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没结婚的女人:谁有关于 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 方面的文章?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谈王运熙先生的治学

　　■文/杨明

　　轻轻翻阅着案头的三本新书——《庆祝王运熙教授八十华诞文集》和王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十讲》、《文心雕龙探索（增补本）》，作为先生的弟子，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崇敬之情。

　　王先生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在复旦工作了整整半个世纪，曾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在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如今先生虽已退休十年，但依然笔耕不辍，有时还为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谈论治学心得，审阅他们的论文。这怎能不令人由衷地敬重！

　　王先生的研究对象，以汉魏六朝、隋唐五代文学为主。半个世纪以来，撰写了大量学术论著。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先生就以《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二书蜚声学界。其中的许多重要文章作于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前期，那时他还只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王先生这方面的成果，至今为研究乐府的学者所必读，在国内外一些大学被列为重要的参考书；日本学者称他为“乐府研究的首屈一指的专家”。五十年代末，王先生主持编撰了《李白诗选》和《李白研究》，被誉为李白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从六十年代起，先生又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中投入了许多精力。复旦大学中文系本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重镇，被誉为此领域内的“华岳三峰”的三位著名学者中就有郭绍虞、朱东润两位曾长期在复旦任教。王先生除本人在这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外，还组织集体力量做了重要的工作，发扬光大了复旦的优良传统，使复旦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镇。他和顾易生教授共同主编并亲自参加撰写了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这两部著作屡次获得教育部和国家级的最高奖励，前者长期以来被指定为大学文科教材，广受欢迎。它们在海外学界也都获得高度的重视。《中国文学批评史》曾由英国学者译为英文（未译完），《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各卷的绪论部分由日本学者译为日文；另外，在此二书的基础上编成的两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也已由韩国学者全部翻译完毕。

　　王先生的治学，严谨求实而视野开阔。他继承传统的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优点，又十分注意吸取“五四”以来著名学者的新的思维和治学方法，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研究风格。他多次说过，他服膺《礼记·中庸》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还多次说倾向于释古的研究态度。所谓释古就是既不迷信古人，不盲目信从古书中的记载，又不简单地宣判古人为错误，而是仔细体察古人的原意，认真分析那些记载方方面面的缘由，揭示其真相。这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以“同情”的态度去研究历史，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不妨举一个小小例子加以说明：

　　南朝乐府有《丁督护》一曲，颇为著名。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著录了六首南朝人所作歌辞，大体上都是一位女子送她的情人出征打仗的口气，“督护”即其情人所做的官名。后人复有拟作，如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写有一首，却是描写炎夏季节丹阳一带船夫背纤之苦的。而南朝人沈约的《宋书·乐志》记载此曲的本事，又另有说法：东晋末年军阀刘裕（后来做了皇帝，即宋武帝）的大女婿战败被杀，其妻悲怆，向料理丧事的督护丁?询问情况，一边问，一边反反复复悲悲切切地哭着叹息：“丁督护！”后人便根据这哭叹声编成歌曲。这一记载与上述《乐府诗集》所载歌辞及李白拟作都毫无关涉，令人怀疑其是否可信。王先生没有简单地加以否定。他广泛地阅读史书，发现不但刘裕女婿战死一事彰彰可考，丁?也实有其人，而且刘裕长女动辄哀哭的性格特点也屡见于史籍。王先生由此断定《宋书·乐志》的记载该是可信的。至于现存歌辞与本事不合，那是因为后起歌辞仅仅依据原来的曲调而不是事迹来创作的缘故，这是乐府诗创作中常见的现象，正如同许多唐宋词的内容与词牌名称不相吻合一样。

　　王先生原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后又着重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因此他的研究古代文论，决无蹈空之弊。他总是将古代文论家的理论观点与其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结合起来加以观察，总是将理论、批评放在文学创作、文坛风气的背景上加以分析。他研究《文心雕龙》，非常注重研读《昭明文选》，相互联系比较；研究《沧浪诗话》，也注意观察严羽对诗人、诗作的具体评价以及严羽本人诗歌创作的特点。这样，他往往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得出与众不同而令人信服的结论。这里也举一个例子：

　　学术界曾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韩愈的散文与诗歌风格不同，体现了不同的审美追求：韩文解散骈体，比较平易；韩诗则务求奇崛，力矫庸弱。王先生的观点则是韩愈诗文的基本风格都是求奇崛、避平庸，都体现了他务去陈言、刻意与世俗取异的主张和趣味。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王先生熟悉韩愈文章、熟悉唐代骈体文学极有关系。王先生指出，不能用我们今天对骈文的粗略印象去想象唐代的骈文。在今天读者的心目中，骈文大量用典，难读难懂。事实上唐代流行的骈文却多数浅显通俗，用典不多，或者用的是当时人熟知的常见典故，因此比韩柳古文反而明白浅切。韩文大体上明朗畅达，但与当时流行的文字相比，反显得古奥，不易被接受。王先生进一步指出，终唐之世，骈体文学始终占有优势地位，晚唐五代更是古文派衰落不振而骈体诗文占了压倒优势；直到宋代古文运动兴起，局面方才改变。而《旧唐书》、《新唐书》编撰者对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的不同态度，便是不同时期文坛风气的反映。王先生还针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发达得益于古文运动之开展的流行观点，提出相反意见。他认为唐代中期传奇小说与市民文学关系密切，其文风也受通俗文学影响，骈俪气息浓重。总之唐代传奇小说的文风与韩柳古文风格并不一致，而且往往大相径庭。这些很有创新意义的观点，都来自对文学史、对文学现象和具体作品的广泛了解与熟悉。因为熟悉，所以能左右上下、自由地进行联系与比较，思路开阔，得心应手。

　　以上只是极简略的介绍。读者或许能窥豹一斑吧。

　　王先生治学不知疲倦，不断开拓，为学术事业、为文化积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生活非常简朴。除了读书治学，他没有别的嗜好。求得真知，便是他最大的快乐。先生的淡泊名利、朴实无华、平易厚道，不但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而且在整个学术界，都有口皆碑。笔者多次随先生参加海内外的国际学术会议。见到学者们对先生肃然起敬的态度，便深感古人所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实非虚言。作为先生的弟子，当然更常有如沐春风、如坐光风霁月中的感受。先生的语气总是平静的，但当他谈起学问、谈起自己某一独到的见解时，便会略略提高了声音，眼中也闪射出兴奋的光来。此时笔者总不由得抬眼看一下那间书房兼客厅兼餐厅的陋室墙上悬着的“饮河轩”匾额，胸中涌起由衷的敬意。

读读圣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