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装潢设计培训:什么是"士"?

士就是士族！
　　士族，俺只能会其意，很难言其实，简单归纳一下就是东汉以后形成的历世为高官的豪门家族。而它的存在对随后数百年历史有着深远影响。 ?8?b砻?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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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族的形成，一般说来始于东汉，但俺以为其源流上可追溯到春秋战国。在春秋战国，许多姓氏其实都以粗具了士族的雏形。最典型晋国，自重耳亡归为君后，其随行之臣数代皆历显位，行成了赵，范，荀，先，魏，狐，栾等名家，而后又因各种原因而形成了韩等；齐国，以国、高二姓为强族；鲁国，有诸名的三桓；在楚国，屈，景，斗，昭等姓世为将相；宋，华氏世为司马，戴氏世为大夫。这些姓氏大族在当时实际上就相当于士族了。而且以后我们所称的东汉以后数百年的士族中，确实有许多家族是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最典型的有鲁郡孔氏，就是始兴盛于春秋战国时的孔子，孔鲤，子思，在来其子孙在汉，魏，晋皆为名臣，如孔融，孔愉，孔坦；在两晋南北朝出了高欢，高乾，高昂及名相高颖的渤海高氏，正是齐国的国、高二姓的高氏。 a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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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西汉刘邦建国，许多佐命的元勋也跟着兴旺发达，于整个汉朝世为显家，如曹参，夏侯婴的家族，到了三国两晋，就更是大红大紫。而且在两汉，经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儒道大行起来，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儒生，其后代以经学相传，到了后来以学仕官，而后发展成了士族，有名的为西汉之伏生，其后代到了东汉有伏隆，伏完，皆名重天下，其中的伏完，更是以国丈之名大显大贵；东汉时，有名的儒者杨震白身仕至太尉, 成为弘农杨氏的开端，其子孙杨秉，杨赐，杨彪连续数代都当到了太尉，到了晋世，杨骏以后父成为太傅，而在北齐，司空杨喑更是一时之名人。谯君龙亢的桓氏，也是在东汉由先祖桓荣以儒学起家的。 1偑z? 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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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族制的成熟期是在东汉，其中也有是以开国元勋起家的，如邓氏之邓禹，而真正士族的兴盛，在于东汉后期。在长久和平时代中，儒家经学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士人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互相品评也成为风气，有许多人就开始以才名德名名播天下，最有名的是颍川四长：荀韩钟陈。“四长”即颍川颍阴人荀淑，颍川舞阳人韩韶，颍川长社人钟皓，颍川许人陈实。而后四家逢汉末乱世，在魏晋中更是大旺起来。荀氏最为有名，荀淑八子号称八龙，其中不乏仕至三公者，而后荀域，荀攸位至台辅之重，荀域之子荀颐又为三公，又有荀勖为司徒，再往后荀氏与司马氏联姻，更是暴贵，荀悝在晋仕为征南大将军，于晋之世，荀氏将相中的名人还有荀藩，荀崧，荀羡等，但荀氏在晋以后就日渐衰败了；韩氏在汉末三国不是很兴盛，最高位为太仆韩融，到两晋才大显起来；在钟氏中，以魏太傅钟繇最为有名，其长子钟毓为车骑将军，次子钟会就不用说了；陈氏的陈实，陈纪陈谌父子三人在当时并号“三君”，陈实死时，吊丧者三万人，可见其名重于当世，其孙陈群为魏司空，就是“九品中正制”的创建者，陈群之子陈泰亦位至魏之司空。而东海王氏王朗，平原华氏华歆等等也是在那时以名重一时而仕后世发展成为士族的。东汉末三国这个时代，实际可称得上是士人白手起家成就士族的最典型的时代，也是一个开始很看重名声的时代，其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建立了九品中正制，按所在地区的人的名声举士为官。这在当时是长期风俗习惯积累的结果，适应了曹操所开创的任人为才的风气，并不违背时代潮流。 ?癓5渊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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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到西晋以后，九品中正制就开始显出他的弊端了。