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岩控股有新消息吗:嵇康生平

嵇康（223-263年）：字叔夜，谯郡銍县（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著名的思想家，诗人与音乐家，是当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人耿直，他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后娶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女）为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

嵇康后来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谋生，贵公子钟会有才善辨，但嵇康瞧不起他的为人。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嵇康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没好气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视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
嵇康喜爱音乐，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可见。

据刘籍《琴议》记载：嵇康是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广陵散》的。嵇康非常喜爱此曲，经常弹奏它，以致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概不传授。司马氏掌权后，不苟合于其统治，与阮藉、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与司马氏相对抗，后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方四十岁。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画像砖，描绘了嵇康席坐抚琴，气宇昂轩的形象。

嵇康人缘极好，王戎说与他交往二十年，未见其有不好的脸色。因此留下“意趣疏远，心性放达”之美名；然而嵇康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一面，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

嵇康（223-263年）：字叔夜，谯郡銍县（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著名的思想家，诗人与音乐家，是当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人耿直，他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后娶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女）为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

嵇康后来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谋生，贵公子钟会有才善辨，但嵇康瞧不起他的为人。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嵇康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没好气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视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
嵇康喜爱音乐，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可见。

据刘籍《琴议》记载：嵇康是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广陵散》的。嵇康非常喜爱此曲，经常弹奏它，以致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概不传授。司马氏掌权后，不苟合于其统治，与阮藉、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与司马氏相对抗，后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方四十岁。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画像砖，描绘了嵇康席坐抚琴，气宇昂轩的形象。

嵇康人缘极好，王戎说与他交往二十年，未见其有不好的脸色。因此留下“意趣疏远，心性放达”之美名；然而嵇康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一面，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

这篇很感人的~写的也超棒~
"魏晋风度与竹林七贤"系列之二 嵇康任气有侠名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涛浪滔天红尘俗事知多少……”在噫嘻的感叹声中，我们送走了“鬼才”黄霑。他虽然走了，却留下一曲慷慨苍凉的《笑傲江湖》供后人传唱。

有了侠客聂政的拼死刺韩，才有了千古名曲《广陵散》；有了嵇康的临刑索弹，才使《广陵散》名声大震；有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中的“演义”，才使《广陵散》成了《笑傲江湖》之曲；最终在“鬼才”黄霑的再次释读下，一般人眼中的《广陵散》便成了“沧海一声笑”。

贯穿嵇康一生的，是一种豪迈不羁的侠义精神。他的仗剑出游，他的“性绝巧”，他的“善煅”，他的“尚奇任侠”，都让我觉得嵇康身上时时有侠客的影子闪动。也或许仗义执言便是一种侠行，而在某些时候，仅仅是直言的仗义，就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

南朝的刘勰评论说，嵇叔夜“直性狭中”（性格直率）、“遇事便发”，这就是“俊（竣）侠”；阮嗣宗“外坦荡而内淳至”，这就是“俶傥”（舒朗大气）。嵇康的傲气傲骨、嵇康的愤世嫉俗、嵇康的孤独寂寥、嵇康的犀利笔锋……这一切的一切，便构筑起一种“侠士精神”。正是这种“任气使性”，成就了嵇康一生的侠名。

魏晋名士多遭变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外戚、宦官专权，而“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于是发生了震惊当时也震惊历史的两次“党锢之祸”。士人作为群体遭到镇压。第一次党禁，二百多党人被抓，遣归乡里，终生不得入仕。第二次党禁，党人死者百余人，受牵连者六七百人。

其后，董卓先废汉少帝又杀汉少帝，接着袁绍做了盟主，欲立刘虞为帝，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子曹丕威逼汉献帝“禅位”之后，没过多久司马懿就发动了高平陵政变，将曹爽、何晏等人处死，至司马昭重演“禅让”闹剧，西晋中又有“八王之乱”——如果知识分子没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死几乎是必然的，“晋世不文”也许最能说明当时的黑暗。

《晋书·阮籍传》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据史载，这一时期被杀的大名士有：孔融、杨修、桓范、何晏、夏侯玄、嵇康、吕安、王衍、张华、潘岳、陆机、郭璞……

细究起来，理由甚至很荒谬，可这也应该是历史的必然。每一次经过群雄纷战后建立起的统一王朝，知识分子都会面临一场浩劫。特别是司马氏篡逆滥杀，既诛异党，复杀名士。史称，由于司马集团大肆杀戮，使天下“名士减半”。在其滥杀之际，竹林之人如山涛、王戎等皆投身司马集团，阮籍也不得不出仕为官。

政争导士止清谈

抗争一次次失败，失望心理笼罩士林。随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士人们思想信仰发生了动摇，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怀疑，思想的多元化出现了。

