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java 磁盘io:真的能实行省管县吗,在辽宁,什么时候

位居我国五级政府架构中第三层级的地级市，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宏观问题管不上，微观问题够不着，可谓“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这种尴尬在近年的政府职能转变中日显突出。由于大量审批事项被取消，地级市行政职能事实上趋于“空心化”，而维持其正常运行的成本，每年则数以亿元计。《了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听到许多基层干部抱怨，这么多人总要有事情做，于是就生出很多检查和评比。一位县委书记告诉记者，现在他至少有1／3的精力是用来接待地级市领导和各种部门的检查。

　　三大“漏斗效应”

　　我国地级管理层从上世纪80年代始，由派出机构逐步演变为一级行政区划，目前全国332个地级机构中，大部分都实行了市管县的体制。最初，省会城市和大城市领导县，或地市合并之后，由于地市本级经济实力强，对县级经济有明显拉动作用，推行比较顺畅。而90年代以来进行的大规模撤地设市、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则由于地级市本身的经济实力弱，因而收权收利，形成“漏斗效应”，削弱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对地级市而言，有一级政府设置，相应就有一级权力机构、审判机关、检察机构等各类机关、事业单位的对口设置，人员、机构成本很高。如福建南平市本级去年的财力是3．8亿元，财政供养人员11295人，包括公检法、行政、教育、离退休、事业单位人员等，这3．8亿元财政预算除保工资和基本运转外，无力顾及其他支出。广西地级市防城港规模较小，情况类似。防城港只有80万人口，市本级财政供养人口3221人，2003年财政支出1．64亿元，主要支出为教育经费、离退休人员工资和各类机构运转经费。

　　投入高额成本维持的庞大地级市架构，在实际工作中却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这被概括为三大“漏斗效应”：

　　一是“财政漏斗”。由于一些地级市本身城区的经济体量较小，靠自身财力不足以每年拿出几个亿的资金维持地级市运转，只能靠行政手段对下“抽血”、对上截留，下级县市敢怒不敢言。

　　广西的东兴市是防城港市“代管”的县级市。东兴市财政局一位负责人告诉《了望新闻周刊》，由于防城港市本级的财政收入难以维持其自身的运转，财政收入较好的东兴市就被防城港市“抽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按照《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东兴市收缴的地税中要按照一定比例上交给防城港市。如2003年东兴市财政总收入1．9亿元，上交中央税收2800多万元，上交防城港市180多万元。

　　其次，采取各种办法截留上面划拨下来的资金。如2003年国家民委给东兴市民委80万元的项目资金，被防城港市截留30万元。去年上面拨给东兴市的各种专项资金有3000多万元，都要经过防城港才能转到东兴，到去年年底还有900多万元的资金没有划到东兴市财政账户上来。

　　第三，行政划拨东兴市的“财源”到防城港市“管理”。东兴市是对越南经贸口岸，到越南的游客每人可收取旅游服务费145元，每年有几千万元的收入。去年7月，防城港市用行政命令将这个收费权划到防城港市，东兴市的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影响。

　　二是“权力漏斗”。福建省晋江市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一位人士私下告诉《了望新闻周刊》，晋江市去年初在深沪镇建一个化工储罐区，工程建好了，营业证却还没有办下来。泉州市港务局帮助协调让这个化工储罐区“试运行”，条件之一是晋江市每年要向泉州市港务局上交50万元的“货物港务费”。

　　争权和争利益的事情不断在一些地级市和县级市之间发生。福建省的武夷山风景区原来一直归武夷山市（县级市）管理，但从前年开始，南平市设置了“南平市委武夷山风景区工作委员会”，南平市一位副市长任“一把手”，人事权收归南平市，形成武夷山市管旅游促销和日常管理，南平市管决策的局面。由于南平市的这位副市长分管工作太多，常常“十天半个月才来风景区上一次班”，很多事情要等他来上班时才能拍板。三是“效率漏斗”。福建晋江市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达700多家，企业进口商品要到省里面办理“自动进口许可证”，晋江市外经部门审核完后，企业还要经过泉州市外经部门审核才能报到省里。晋江市外经局一位副局长抱怨说：“泉州市外经局分管这一业务的只有几个人，他们不了解下面企业的具体情况，也不负责验货，却一定要盖上他们的章才行。”企业来回办手续耽误了大量时间。让晋江市企业恼火的还有泉州市金融机构的办事效率。晋江是县级市，尽管经济规模远超过福建山区的一些地级市，但是金融机构的管理权限还是县级行的权限，每笔贷款都要到上级行严格审批，尤其是首批贷款，至少要过七、八道手续，经过十几个人手，没有两个月时间根本办不下来。

