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晨微营销:议魏延之悲剧

《三国志》中对魏延的评价极高，他有勇有谋，又深得士兵爱戴，绝对的一个将才。可在《三国演义》中，魏延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就因为 诸葛亮 一句脑后有反骨 彻底遭到了否定，其实这只是作者为了反衬孔明有识人只能罢了

魏延向诸葛亮献计，奇袭长安，后来虽不被采用，但却被批评为诸葛亮不敢冒险，后来北伐不成，真因未依魏延之计而可惜吗？

夏侯茂身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因为是曹操的女婿，魏延认为怯而无谋，暗示曹操没有眼光也没关系，反正一面之词，随人数落。不过到是想起了东吴的女婿陆逊，关羽及刘备当初都曾轻视过，后来却因陆逊战胜而成名，如果夏侯茂也有机会战胜，亦可因而成名。因为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叫英雄；万一沦落成失败者，要自夸多聪明都没人相信。

魏延要求诸葛亮给他精兵五千人，运粮补给五千人，从褒中出发，沿着秦岭南麓向东行，到达子午谷后，向北穿谷潜进，不到十天就可抵达长安。这看起来就有很大的疑问，魏延是汉中太守，难道拿不出一万人的奇袭部队吗？还得要向后方要求一万人，可见魏延汉中的势力不但不复压迫刘璋全益州时的张鲁汉中势力，也没有刘备与曹操互相对峙时的实力。从魏延拿不出一万人此点，汉中的守备其实很薄弱，可惜曹操当年退兵太快，否则汉中以无大军的状态来看，魏延先不用打长安的主意，曹魏其实更有机会觊觎汉中。

再来是地理位置，褒中的北边就是褒斜谷，为何魏延不从褒斜谷，而要走远在东边的子午谷呢？想必为了奇袭，而要迂回走远路。而走远路，又是山谷的地形，路是不是像平路一样好走不费力，就不能太顺利推论。曹真后来准备伐蜀时，在山谷中因遭遇大雨，栈道都断绝无法前进，被迫彻退。子午谷年久失修，魏延如果要一边铺路一边前进的话，就不知还有没有体力及时间再攻击长安。

子午谷的容量也是问题，就算魏延的计划可以成功，那么可以加倍军力，不要只有五千兵，复兴汉室，少说也动员数万至数十万，比较象话。但是子午谷若无法容纳太多人经过，那么曹魏也可算出其实魏延的奇袭军队不会太多人。如果子午谷可以支持数以万计的人经过，曹魏的布军就会考虑加强戒备。这种推论很合理，就像孙权必须在须濡抵抗曹操南下，曹操要在合淝安重兵防范孙权，英雄所见略同。总不能说魏延要攻长安，而假设长安没有人留守吧？

如果长安没有人留守，何必攻击呢？不如直攻洛阳、许昌，反正这些地方也可假设敌人没有人留守，不如魏延就一路攻到曹丕宫殿。这样子的假设，合理吗？长安在曹魏边境都可假设无太多兵力，那么中央心脏地带，不就更可假设不会有太多兵力吗？所以魏延可以一路杀到曹丕皇宫，而无抵抗或困难吗？假设对方兵力薄弱，会不会太轻敌呢？

再来是夏侯茂的逃走，然后其它人留守，城内无大将。奇怪，假设全长安城的军民都逃走不是更好吗？为何只有守将夏侯茂可以逃，而其它人不能逃呢？留下来的人比较勇敢吗？还有守将一定要逃吗？当世闻名的关羽北伐，襄樊未有人走脱；刘备举国东征，夷陵亦无人撤退；孙权十万大军来袭，合淝未举城逃亡；曹操号称八十万大军南下，赤壁亦无人临阵逃走。魏延比曹操、孙权、刘备及关羽的名气响亮吗？

最后是诸葛亮的援军要及时由斜谷赶到救援长安，不过说来好笑，诸葛亮的大军若能顺利出褒斜谷，攻击附近的陈仓、散关及五丈原，他的一生，也不会笨到耗费在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就耗尽了诸葛亮的一生精力，都未能完全掌握，更何况还要从这些地方再向东行军去救援长安？

武将都会想冒险，以求立功，但是奇谋内容总要再三思，总不能欺负中原无能人，万一山中偏僻中有人用兵截杀，就令蜀汉万劫不复。

汉末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在我国古代政治家中确实是一位佼佼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为追求天下统一大业而鞠躬尽瘁的奋斗精神,以及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风范,确实使人敬佩。可他也不是完人,也有他的短处。对于诸葛亮其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曾有过不少评述,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或者由于“为贤者讳”之类的思想所囿,抑或由于敬仰之情,不愿言其瑕者甚多,尤其是在他对待和使用蜀国大将魏延问题上更是讳莫如深。《三国演义》中“魏延脑后有反骨”这一说,为好多人所熟悉和接受。这就须从历史本来面貌来辨其真伪。这里我只就诸葛亮用人之得失和魏延之悲剧发点议论。

在汉末军阀割剧、群雄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刘备是很有抱负和胆识的,他深知人才之难得,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礼贤下士,不惜“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做自己的得力助手。当时刘备已是47岁的皇室将军,而诸葛亮则是27岁的书生,而就是这位“乡下知青”在见面时竟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在短短三百字的《隆中对》里分析和预测到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历史趋势,并从政治、军事、内政、外交诸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可以说它是蜀汉开国的奠基石,无愧于千古奇策的赞誉。这个战略决策的执行开创了刘备事业的新局面,问题是诸葛亮没能根据后来的形势变幻发展及时修正其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计划和设想。

《隆中对》提出:据有荆、益之后再逐鹿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指刘备?勇率益州之众出秦川”,这就是说,在占有荆州之后,应一路兵向宛、洛,一路兵出秦川,以钳形之势向曹操军事集团进攻。看来,这个方案在孔明出山之前提出似乎无可厚非,问题是后来秦川与宛、洛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荆州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如果只凭益州兵马出秦川进击曹魏,走当年刘邦“暗渡陈仓”的老路,是很难取胜的。再则,在“赤壁之战”12年后吴蜀联盟已经严重破裂,镇守荆州的关羽刚愎自用,违背联吴抗曹的外交国策;对荆州极为敏感和重视的孙吴联合曹操以“讨关羽自效”,派吕蒙、陆逊抄关羽后路,“白衣渡江”袭取江陵、公安;曹操由洛阳进驻宛城,并令徐晃率大军增援被困襄阳的曹仁,同孙权南北呼应夹击关羽,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身陨麦城。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感情用事,军事指挥不当,结果蜀军又遭“火烧连营”之败,损兵三分之一,元气大伤,逐鹿中原的雄图已经难以实现。

