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全书全一册pdf:鞑虏是指什么意思？

鞑虏，鞑子，鞑靼，指的是塔塔儿人，就是鞑靼人。在蒙古兴起之前，蒙古草原上所有游牧民族的总代称。塔塔儿人生活在大兴安岭西，阿尔泰山杭爱山以东，欧亚民族大迁徙时西迁。
蒙古人是将“鞑靼”此名继承下去的民族。在蒙古西侵时，罗斯的王公们依然不称之为蒙古人，而叫鞑靼人。后来在此地蒙古残存政权叫做喀山，其主体民族还是鞑靼人。以至南俄的一片草原叫做鞑靼草原。
鞑靼人一直成为蒙古的代称，我们反元时，不是叫他们蒙古鞑子吗？
同时也成为了其他游牧民族的代称。

从"驱除鞑虏"到"东风压倒西风" 循环观念的表层痕迹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是孙中山先生创建兴中会时所提出的纲领性口号，虽然这一口号在同盟会成立时有所修改，但"驱除鞑虏"仍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中，尽管强调满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并不遭到排斥，然而具有指导性意义的"驱除鞑虏"的号召无疑想唤醒汉族人民的历史记忆，"驱外族，复我冠裳"（陈天华语）的传统排异情结在缺乏世界性文化眼光的社会氛围中，必然成为循环观念的新表述。我不得不再次遗憾的看到，急于实现国家富强的焦灼心情已经迫使文化和观念退居到社会变革的幕后。革命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推翻白满洲人统治的大清皇朝，对真正实施共和政体并没有进行更多的思考，"理所当然"已经代替了对社会文化观念的深思熟虑和艰难的改造，由此也造成了对社会观念的普遍漠视。或许这是必要的藐视，但不论怎样都掩盖不了革命者急于求成的情绪。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留学人员普遍缺乏一种自信的文化开放态度来引进和实施民主共和政体，而且与他门焦灼心情相一致的是对西方文化观念和民主政体仅仅是出于"工具"层面的思索，而未曾丝毫顾及传统观念的强大势力，甚至他们也把传统观念所造就的对异族的强烈排斥情绪当作可以利用的宣传思想，试图通过这一古老观念的觉醒来拯救中国的危亡。回到世纪初的年代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意识和救亡图存都相当强烈的青年大有人在，这些人的爱国热血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值得后人欣赏，但冷静的分析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我们不难发现他门对社会知识的严重匮乏，这不是可以通过天天使用民主、人权、自由之类新词汇所能遮掩的。鲁迅的敏锐可以用天才来形容，但他在那个时代仅从父亲的病亡中想到学医以拯救中国的落后和衰朽，毕竟是历史的人，我无权嘲讽这些长辈的所感想和所作所为，也无法用"鲁迅尚且这样，何况别人?quot;的推论方式来表示我对他们的轻蔑。文化和观念的历史真实地描绘了当时这样一幅观念图景：普通的文人仍然自觉学习和遵奉传统的伦理常纲，程朱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仍然是案头的必备书，家庭的和睦视为当然之事；对功名的进取仍抱着科举的方式，以期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对清朝的没落状态深感忧虑，偶尔还是闪现王朝改朔的念头；对于从远洋而来的事物，除了新奇和不屑之外，并没有兴趣进厅思考。我们不难想象，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的异端分子，如果要通过民主思想的传播进而唤起社会中大多数人进行一场全民性变革运动，几乎是一种自欺式的幻想。在高谈阔论中，他们可以对老儒者采取无情的嘲弄，但在现实境遇中，他们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只能把明末清初的反清运动当作历史教科书，通过激活潜藏在循环观念之中的反清情绪来增强反抗意识；把八旗子弟在汉族居住区中的优越感尽力抹去。"驱除鞑虏"从变革策略讲，是相当符合中国实际情形的口号，而从文化含义说，却是相当肤浅的没有任何前瞻性质的幼稚提法，这样一场只给中国官僚阶层带来新的称谓和制服的表层变革运动，实在无法让后人感到它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究其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毛泽东语），实际上这也是他们无法避免的悲哀和厄运，他们真正是孤零零的一群人。寂寞的生存状况既使喊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争权夺势的喧嚣也会把他们的声音淹没了，原因很简单，社会的传统观念出奇地僵固和沉默。
辛亥年的武昌起义在胜利的墙头上树起了一面"兴汉灭满"的大旗，可以想象民族情绪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当袁世凯在一九一二年的阳春三月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时，当时为数不少的革命党人都感到自己的使命的已经完成，终于由汉人来治理这个"统一"的国家了，甚至孙中山先生也提出将来准备进行实业救国。我想，这并不是一种掩饰软弱和无能的借口，这不能不说对异族统治的强烈不满已成为袁世凯实现个人野心的得力助手。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只要爱新觉罗氏已经离开政治的中心，那么中国就有美好的明天。