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林单线多拨插件:对《繁星》《春水》的感想

遥指峰尖上，

孤松峙立，

怎得倚着树根看落日?

已近黄昏，

算着路途罢!

衣薄风寒，

不如休去。

(《春水·一六六》)

这首诗表现的不是童年的世界，而是一个落落寡合的孤独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但与此同时，它也不再是一首典型的冰心小诗，而更像后来发展起来的卞之琳、废名笔下的象征派的诗。“我的朋友坐下莫徘徊，照影到水中，累它游鱼惊起。”(《春水·一六五》)“朦胧的月下——长廊静院里。不是清磬破了岑寂，便落花的声音，也听得见了。”(《春水·一六八》)冰心虽然没有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但这种内在的枯寂感却足以破坏她小诗的单纯性和透明性，逼她走出小诗的审美范畴。

冰心在发表《繁星》、《春水》集中的小诗之前、之中和之后，还有其他的诗歌创作。在这个范围内，她基本上是胡适新诗传统的继承者，是散文化诗歌的创作者。在冰心这些散文化的新诗创作中，占有相当突出地位的是她的基督教宗教赞美诗。可以说，冰心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大概也是惟一一个基督教宗教赞美诗的诗人。她的《傍晚》、《夜半》、《黎明》、《清晨》、《他是谁》、《客西马尼花园》、《髑髅地》、《使者》、《生命》、《孩子》、《沉寂》、《何忍?》、《天婴》、《晚祷(一)》、《歧路》、《晚祷(二)》等大量诗篇都明确地属于基督教宗教赞美诗的范畴，其他如《秋》、《天籁》、《人格》、《一朵白蔷薇》、《冰神》、《十一月十一夜》等诗也都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而《迎神曲》、《送神曲》则有佛教色彩。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冰心这些诗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但作为中国现代诗歌艺术，它们还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并没有为中国的新诗建立一种独立的新的艺术形式。这里的原因是明显的。在当时的中国，基督教文化还构不成中国白话语言的基础，基督教文化观念也无法成为社会文化交流的基本观念。少女冰心从《圣经》中受到启发，把《圣经》的描绘作为自己诗歌的题材，表达了对上帝的崇拜和信仰，这些都还只是冰心接受外部影响过程中的思想现象，还不是冰心独具的思想个性，因而她还不会感到有创造一种独立的语言形式以表达自己思想感受和生活感受的必要。在教会学校里，在基督教的信徒中，这种思想是一种太普通的思想，这种题材是《圣经》已经充分表现了的题材，而在中国社会中，它又是无法唤起广大读者丰富想像力、引起他们的艺术兴味的题材。这是一个文化的夹缝，冰心根本无力仅用自己的诗歌将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连接在一起。语言在这里是无力的，诗歌语言就更其显得无力。冰心这些诗歌从总体上显得空泛，无法触到中国读者心灵的痛处，也没有挠到我们心灵的痒处，所以它们在中国诗歌史上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冰心后来说，“我生平宗教的思想，完全从自然之美感中得来。”1严格说来，冰心这里的表白是不符合实际的，基督教宗教思想是她从宗教学校中接受过来的，单纯的自然美感无法产生基督教宗教思想，但从冰心思想发展的自身逻辑而言，它又有着内在的合理性，因为构成冰心思想基础的的确不是她的基督教宗教思想，而是她幼年在大自然和温馨的家庭环境中酝酿形成的童贞的心灵。她是以这样一颗心灵同时接受基督教文化、“五四”新文化和中国固有的传统的影响的，是以此为基础重新组织她所面对的全部文化传统的。在冰心这里，“孩子”是连接家庭、大自然、基督教的上帝和“五四”新文化的一个根本纽带，是她所有文化观念中一个最基本的文化观念。与其说她崇拜的是上帝，不如说她崇拜的是童心。“童心”才是她意识深处的“上帝”。?

可以说，在20年代中国新文学的草地上，冰心比任何人都更是一棵稚嫩的小草。在她开始写作《繁星》中的小诗的时候，才是一个不满20岁的妙龄少女，一个未更事的青年女学生。她生在一个温馨的家庭。对于童年的她，这个家庭就是整个世界，她是在对这个家庭的感受中形成她最初的对现实世界的印象的，这个家庭用它的温馨保护了冰心的童心，她也用自己的童心呈现了这个家庭，呈现了以这个家庭为模式想象出来的整个人类的世界。“童心”赋予了她笔下的语言以诗意，把本来的白话散文变成了诗。

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

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

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牺牲你自己!”