探究起来,原因固然很多,主要还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重心已不在关中,而在宛、洛、许昌地区。占据秦川关中固然重要,但荆州的战略地位已比汉中、秦川重要得多。荆州失,蜀军必会被封闭在秦岭、大巴山和巫山一线以内的崇山峻岭中,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地位。然而,据守荆州的蜀汉大将关羽居功自傲,辱骂东吴为加强吴蜀联盟而“结亲”的来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批评关羽是破坏吴蜀联盟,导致蜀之颓亡的始作俑者,这可能言之过重,但关羽对损害吴蜀联盟应负很大的责任。然而以刘备之雄、诸葛之智,对荆州战略地位对蜀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关羽孤军远悬,未给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刘封、孟达之军向关羽靠拢,更没有令其阆中(嘉陵江中游)的张飞、江州(重庆、涪陵一带)的赵云两支战斗力较强的精兵去增援关羽,应当说是最重要的失误。难怪陈寿在评诸葛亮时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公元223年,刘备病危,白帝托孤,诸葛亮受命于危难之中,以他的卓越才能稳定了局势,并在“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奖励农桑,与民生息”等正确政策下逐渐恢复了元气。其后两年“六月渡泸”、“七擒孟获”,安定了后方;渐渐又开创了一个“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的有所作为的局面。

公元227年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拉开了“六出祁山”北伐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前后经历了六、七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诸葛亮一开始就失人失策。当时蜀军虽锐,但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在战略地位上为险峻的秦岭山脉所阻,利守而不利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出奇兵制胜,速战速决。在这一点上似乎料事如神的诸葛亮谨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那么,当时是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卓越而可行的战略方案呢?不是。在初出祁山之前,“起于卒伍”的名将魏延就曾对北伐的路线提出过异议。他根据敌我地形、战术原则等因素提出:“闻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吏、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这应该说是个比较周全的战略方案。如果采纳这个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精兵奇袭,直捣长安,再在斜谷大军配合下,胜利是很有希望的。就是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司马懿在事后也说:“诸葛亮平生谨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内地理;若是吾用兵,先借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可见魏延的主张是可取的。可惜孔明把这斥责为“轻躁冒进”,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结果大好时机被丧失了。

诸葛亮对魏延似乎有点偏见,偏反其道而行之,要用他的那个“万全之计”,竟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任为先锋主将,硬是强调什么“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无虞”,兜大圈子自汉中向西绕道阳平关,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万大军在崇山峻岭中缓慢笨拙地前进,使广大将士的体力和粮秣无益地消耗在长途跋涉之中。这样的进军使魏方得以喘息,从容地作好迎战准备,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致使蜀军失去时机。马谡终为张?所败,街亭失守,孔明唱了“空城计”之后只好南归了。其实,街亭之失亦不能全怪马谡,诸葛亮要负主要责任。从地理位置看,街亭既是当时的战略重地,街亭之战也是关键性战役。街亭失,“进无所据”,退无所守,只得被迫放弃已取得的陇西三郡,退守汉中,导致整个北伐的失败。照理说诸葛亮应亲临前线督战,但他并没有“亲届街亭”;他的指挥部应设在街亭附近,但却设在大老远的祁山,在当时通讯落后的情况下,指挥不灵是必然的。《尉缭子》说:“立坐之阵,相参进止,将在其中”;《孙子兵法》云:“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以千里而应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六韬》云:“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服礼,无以知士卒寒暑”。这说明,将帅要与士兵同甘共苦,方能鼓舞士气。毛泽东在读《三国志》时批曰:“观人观大节,略小节,略小故,亭初战,宜亲届街亭,致败,后战亮卦诰?小！闭飧隹捶ㄊ枪??蜕羁痰摹J潞笾罡鹆了渥髁恕白晕遗?馈?请将自己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严惩了马谡,但只承认自己“用人不当,有乖先帝之明”,并未能总结自己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就是对“用人不当”似乎也认识不深,好像并未想起魏延和魏延的建议。在其后的北伐中仍然因循原来老一套的进军路线,不敢取“循秦岭而东“、大胆深入敌后的战略。结果只能是在司马懿坚守不战的对策下使蜀军呆望于坚城之下。

看来,诸葛亮一生确实谨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战略战术上的谨小慎微必然导致用人标准上的“知?偏颇”、“求全责备”。尽管他在用人上比较能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如拔庞统、蒋琬于小县,起杨洪、何祗于郡吏,但他的“一生惟谨慎”的作风似乎就喜欢那些谨小慎微、好做表面功夫的人,而对于那些有点个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却往往因其小而失大。魏延有“不肯下人”“又性矜高”的缺点,是人才而不是奴才,他始终只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仅作为借用力量。这种存在戒心的用人态度必然使自己失去“股肱”之助。不仅对魏延,对其他确有所长又有些缺点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处置极端、偏颇。如对待刘封的“刚猛难制”,诸葛亮即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剪除。其实刘封倒是一员可信用的战将,后来刘备为此也很后悔。对有点自高自大,自诩“宜为诸葛亮之贰”的廖立,他虽也曾赞誉过他是可以与庞统相比的良才,可是长沙一失之后便不复重用。后来又因他发了点牢骚,如说孔明“不任贤达而作俗吏”,就被放逐汶山,老死蛮荒。对马谡先是欣赏他在“南战”中提出的“攻心为上”的策略,认为他是有为的人才,而对刘备托孤时所说的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意见似乎没有认真考虑,对其失守街亭亦处置过严。

东汉末年是争城夺地,群雄竞起的年代,诸葛亮在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上还算得上古代政治家中的高明者,然而比起同时代的曹操、孙权、刘备就差了一筹。诸葛亮在有生之年未能选拔和造就灿若群星的文武雄才来辅助和继承他的事业,固然这里原因很多,但就他在选拔人才上的求全责备、矩?偏颇是一个重要原因,结果使得西蜀的大小官员中谨小慎微的“老实头”居多,就是蒋琬、费?等人也是循规有余而才气不足,缺少进取精神。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刘备一生最突出地选拔了两个人,一是诸葛亮,一是魏延,而诸葛亮对于魏延并不怎么信任,似乎有点压制他。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魏延仍然忍辱负重在几十年的南征北战中出生入死,羌中败郭淮,入川夺取西蜀,南战七擒孟获,北伐任先锋,天水收姜维、射曹操、斩王双、死张?,大战司马懿,惊退夏侯霸,街亭失守后力挽狂澜,等等。治军严明,“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几乎无恶仗不与,且每战必克。特别是他提出的奇袭长安的战略建议实属善远之谋,可惜没被诸葛亮采纳。假如按魏延“循秦岭而东”的战略放手去干,其前景是难以估量的。难怪魏延常叹息:“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