也许有人视司马炎有统一之功绩，可称为一代名君，但依我看西晋之败亡实由他而起，他统一全国后所开的奢靡之风及懒散放松是西晋败亡的根源。正是因为他的表率作用，才使西晋上下崇尚虚华，清谈之风由此大开，居高位者往往以清谈为重，以至将军无将才，军力日衰才为五胡所乘；而其后期的懒散松懈，只图逸乐，直接导致了各州中正可以任人为亲，把持举士任官之权，只重士人清谈之名而不重其才能之实，提携了一大批酒囊饭袋为将为相，以致政府的效率严重削弱。九品中正制最开始的任人为才的宗旨从此以后被完全抛开，成了士族互相提携名声的工具了，这也许就是此制度为后人所批评的原因。在这个期间崛起的士族以并州太原祁县王氏，青州琅琊临沂王氏最为有名，太原王氏一直便是一般士族，但于魏末王昶为三公起家起家，到其子王浑在晋开始大盛，其后王济，王湛，王承，王述，王坦之等等在晋都是名臣。而琅琊王氏以王祥卧冰求鲤的孝道闻名而世，也许是阴德积了太多，尽管在三国不出名，但到晋开始大显达，竹林七贤之王戎即出于此家，后历台辅之重；这一族在西晋出了好几个清谈名人，最诸名的就是那个将东晋完全败掉清谈丞相王衍了，但王导王敦王羲之也是出自这一王氏，到了东晋，虽有王敦之乱，但王导这一支仍然大盛，士族中最有名的王谢中的“王”就是这个王家。 蒟?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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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很多地方都是西晋的延续，但也有了不同，在士族的发展这个问题上也表现的很名显：一是面对南北的战乱这个现实，本不是大士族甚至是寒门的一些家族崛起成为士族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谯郡龙亢的桓氏和鄱阳陶氏，桓氏以桓彝起，到桓温时大盛，虽在桓玄时达到极点而后暴衰，但在当时已被人看作士族，陶氏的陶侃为中兴五大名臣之一，而后在江南陶氏便一直是公侯世袭，这两家的特点是以军功起家的；二是一些江南小士族开始发达起来，顾陆朱张，一直是江南四大豪族，在东吴时很是兴盛，但入晋后一直为中原士族所瞧不起而不得志，以至陆机陆云兄弟甚至还刻意入洛以才智揽誉，可见当时北方士族对南方人的态度。而到了司马睿建东晋，不得不依靠江南大族，四家才开始显达起来，陆氏的陆玩，顾氏的顾荣顾瞻，还有江南贺氏的贺循，在东晋之初都位至台辅之重，而后各江南士族的兴盛并不下于南渡的北方士族。两晋所确立的这些士族大多一直延续到了陈朝的灭亡。然而西晋所传下来的清谈之风，并未因西晋的灭亡而衰落，反而在江南大盛起来，人们甚至还在玄理中引入了新的元素——佛学，士人们皆以与高僧谈玄谈佛为荣，以佛学来论证玄理，以至后来佛教在南方大盛，而士族日渐糜烂腐朽，大多数人手无缚鸡之力。中学课本中的任建康令的王姓士族某人甚至把马认做虎，后南朝为北朝所灭也就不足为怪了。陈被灭后，南方士族在后来的历史中就一蹶不振了。 ?4?V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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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时的北方，士族也并没有消亡，而是伴随着北方战乱历史的发展而适应着，有了自己新的发展。曹魏和西晋沿袭下来的九品中正制在北方的五胡政权下再难起什么作用了，北方的士族在乱世的屠刀中不得不尽全族之智力勇力，艰难生存下来。在五胡乱华之初，大多士族都在自己的庄园内修坞筑堡，募集家兵，一般还有数个士族联合起来互为声援，共同抵御胡族的铁骑和无处不在的强盗。到了胡族政权初部建立的时候，大多数胡族君主都采取了拢络北方士族的政策，因为这样的缘故，北方的士族后来又都融入到各个北方政权里来，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以在乱世中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家族。最典型的例子是慕容氏立燕国后，河北地区的士族阳氏，封氏，高氏融入了前后各个燕政权都历任显职，其中很多人都被慕容氏视为心腹，而到了北魏，大士族崔氏裴氏一直都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为魏帝所倚重，在多次北方汉人的暴乱中，魏政权甚至主要依靠裴氏等北方士族领袖的声望把暴乱平息下去。北方的这些士族，在长期乱世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韧性，适应了无数次的混乱，一直保存下来，到唐朝还生机勃勃。 