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柄连电脑win10:名词解释 香草美人 (要求专业一点的)谢谢

香草美人是屈原提出来的，在他的 诗作里经常可以看到。
司马迁赞屈原道：“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离骚》在写作上常常以香草美人代表美好的政治制度和高尚的人品。在诗人眼里，各种香草显得那么可爱，诗人爱香草几乎到了成癖的程度。“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他把它们佩戴在身上。王逸说：“行清洁者佩芳。”张德纯说：“兰芳秋而弥烈，君子佩之，所以像德，篇中香草，取譬甚繁，指各有属。”(均见游国恩《〈离骚〉纂义》)这充分说明了香草的喻义以及它与人格美的关系。

当时的楚国，君昏臣奸，政治黑暗。屈原遭嫉受压，只能通过香草来表达自己美好的追求。诗人种植了大片的香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其目的是“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刘献廷在《离骚经讲录》中说：“当屈子立志之日，岂为独善一身，只完一己之事而已哉?直欲使香泽遍薰天下，与天下之人共处于芝兰之室也。”屈原欲使多数人都具有高尚的人格，充分表现了诗人的群体意识。“高尚正直则是促进和巩固个人和集体幸福的。”(《歌德谈话录》)可悲的是，这些经过诗人心血培植的香草，经不住淫风恶雨的侵袭而竞相变节变质。“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但是，诗人并不随波逐流，而是立志不变。“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离骚》中多处提到美女。前人大多认为美女代指明君贤臣。王逸说：“女以喻臣。”李陈玉认为：“言求女者，求贤君之譬也。”(均见《〈离骚〉纂义》)我认为美女就是指具有高尚品格、具有内外美统一的女子。屈原想寻求一个与自己一样既有美好之心灵又有动人之仪表的女子，来陪伴自己，安慰自己。然而找来找去，总不能如愿。

诗人对香草美人的追求，不仅表现了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表现了诗人的审美追求。屈原的人格美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渗透并表现在诗人的各种生活方式上。通过对香草美人的追求，诗人的人格立体化了。屈原的人格之所以是美的，首先是其心灵的伟大，然后我们才倍觉其美，他的追求、爱好无不打上美的烙印。

香草美人指旧时诗文中用以象征忠君爱国的思想。
其出处是 汉·王逸《离骚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灵修、美人，以譬于君。”
试举例： “美人香草”从此便成为政治的譬喻，影响后来解诗作诗的人很大。（朱自清《经典常谈·辞赋》）

“香草美人”的奥秘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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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芜