曹操之用人高于诸葛亮就在于他主张“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大用者不务细行”,“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他深知“失晨之鸡,思补再鸣”,“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他以大局为重,能做到“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张绣降后哗变,后又再次投降,曹操对他优待并封为列侯,毕谌、魏种等人都曾欺骗过曹操,被擒后还是被重用。因此,曹魏阵营中文臣、武将辈出,从而开创了较大的局面。孙权知人善任,深知“周公不求备于一人”之理,既能观其短,亦会用其长,大胆起用年轻将领,委重任予周瑜、吕蒙、陆逊;他说鲁肃有两长(建议立帝王之业和联刘抗曹)一短(借荆州给刘备),不能因其一短而损其二长。刘备的知人善任也高于诸葛亮,他提拔魏延就大胆信任和使用他,虽然麾下良将甚多,却始终把魏延视为卓异将才委独当一面之任。公元219年(建安24年)刘备夺取汉中,称汉中王。其时拟迁治成都,行时要拔一将领守汉中,他深知汉中乃益州屏障,又是未来逐鹿中原之基地,地位至关重要,当时麾下第一员大将关羽已留守荆州,“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然而慧眼识人,“乃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看来,刘备既知魏延,也信任和大胆使用魏延。魏延亦未负刘备所望,坐治汉中,独当一面,界连强魏,敌不敢犯,大去刘备北方之忧。而诸葛亮不仅“矩?偏摹?而且管得太细太死,“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使人才难得,也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王夫之在评诸葛亮时就说:“人皆局?于循吏之矩”,“虽有英才之士,然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奚可恃矣!”西蜀到后期弄得“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恐怕与诸葛亮用人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再则,诸葛亮也不很了解培养本地人才的重要性。纵观西蜀后期的重臣中,本地人并不多,后继的蒋琬、费?和姜维均无大的作为,反而为黄皓、谯周等人所牵制。看来,在培养使用本地人才上不能不是诸葛亮的又一缺陷。

魏延虽有“不肯下人”的缺点,但他对诸葛亮还是衷心服从的。在他与诸葛亮北伐的战略上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仍然能顾全大局,没有作出损害蜀国的事,即使在孔明死于军中、情况十分紧急复杂时也没有能证明魏延叛蜀归曹魏的证据。杨仪同魏延不和已经很深,诸葛亮一死,他们的冲突更趋表面化。“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命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到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魏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裴松之认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就算是一面之词,也可以看到杨仪造谣陷害以消灭自己政敌的恶劣行径。就是据本传记载,也不能说明魏延反叛降北,而只云诸葛亮病笃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孔明只是估计到魏延可能不从杨仪之命,做了一点不信任魏延的安排,当然也可能是杨仪假“丞相遗令”。果然魏延不甘为杨仪所制,反而赶在撤退前破坏栈道绝杨仪归路。断后一仗是姜维指挥的,也不能说明魏延就是降北叛蜀。看来,诸葛亮在处理杨仪与魏延的严重不和的问题上也是很不周全的。尽管他在主观上“不忍有所偏察”,但魏延在前线征战迎敌,而杨仪一直在诸葛亮身边干事,对二者的倚重和感情实有所不同。假如诸葛亮在临终前把他们二人召来榻前肝胆相照,晓之大义,托之重任,至少魏、杨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暂时缓和,然而他把魏延排除在外,只留给他一个断后的命令,这完全是不信任之举。

从许多史籍的关键文字看,都没有提到魏延反叛降敌。最可据的是,他没有乘断后之机北去,却仍是抢先南归,即使在无心自己人残杀而被何平(何平即王平)所败后仍未北附,反而令少数人扶丧回蜀,要和费?联名宣布北伐部署,可惜为费?所出卖战败而死。再从众多史料看,魏延的意向是很明白的,魏延认为丞相虽死,但北伐之伟业不能中断,应由我魏延继续“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假如魏延真的要叛汉投曹,他可能有三种选择:其一是率军在前线倒戈,这易如反掌;其二是按兵不动,待杨仪率军撤退后再拔军驻汉中,静观形势,效当年之张鲁,凭借曾镇守汉中之威望独树一帜,这也不难办到;其三是学刘备当年夺取刘璋地盘之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回成都夺取蜀汉政权,而后剪除杨仪之军,这也不是极难之事。然而,魏延并未选择其中任何一条,相反地倒是明白地声明,不要“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要率军继承丞相之遗志继续北伐,这与叛蜀而降曹是无论如何扯不在一块的。

大凡历史的悲剧,就会有悲剧人物。当马岱提着魏延的头去报功时,“狷狭”阴狠的杨仪竟“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魏延为蜀国的存在和发展舍生忘死,铁马金戈,没有死于对敌之战场,而丧于自己营垒的暗箭,有大功反而遭诛,殃及三族,半世威名,毁于一旦。事实上,那个造谣陷害魏延的杨仪倒是想叛蜀降北的。杨仪本性“狷狭”,反复无常,是个利欲熏心的权奸;他心胸狭窄,一向和文臣武将不和。但就是这么一个佞臣却为诸葛亮素所器重,临终时授以总督军权。杨仪除掉魏延“得胜”回成都后,自诩功高,不可一世;在未能取得“尚书令”高位后心怀怨恨,对费?说:“往者丞相亡殁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个自白又为费?密报了朝廷,于是“废仪为民,徙汉嘉郡”,但杨仪恶性难改,至徙所复上书诽谤,朝廷后来要查办他,他才自杀了。蒋琬、费?先是纵容杨仪去除掉魏延,后又除掉杨仪,诸葛亮尸骨未寒,而内部自相残杀。诸葛亮之死,而有魏延之死,其后有杨仪之死。此番折腾之后,蜀汉元气大伤,给蜀国造成每况愈下之势,诸葛亮对此也负有责任。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一千多年前当事者的是非应给以明确的判断,研究与回味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

史实上的诸葛亮什么也不是,刘备就是看他没有进取心,比较保守,才把蜀国托付给他.