O?a格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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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北方历史的变迁，也许多胡人改为汉姓，经几代人长期的发展到后来也被看作士族了，如宇文氏，为北周国姓，但隋文帝代周后仍对之礼待甚至重用，到唐初时还有许多宇文氏在中央为高官者；如长孙氏，自长孙晟起，到唐有长孙无忌时更为兴盛，而自魏孝文帝将拓拔氏改为元氏起，一直到唐，甚至是金，元氏一直都被视作是北方大族。 L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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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唐，唐之国姓李氏自汉以来就是陇西大族，在乱世中竟不仅没被丝毫削弱，反而一枝独秀的成长起来，到西魏成为八柱国之一，在北周更是开国元勋，累世名将，而隋朝杨坚的称帝也得到了陇西李家的大力支持，到唐开国之后，更是兴旺到了极点，不能不说是个异数了。然而唐开国后，认识到九品中正制对于整个时代的无效性，而正式采用了科举选才[好像隋是第一个用科举的]。有人说这正面打击了士族制度，我认为有一定道理，但打击应该主要是针对南方以玄学为家学的士族而言的，以致南方许多家族在唐开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一蹶不振，而以河东崔氏，清河裴氏为首的北方士族自汉起，历曹魏，西晋，十六国，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由隋再到唐数百年来一直为生存而奋斗，都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和务实的家学传统，以至在面对科举制时也可从容应付，所以遍观各种书上的唐朝丞相或有名才子，很多都是姓裴姓崔或姓元的，据有人统计，河东闻喜裴氏历代以来为相者有400多人，而清河崔氏也不会差多少。 妠?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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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士族的消亡，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俺以为主要是行政区地名的变革和士族内部迁徙分居的缘故，长期以来，北方士族担任各种地方官职，从而迁居离开祖居地，在新居之地繁衍数世后其子孙后代再回祖居地已是无故人了，随时间变迁，迁居者渐多，而后自称某地人士时已是地名各异，而祖居之地地名亦会变迁，以前是郡，后来会变为州，如清河崔氏到了唐就称博陵崔氏，其实地方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后世居不同地的同姓子孙有很多就难以称为是一家的了，而再经唐中后期及后来各代的变乱，原各士族祖居地留守的宗家也会发生各种变化，这些原因终合起来，就导致大士族分散，变弱，散居到全国各地，形成了今天的样子。而说到陈朝以前南方士族为何不是以这个原因消亡，那应该是因为大多南方士族都是祖居建康富庶之地，即使到南方各地为官，在那时都是没得到很大开发的贫瘠之地，故皆不乐迁居，任满即回，而且同宗族之人居住地都集中于建康附近，家族内联系很强，故能维系在一起。 ]!Ao?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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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族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中国古代人文化和生活观念的反映，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文化，风俗的变迁。所以是我看史比较注意的内容。 l??盨[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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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仅是俺乱侃的个人观点，肯定还有不足之处。五代，宋，金，辽，元，明，清也有许多官宦人家，很多家族的构成和形式上都与俺以上所述士族差不多的，但“士族”这个词在这几个时代已经不怎么流行了，而且从唐以后迁徙越来越多，故俺不再一一侃了。另外,本人是用的智能ABC,有些生僻字不得不已别字代替。

