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部副经理:敦煌莫高窟历史价值

痛心啊！

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共有石窟600余个，敦煌艺术是佛教题材的艺术。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彩塑近三千身，内容非常丰富。敦煌石窟艺术是产生和积存在敦煌的多门类的艺术综合体，它包括了敦煌建筑、敦煌壁画和敦煌彩塑。以莫高窟为中心的敦煌石窟，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我国的民族艺术瑰宝，它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稀世之珍，为我国的民族艺术珍宝和人类文化遗产的明珠。
敦煌莫高窟称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上下五层, 南北长约1600米。始凿于366年,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 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
敦煌石窟的建筑尤以莫高窟保存的五座唐宋木构窟檐为稀世之珍和一些宋元土木古塔；壁画中也出现不少代表时代的古建筑图样，可说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不可缺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研究历史和艺术的价值。莫高窟的石窟建筑，由于时代不同，石窟形制呈现不同的特色，主要有5种：1.禅窟（即僧房）。2.塔庙窟（即中心窟）。3.殿堂窟。4.佛坛窟。5.大佛窟（及涅盘窟）。
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与莫高窟隔河相望。主体建筑为二层平顶楼房，该建筑约一半隐蔽在丘陵中，外部只露出上层窗户及宽阔的屋檐。与莫高窟的环境相协调。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内容丰富，技艺精湛。五万多平方米的壁画分为佛像画、经变画、民族传统神话题材、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故事画和山水画。
敦煌飞天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成的，它主要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的飞天。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
《九色鹿本生》，描写九色鹿不顾自身安危跳入急流，拯救溺人，而溺人见利忘义，出卖了九色鹿，在遭到国王大兵团团围困时，九色鹿临危不惧，坚持正义，斥责溺人忘恩负义，与邪恶作坚决的斗争，表现高尚的道德品格美。
敦煌石窟佛教尊像中，菩萨的容貌姿态是最优美、最丰富、最动人的，菩萨像展示了东方女性美的魅力，她的塑像被世人称为“东方维纳斯”，她的画像被世人称为“东方圣母”。
敦煌石窟的彩塑、文物多以夸张的色彩表现人物性格，神态各殊。其丰富内涵，堪称是一部中国古代千年佛教彩塑史。
敦煌石窟中的姊妹窟
榆林窟保存至今的彩塑共有100余身，壁画约5000余平方米，约占莫高窟壁画总面积的九分之一。榆林窟壁画不仅是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反映唐至元代现实社会形象的历史资料宝库。
东千佛洞以内容丰富的西夏窟见长，其密宗佛教壁画可弥补莫高、榆林二窟之不足。壁画内容以密宗画为主。
西千佛洞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北魏至宋等朝代洞窟22个，壁画910平方米，彩塑53身。
位于肃北县城西部20公里处的党河峡谷北岸峭壁上，有魏晋时期开挖的洞窟19座，这些洞窟中都被当时生活在此的人绘上了壁画。19座洞窟中的中间5窟可以登临，当地群众称之为“五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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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楼上的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端。南枕祁连，襟带西域；前有阳关，后有玉门，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汉代起敦煌是辖六县之郡。东汉大家应劭称：“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两千年后的今天，这一“繁盛大地”以其拥有的举世无双的石窟艺术、藏经文物而成为人类最伟大、最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今年5月21日，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世一百周年的日子。如果把敦煌的百年比作一道万世经传的长诗的话，那么它的第一句是令人落泪的。重述那段历史，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文化价值的存续。