不少人为魏延打报不平，甚至把魏延的不幸归罪于诸葛亮，我个人不是很赞同这种说法。我曾看过一些学者的文章，对其中内容还有些大致印象，就参照那些评论发表一下个人看法。
一. 论魏延的个性和将才

西方有一句谚语：“英雄的悲剧往往是由于他的个性所造成的”。任何事情发生都由其各自的原因，但其中的主要因素经常和‘个性’有关。我们在研究古人的时候，都要了解他们的个性。那么魏延的个性如何呢？三国志魏延传提到：‘延每随亮出，轧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饮恨己才用之不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魏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由此可看出：魏延个性相当高傲自大，除了杨仪以外，大家都很怕他，杨仪传说杨仪个性狭抑，他们当然会水火不容。费纬传提道：‘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纬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纬匡救之力也。’从此更可以说明魏延个性相当粗暴冲动，居然动不动就拔刀相向。诸葛亮死后，魏延更是夸张地做出烧毁栈道的蠢事。大家研究三国历史常常苦恼正史的资料太少，但从以上的记载就足够我们判断魏延‘勇武有余，将才不足’，因为一个自制力不够的人，头脑怎么可能冷静，头脑不冷静又如何有良策。有人也许会说，如果魏延不够冷静那刘备为什么还提拔他当汉中的太守？其实这就好比魏国夏侯渊。夏侯渊传记载：“渊虽然数战胜，太祖常戒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也就是说魏延和夏侯渊一样是个猛将，如果领军冲锋陷阵作战，的确是难以抵挡，但是谈到谋略策划就差多了。令人非常遗憾的是，魏延个性冲动又自以为是，整体评分就远远不如夏侯渊了。从魏延在诸葛亮死后的表现，我们也可以证明他所谓的将才是漏洞百出。

1. 魏延烧栈道攻击杨仪率领的军队，这种头脑发热的做法实在太明显。即使成功的杀了杨仪，消息也会传到成都。蒋琬当时率中央部队各营向北迎丧赴难，已走了数十华里，得到魏延已死消息，才行回军。很明显，蒋琬出兵是为了讨伐魏延。魏延鲁莽行事，反而让自己成为蜀汉的公敌。不管如何，魏延就算死罪可免，重罪难逃。蜀汉自从诸葛亮从法家思想治国以来，已经成功建立一套法治的制度。杨仪即使当上诸葛亮的接班人，也没那么大的权利任意危害魏延。魏延贸然就使出这种玉石俱焚的举动，实在是太欠周详了。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由此可见，他实在称不上优秀的武将。魏延在孔明死后会做出如此大的动作，一方面是基于对杨仪想要独自撤兵所引发的新仇旧恨，同时也是认为天高皇帝远，在战区杀了杨仪，成都方面在事实已经造成而且非常需要自己才能的条件下，会默认他的做法。可惜他这个策略不但有欠周详（同时也证明魏延才略不足），甚至导致被夷三族的命运。为什么说这个策略欠周详呢？因为在孔明的苦心经营下，蜀汉已经变成相当成熟的法治国家，‘王公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规早已定型，魏延岂能例外。况且诸葛亮死后从后主到各大臣在战略上都偏向于以守代攻，所以魏延作战勇猛的优点相对就变得不太重要了，魏延想要恃才而骄，反而是一相情愿和不切实际的想法。

2.魏延和杨仪连续几次派使者到成都互控对方谋反，可是成都的大臣都只敢保杨仪，不敢保魏延。魏延的人际关系和个人形象本来就不太好，魏延传提到：‘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可惜他却没有自知之明。

3.王平在阵前对魏延部队的将士晓以大义，将士们知道魏延理亏，结果一哄而散。魏延身为蜀汉一代猛将，居然没有考虑到军队的向心力就从事这么冒险的举动，以致于仗未打，王平的三言两语就让其手下的士兵跑的差不多。魏延自视甚高，还常常批评诸葛亮，没想到自己却落到如此此不堪的地步，实在只有“惨不忍睹”可以形容。从以上事件，我实在找不出魏延在才略上可圈可点的地方，而后主给他的惩罚就是：夷三族。魏延的下场令人同情，但如果说他是智勇双全，能够独当大任的统帅，我是不敢苟同的。

在说完魏延的个性和才略之后，一些疑点就可以解释了。诸葛亮为何老是不同意魏延让他另率一军团独立作战，也就是魏延为何总是直接在诸葛亮指挥下作战。我认为以孔明的智谋指挥魏延的勇猛战斗力，这是个很好的搭配，而这种搭配在第四次北伐中大败司马懿得到了充分证明。当然，杨仪的后勤支援的功劳也不能忽视。反之，假使孔明如魏延所愿，让他独自带领一军作战，这个主意表面上非常妙，实际上却是非常凶险，甚至是一场灾难。一来魏延个性冲动又少谋略，二来当时蜀汉缺少优秀谋士来辅助魏延，况且魏延自大的个性恐怕容不下别人的建议。马稷就是不理王平的劝告以至于有街亭之败。魏延提议让其自领5千兵马从子午谷突袭长安的策略我认为本身就不大可行（这个大家基本认同，晓林大哥对魏延策略的内容有不同看法，在这就不考虑了）。

二.诸葛亮是否亏待了魏延
有些人认为诸葛亮亏待了魏延这个好人才，连带使得北伐大业屡次遭受挫折，这大概是受到了三国演义的误导。从没看过哪篇正史记载诸葛亮因为魏延脑后有反骨而要杀他。史书也从未提到孔明临死前密令马岱杀魏延。那是老罗为了夸饰孔明的神机妙算因而虚构的情节，没想到反让孔明蒙受不白之冤。
蜀书杨仪传提到：‘亮深惜仪之才干，冯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可见诸葛亮一直珍惜并公平地对待魏延和杨仪。正史记载两人不和的是魏延传说到：‘延每随亮出，轧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饮恨己才用之不尽。’诸葛亮为何不用魏延的计策，上文已经说明，如果我是孔明，我也不准魏延独自领兵作战，毕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魏延个性上的缺陷不亚于关羽，放纵魏延等于让他重蹈关羽的败亡之路，爱之适足以害之，如果说诸葛亮糟蹋魏延才干并不公道。我们何不逆向思考一下，魏延是否有足够的才干做他想做的事。刘备义子刘封在关羽之事件后败逃回成都，在诸葛亮的建议下，刘备杀了刘封。刘备死后，诸葛亮的权利更是无人能及，如果他对魏延有半点私心的话，魏延就算有九条命都保不住。再看看，孔明杀了自己的爱将马稷，却对‘常谓亮为怯，饮恨己才用之不尽’的魏延加以重用，这可不是一般人的肚量做得到的。演义中孔明和魏延的恩怨情仇绝大多数是虚构的。正史上的孔明对魏延可说的上是仁至义尽，可惜魏延最后还是因为私人恩怨辜负了孔明。