　　专家认为裁撤地级市可分三步走

　　和国际上通行的三级政府不同，我国是五级政府架构，即“中央－省－地级市－县、区－乡镇”。行政层级越多，管理成本越高，管理效率越低。随着交通通信条件的发展，政府经济职能的缩小和公共管理方式的转变，减少行政层级，扩大管理跨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关专家认为，鉴于地级市这一层级的现状，可考虑从裁撤地级市入手推进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的压缩和改革。专家建议这一改革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放权”，即赋予县相当于地级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审批权限。目前浙江、福建和湖北等省在这方面已先行一步。去年10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除国家法律和政策明确规定由地级市审批或审核的外，其余的省、市政府审批权均授予县（市）政府行使，由县（市）自行审批；省直各部门对县（市）的各类专项补助直接下达到县（市），抄送各地级市主管部门备案。这样在财政体制和审批体制上，县（市）和地级市从上下级有关系变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兄弟关系”。财政体制上的“省管县”模式也在湖北省推开，湖北省政府近日宣布：全省今年4月份起实行省管县（市）的财政新体制。第二步是“脱钩”，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省直管县，实现县市和所在地级市“脱钩”。实现这一改革后地级市怎么办？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从减少人员分流压力和保持稳定的角度出发，可继续保留地级市的行政级别不变，但其主要职能将集中用于所在城市的中心城市建设上。

　　第三步是“分省”，即划小省的管辖范围。方式之一是在经济发达和地位重要的中心城市实现中央直辖，用增设直辖市的办法划小省的范围。“重庆模式”对这一步改革具有借鉴意义。重庆市实现直辖以后，通过两次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撤消了由四川省划过来的原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三个地市级中间管理层次，构建起“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体制，实现了重庆市对40个区县的直接管理。重庆市现有的行政管理模式，节约了大量机构和编制，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目前全国财政供养人口比例为35∶1，而重庆市为52∶1，由此每年节约的财政支出就达32亿元。

　　配套改革要跟进

　　专家认为，“三步走”改革方式较少涉及到人员分流和大幅度调整，可以避免引发不稳定因素。但专家认为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相关配套改革宜同步推进。一是不宜搞“一刀切”。四川省宜宾市副市长马平等认为，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规律出发，对已形成市场经济内在联系的区域，不宜再进行人为分割，可将地级中心城市做大，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这一点可参照“东莞模式”，由市直管乡镇，不再设区一级行政机构。

　　对县域经济发展仍然相对落后、经济内在联系不大的地区，不宜搞行政“拉郎配”将县与县组合成“大县”，仍可保留较小的行政单元。在行政级别上，省直管的市县仍然可分成厅局级、副厅级、处级三种层次。

　　二是宜和行政管理与审批制度改革同步推进。重庆市丰都县委书记谭大辉认为，减少行政层级以后，对省一级和中央一级的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以“简政放权”为主要特征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在减少行政层级的改革中，要对政府大幅度“削权”，真正建立起“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架构。

　　三是宜和县乡体制改革与事业单位改革协调推进。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说，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正在进行撤乡并镇的试点，一些地方的力度还相当大。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的负担大大减轻，为乡镇职能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进行减少地级市的改革，实现省直管县后，可进行将乡镇改为县派出机构的改革，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同时，我国各类事业单位的改革目前已提上议事日程，减少行政层级以后，对应相应层级的事业单位可加快走向社会的步伐，如果协调推进，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

　　一个中等地级市，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 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

　　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体制不动，扩权强县就遇到了天花板

　　香港《大公报》最近发布的一条消息称，“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启动行政区划改革，建立省县两级地方政府体制( 即取消地级市)，并实行城乡分治。一时引起各方关注。

　　这一说法是否准确？我国的行政区划将如何调整？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级市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权威专家及国家有关部门。

　　地级市已成了抽水机

　　记者：刘勇研究员，您是“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参与者，香港媒体援引你的说法，“十一五”我国将要取消地级市吗？

　　刘勇：我没有接受过《大公报》的采访，香港媒体引用的是我执笔的一篇报告中的观点，是学术界争鸣性质的理论探讨，在“十一五规划”中并没有改变现有五级行政管理体制，只是“有条件的省进行省直管县试点”。

　　记者：但是高层已经一再发出信号，将对行政区划有所动作，例如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就提到，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

　　张占斌：从2002年起，浙江、广东、河南、辽宁、湖北等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在财政上省直管县的试点，浙江甚至已经在一些社会管理事务上进行省直管县的试点，中央只是因势利导，但是不搞一刀切，做硬性规定，随着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上省直管县，势必会最终实现省全面直管县，这是一个趋势，但是短期内成为现实难度很大。

　　周天勇：省直管县这种思路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政府改革从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减少层级的行政改革。尽管这项改革还处于酝酿阶段，但的确是行政体制改革思路上的重要动向。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

　　张占斌：在市管县的体制下，市级机构多是起上传下达作用；多了一个环节，不利于政令的畅通。在地级市这一级，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已经到了相当泛滥的地步，而在目前财政转移支付和分税制的情况下，地级市成了抽水机，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截留所辖县的资金，一些大项目也安排在市区，从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刘勇：省管县体制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动，而是地方政府权力的再分配。1980年代，地级由虚转实，本意是打破多年来市县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城乡分割、工农分离的格局，发挥中心城市对农村拉动作用，但后来弊端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不具备经济辐射能力的城市强行升格，现在与辖县矛盾加大，弊端明显。

　　李铁：随着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市县矛盾已成为当前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最突出的矛盾。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尤其明显。