敦煌莫高窟起建的年代大约在公元364至366年间。1600年间，这里先后开岩凿洞，最盛时，曾有石窟千余，号称千佛崖、千佛洞，至今保存在编的洞窟仍有492个，彩塑2415身，壁画45000多平方米。唐宋木构窟檐5座。
汉代起，敦煌作为西陲重镇一直是兵家互争之地。每次兵灾之际，管理莫高窟的和尚就要逃一次难。
宋景佑二年（1035年），西夏之乱祸及敦煌莫高窟。和尚照例要避祸他乡，遂把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等，都封闭在一个洞窟的秘室里，外面用泥壁封堵，并绘上壁画。然而，这批和尚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这个秘室便盛着5万余件“宝藏”静静地安息了七八百年。
清朝末年，出生在湖北麻城的王圆，结束了在军队当小兵的生涯，因无所事事，便做了道士，迢迢千里来到敦煌。当时的莫高窟寺院，多为红教喇嘛，只有王圆能用中文诵道经，倒有些香火，生涯不错。于是他就雇了个姓杨的为他打下手，写经文。杨某抄经之暇爱吸旱烟。用芨芨草点火，并把剩下的草插在洞窟墙壁的裂缝中保存。一天，他在插草的时候，发现墙缝深不可止，便用旱烟袋头敲了敲墙，感到里面是空的！于是他赶紧叫王道士，两人夜半破壁，发现里面有一个泥封着的小门。此时天已渐亮，去掉泥块，出现一条通道，进入通道后，一个黝黑的高1．6米，宽约2．7米的复室出现了。室内堆满了数不清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等。王道士当时对这批5至11世纪文物的价值几乎一无所知，震惊世界的“藏经洞”就这样无意中回到了人间。
接着，一系列不幸就在这片繁盛大地上发生了。
王道士虽然不知道这批宝藏价值连城，可他毕竟明白用它们换点钱是没问题的。于是，他取出几卷给当时的县长汪宗瀚去鉴别。汪是识货的，依他的权势向王道士索要了一批画像和写本。三年后，甘肃学台叶昌炽闻听此事，便让汪为他搜求。叶对古物的学养颇深，对藏经价值心知肚明，便向甘肃的藩台衙门建议将这批古物运到省城来保存。但因运费需五六千两银子，清政府觉得银子比这批“废纸”更有价值，没有采纳这项建议，只是发了一道旨令，让县长汪宗瀚“检点经卷画像，仍为保存”。汪责令王道士经办此事，王道士一下子就成了经卷的看守人。王道士便将这批古物重新封起来，成了古物的实际拥有者。
当时在新疆一带，有一位受英国政府派遣的匈牙利人斯坦因。他在1879年曾来过敦煌。闻知洞窟存有宝物后，便于1907年5月第三次来到敦煌，他是历史上盗劫藏经洞文物的第一人。他来敦煌，通过一位师爷与王道士接触，得知王道士已将秘密通道砌死，斯坦因便在莫高窟安营扎寨，软磨硬泡。终于，他从洞窟壁画上看到了王道士请人绘的《唐僧取经图》，遂生一计，称自己是印度的佛教徒和唐僧的崇奉者，来敦煌是受印度政府的委托，把印度已不存在的佛经再取回去等等。这番话竟然说动了这位“司库大人”。王道士第二天就拆开封墙，让斯坦因进入秘室。斯坦因在其所著《西域考古记》中写道：“从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尺左右。”其中“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斯坦因以捐一笔钱给庙里的方式，得到了装满写本的24只箱子。另外还有五只，仔细装满了画绣品及其他美术品遗物。
1914年后，他又从王道士手里得到五只大箱。1930年再来时，因中国学术界的一致反对而未得逞。据英国目前公布的数字，斯坦因劫去的文物达9000余件。
继斯坦因之后，法国的伯希和于1908年7月来到这里，凭他渊博的汉学知识，劫走了比斯坦因更有价值的文物6000余卷。
接踵而来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也于1914年至1915年间从藏经洞和其他一些洞窟中盗走1万余件文物资料及壁画。美国的华尔纳1924年到莫高窟后，由于无经卷可窃，便用特制的胶布剥走了第139、141、144、145号洞窟中精美的唐代壁画26方……
莫高窟的文物精品被斯坦因大量盗走的消息被清政府知道后，命令将剩下的经卷装成两只木桶，封钉坚固，施以彩绘，制成“转经桶”置于佛殿之中，又责成王道士看管，并且还赏给他300两银子作为他看守经卷的补偿。而这两只“转经桶”今日仍竖在第17号窟中，桶中一无所有。王道士变本加厉地“私卖”，几乎使藏经洞内的古物为之一空。经过有良心的学者一次次上书呼吁，才迫使清政府下令把所有残存的经卷写本悉数运回北京。然而，起运时清理在数的8600余卷，经沿途大小官员强取豪夺，所剩下的就是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的那四五千卷。
百年前洞开的一幕，至今回溯起来仍令人心颤。一个巨大的中华文明的宝库竟由屈屈一个假道士据为己有，写下了令世代垂泪的一笔。今天，敦煌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已是全世界文明价值中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