按照《晋书》的说法，魏晋是一个“学者以老庄为宗力黜六经”的时代，是一个“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的时代，是一个“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物是那么地与儒学正统格格不入，恢弘飘渺、颓然傲世者被尊为名士，而继承孔子衣钵者则被视为虚伪。

庄子把那些不合于世俗而合于自然的人称为“畸人”，并称“天之小人，世之君子；天之君子，世之小人”（《大宗师》），把世俗与自然的道德标准完全颠倒。阮籍则在《大人先生传》里将世俗的“君子”贬到虱子的地位，说他们“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嵇康就骂得更为直白，他极端厌恶世间所谓“君子”的一切，他说他视学堂为太平间，视诵读为鬼话，视六经为垃圾，视仁义为腐臭。看一眼经书眼睛就会害病，学一下礼仪就会得驼背，穿上礼服就会筋骨扭转，谈起礼典就会牙齿烂掉——这是很恐怖的，仿佛六经的毒害比之鹤顶红更为竣烈，比之鸦片更为残忍——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

思想选择的最终结果，使玄学替代了经学。而在生活态度上，士人们不再恪守儒家的礼制名教，世风的变化最终反映在生活情趣与生活态度上。正统思想失去约束力，人们的生活追求也更加丰富，更重性情，更具个性。士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人生的价值，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到光阴易逝、日月如梭、人生坎坷、生命短促。即使像曹操这样的一代英雄，对人生也充满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之类，写来竟是如此地慷慨悲凉。

玄学发展到最后，但凡世族之人，皆以清谈、服食、放纵、任情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每天香茗数盏、美酒盈樽、口谈玄奥、言如珠玑、轻裘缓带、宽衣著体、手执麈尾、不鞋而屐，看起来很飘逸的样子，这已成为名士的必备行头和特征。而清谈的主要内容包括评人物臧否、论名教自然、谈本末有无、味体用之辨等等。这种生活很类似近代的小资，却远比小资可爱。小资缺了点儿思想，多了点儿造作，而魏晋的人物却多了几分率真，多了几分空灵。

魏晋玄学的创立者，应该首推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当时谈玄，何晏（时为吏部尚书）因其政治地位成为核心，但在理论上，最出色的则是王弼。据《世说新语·文学》称，只要谈玄的时候王弼出现，其胜者必是王弼，何晏对王弼则心服口服。正始十年（公元249年），王弼因疠疾而死时，年仅23岁。可以说，王弼是思想史上的李贺。而王弼正是山阳高平人，因此我很怀疑，嵇康之所以移居山阳，可能也是为了追寻王弼之道。若谓嵇康“追随”被贬山阳的汉献帝而来，实属无稽。“竹林”中的嵇康、阮籍，可称是王弼思想的嫡传者。

嵇康何由免罹难

“竹林七贤”在百家岩的隐居活动，随着嵇康于景元三年（公元263年）被司马昭所杀而结束。据《三国志》记载：“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既好老庄，复尚奇任侠，焉得无祸？

嵇康在苏门山中遇隐士孙登，并随其云游，希望能够得到指教，孙登始终默然。嵇康出山前问孙登：“先生真的不想对我说些什么？”孙登这时才说：“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1——你才识超绝而性情刚烈，怎么可能幸免于难？一语中的，嵇康不由黯然神伤。隐逸本非所愿，云游三年之后，嵇康仍旧还归山阳，打铁自娱。

景元一年（公元261年），司马昭杀了曹髦。为逃脱弑君的罪名，司马昭很想取得舆论支持。第二年，司马昭指派“七贤”中的山涛出面拉拢嵇康。山涛荐嵇康代替吏部侍郎，嵇康得到消息后，在愤怒中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司马氏给予的官职。

嵇康的行为实在有些让人瞠目结舌。庄子拒绝楚相的官职时还委婉地打了一个比方，说自己只是一只喜欢在烂泥里摇尾巴的乌龟，嵇康却特意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详说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又说自己去做官，就是手拿屠刀，“漫之膻腥”。这种敏感与高姿态当然深深地刺痛了当时的实际统治者——司马昭。

对于嵇康的死，庄子早就明白指出此种性格的结局，所以他在回答如何立身的时候说：“吾将处材与不材之间。”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不管是在“竹林”的嵇康、阮籍身上，甚或于庄子自身，根本就不适用。原因很简单，三者在明白这一道理的时候，都已名声斐然，想介于“材与不材之间”已经迟了。在僭主颇多的战国，庄子可以轻松地拒绝楚国的聘书，而在霸权独揽的魏晋，嵇康们则别无选择。

