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一个女孩漂亮的诗句:两税制 ?

中国传统社会前期（秦---唐）的正税，引“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出《孟子》）为理论依据，按“租”“调”“役”（田租，特产，徭役）三个项目征收。到了隋朝，规定百姓可输钱免役，由政府雇人代替，称为“庸”，“租调役”于是变成了“租庸调”，这一制度为唐朝沿袭。
　　唐朝的“租庸调”制：每年输粟二斛，稻三斛，为租；输绢二匹，绫、绞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为调；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免役者每免一天，输绢三匹，为庸。
　　隋唐制度田租按人丁征收，每人纳税相同（粟二斛，稻三斛）。这和前代按田产面积或者产量计田租有所不同，它的依据是“均田制”，这一制度下，男丁田产相同（每人受田一顷），当然就应该缴纳同样的田租。由此自然而然可以想到，当均田制破坏，土地兼并发展导致每人田产悬殊时，这一税收制度就不再公平；同时，“租庸调”制以人丁为纳税对象，自然依赖于精密的户籍薄，唐初三年一造户籍薄，按薄授田收田并征租发调，结果公布于县衙门口，使众所周知，官吏不得作弊。中唐以降，人口激增，户籍统计工作紊乱，官吏乘机徇私舞弊，随意加派勒索，至此，租庸调制再也难以坚持下去。
　　至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创两税制，核心内容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换言之就是政府要用多少钱，就向百姓征收多少。
　　具体实施时是参照前几年财政支出。先制定税收总额，再将这一税收额分配到各地，各地按税收配额制定税率。“量入为出”本意是要限制聚敛，但由于支出上没有准则，一旦财政拮据则以任意加征解决，反而造成了横征暴敛。
　　（二）“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取消主籍客籍之分，从法律上承认客户的地位。
　　由于税率并非由中央统一规定，而是由地方根据税收配额制订，造成往往人口越稠密的地区，人均税率就越低。在主客籍不分的情况下，其他地方的百姓纷纷迁入这一低税率地区，这种迁徙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各地人口密度的差异和税率差异，形成恶性循环。
　　（三）“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按照资产多少决定纳税额，取消原来按人头固定征收造成的不公平。
　　这有赖于对于民户的资产状况的严格掌握，常年进行核对自然是应有之义，但自创此制，直到八年后才重新审定了一次。后来虽作了“三年一定，以为常式”的规定，但并没有执行。官僚贵族、地主富户可以用不报或少报的手段，达到少交赋税的目的。结果使某些地区“十分田地，才税二三”，所谓“唯以资产为宗”的原则，实际上很难贯彻。
　　（四）“秋夏两征之”，故称两税，原有的“租庸调”三个项目都并入两税，不得另征。
　　三个项目合并为一，简单明了，但两税制最大的毛病就出在这上面，本来免役钱已经归入“两税”征收了，再有徭役就应该政府雇人去做，但时间一久，这一含义被人忘记了，各种徭役重新征收，到了宋朝的王安石，又出来搞改革收免役钱，实质上形成了重复征收。这一过程在此后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改革中也都可以看到，比如一条鞭法将杂税并入正税征收，严禁此外另征。创制之初的确是限制了巧立名目，但时间一久，各种杂税又冒出来了，又成为重复征收。前一阵子中国农村为了杜绝乱收费搞税费改革，“税费合一”，主要的隐患就在这上面：时间一久，地方干部忘了是农业税里面已经包括各种“费”的附加了，再另立一项，不是反而加重了农民负担么。
　　两税制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赋税制度的下半段，从此以后的中国政府，就只能将这一制度修修补补继续使用，而再不能有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