《繁星·一?》

从句式，从语序，从词语本身的意义，它都是极为散文化的。表面看来，它与胡适那些散文化的白话新诗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但是，在你的感受里，它却已经是一首诗。它是以白话散文语言为基础的，但它却弹离了白话散文语言的基础，并且永远也无法回到白话散文的语言范围中来。直至现在，当我们反复读过了它，并且已经在感受中接受了它。可你仍然不可能把它作为口头的语言从你的日常谈话中说出来。你只能以诗来读它，来接受它。也就是说，它是诗，而不再是散文。它为什么会成为诗?显而易见，正是诗人冰心那颗童年的心灵，才把这些在成年人的思想里根本无法组织在一起的话语组织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里，所有的话语成分都已经离开了成年人所习用的白话语言系统，从而获得了它们过去所不具有的色彩和意味。必须看到，这首小诗首先写的不是几句思想教条，它首先展开的是一个心灵纯白的儿童眼里的大自然，一个儿童眼里的现实世界。“嫩绿的芽儿”、“淡白的花儿”、“深红的果儿”就是儿童眼里的大自然，就是儿童眼里的整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新鲜的、纯净的、美好的、充满光明的、色彩鲜艳的，虽然娇小稚嫩却是生意盎然的。这个大自然、这个世界在儿童的心灵感受里，总是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带有一种朦胧的启示意义。

它能与儿童交谈，用自己的形象说出它的意义，它的暗示。“嫩绿的芽儿”，茁壮地生长着，好像在告诉他们，要“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以其娇美的姿态供人欣赏，使人愉悦，好像在告诉他们，要“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甜美可口，给人以享受，好像在告诉他们，要“牺牲你自己”。在这里，“发展你自己”、“贡献你自己”、“牺牲你自己”已经不是成年人口里的教导、高校讲义里的教条，它们首先是诗人所面对的自然世界的生命力的表现。即使这些话语本身，也在这首诗的具体语境获得了新的意义和韵味。在成年人的散文语言里，它们是思考的结果、理性的结论，是崇高的道德、深刻的思想，是自觉的追求、努力的目标，是需要主观能动性的东西。它们成了轻松自由、亲切自然的儿语，成了花儿对你说的悄悄话。它们是大自然本来的意义，是人生自自然然的成长过程，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是不需着意雕琢，刻意追求的东西。文字还是那样的文字，意思还是类似的意思，但“味道”变了，“意蕴”变了。所有这些已经被人用惯了、用滥了的话语被重新注入了新鲜的生命，白话成了诗句。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发现，“五四”个性解放的思想是怎样在童心中找到了自己的根须，从而成了一种自然生长的意识，而不再是西方书本中的东西。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那里，“个性解放”还是以一种外来思想的形态出现在中国社会的，而在那些遗老遗少们的观念里，它则是有类于洪水猛兽的东西，是大逆不道、祸国殃民的思想。到了冰心的小诗里，它完全成了大自然对人的一种启示，成了从人的意识自身生长出来的思想幼芽。可以说，冰心的小诗使我们看到了“五四”文化传统在中国是怎样落地生根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冰心的小诗尽管是在接受了泰戈尔小诗的影响之后创作出来的，但作为“诗”，它却是完全独立的。它的诗的特征不同于泰戈尔，也不同于日本的俳句，简要说来，泰戈尔的小诗和日本的俳句作为“诗”，主要是“音乐的艺术”，它们是用音乐的旋律同散文区别开来的。冰心小诗的诗意不来自这些方面，而来自它们的联想式的语言结构，来自不同语义之间的“空白镜头”。在它们的这些空白镜头里，是作者独特而又丰富的感受，它们构成了语言背后的语言，构成了诗歌可感而不可言传的意蕴内涵。“童年呵!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繁星·二》)在这首诗里，“童年”与“梦中的真”、“真中的梦”、“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其中的过渡是突兀的，是跳跃式的。也就是说，中间是一片意义的空白，是一个空镜头。它使读者必须到自己童年的生活体验和心灵体验中去发现这个过渡的根据。在这时，你沉入回忆之中，你进入了玄想的心境，你感到了诗的意蕴和意味。“梦中的真”、“真中的梦”、“回忆时含泪的微笑”是不可解的，但又似乎是可解的。它的诗意就在这可解与不可解的永恒的矛盾中，在这恍惚朦胧之中。