司马昭得知嵇康拒绝出山做官，又说什么“非汤武而薄周孔”，勃然大怒——司马氏父子擅立皇帝，皆以周公摄政自居，司马昭还想实行“汤武革命”，改朝换代。嵇康这样的话隐含攻击，捅到了他的“痛处”，使他对嵇康恨之入骨。

钟会实在是个小人，他与嵇康之死有莫大的关系。他甚至曾多次构陷阮籍——《晋书》载：“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阮籍），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而阮籍最终都通过“酣醉”而得免。

在钟会没有成名前，曾写了一本书想让嵇康看。他知道嵇康高傲，怕嵇康当面难堪，既跃跃欲试又犹豫不决，既卑怯又想卖弄，就远远将自己的书抛进嵇康院内，赶紧离开，冀望嵇康能够赏识。成名之后，他觉得可以在大名士嵇康面前露露脸，就带着大批车马随从拜访嵇康。

嵇康正在柳树下打铁，向秀在一旁拉风箱，见钟会来了，嵇康旁若无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叮叮当当，只管打铁。

鲁迅先生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一些。

僵持，还是僵持，钟会面带怒容拨马便走。此时嵇康却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虽懊丧失望，脑筋转得倒挺快，对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本是两句充满禅意的问答，但在这种情况下，却丝毫没有高妙的感觉。嵇康的话里隐含着高傲与鄙视，钟会的话里充满了愤恨和恼怒，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从此钟会恨透了嵇康。

司马屠刀漫腥膻

景元三年（公元263年），一个案件把嵇康牵扯进来。

嵇康的朋友吕安有个哥哥叫吕巽，人面兽心，见吕安的妻子长得美丽，就生了邪念，用酒把吕安的妻子灌醉后奸污了。吕安之妻羞愧难当，自缢而亡。吕安回家后，从仆妇口中得知真情后，虽极其痛恨吕巽的禽兽之行，但碍于一母同胞的情面，只好隐忍不发，仅将事情告诉了嵇康。谁知吕巽做贼心虚，总觉得有把柄在吕安的手里，对自己不利。于是就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段，向司马昭诬告吕安，说吕安对母亲不孝。

当时，司马昭正在标榜“以孝治天下”，而吕巽又是他跟前的红人。因此他下令将吕安抓起来。吕安不服，把吕巽的丑事揭发出来，并引嵇康为证。嵇康义不负心，保明此事。司马昭不听吕安的辩解，将他判处徒刑，流放到边远地区。嵇康对吕巽的做法十分愤恨，一气之下就又写下了《与吕巽绝交书》。不久，吕安在途中写给嵇康的书信也被截获。司马昭以信中有不满之词为由，又将吕安收拘，同时下令逮捕嵇康。

嵇康在监狱中思绪万千，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了《幽愤诗》。他在诗中回忆幼年的生活，说自己早年养下了任性的脾气，长大后，心地善良而不能识别好人坏人。他对自己无辜遭受陷害表示抗议，认为自己虽然被捕，但是在道义上还是正直光明的。嵇康未料到自己会有杀身之祸，所以在诗的结尾说，自己一旦脱离困境就将远离尘世，“采薇山阿，散发岩岫，咏啸长吟，颐性养寿”。

此时钟会立意报复嵇康，力劝司马昭杀掉他。他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康为虑耳。”又说：“当年毋丘俭起兵时，嵇康就打算响应，只是山涛劝说数次作罢。过去齐国杀华士，鲁国杀少正卯，都是由于他们害时乱教。现在嵇康和吕安言语放荡，攻击经典，应该借此机会杀掉他们，以淳风俗。”于是司马昭下令判处嵇康死刑。3000名太学生联名上书，要求赦免嵇康，并要求他到太学去做老师。救援活动反而使司马昭下定决心除掉嵇康。

在“时不我与”之时，不具慧眼，“好善暗人（吕巽）”，最终在主上愤其才情、小人进献谗言、不肯屈己之志、怀抱全生之念中，嵇康赴难刑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一曲《广陵散》，慷慨悲壮，哀恸人心，终成“千古绝唱”。

循着或简或繁的文字，我可以听到竹林间不羁的长啸声中所伴随的生命悲苦；听到百家岩那棵大柳树下鼓风煅铁声中所挟的愤激孤傲……而这一切的一切，不过如嵇康临刑抚奏《广陵散》的琴声，在人们耳畔戛然而止后余下的淡淡回味。

面对嵇康，除了体味，我几乎无可言说。

玄风散尽，琴音空落——嵇康所谓“《广陵散》于今绝矣”的怅然悲壮凝固了一段历史，也将他的生命凝固成几张泛黄的故纸……

咏曰：

魏晋名士多遭变，

政争导士止清谈。

嵇康何由免罹难，

司马屠刀漫腥膻。

（未完待续）

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