三.魏延被诛三族，究竟是谁的过错？
魏延一生功绩彪炳，最后竟然落到了被诛三族的命运，这到底是谁的过错呢？是诸葛亮？是杨仪？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魏延莽撞冲动的个性害了自己，魏延、杨仪的宿怨则是导火索。魏延传记载：“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纬、护军姜维等作身（一字不会打）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由此可知，孔明在生前就料想到魏延很可能会在他死后抗命，因为没人没人压得住他。因此，孔明绝不可能没有事先三令五申知会魏延一定要遵守撤军命令。因为魏延态度阳奉阴违、暧昧不明，所以谨慎的孔明还特地与其他人密商告知因应之道。孔明死后，杨仪在秘密探知魏延真的不愿撤兵时，于是在不通知魏延的情况下独自准备撤兵。他们两人本来就行同水火，沟通自然会有问题，两人也都有错，但是基本上还是魏延违反丞相遗命之罪大于杨仪的不能因公忘私之过。魏延得知杨仪在不告知的情况下就准备撤兵后，勃然大怒，于是‘率所领径先南归’，更糟的是，魏延还‘所过烧绝阁道’。《魏延传》提到：‘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也就是魏延烧栈道无非是要阻止杨仪率领的军队南撤，以便自己取代孔明继续北伐，当然魏延极有可能会杀掉杨仪。魏延和杨仪在当时都屡次派人回成都互相诬告对方谋反，这表明两人有一人非死不可（两人当然都没有谋反，但是只有死人是不会申辩的。钟会死后，卫环还派兵追杀邓艾，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发生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场面，魏延实在要负起大半的责任。不管什么理由，魏延烧栈道，并且主动攻击同属蜀汉阵营的杨仪军队，就已经罪不可赦，杨仪再怎么令人讨厌，至少他还是依照诸葛亮的遗命撤军的。魏延在‘理’字上站不住脚，在‘法’上更是严重违反军令。烧毁栈道断友军归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万一司马懿军队知道消息后乘机攻击，魏延岂不是毁了蜀国。凡是聪明的人至少会懂得避免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惜魏延莽撞无知，不但因此身首异处，还连累了自己的家族跟着陪葬。从这再次说明了“魏延勇猛有余，才略不足”，孔明不让他独自率军突袭长安绝对是正确的。戎马一生，战功赫赫，最后居然破天荒地被夷三族（蜀汉自诸葛亮治国以来，极少听说有武将被夷三族），遭遇实在很悲哀。很多人认为后主诛杀魏延三族似乎有点过分，但是换个角度来看，魏延让自己有充分的罪状（违反丞相遗命、烧栈道、攻击友军、意图谋反等）被夷三族，虽然他无意要谋反背叛（攻击自己的友军不管是谁都会认为他要谋反。 就算魏延杀了杨仪，之后姜维等人也不一定听从他，魏延又做的太过火，所以他也可能投魏以求保命。实际上，魏延最后是逃到汉中被杀，所以说魏延并无意谋反。魏延非常类似太平天国中的东王杨秀清，他们皆因依恃自己的才干，恣意乱搞而招来大祸；却没有紧密的心计阻止灾难降临己身。他们的确有些能力，但却比庸才还糟糕，至少庸才再怎么笨也不会因此被抄家灭族。）至于谁应该为他的悲剧负责？与其说是指控他的杨仪等人，倒不如说是魏延莽撞到近乎白痴的个性害死了他自己。孔明虽是魏延的顶头上司，若是硬要把魏延的不幸记孔明头上，不但不合情也不合理。

四.在这场悲剧中，孔明究竟有没有过错？

1.孔明撤军的遗命对不对？
撤军当然是对的。孔明死后，代理人不是杨仪就是魏延〔姜维、费纬在那时资历和职位都不如两人，而蒋琬当时在成都〕杨仪属于文官，擅长后勤，不太懂得打战。魏延猛于战斗，谋略将才实在不足。一个是后勤首脑，一个是前军大将，两人举足轻重、缺一不可，但都不能服众，甚至彼此还水火不容。非常明显的，不管是魏延或者杨仪代替孔明继续北伐，必定内讧不止，仗肯定打不下去。因此，孔明撤军的遗命是相当正确合理的。其实魏延的如意算盘是：“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也就是让杨仪护送孔明的遗体回成都，自己留下来继续北伐。问题是军队缺少了孔明和杨仪，魏延本身才略不足，个人声望不佳，难以服众。以这种条件却想要留下来对抗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突显了魏延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特点。王平一句“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而！”就让魏延的士兵一哄而散，如果真的让魏延留下来对抗司马懿，恐怕是蜀汉将士的灾难。

2.魏延到底知不知道该撤军？他又为何如此冲动？
魏延传记载：“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纬、护军姜维等作身（这一字还是不会打）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从这段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孔明的遗命是撤军，而不是继续北伐。既然孔明在病重时，有和属下密商过：“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表示孔明有想过魏延可能抗命。依照孔明事必亲躬的个性〔魏晋春秋记载孔明：“罚二十以上，必亲手为。”〕，必定会三令五申知会魏延要遵守撤军的命令。撤军乃是大事，说孔明没有在生前告诉魏延，或者说魏延一点都不知情，那是严重违反常理和逻辑。魏延非常清楚知道孔明的遗命是撤军，但是他很不以为然，‘延常谓亮为怯，饮恨己才用之不尽。’，加上魏延认为孔明死后，自己理所当然接替统帅的位子，要撤要留当然能够自由作主，也就是因为如此，当魏延得知杨仪居然自行撤军，所以才怒不可揭，便以自认为是孔明继位者的身分‘清理门户’，做出一堆自己认为理所当然，实际却荒诞不堪的行为。魏延传记载魏延当时的想法：“仪令纬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说明了魏延一来不苟同孔明撤军的遗命，二来不齿被杨仪指挥，问题是这两点都是正确而且合理的，魏延的反对反而显得自己不理性。杨仪虽然个性狷狭，但他自行撤军是因为事先探知魏延想继续北伐，所以杨仪根据孔明遗命‘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杨仪在做法上或许可以亲自与魏延沟通，但在法理上绝对站的住脚。孔明的‘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也没有错。如果魏延抗命不撤，只要其他人都撤军，魏延自己玩不下去，自然也会撤军。孔明是否可以预防魏延会在撤军时乱来？我认为除非杀了魏延，否则依照魏延冲动的个性，连神仙都无法预防魏延不会做出荒诞不经之事。况且孔明又不是神，我们实在不应过分苛刻求全他。