士

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分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后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原来可能指原始社会末期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进入阶级社会后，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仍以战争为主要职业。又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

春秋前、后的士有很大的不同。春秋以前的战争以车战为主，战车一乘有甲士三人居车上，中为御，左、右各一人分执弓矢与戈矛。甲士即武士，也是率卒冲锋陷阵的基层军官，他们平时娴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或作卿大夫的家臣，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经济上主要靠公卿大夫的赏赐和“食田”的土地收入。春秋以前的社会组织按严格的宗法原则构成，依血缘区分亲疏贵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士对卿大夫有直接的宗法隶属关系，叫做“大夫臣士”，士则直接隶属有“隶子弟”，供其役使。贯穿他们之间的是一种不同于后世君臣关系的宗法血缘隶属关系。士的嫡长子承袭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庶子。“隶子弟”大概就指庶子，“食田”即由他们为其耕种。士属于国人，常住国中，故也可叫国士。管仲制国为二十一乡，中有“士乡十五”。

春秋时代，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和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上层建筑发生了动摇，出现“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战争规模日益扩大的局面。在这种新形势下，步卒作用增加，车战及武士的作用减小，士的地位也出现了上升或下降的变化。“执国命”的“陪臣”是少数上升者，他们原来只不过是卿大夫的家臣，现在可以不顾宗法等级，凭借武力和权势干预国政，兴风作浪。鲁国阳虎(即阳货)就是一个拥有甲兵和权势的武士，原为季平子家臣，平子死，遂专政，“欲作乱于鲁”。下降者也突破了宗法制的束缚，四处奔走，另谋出路。他们学过“六艺”，是知书识礼之人。在动荡不定、风云变幻的春秋时代，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设法招徕士众以张声势，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如晋国栾怀子好施，“士多归之”。所谓“蓄士”之风即由此而兴。还有部分士为解决经济困难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经营工商业；也有人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士阶层的这种演变情况，在孔子的家世上反映得非常明显。孔子本为宋闵公(前691～前682)的后代，曾祖父防叔奔鲁为大夫，父叔梁纥还是个有勇力的典型武士。孔子本人也习过“六艺”，善射御，但已“贫且贱”，曾作季氏的小吏。任官退职以后，他又聚徒教习，成为先秦儒家的始祖。士从事私人讲学活动，把原来由贵族阶层垄断的文化知识传到了民间，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摆脱了旧的宗法的束缚，游学各国，思想活跃，视野开阔，聚徒讲学，互相诘辩，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更为剧烈，各国之间常常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双边或多边的政治斗争也很激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穿梭于各国间，充当说客，纵横家便是其代表。这时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也很盛行，不少的士寄食于他们门下，成为所谓“食客”，充当他们的谋士和爪牙。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称战国四公子，都是战国养士最有名的贵族。由于战国时代剧烈的社会变化，在劳动者中，也有一部分人接受了文化教育，加入了士的行列。

战国时代的士是各国新的官吏队伍的主要后备队，有的人一旦为国君所赏识，甚至可以从布衣一跃而为卿相。

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士，称为士大夫时，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士人，可进一步分为朝士、白衣士人、隐士、处士等。朝士指在朝廷任官，兼而研习经学或传授门生、故吏者，如累世公卿、门生弟子遍天下的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均是典型的朝士。白衣士人、隐士、处士的共同特点是未出仕任官，但其间亦有某些区别。白衣意为庶民，白衣士人是庶民中的知识分子，具有被征辟、察举入仕的可能。隐士是隐而不仕者，往往终生隐居山林，聚徒讲授。处士，可包括白衣士人，但也指在太学等官学中研习经典的诸生。在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如汝南有“月旦评”，“核论乡党人物，每月则更其品题”。这种人物品题属于民间范围，其标准与官方不尽相符。

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凡由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行人能、家族阀阅而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以各种官职。未经中正品评者，不得仕为品官。于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种特定阶层的含义。士庶对立，渐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父祖官爵获得二品(乡品)高第，得以入仕清显并累世居官的家族，是为士族。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至南北朝始衰。南北朝时，士族“衰至便骄”，以婚宦、郡望高自标榜，极力鼓吹“士庶之际，实自天隔”，企图维护家族地位久盛不衰。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有官爵者，仍称之为士；免官爵者，即成庶人。