　　市管县是计划经济产物，这种体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主要是为中心城市服务，县成了地级市的附属行政单位，市里依靠行政权力，将财政收支的压力，通过层层分解，压到了最基层的农村地区。

　　周天勇：市管县体制增加了行政机构，扩编了行政人员，现在实行市管县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并的产物，大部分则是地改市的结果。地市合并可以减少一套行政机构，而地改市却要增设机构、扩大编制。一个地区改为市，马上五套班子就出来了。

　　由实力比较雄厚的原有地级市领导县，人们形象地比喻为“大马拉车”。由县级市或县所在地的镇新升格的地级市领导县，人们比喻为“小马拉车”。后一种情况下，地级市往往汲取本地区资源建设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心城市，因而也就产生“ 市刮县”、“市挤县”。

　　张占斌：现在地级管理层级行政成本过大，学术界对此诟病较多，以一个中等地级市的市级为例，一般地厅级干部20 人，县处级干部200人，科级干部1000人，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在1万人以上，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
　　记者：国际通行的制度都是三级政府管理体制，为什么我国会演变成五级，会出现市管县体制？

　　刘勇：建国初期设立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作为地方最

　　高政区，管辖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省由过去的一级行政区变为二级行政区，规模适当划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元。最早的市领导县起始于大行政区，1950年10月，旅大行署改为旅大市，为东北行政区直辖市，下辖旅顺市和金县、长山县。

　　1954年以后，撤销大行政区，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省级政区，并将省级政区合并减少到30个左右，这个格局一直未变，此后是1988年设置海南省，1997年设置重庆直辖市。

　　张占斌：现有体制下的市管县可追溯到1958年，河北省撤销天津地区，将其所辖的武清、静海等12个县划归已改为省辖市的天津市领导，开创了省辖地级市可管辖县的先例。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对市管县体制作出了法律上的规定，直接推动了市管县体制的发展。至1960年，全国已有52个市领导243个县，约占全国县建制总数的八分之一。

　　但这次市管县体制产生的契机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由于缺乏客观的经济文化基础，因而很快就“降温”了。

　　1961年以后?随着经济调整和整顿的开始?市管县体制不仅停止了发展，而且大量县市又恢复了原有体制，特别是河北省，恢复了全部专区和专员公署。至1966年，全国领导县的市下降到25个，领导的县还不到1960年的1／ 3。至此，市管县体制经历了第一次大起大落。

　　刘维新：改革开放后，出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系考虑，更好地集中市场要素，以农促工，市管县体制又一次被推向前台。

　　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派一批专家到四川调研产业结构问题。考察组负责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所所长刘明夫明确提出了中心城市的概念。

　　1982年，中共中央第51号文发出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通知，首先在江苏省试点，1983年在全国试行。随后中央又发出《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试行地、市合并”，并把此作为 1983年地方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此，市管县体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到2001年底，全国共有地级行政建制332个，其中地级市265个，占到80％。地级市管县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70％，显然，市管县已成为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形式。

　　扩权强县已遇到“天花板”

　　记者：目前浙江、河南、辽宁，广东等地都开始试点扩权强县，如何评价这些探索，行政区划下一步会如何调整？

　　周天勇：省管县体制肯定是趋势，一方面，这样才符合我国宪法所确定的省、县、乡三级行政区划层级规定，也符合城乡分治的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以省辖替代市辖，减少了行政层级，降低了行政成本。在体制没有定论时，扩权强县成为普遍尝试的做法。

　　刘维新：浙江省率先推行强县扩权改革，1992年对13强县下放审批权；1997年在萧山、余杭两县试行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2002年浙江省又出台“40号文件”，把地区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20个县区，经济上近似省管县。

　　再想扩权就比较难了，以前下放的都是经济管理权，社会管理权怎么办？另外，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体制不动，扩权就遇到了天花板。

　　河南、辽宁、广东等地基本都是学习浙江经验，在财政和经济管理权上进行省直管，而在组织人事上还没有涉及到，还是市任命，报省备案。

　　李铁：扩权可以绕开市级部门，权力直接让渡到县，无形中架空了一些省直部门和市级政府相应的权力。也有可能导致对县级行政监督和约束力度的削弱。

　　目前看来，这场改革不能对层级刻意划一，要考虑地区特殊性。应先在经济较发达、省域面积处于中小程度、且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的地方试点。

　　刘勇：强县扩权后也暴露不少问题，县市管理脱钩后，两者矛盾会多起来。省辖市对扩权县市的支持力度减弱。比如，在财政配套资金问题上，对一些已审批的项目，省里资金下来了，市里往往不愿拿出配套资金。

　　张占斌：地级行政建制在当今中国已是一个现实，强行扭转这一历史进程，在短期内重新将其虚化或撤销，政治上的震荡将很大。但若长期保持现状，我们又必将付出长久的、巨大的代价。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这种体制上的大手术，牵涉到数以万计的干部，影响之巨可想而知。这项改革将主要考验地级市及官员的承受度。

　　另外省直管县体制也会带来一个新问题，省管县最多40个，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这就需要把省级区划单位缩小，这又是一个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