3.如果不是杨仪带来撤军，是否悲剧就不会发生？
为什么撤军是由杨仪带领？蜀军每次的出兵的后勤方面，都是杨仪一手主办的。在职位上，杨仪身为长史〔差不多是丞相府的秘书长〕，孔明死后，由长史杨仪临时代理丞相的事务，并非不妥。加上魏延和杨仪的资历和职位最高，魏延既然不能保证贯彻遗命，当然非杨仪带领大军撤兵不可，若由姜维等尚未成气候的官员领军，魏延然道就会听命？因为魏延连孔明都不太能管得住，况且他“常谓亮为怯，饮恨己才用之不尽。”这表示魏延很想留下代替孔明继续北伐。如果让其他菜鸟级的人物领军，闹情绪胡闹的恐怕不只是自大的魏延、还会加上心狭的杨仪。所以我认为孔明真的很辛苦，他的左右手都是很奇怪的人，而且互相不和到了极点。偏偏蜀汉人才极度缺乏，孔明非依靠他们不可。有了这些奇怪的部属，孔明最后会积劳成疾而亡，并不令人意外。假使用其他人代替杨仪主持撤军，会抵触到军中论理和职责，而且不但魏延的问题无非解决，更会滋生一堆新的事端。4.魏、杨不和就像不定时炸弹，孔明何不分开他们〔一个留在成都，一个北伐〕？
魏延和杨仪都是孔明北伐不可或缺的左右手。或者有人会说：孔明何不在病重将亡之时，立刻把魏延调回成都，让他无法乱来？这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用结果来反推原因。诸葛亮绝非神仙，他怎么知道自己何时会死，又怎么知道魏延竟会如此夸张的行动。就算孔明未卜先知如此做，那也只是把魏延、杨仪的斗争延后，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大问题。

5.魏延会乱来，会不会是因为他认为杨仪回国后会继承诸葛亮的位置，自己会被他除掉。
但是孔明并无意让杨仪接替。那孔明何不事先告诉延以安其心？魏延究竟是否考虑到这点？三国志里头找不到答案。就算他有想过，也不该做出这么愚蠢而且令自己万劫不复的事情。魏延就算成功杀了杨仪，但是其他将官之口又该如何堵住？前面已经说过，蜀汉自孔明治国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制度，魏延并非司马昭之类可一手遮天的权臣，又和其他大臣不契合〔魏、杨两人互控谋反，蒋琬和董允都只敢保杨仪清白，不敢保魏延。〕在众人指控之下，魏延除非效法孟达投奔魏国，否则性命难保。也就是说，魏延轻则身败名裂，重则被夷三族，所以再怎么样都不该冲动乱来。司马懿曾被曹爽削权和无情打压，在情势力不利的情况下，他足足忍了相当长时间才发动政变〔如果从司马懿被任命为太傅，实际上被剥夺兵权，一直到政变，共有十年；如果从称病退隐算起，则有一年多。〕也为晋王朝开了有条大路。可见智者和愚者做事的方式不同，结局自然也大大不同。孔明确实不知道魏延会如此乱来〔所以才会命令魏延断后护军〕。至于孔明继承人的问题，一来按照君臣伦理，这应该由后主决定，孔明最多只能提议，无权宣布指定。二来一旦公布自己属意某人或排除样仪，必会造成一人欢乐众人士气低落，或者杨仪的闹情绪和猜忌〔即使只是偷偷告诉魏延，也难不会传到杨仪耳朵。公布接班人会乱了君臣之礼，孔明没有权利告诉魏延，除非后主派人询问，孔明不应该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综上所述，魏延在失败后逃到汉中，而不是投奔他国，证明魏延确实无意谋反（但也证明了他的头脑似乎并并不了解他惹出事端所招致的严重性，至少他可以考虑暂时避居三不管地带的羌部落。〕不过魏延再怎么不幸，灾祸也是自己冲动惹出来的，所以我对魏延是惋惜多过同情，蜀汉人才极度缺乏，因此造就了不少恃才傲物的武将。魏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鹤立鸡群，也因为自己本身的缺陷而招来灾祸。如果真要为这样的人物叫屈，邓艾的冤屈比魏延有过之而无不及。

汉末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在我国古代政治家中确实是一位佼佼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为追求天下统一大业而鞠躬尽瘁的奋斗精神,以及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风范,确实使人敬佩。可他也不是完人,也有他的短处。对于诸葛亮其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曾有过不少评述,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或者由于“为贤者讳”之类的思想所囿,抑或由于敬仰之情,不愿言其瑕者甚多,尤其是在他对待和使用蜀国大将魏延问题上更是讳莫如深。《三国演义》中“魏延脑后有反骨”这一说,为好多人所熟悉和接受。这就须从历史本来面貌来辨其真伪。这里我只就诸葛亮用人之得失和魏延之悲剧发点议论。

在汉末军阀割剧、群雄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刘备是很有抱负和胆识的,他深知人才之难得,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礼贤下士,不惜“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做自己的得力助手。当时刘备已是47岁的皇室将军,而诸葛亮则是27岁的书生,而就是这位“乡下知青”在见面时竟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在短短三百字的《隆中对》里分析和预测到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历史趋势,并从政治、军事、内政、外交诸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可以说它是蜀汉开国的奠基石,无愧于千古奇策的赞誉。这个战略决策的执行开创了刘备事业的新局面,问题是诸葛亮没能根据后来的形势变幻发展及时修正其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计划和设想。

《隆中对》提出:据有荆、益之后再逐鹿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指刘备?勇率益州之众出秦川”,这就是说,在占有荆州之后,应一路兵向宛、洛,一路兵出秦川,以钳形之势向曹操军事集团进攻。看来,这个方案在孔明出山之前提出似乎无可厚非,问题是后来秦川与宛、洛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荆州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如果只凭益州兵马出秦川进击曹魏,走当年刘邦“暗渡陈仓”的老路,是很难取胜的。再则,在“赤壁之战”12年后吴蜀联盟已经严重破裂,镇守荆州的关羽刚愎自用,违背联吴抗曹的外交国策;对荆州极为敏感和重视的孙吴联合曹操以“讨关羽自效”,派吕蒙、陆逊抄关羽后路,“白衣渡江”袭取江陵、公安;曹操由洛阳进驻宛城,并令徐晃率大军增援被困襄阳的曹仁,同孙权南北呼应夹击关羽,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身陨麦城。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感情用事,军事指挥不当,结果蜀军又遭“火烧连营”之败,损兵三分之一,元气大伤,逐鹿中原的雄图已经难以实现。

