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visio中画箭头:试论司马迁的散文风格

司马迁是一个极富情感的文学家，读他的《报任安书》，你会感到他的文章"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1)，"直写胸臆，发挥又发挥，惟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2)虽然司马迁的抒情议理散文只此一篇，但我们能从中领略司马迁情感丰富的特点。司马迁写史，以雅洁称世，班氏父子因此称其为有"良史"之才，但我们读司马迁的史传散文，感觉其文并未因雅洁而丧失了情感的力量，"他的文辞，笔力劲拔。在他发痛愤的地方，文情如火如荼，悲哀之处又非常凄绝，极尽文章的能事......"(3)他的爱憎情感，往往在叙述的语言中见出。于他所敬爱的人，他常以无限深情的敬语叙其娓娓事迹，如对战国四君子，司马迁独爱信陵君，故其他三君子之传记分别为《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春申君列传》，而信陵君传独称《魏公子列传》，只此一称呼，就已见司马迁对信陵君的爱赏亲昵之情。文中叙写信陵君屈交贫贱、仗义救赵、低节赵客，处处彰显魏公子的高尚情操和慧眼识才，彰显他的虚心待客、真心爱才，字里行间，都是对信陵君的爱重之意。正如李晚芳所说："篇中摹其下交贫贱，一种虚中折节，自在心性中流出。太史公以秀逸之笔，曲曲传之，不特传其事，而并传其神。迄今读之，犹觉数贤人倾心相得之神，尽心尽策之致，活现纸上，真化工之笔也。"(4)司马迁不仅在篇题中区别了他对四公子的不同态度，行文中更是如此，一篇之中，"称'公子'者，凡一百四十七处，因其钦佩公子者深，故低徊缭绕，特于繁复处作不尽之致。"(5)司马迁的情感就这样一点一滴的融入字里行间。
　　再如《李将军列传》。对于汉之飞将军李广，司马迁异常欣赏。在他看来，李广身上有无数值得叹赏之处：骁勇善战，勇武无双；轻财爱士，怜惜士卒；沉着冷静，遇事不慌；带兵有素，指挥有方；威名远震，声播四方......但就是这样一个令匈奴人闻之丧胆的英雄将领，却终生不得封侯，最终因不愿复对刀笔吏而自杀身亡。李广的声名与结局反差之大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才气无双"的他与"为人中下"的李蔡的结局的对比，更令人气结难言。司马迁同情李广的遭遇，又不能解释或不敢解释其中真实的原因，于是只好以"数奇"概括李广的一生，其所传达的，是对李广命运的不平之慨，牛运震言：
　　一篇感慨悲愤，全在李广数奇不遇时一事。篇首"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云云，已伏"数奇"二字，便立一篇之根。后叙广击吴、楚，还，赏不行，此一数奇也；马邑诱单于，汉军皆无功，此又一数奇也；为虏生得当斩，赎为庶人，又一数奇也；出定襄而广军无功，又一数奇也；出右北平而广军功自如，无赏，又一数奇也；出东道而失道，后大将军，遂引刀自刭，乃以数奇终焉。至"初，广之从弟李蔡"云云，以客形为主；及广与望气语，实叙不得封侯之故，皆着意抒发数奇本末。"上以为李广老，数奇"云云，则明点数奇眼目......总为数奇不遇，余文低徊凄感，此又一篇之主宰，而太史公操笔谋篇时，所为激昂不平者也。(6)
　　《李将军列传》一文，委委曲曲，表面记李广之数奇，而真正探讨的是造成李广数奇的原因，表达了作者对造成李广数奇命运的汉代帝王们的极大不满，同时，字里行间，似乎也倾吐着司马迁对汉代帝王苛薄寡恩的满腔愤怒，传达着司马迁遇祸不获赦的满腹辛酸。
　　司马迁的叙述语言就是这样，语语传情，字字达意，喜欢也罢，尊重也罢，厌恶也罢，憎恨也罢，情感倾向极其明朗，绝少掩饰和隐藏，因而，读司马迁的散文，极容易为他散文叙述语言的情感力量所趋动，跟他一起喜，随他一起忧，而这，正是司马迁散文的动人之处。富有情感的史笔不仅没有成为司马迁史传散文的弊端，而且成为他散文永恒的魅力之所在。
　　三、评论语言的情感指向
　　如果说，司马迁的叙述语言具有情感力量，是因为作者在叙述中就触及了自己心灵深处的情感神经，而不由自主地在叙述语言中注入了情感，那么，他的评论语言则是他站在传记之外的理性情感，是他个人的认识和观点，正如李长之所说："假如对他的自己的个人的印象发生兴趣，就看他的赞。"(7)
　　赞，是指他史传文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的传记文，一般在文后都附有司马迁的一小段评论语言，比叙述语言更明晰地传达了他的情感意愿。他在《报任安书》中曾明言作史书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太史公曰"，便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重要内容，尤其其情感趋向，强调了"一家之言"。
　　(一)重申原文的情感趋向，加深读者的阅读理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因不敢断定书的读者能否理解自己的苦心而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叹，《聊斋志异》的作者亦有"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的疑想，说明著述的真正目的很难让人理解。司马迁也许并不知道后世小说家的这种想法，但他作为一个要发表自己独到见解的史学家，就要强调个人的认识，因此，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原传中，因为叙述内容需要尽可能客观平正，感情的抒发有时就难免受到束缚和限制，当作者感到尚不尽情时，便在赞中进一步彰显自己的情感趋向。如《魏公子列传》虽在叙述语言中表达了对信陵君的爱戴之意，但作者似乎感到不直接表达不足以传己之意，于是在结语的"太史公曰"中专拈出"夷门"事赞信陵君低节结士的真诚：
　　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论赞的语言，极为明确地表达了作者对信陵君的无限敬仰之情。又如《伍子胥列传》，对于伍子胥的不从父命和复仇于楚，读者极易向"不孝""不忠"等方向理解，但司马迁写此传，更重要的是宣传伍子胥的明去就之分和他的忍个人名声之辱、复父兄杀身之仇，赞语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司马迁盛赞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隐忍以就功名的壮烈行为，誉为"烈丈夫"，既是对伍子胥人生选择的褒扬，同时也是对自己在李陵之祸中人生选择的肯定。
　　(二)强调自我的情感倾向。司马迁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史学家，他的"一家之言"的与众不同，用班固的话说就是"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8)，当世所赞赏的，他未必赞赏，当世所反对的，他未必反对。原传中，因为限于记事的客观性，他的与众不同的观念可能得不到很好地传达，于是赞便成为他充分发挥个人认识的理想之所。如孟尝君是战国四君子之一，其收罗门客不亚于信陵君，其待客有"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之豪举，亦有养客之雅量，但司马迁对他的评价却很低：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将薛地多暴桀之恶俗归咎于孟尝君养客，将孟尝君养客视为"自喜"，很显然是对孟尝君养客行为的否定。又如《刺客列传》，行文尽可能不用评论语言，但在赞语中极赏刺客之义：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义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对刺客的重义极尽叹赏。
　　《史记》的议论文字情感色彩较浓，世所公认。曾毅曰："《史记》之文字一一生动而疏宕有奇气。盖迁多爱之人也，故其文热血横迸；多恨之人也，故其议论悲愤郁遏。"(9)通过他情感外溢的议论文字，我们似乎能更多地了解司马迁作史之原因。
　　总而言之，司马迁的文章，无论叙述还是议论，多充满激情，正因如此，他的散文才无愧于"无韵之《离骚》"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