冰心的童心不同于明代李贽提倡的“童心说”中的“童心”，也不同于后来丰子恺散文中反复赞美的“童心”。前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文学创作的真诚性的追求，后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儿童爱心的强调。它们本质上属于成年人的思想感情，而冰心的“童心”则是她自己的一种心灵状态，是她感受世界和观照事物的一种天然的方式。她用童心创造了她小诗中众多的独立意象，同时也用童心把这些意象组织成了一个独立的诗歌意象系统。在这个意象系统里，有她童年生活中的一切，有父亲、母亲、姊妹、弟兄，有大海、鲜花、月儿、鸟儿，也有她刚刚接触到的成人世界中的东西，有诸如人类、真理、艺术、诗歌、诗人、生命、死亡、光明、黑暗这些在成年人的世界中具有严肃性质的观念。
母亲呵!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繁星·一五九》

对于儿童，外部世界是神秘的、又是可怕的，它吸引着他们，又威胁着他们。只有在母亲的怀抱里，他们才感到温馨和安全，才会消除对外部世界的畏惧感。在这首小诗里，世界是儿童眼里的世界，母亲也是儿童感受中的母亲。儿童的心灵和儿童的眼睛组织起了艺术世界，组织起了这首小诗中的所有诗歌意象。童心使其中的一切都处在一种特定的协调状态中，“大海呵，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繁星·一三一》)这是冰心童年回忆中的大海，是童年印象在冰心心灵中的回响。你能感到大海的潮汐声在儿童听觉中那格外清越和鲜明的形象。它不是郭沫若笔下那男性青年的阳刚而又热情的大海，而是冰心笔下童年女性的清澈而又靓丽的大海。即使青年冰心所接触到的一切抽象的观念，也是被她的童心所融化了的，也浸透着她的纯真和稚嫩的爱意，什么是“人类”?在她眼里，“人类”也不过是一群小孩子，一些大自然抚育的婴儿：“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繁星·十四》》)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婴儿的沉默中，不在聪明人的辩论里。”(《繁星·四三》)最好的“诗”、最好的“诗人”是怎么样的?“婴儿是伟大的诗人，在不完全的言语中，吐出最完全的诗句。”(《繁星·七四》)连“黑暗”也有一种神秘幽深的美感，“黑暗”，怎样描画呢?“心灵的深深处，宇宙的深深处，灿烂光中的休息处。”(《繁星·五》)……一个诗人独立风格的标志，不是一个诗人有没有写出过两首好诗，而在于他有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意象系统。胡适之所以还不能被视为一个具有独立风格的现代诗人，就是因为他虽然写了很多诗，在他的诗中也描写了许许多多事物，但所有这些事物，在他的笔下还是横七竖八地排列在一起的，它们彼此之间构不成一个统一的系统，构不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而在冰心的小诗里，诸多意象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系统性，自己一个相对统一的艺术世界。这个系统是由冰心的童稚的眼睛和童稚的心灵连接在一起的，它以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方式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独立的艺术世界。

但是，冰心在创作自己小诗的全部过程中，并不处于单纯的童年心态之中，而处于童年意识和青春意识的矛盾交织中。一个方面，她较之当时任何一个作家都更是一个孩子，都是带有童年时期纯真无邪、天真烂漫的特征，而另一方面，她又是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成熟了的青年，一个有着成年人的理性、成年人的理想、成年人的才能的新女性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前者是她的内在心灵素质，是她感受世界、感受人生的基本方式，是她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态度，后者则是她对自我社会身份、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的明确意识；前者使她更多地趋向于童心的自我表现，后者则又使她把这种表现作为对中国青年的思想引导。也就是说，她把诗人(自我)既当做具有童心纯情的人，又当作中国青年的思想表率。这就把两种不同的意识混淆在了一起。中国青年是从童心纯情中走出来而获得更丰富、更深刻的社会感受和人生感受的人，而不应是停留在单纯的童心纯情阶段的人。童心是每一个青年较之中老年社会成员都更为宝贵的特征，而不是他们自身发展的新的思想高度。能对中国青年进行理性启迪的不是单纯的童心，而是对社会人生的更深入、更细致的认识。冰心小诗是被童心召唤出来的一个更空灵、更纯洁的艺术世界，它有着童心的美，也有着童心的脆，难胜理性的沉重。