探究起来,原因固然很多,主要还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重心已不在关中,而在宛、洛、许昌地区。占据秦川关中固然重要,但荆州的战略地位已比汉中、秦川重要得多。荆州失,蜀军必会被封闭在秦岭、大巴山和巫山一线以内的崇山峻岭中,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地位。然而,据守荆州的蜀汉大将关羽居功自傲,辱骂东吴为加强吴蜀联盟而“结亲”的来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批评关羽是破坏吴蜀联盟,导致蜀之颓亡的始作俑者,这可能言之过重,但关羽对损害吴蜀联盟应负很大的责任。然而以刘备之雄、诸葛之智,对荆州战略地位对蜀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关羽孤军远悬,未给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刘封、孟达之军向关羽靠拢,更没有令其阆中(嘉陵江中游)的张飞、江州(重庆、涪陵一带)的赵云两支战斗力较强的精兵去增援关羽,应当说是最重要的失误。难怪陈寿在评诸葛亮时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公元223年,刘备病危,白帝托孤,诸葛亮受命于危难之中,以他的卓越才能稳定了局势,并在“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奖励农桑,与民生息”等正确政策下逐渐恢复了元气。其后两年“六月渡泸”、“七擒孟获”,安定了后方;渐渐又开创了一个“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的有所作为的局面。

公元227年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拉开了“六出祁山”北伐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前后经历了六、七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诸葛亮一开始就失人失策。当时蜀军虽锐,但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在战略地位上为险峻的秦岭山脉所阻,利守而不利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出奇兵制胜,速战速决。在这一点上似乎料事如神的诸葛亮谨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那么,当时是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卓越而可行的战略方案呢?不是。在初出祁山之前,“起于卒伍”的名将魏延就曾对北伐的路线提出过异议。他根据敌我地形、战术原则等因素提出:“闻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吏、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这应该说是个比较周全的战略方案。如果采纳这个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精兵奇袭,直捣长安,再在斜谷大军配合下,胜利是很有希望的。就是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司马懿在事后也说:“诸葛亮平生谨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内地理;若是吾用兵,先借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可见魏延的主张是可取的。可惜孔明把这斥责为“轻躁冒进”,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结果大好时机被丧失了。

诸葛亮对魏延似乎有点偏见,偏反其道而行之,要用他的那个“万全之计”,竟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任为先锋主将,硬是强调什么“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无虞”,兜大圈子自汉中向西绕道阳平关,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万大军在崇山峻岭中缓慢笨拙地前进,使广大将士的体力和粮秣无益地消耗在长途跋涉之中。这样的进军使魏方得以喘息,从容地作好迎战准备,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致使蜀军失去时机。马谡终为张?所败,街亭失守,孔明唱了“空城计”之后只好南归了。其实,街亭之失亦不能全怪马谡,诸葛亮要负主要责任。从地理位置看,街亭既是当时的战略重地,街亭之战也是关键性战役。街亭失,“进无所据”,退无所守,只得被迫放弃已取得的陇西三郡,退守汉中,导致整个北伐的失败。照理说诸葛亮应亲临前线督战,但他并没有“亲届街亭”;他的指挥部应设在街亭附近,但却设在大老远的祁山,在当时通讯落后的情况下,指挥不灵是必然的。《尉缭子》说:“立坐之阵,相参进止,将在其中”;《孙子兵法》云:“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以千里而应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六韬》云:“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服礼,无以知士卒寒暑”。这说明,将帅要与士兵同甘共苦,方能鼓舞士气。毛泽东在读《三国志》时批曰:“观人观大节,略小节,略小故,亭初战,宜亲届街亭,致败,后战亮卦诰?小！闭飧隹捶ㄊ枪??蜕羁痰摹J潞笾罡鹆了渥髁恕白晕遗?馈?请将自己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严惩了马谡,但只承认自己“用人不当,有乖先帝之明”,并未能总结自己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就是对“用人不当”似乎也认识不深,好像并未想起魏延和魏延的建议。在其后的北伐中仍然因循原来老一套的进军路线,不敢取“循秦岭而东“、大胆深入敌后的战略。结果只能是在司马懿坚守不战的对策下使蜀军呆望于坚城之下。

看来,诸葛亮一生确实谨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战略战术上的谨小慎微必然导致用人标准上的“知?偏颇”、“求全责备”。尽管他在用人上比较能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如拔庞统、蒋琬于小县,起杨洪、何祗于郡吏,但他的“一生惟谨慎”的作风似乎就喜欢那些谨小慎微、好做表面功夫的人,而对于那些有点个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却往往因其小而失大。魏延有“不肯下人”“又性矜高”的缺点,是人才而不是奴才,他始终只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仅作为借用力量。这种存在戒心的用人态度必然使自己失去“股肱”之助。不仅对魏延,对其他确有所长又有些缺点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处置极端、偏颇。如对待刘封的“刚猛难制”,诸葛亮即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剪除。其实刘封倒是一员可信用的战将,后来刘备为此也很后悔。对有点自高自大,自诩“宜为诸葛亮之贰”的廖立,他虽也曾赞誉过他是可以与庞统相比的良才,可是长沙一失之后便不复重用。后来又因他发了点牢骚,如说孔明“不任贤达而作俗吏”,就被放逐汶山,老死蛮荒。对马谡先是欣赏他在“南战”中提出的“攻心为上”的策略,认为他是有为的人才,而对刘备托孤时所说的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意见似乎没有认真考虑,对其失守街亭亦处置过严。

东汉末年是争城夺地,群雄竞起的年代,诸葛亮在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上还算得上古代政治家中的高明者,然而比起同时代的曹操、孙权、刘备就差了一筹。诸葛亮在有生之年未能选拔和造就灿若群星的文武雄才来辅助和继承他的事业,固然这里原因很多,但就他在选拔人才上的求全责备、矩?偏颇是一个重要原因,结果使得西蜀的大小官员中谨小慎微的“老实头”居多,就是蒋琬、费?等人也是循规有余而才气不足,缺少进取精神。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刘备一生最突出地选拔了两个人,一是诸葛亮,一是魏延,而诸葛亮对于魏延并不怎么信任,似乎有点压制他。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魏延仍然忍辱负重在几十年的南征北战中出生入死,羌中败郭淮,入川夺取西蜀,南战七擒孟获,北伐任先锋,天水收姜维、射曹操、斩王双、死张?,大战司马懿,惊退夏侯霸,街亭失守后力挽狂澜,等等。治军严明,“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几乎无恶仗不与,且每战必克。特别是他提出的奇袭长安的战略建议实属善远之谋,可惜没被诸葛亮采纳。假如按魏延“循秦岭而东”的战略放手去干,其前景是难以估量的。难怪魏延常叹息:“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