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本身成果远远不如他的辐射影响，那是因为辛亥革命的枪声至少吓跑了满族人的高傲情绪，这在同样受到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异族--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国社会中，至少存在了扫除这种备受冷眼和支使的希望。孙中山先生曾对黄花岗起义说过"此为吾党第十次之失败也"这样一句话，这是值得同情和激愤的话语，然而，反观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社会，那么对这些革命志士的奋争和牺牲恐怕不仅仅是同情了，或许还有可怜的意味？作为历史事件的辛亥革命，它是一场现实压迫下的"被动"变革，与革命党人焦灼的心情相对的是社会普遍民众的茫然和对他们的不可理解。少数人的觉醒在大多数人的沉默中，他们的努力和勇气是值得后人敬仰的，但同时我们对这样一场底层政变式的革命运动在寻找同伴时无可奈何地选择了传统观念作为他的伴侣不得不表示一种怒其不争的失望和遗憾。
与辛亥革命中民族情绪浓厚（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国家政体观念淡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胜利后人民中国出现了民族观念趋向国家化，即民族与国家难以划分明确的分割线。这是否意味着以民族认同为本位的循环观念己经死亡？实际并非如此。循环观念所形成的民族优越感在现实的不平等境遇和受压制的状态中显得异常有力，民族认同感是相当强烈的，这促使我们反抗西方运动更具有坚实的社会和观念基础。中国在此时已经受到整体性的虐待，循环观念的本位感很容易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而迅速以国家作为本体，而不是单纯的汉族本位观了，这是循环观念所形成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绪的良性发挥。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长久由循环观念和自我中心所养成的民族感情必然有某种自我完善的趋向。或者说，中国对占据世界中心地位的西方感到相当不满，这是本能的情绪反应，这种心情在唐代则表现为长者的宽容博大，而在五十年前，则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扬眉吐气"。美国在华利益的全部丧失和对共产主义黑色幽灵的厌恶和恐惧，在现实政策中采取对华的封锁性政策，这无疑促使民族感情的表面化。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伴随着胜利所带来的喜悦让循环观念合乎情理地国家化了，后人不要对此感到当时之人的过分自信和强列的意识形态化，五千年的文化底蕴也时常让我们有某种优越情绪的萌生，中国不同于非洲的土著部落，后者对于来自西方的侵略除了表示仇视就别无它法了，而我们还可以凭借地域的辽阔和历史的悠久以及人口的众多提出"自力更主"的口号。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五十年代的"自力更生"已不是延安时期的"自力更生"了。
在"大跃进"运动中，无论是党内报刊还是普通"群众"都流露出急于求成的势头，特别是大炼钢铁的公开目标是为了"十年赶超英美"，暂且不说苏联的"榜样"力量，当时在党内党外普遍存在着不现实的一味赶超的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畸形心态，民族主义的国家化之后，并没有削弱这一情绪的爆发力，探究其中的文化背景，我不得不承认循环观念和循环历史所造成的中国人对处于优势地位的对立物实在有些狭隘和偏激了。这种不能容忍的情绪在自我中心和长久的优越感下的确过于强大了，观念上的偏颇情绪不能简单归罪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错误和某些领导人的过失盲目，中共也是中国的政党，后人无权指责毛泽东，毕竟他也是中国人。
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循环观念不仅国家化，而且也意识形态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心理又萌发了。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莫斯科所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分析，从文化本质上讲，无非是循环观念畸形化的官方表述，客观地分析循环观念在民族意识的唤醒方面，它不自觉地起到了正面效应，但它也固执地站在历史和心灵的舞台上，我虽然对祖国深深表示敬意，但对这种过分的爱国之举实在无法表示赞赏。正统的叙述和历史的记录都没有深入到文化层面上进行反思，这对今后的华夏文明进程，将是一个危险的暗示。近几年来，我们试图通过民族意识的增强来达到民族力量的凝聚和民族认同的自觉性，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通过《中国可以说"不"》这样一种方式进行教化，实在是欠缺理智和历史发展眼光的一时冲动。这其实与四十年前的举动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说"不"的并不是这个社会的管理阶层，而"赶超英美"则是执政党的政治路线。
如果我们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缺乏一个正确的自觉定位，那么，忽略地域、血缘甚至民族的认识是相当必要的，因为爱好和平不仅是任何一个国家必须具备的素质，而且也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对当时侵犯汉族的鞑靼族蔑称，又叫鞑子吧。国民党当时提出的“驱除鞑虏”中的鞑虏其实是指满族人。

古时入侵中国的少数民族

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