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坚持主题曲歌词:什么是文学？文学有什么功用？

文学是一种精神生活的表现形式,它从来都是以这个物质世界为基础的,然后作用于人的大脑.再经过人脑的加工和磨练反馈给大自然的东西.这种东西既可以帮我们从新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又可以更加充分地展示这个神秘的世界.

从字面上理解，“文”在古代就是“纹”的意思，指一种装饰图案，引申为艺术的意思。
关于文学的定义很多，不过比较简单的说法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文学的作用主要有：
1、通过阅读获得美感的愉悦；
2、通过文章获取知识，即启迪和教化的作用；
另外，文学有时还具备一些社会功能。

文学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文章和博学。从现有文献记载看，“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孔子《论语》中，则直接地指文章和博学，被列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之一：“文学子游、子夏。”后来的《魏书·郑义传》这样说：“而羲第六，文学为优。”在这里，文学是指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即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同时，文学也指人的博学，即今天意义上的学识或学术，如哲学、历史、语言等。 可以看到，文学一词在中国出现，一开始就突出了“文采”含义。同时，文学从它被使用时起就具有了学识（博学）含义。 按照这种观点，凡是富于文采的作品和显示渊博学识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

从魏晋时代起，文学逐渐地将“博学”含义排除了出去，而专注于以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达情感。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较为狭窄的含义：文学是指有文采的缘情性作品。 在魏晋时期，具体说是在5世纪时，南朝宋文帝建立“四学”即“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文学”开始从广义文学大家庭中分离出来，甩开非文学形态而独立发展，确立了自身的特殊性[1]。这种特殊性大致可以相当于今日的“语言性艺术”的内涵了，尽管当时并未使用“艺术”字样。这就是说，文学实际上被认为具有了语言性艺术的性质。 这样，可以理解文学的另一个内涵较为单一的含义：文学是指那些以表达情感为主并具有文采的语言作品。

在中国古代，文学一词的含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与学识、甚至所有语言性作品形成复杂的联系。它最初的“博学”含义并没有伴随它的“缘情”特点的突出而消退或消失，而是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需要而时常复活，并且有时还占据主导地位。

从两汉时起，文学的“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和“博学”双重含义受到分解，人们开始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称今天意义上的文学为“文学”或“文章”，而称学术著作为“学”或“文学”。与此相应，在魏晋六朝时代，人们还提出了“文”与“笔”的区分。 到了唐、宋时期，“文”（文学）与“学”（学术）之间的分界逐渐地获得弥合，“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的思想通行开来，广义文学观获得了进一步的具体化。韩愈倡导文学传达“道”或“古道”：“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2]他反对过去那种一味注重“言辞”（相当于“文采”）的时风流弊，强调文学传达儒家“古道”。“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3]如果说“学”（学术）的目的是表述儒家之道，那么同样，“文”（文学）的目的也就是传达“理”――儒家之道的具体化形态。“文”与“学”正是在“道”的基点上统合为一体。柳宗元更直接地主张“文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4]。他反思自己年轻时只重视言辞及文采的偏颇，认识到“文以明道”才是文学写作最重要的事。他指出：“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5]他坚持认为如果沉溺于“文采”就会阻碍通向“尧舜之道”。这样，从唐代起，文学中“言辞”及“文采”受到抑制而“明道”成为最高目标，这就为消除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分野铺平了“道”。正由于“道”的主宰作用，“文”与“学”在“道”的基点上重新消除了差异，“文章”与“博学”两义再度形成统合，从而“文学”又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复活了先秦时代的原初含义。从此时起到清代，这种学术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一直被沿用。 清末民初学者章炳麟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这种广义的文学观的一种极致。他坚持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6]在他看来，“文学”一词应当具有如下含义：凡以文字形式显示在竹帛上的，就叫做“文”；而讨论“文”的规律和法则的，就叫做“文学”。这里不仅明确地沿用文学的文章和学术含义，而且使它无限地扩大到凡“著于竹帛”的一切文字形态。这意味着，人类创造的一切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性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学，从而使得文学成为包括文章和学术在内的一切文字（语言）作品的总称。凡是用语言（文字）制作成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这就几乎包括了人类创造的所有语言（文字）性符号：口头言语、文字以及它们所传达的诗歌、散文、小说、哲学、历史等作品。文学既可以指有文采的表情的语言性作品，即今日文学；也可以指传达消息的日常言谈、记事载言的史书、说理论事的学术著述等，即今日非文学。 这种包容一切的广义的文学含义，就与现代西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语言性符号”（linguistic sign）一词相近了。这样，文学一词就是人的所有语言性符号行为及其作品的代名词了。 所以，文学在广义上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语言性符号，包括今日的文学和非文学。