曹操之用人高于诸葛亮就在于他主张“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大用者不务细行”,“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他深知“失晨之鸡,思补再鸣”,“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他以大局为重,能做到“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张绣降后哗变,后又再次投降,曹操对他优待并封为列侯,毕谌、魏种等人都曾欺骗过曹操,被擒后还是被重用。因此,曹魏阵营中文臣、武将辈出,从而开创了较大的局面。孙权知人善任,深知“周公不求备于一人”之理,既能观其短,亦会用其长,大胆起用年轻将领,委重任予周瑜、吕蒙、陆逊;他说鲁肃有两长(建议立帝王之业和联刘抗曹)一短(借荆州给刘备),不能因其一短而损其二长。刘备的知人善任也高于诸葛亮,他提拔魏延就大胆信任和使用他,虽然麾下良将甚多,却始终把魏延视为卓异将才委独当一面之任。公元219年(建安24年)刘备夺取汉中,称汉中王。其时拟迁治成都,行时要拔一将领守汉中,他深知汉中乃益州屏障,又是未来逐鹿中原之基地,地位至关重要,当时麾下第一员大将关羽已留守荆州,“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然而慧眼识人,“乃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看来,刘备既知魏延,也信任和大胆使用魏延。魏延亦未负刘备所望,坐治汉中,独当一面,界连强魏,敌不敢犯,大去刘备北方之忧。而诸葛亮不仅“矩?偏摹?而且管得太细太死,“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使人才难得,也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王夫之在评诸葛亮时就说:“人皆局?于循吏之矩”,“虽有英才之士,然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奚可恃矣!”西蜀到后期弄得“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恐怕与诸葛亮用人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再则,诸葛亮也不很了解培养本地人才的重要性。纵观西蜀后期的重臣中,本地人并不多,后继的蒋琬、费?和姜维均无大的作为,反而为黄皓、谯周等人所牵制。看来,在培养使用本地人才上不能不是诸葛亮的又一缺陷。

魏延虽有“不肯下人”的缺点,但他对诸葛亮还是衷心服从的。在他与诸葛亮北伐的战略上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仍然能顾全大局,没有作出损害蜀国的事,即使在孔明死于军中、情况十分紧急复杂时也没有能证明魏延叛蜀归曹魏的证据。杨仪同魏延不和已经很深,诸葛亮一死,他们的冲突更趋表面化。“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命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到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魏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裴松之认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就算是一面之词,也可以看到杨仪造谣陷害以消灭自己政敌的恶劣行径。就是据本传记载,也不能说明魏延反叛降北,而只云诸葛亮病笃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孔明只是估计到魏延可能不从杨仪之命,做了一点不信任魏延的安排,当然也可能是杨仪假“丞相遗令”。果然魏延不甘为杨仪所制,反而赶在撤退前破坏栈道绝杨仪归路。断后一仗是姜维指挥的,也不能说明魏延就是降北叛蜀。看来,诸葛亮在处理杨仪与魏延的严重不和的问题上也是很不周全的。尽管他在主观上“不忍有所偏察”,但魏延在前线征战迎敌,而杨仪一直在诸葛亮身边干事,对二者的倚重和感情实有所不同。假如诸葛亮在临终前把他们二人召来榻前肝胆相照,晓之大义,托之重任,至少魏、杨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暂时缓和,然而他把魏延排除在外,只留给他一个断后的命令,这完全是不信任之举。

从许多史籍的关键文字看,都没有提到魏延反叛降敌。最可据的是,他没有乘断后之机北去,却仍是抢先南归,即使在无心自己人残杀而被何平(何平即王平)所败后仍未北附,反而令少数人扶丧回蜀,要和费?联名宣布北伐部署,可惜为费?所出卖战败而死。再从众多史料看,魏延的意向是很明白的,魏延认为丞相虽死,但北伐之伟业不能中断,应由我魏延继续“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假如魏延真的要叛汉投曹,他可能有三种选择:其一是率军在前线倒戈,这易如反掌;其二是按兵不动,待杨仪率军撤退后再拔军驻汉中,静观形势,效当年之张鲁,凭借曾镇守汉中之威望独树一帜,这也不难办到;其三是学刘备当年夺取刘璋地盘之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回成都夺取蜀汉政权,而后剪除杨仪之军,这也不是极难之事。然而,魏延并未选择其中任何一条,相反地倒是明白地声明,不要“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要率军继承丞相之遗志继续北伐,这与叛蜀而降曹是无论如何扯不在一块的。

大凡历史的悲剧,就会有悲剧人物。当马岱提着魏延的头去报功时,“狷狭”阴狠的杨仪竟“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魏延为蜀国的存在和发展舍生忘死,铁马金戈,没有死于对敌之战场,而丧于自己营垒的暗箭,有大功反而遭诛,殃及三族,半世威名,毁于一旦。事实上,那个造谣陷害魏延的杨仪倒是想叛蜀降北的。杨仪本性“狷狭”,反复无常,是个利欲熏心的权奸;他心胸狭窄,一向和文臣武将不和。但就是这么一个佞臣却为诸葛亮素所器重,临终时授以总督军权。杨仪除掉魏延“得胜”回成都后,自诩功高,不可一世;在未能取得“尚书令”高位后心怀怨恨,对费?说:“往者丞相亡殁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个自白又为费?密报了朝廷,于是“废仪为民,徙汉嘉郡”,但杨仪恶性难改,至徙所复上书诽谤,朝廷后来要查办他,他才自杀了。蒋琬、费?先是纵容杨仪去除掉魏延,后又除掉杨仪,诸葛亮尸骨未寒,而内部自相残杀。诸葛亮之死,而有魏延之死,其后有杨仪之死。此番折腾之后,蜀汉元气大伤,给蜀国造成每况愈下之势,诸葛亮对此也负有责任。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一千多年前当事者的是非应给以明确的判断,研究与回味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
综上所述，魏延在失败后逃到汉中，而不是投奔他国，证明魏延确实无意谋反（但也证明了他的头脑似乎并并不了解他惹出事端所招致的严重性，至少他可以考虑暂时避居三不管地带的羌部落。〕不过魏延再怎么不幸，灾祸也是自己冲动惹出来的，所以我对魏延是惋惜多过同情，蜀汉人才极度缺乏，因此造就了不少恃才傲物的武将。魏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鹤立鸡群，也因为自己本身的缺陷而招来灾祸。如果真要为这样的人物叫屈，邓艾的冤屈比魏延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