我们看到，即使在冰心比较优秀的小诗创作中，也常常把童年的感受当作对青年的思想启迪，从而为她的小诗带来不良的影响。例如，在前引《繁星·一?》一首小诗中，就其真正的意义和诗的情趣，它是童心的自然流露，“嫩绿的芽儿”、“淡白的花儿”、“深红的果儿”都给人以童年的暗示，都有着童年的天真无邪的特征。它们只能与天真无邪的儿童说话，只能给他们以神秘的启示。但冰心用“和青年说”，将其嫁接在了对青年的教诲上，从而使这首玲珑剔透的小诗多了一点沉重，少了一点可爱。对于这首小诗，连“青年”这个词本身都显得过于硬、过于重。到了《春水》集中，这种教导意识明显加强起来，其中艺术上完美的小诗远较《繁星》集中少，而干瘪无味的小诗则远较《繁星》集中多。在通常的评论中，人们把哲理性当成冰心小诗的主要思想艺术价值，但哲理性自身不能构成诗歌的特征，不是由独特的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哲理内涵，在诗歌中实际是最大的累赘，它自身不能给诗歌带来诗的韵味和诗的意境。如前所述，真正给冰心的小诗带来诗意特征的是冰心的童心，是她的童心给世界、给语言带来的为成年人的世界及其语言所不可能具有的独特的联系。只有这种独特的语言联系，才包含着童年鲜活的世界感受和人生感受。中国现代的小诗是和童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童心的一种新诗的表达形式。失去了童心便失去了小诗，便失去了小诗所特具的玲珑剔透、单纯晶莹而又略带神秘朦胧意味的审美特征。“言论的花儿/开得愈大，行为的果子/结得愈小。”(《繁星·四五》)这首小诗为什么显得干瘪、没有诗的味道?因为它已经不是童心的表现。它是只有成年人才会产生的思想，才会得出的人生教训。在儿童的世界里，大的花与大的果是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言论和行为也是不可能分解为二的。童年的天真，童心的无欺，使它们自然地处于无差别的境界之中。这首诗无法进入童年的心灵和童年的世界，而对于成年人，它又是一个太简单、太枯燥的教训，一个被人用不同的语言形式重复了千百遍的陈旧的思想，一个只有在极其有限的范围才具有真理性的笼而统之的命题。它不再是诗，而成了道德格言和修身语录。“星星——只能白了青年人的发，不能灰了青年人的心。”(《春水·一一三》)“星星”在童年世界里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冰心小诗中的重要意象之一，但在这首小诗中的“星星”，却构不成一个独立的诗的意象整体。在童年的意识里，没有“灰心”的观念，也不会有“白发”的苦恼，“星星”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与此有关的启示，而“星星”在青年人的世界里几乎不具有任何重要的人生意义，青年人并不想从“星星”身上获取人生的教诲。“修养的花儿在寂静中开过去了，成功的果子便要在光明里结实。”(《春水·一二五》)“花儿”“果儿”固然带着童稚的清新之气，但“修养”“成功”却是成年人价值体系中的东西，它们在人的感受中是沉重的，严肃的。这两组意象在读者的感受中无法和谐相处，构不成一个统一的意象结构体。……总之，当冰心在创作的过程中越来越以一个成熟青年的标准意识自己而不再能唤起自己纯真无邪的童年感受，她的小诗就向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向着非诗的散文化方向退隐了。

与冰心小诗因理性化、语录化而走向衰落的同时，它也在向象征化、情绪化的方向发展而为自己开辟着新的道路。??

遥指峰尖上，

孤松峙立，

怎得倚着树根看落日?

已近黄昏，

算着路途罢!

衣薄风寒，

不如休去。

(《春水·一六六》)

这首诗表现的不是童年的世界，而是一个落落寡合的孤独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但与此同时，它也不再是一首典型的冰心小诗，而更像后来发展起来的卞之琳、废名笔下的象征派的诗。“我的朋友坐下莫徘徊，照影到水中，累它游鱼惊起。”(《春水·一六五》)“朦胧的月下——长廊静院里。不是清磬破了岑寂，便落花的声音，也听得见了。”(《春水·一六八》)冰心虽然没有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但这种内在的枯寂感却足以破坏她小诗的单纯性和透明性，逼她走出小诗的审美范畴。

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冰心一连写了几首优秀的抒情诗。像《惊爱如同一阵风》、《我劝你》、《生命》等，我认为，即使在整个中国新诗史上，也属上乘之作。但这些诗没有以独立的风格影响到整个中国新诗的发展。1949年之后，就数量而言，冰心的诗仍不在少数。但这些诗，只是作为一种文字活动而创作的，其意义似乎不在诗歌艺术本身，故此不在本文论列。

(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