱”才多有发生。中国数千年的宗族社会更是养弱的肥沃土壤，也形成了各行各业严厉的行为规范。如“慈不掌兵”，“棒打出孝子”，“严师出高徒”，这些虽说都有道理，但也极易造成理解偏颇，酿成“养弱”的积年苦果。
在“教育园地”里，辛勤的“园丁”们确实有点把学生当作娇嫩的园田幼苗般精心呵护。但对培养学生独立自主能力方面却缺乏同等的重视。杨振宁教授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这种“填鸭式”教育“考试时一比较，马上能让美国学生输得一塌糊涂”，但这种教育也容易扼杀学生的创造性、主动性、灵活性，以及束缚了学生们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能力。比起外国小朋友来，中国孩子更多些“乖宝宝”、“好孩子”，缺少独特的个性与自主、自立、自理能力。
我们的一些国有企业也多有“园栽”弱态。这也许是过去计划经济束缚过紧的结果。个体经济反倒表现出某些“草”的强韧特征，灵活多变，经得起践踏。
中国历来是座大学校，敬先贤、尊古训、师大人、学经典，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说，每个好公民都有一副虔诚的“学生相”。我们得天独厚的教化彻底泯灭了人们的野性与个性，越是文化发达之地越是有效。有一个让我一直迷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从古至今，几乎没有一个雄才大略、创立霸业的政治枭雄出自于名都大埠、文化发达繁盛之地，而是大多生于穷乡僻壤的青山秀水之中。大概这些远离教化之地尚能保存点生命力强盛的野性与未曾磨灭的个性，草莽——这才是诞生英雄豪杰的真正沃土！历史总该带点斑驳的铜锈。它不该是一尊擦得耀眼的青铜古爵。生命之野性是否也应像宝鼎之铜锈，不宜完全磨去？
从生物链的角度来讲，世上本无害虫。有些垦区，一些土著昆虫小兽也许从久远的地质年代以来一直世居于此。人类只是近些年来才将它们的世袭领地攫为己有。有些不识相的弱小生灵还偏有股戆劲，硬是不肯拱手相让，仍旧顽昧地栖居在自己的祖业上，拒不承认我们人类的殖民地位。我们把这些驱逐无效，至今仍在作无谓抗争的土著物种科学地判定为“害虫”。可见是先有人类进犯夺地，而后有“害虫”矣！
我们人类也许树敌过多。我们几乎遍吃一切，海洋里从鲸鱼到小虾，陆地上从虎象到老鼠，天空中从老鹰到麻雀。可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尽成我们饕餮之物。即使有些不堪食用之物，我们也会变着法儿地将其“入药”，扩大摄入范围。翻开《本草纲目》，光一个“虫部”就达一百零六种稀罕物：虱蝎蚁蛆，蛭蠹蝼虻，蚯蚓蛞蝓（鼻涕虫）无不入药。此外还有“鳞部”、“介部”、“兽部”（此部有两味奇药，“果然”与“败笔”），最让人吓一大跳的是居然还有“人部”，人之“骨肉胆血咸称为药”。
人类把许多昆虫称之为“害虫”，倘由所有动物“全民公决”，也许它们会一致地认定，地球现阶段的“害虫”就是——一部分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大自然规律、破坏生物链的人类自己！

詹先生的这一观点取自大自然，应用于社会科学，他的意思是指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矫枉过正，即家长虽很想把子女培养成才，成为坚强又有能力的人，但是采用的是极严苛的教育方法，以至于这样的人不免缺少独特的个性与自主、自立、自理能力，因为父母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