随着晚清以来西方学术分类机制的传入，中国逐渐地形成了如下现代文学术语：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这一现代含义其实是来自现代西方的狭义文学观念与中国古代狭义文学观念在现代相互交汇的结果。可以说，西方文学观念为文学提供了现代学术分类机制，而中国古代狭义文学观念则为它设置了传统依据。当着西方“美的艺术”观念传入，中国魏晋以来的有文采的缘情性文学观念就被激活了，从而汇合成一种新的现代性文学观念。这种汇合点在于两方面：第一，西方的“美的艺术”中的形式美内涵与中国的“文采”得以对应起来；第二，西方的“美的艺术”中的表情性内涵与中国的“缘情”内涵相沟通。也就是说，来自西方的形式美和表情性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采和缘情性传统观念实现了现代跨文化汇通。因此，如果只看到西方影响而忽略中国古代自身的狭义文学观念传统的激活，是无法完整地把握现代文学含义的来由的。 这样，文学的现代含义是：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是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的艺术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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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学？大家愿意知道，大家愿意回答，答案很多，却都不能成为定论。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定论，因为文学的定义得根据文学作品，而作品是随时代演变随时代堆积的。因演变而质有不同，因堆积而量有不同，这种种不同都影响到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上。比方我们说文学是抒情的，但是像宋代说理的诗，十八世纪英国说理的诗，似乎也不得不算是文学。又如我们说文学是文学，跟别的文章不一样，然而就像在中国的传统里，经史子集都可以算是文学。经史子集堆积得那么多，文士们都钻在里面生活，我们不得不认这些为文学。当然，集部的文学性也许更大些。现在除经史子集外，我们又认为元明以来的小说戏剧是文学。这固然受了西方的文学意念的影响，但是作品的堆积也多少在逼迫着我们给它们地位。明白了这种种情形，就知道什么是文学这问题大概不会有什么定论，得看作品看时代说话。

新文学运动初期，运动的领导人胡适之先生曾答复别人的问，写了短短的一篇“什么是文学？”这不是他用力的文章，说的也很简单，一向不曾引起多少注意。他说文字的作用不外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就是文学。他说文字有三种性：一是懂得性，就是要明白。二是逼人性，要动人。三是美，上面两种性联合起来就是美。这里并不特别强调文学的表情作用；却将达意和表情并列，将文学看作和一般文章一样，文学只是“好”的文章、“妙”的文章、“美”的文章罢了。而所谓“美”就是明白与动人，所谓三种性其实只是两种性。“明白”大概是条理清楚，不故意卖关子；“动人”大概就是胡先生在“谈新诗”里说的“具体的写法”。当时大家写作固然用了白话，可是都求其曲，求其含蓄。他们注重求暗示，觉得太明白了没有余味。至于“具体的写法”，大家倒是同意的。只是在“什么是文学？”这一篇里，“逼人”“动人”等语究竟太泛了，不像“谈新诗”里说的“具体的写法”那么“具体”，所以还是不能引人注意。

再说当时注重文学的型类，强调白话诗和小说的地位。白话新诗在传统里没有地位，小说在传统里也只占到很低的地位。这儿需要斗争，需要和只重古近体诗与骈散文的传统斗争。这是工商业发展之下新兴的知识分子跟农业的封建社会的士人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民主的斗争。胡先生的不分型类的文学观，在当时看来不免历史癖太重，不免笼统，而不能鲜明自己的旗帜，因此注意他这一篇短文的也就少。文学型类的发展从新诗和小说到了散文——就是所谓美的散文，又叫做小品文的。虽然这种小品文以抒情为主，是外来的影响，但是跟传统的骈散文的一部分却有接近之处。而文学包括这种小说以外的散文在内，也就跟传统的文的意念包括骈散文的有了接近之处。小品文之后有杂文。杂文可以说是继承“随感录”的，但从它的短小的篇幅看，也可以说是小品文的演变。小品散文因应时代的需要从抒情转到批评和说明上，但一般还认为是文学，和长篇议论文说明文不一样。这种文学观就更跟那传统的文的意念接近了。而胡先生说的什么是文学也就值得我们注意了。

传统的文的意念也经过几番演变。南朝所谓“文笔”的文，以有韵的诗赋为主，加上些典故用得好，比喻用得妙的文章；昭明文选里就选的是这些。这种文多少带着诗的成分，到这时可以说是诗的时代。宋以来所谓“诗文”的文，却以散文就是所谓古文为主，而将骈文和辞赋附在其中。这可以说是到了散文时代。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虽只短短的三十年，却似乎也是从诗的时代走到了散文时代。初期的文学意念近于南朝的文的意念，而与当时还在流行的传统的文的意念，就是古文的文的意念，大不相同。但是到了现在，小说和杂文似乎占了文坛的首位，这些都是散文，这正是散文时代。特别是杂文的发展，使我们的文学意念近于宋以来的古文家而远于南朝。胡先生的文学意念，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同意了。

英国德来登早就有知的文学和力的文学的分别，似乎是日本人根据了他的说法而仿造了“纯文学”和“杂文学”的名目。好像胡先生在什么文章里不赞成这种不必要的分目。但这种分类虽然好像将表情和达意分而为二，却也有方便处。比方我们说现在杂文学是在和纯文学争着发展。这就可以见出这时代文学的又一面。杂文固然是杂文学，其他如报纸上的通讯，特写，现在也多数用语体而带有文学意味了，书信有些也如此。甚至宣言，有些也注重文学意味了。这种情形一方面见出一般人要求着文学意味，一方面又意味着文学在报章化。清末古文报章化而有了“新文体”，达成了开通民智的使命。现代文学的报章化，该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吹鼓手罢。这里的文学意味就是“好”，就是“妙”，也就是“美”；却决不是卖关子，而正是胡先生说的“明白”“动人”。报章化要的是来去分明，不躲躲闪闪的。杂文和小品文的不同处就在它的明快，不大绕弯儿，甚至简直不绕弯儿。具体倒不一定。叙事写景要具体，不错。说理呢，举例子固然要得，但是要言不烦，或简截了当也就是干脆，也能够动人。使人威固然是动人。使人信也未尝不是动人。不过这样解释着胡先生的用语，他也许未必同意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