宋以后，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

士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西周之士本来是作为贵族的最后一级而存在的。根据阎步克的研究，西周的士扮演着三重角色，即宗族成员、政府官员、以及知识技能的传承者。 本文认为，帝国时代的士人转型，其实就是这三重角色的分化与重新组合，以适应不同的时代而已。本文尝试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士人在唐宋之际的演变。
士的实质是官僚
帝国时代的士，源自西周贵族之士。阎步克先生指出，“政治等级、亲缘等级和文化等级这三者，在此期是高度重合的；封建士大夫拥有政治权力、文化教育，同时又因亲缘网络而结为一体。‘士’训‘事’、训‘学’，又处于‘族’中——他们是宗法贵族” 。也就是说，西周的士扮演着三重角色，即政府官员、知识技能的传承者，以及宗族成员，这三者是重合的，未经分化的。
帝国时代，这三种角色开始分化。同时，所谓的士，对这三种角色都有传承，而在不同的时期，这三种角色又会在士身上表现出不同的整合。但无论如何，帝国时代的士，其实质是官僚，而不是学者或宗族。
这个观点并不难理解。首先，东周时期，士的贵族身份的逐渐丧失，也就是说，作为国君宗族成员这个角色，在士身上消失了。但是由于他们仍有机会扮演政府官员、或知识技能传承者的角色，并且由于他们以担任政府官员或传承知识技能确认自己的内在价值，士的身份保留下来的。同时，原来并非贵族的庶人，由于也有机会扮演官员或知识者的角色，并得到社会的认同，也获得了士的地位与身份。
在这个过程中，贵族士的三重角色得到了分化，宗族的角色与士失去了关联，官僚与学者这两者被继承下来。因此，官僚与学者都可以被称为士，比如说诸子中的名家、道家等，扮演的是比较纯粹的学士的角色；而所谓的游士，扮演的是纯粹的官僚的角色。此外，又有儒家、法家等，则兼具两种角色。从这种情况讲，东周之士的实质，既可能是学者，也可能是官僚，两者是分化的。
但是秦汉帝国建立之后，国家将社会的文化系统纳入政治系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家限制民间文化学术活动，将文化学术活动纳入官僚政治系统，设立博士官就是这一过程的制度性手段；第二，则是将持政治学说的学者作为官僚选拔的对象，儒、法、道三家无一例外，这部分士的身份被充分的官僚化。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通过以吏为师、独尊儒术等手段，让政治系统承担文化功能。
由于文化系统被纳入到政治系统，让政治系统承担文化功能，这样，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独立的文化系统被极端的限制了。原来已经分化的学者与官僚两种角色身份，都变成了官僚，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帝国时代的士，其实质是官僚，虽然他们可能是有文化的官僚，有的甚至是一个纯粹从事文化活动的官僚，都无法改变其官僚的本质。
科举制度与士族
在与皇权的关系中，士族之“士”与“族”的内在矛盾，恰恰赋予了士族自我调节的能力，因此士族的衰落史不是在与皇权的激烈斗争中完成的，而是在皇权再次强大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适应而完成的，科举制度则成了士族完成自我应的制度性工具。
隋唐的中央政府开始通过考试制度选拔官员，这就是所谓的“科举取士”，科举制度也使“士”重新制度性地回归到皇帝的官员的身份上来。
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以前一些有关科举制度与士族关系的观点似乎应当得到修正。以前一般的理解是，科举制度以考试、而不是以门第标准选拔官员，于是士族在选拔官员过程中的优势消失了，士族甚至被认为是比较腐败的社会阶层而在考试中处于弱势，庶族随之在考试竞争中崛起。 与此相类似的理解是，士族擅长经术，而科举考试强调文学，因此士族在科举考试中处于弱势，而一个新兴的“进士”官僚阶层随之兴起。 要而言之，这种观点认为，科举考试使得在唐代的官僚阶层中形成了“士族”、“庶族”两个竞争性的集团，由于科举制度本身不利于“士族”集团，因此“士族”势力遭到极大的打击。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似乎表明，科举考试虽然为庶族子弟提供了竞争显要官职的机会，但士族从来就没有在科举考试中处于弱势。相反，士族子弟总是可以利用在政治中的传统优势通过科举考试，并进而获得官职。
本文更倾向于认为，唐代的官僚体系中的确存在着集团竞争与斗争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与科举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集权制度下官僚体系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同时本文也认为科举制度的确导致了“士族”的衰落，然而这种影响主要并不表现新进官僚集团的兴起、士族在与新进官僚集团竞争中处于弱势。
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导致“士族”的衰落，主是是削弱了“士族”作为宗族力量在政治上的主体性，而增强了“士族”作为“士”的官僚性，使“士族”越来越依附于皇权。与此相关的，由于判断具有担负官职的标准变化了，士族的门第在“取士”中的重要性减弱，士族与庶族的制度性身分差别也随之减弱，而唐政府以官僚的品位来重新排定门第的高下，则进一步消融了所谓士族与庶族的界线。
简单的说，士族在科举制度下，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这样一来，唐代的“士族”们越来越发现，“门第”并不是保证其家族成员保持地位的充分条件，恰恰相反，在科举考试中的成败，却成了继续保持家族“门第”的重要条件。门第对士人的重要性减弱，而士人对家族地位的重要性增强，所谓“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 ，所谓“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 ，就表现了这种关系，王定保更是总结性地称：
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
这种现象造成的后果是，士人的家族背景变得不太重要，士人的个人性质增强了。包弼德认为，唐代的门阀之士在北宋转型为官僚之士，其实这个趋势在唐代已经非常明显。

指道德高尚的人。

有才能、有道德的人 君子

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