抗战时期，有一位孙次舟先生发表文章，考证屈原实际上是个“弄臣”，是龙阳君一流人物，引起众论哗然。闻一多先生当然也不赞成这个新奇之说，但是指出它倒也事出有因，就因为屈原辞赋确实是“男人说女人话”。中国文论向来说屈原辞赋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清代常州词派主张“托志帷房”，自称这是“香草美人”传统的继承。究竟什么是“香草美人”，什么是“托志帷房”呢？闻一多先生这一句“男人说女人话”把它解释得通俗鲜明，叫人一下子就记得住。我从那时起，常常思索：究竟这种男人说女人话的现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普遍不普遍呢？促使我这样思索的，是因为我读李商隐诗，极不同意有一派注解把李商隐那么好的爱情诗即“无题”诗一类，一概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身世感遇”之作，解释为巴结令狐綯而巴结不上的乞怜之作，我以为这种解释很煞风景，中国缺少爱情诗，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李商隐，何苦硬要把他最有独创性贡献的爱情诗解释成庸俗的仕途奔兢之诗呢？李商隐在仕途中原也是庸俗的，所以他也有“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那一类巴结贵官而巴结不上的牢骚，但是他既能如此明说，又何需用“托志帷房”呢？(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乃是男性追求女性之诗，并非写女性对男性的恋慕之诗，又是一大问题，此不详论。)我自信关于李商隐的看法是不错的，但是我不能否认此外确有不少诗人词客都有男人说女人话的时候，例如最著名的“未谙姑食性，先倩小姑尝”，“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之类，的确都是借男女之情，寓名场仕途之事，我不能否认《闺怨》《宫怨》一类题目几乎没有几个诗人不曾做过，而他们之所以要作这些题目，都是借以抒自己之怀，只有极少数例如白居易的《上阳人》那才真正是哀妇人而为之代言。于是，我承认“男人说女人话”的现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确是相当普遍的，尽管李商隐的爱情诗并不属于此类。
跟着我思索：为什么会这样？男人为什么要说女人话？多年以来，我想出了一些道理，直到前些时，看长春出版的《文艺争鸣》双月刊一九九三年第五期，上面有周乐诗的《换装：在边缘和中心之间——女性写作传统和女性文学批评策略》一文，我觉得他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比我想到的深刻得多。他根据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关于现代社会既是“菲勒斯(男性)中心”社会，也是“逻各斯(语词)中心”社会，二者复合为“菲逻各斯中心”的理论，认为还要看到社会多重权力压迫系统的结构，这才能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即“男性作家对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话语进行模拟”的反常现象。我很赞赏“男性作家对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话语进行模拟”这一提法，这指的就是“男人说女人话”，它是对这一现象的更精确的理论性的表述。周乐诗的文章列举屈原、宋玉、曹植、辛弃疾诗词中男人说女人话的许多例子，关于辛弃疾，他说：“即以豪放风格见长的辛弃疾也有如许忸怩的词章：‘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摸鱼儿》)。”这说得很有趣。周文从理论上说明道：“自拟闺中少妇娇媚幽怨的诗词，频频出现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当我们进入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秩序时可以发现，因为他们受到王权统治中心的压抑，这种受压抑的处境使他们在进入‘菲逻各斯中心’系统时，被贬入以女性作为象征的客体地位，因而男性作家被迫使用受压抑的女性话语。……君臣、父子、夫妻等组成一对对二元对立的统治被统治的等级压迫关系。班昭在《女诫》中云：‘(女人)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这样，男性诗文中君臣之遇的关系，便与表现男女感情的各式主题形成对应意义：渴望报效—相思；怀才不遇—美人迟暮；为君王重用—宠幸；受冷落—薄情；遭排挤打击—弃妇。这样的理解，男性作家笔下众多的闺怨诗文便有了着落。”这就是说，男人说女人话的现象，不是偶然的。男性作家在君臣关系中被统治受压抑的处境，与女性在夫妻关系中被统治受压抑的处境相同，所以易于通感。男性作家作为男性，在“菲逻各斯中心”的秩序中，能找准的位置就只有统治压抑之下的女性的位置，所以他们只好委委曲曲地说女人话。这种解释，是相当深刻的。
但是，我再细想，又觉得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男人说女人话，仅仅是消极的被迫，而不是一种积极地主动地选择吗？没有艺术表现上的必要吗？如果纯粹出于被迫，那就应该所有男性作家一概都只说女人话，事实上，并非所有男性诗人词客的集子里只有“闺怨”“宫怨”一类题目，他们说男人话的时候还是占绝大多数。那么，究竟什么时候他们才要说女人话呢？有什么艺术上的必要呢？于是，我找出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来看，这是常州词派的词论的代表，看看他对于“托志帷房”究竟是怎么解释的。
《白雨斋词话》卷五第二七条(标码据人民文学版，下同)云：“蒿庵《蝶恋花》四章，所谓托志帷房，<SPS=0384>怀身世者。首章云：‘城上斜阳依绿树。门外斑骓，过了偏相顾。玉勒珠鞭何处住，回头不觉天将暮。’‘回头’七字，感慨无限。下云：‘风里余花都散去。不省分开，何日能重遇。凝睇窥君君莫误，几多心事从君诉。’声情酸楚，却又哀而不伤。次章云：‘百丈游丝牵别院。行到门前，忽见韦郎面。欲待回身钗乍颤，近前却喜无人见。’心事曲折传出。下云：‘握手匆匆难久恋。还怕人知，但弄团团扇。强得分开心暗战，归时莫把朱颜变。’韬光匿采，忧谗畏讥，可为三叹。三章云：‘绿树阴阴晴昼午。过了残春，红萼谁为主。宛转花旖勤拥护，帘前错唤金鹦鹉。’词殊怨慕。次章盖言所谋有可成之机，此则伤所遇之卒不合也。故下云：‘回首行云迷洞户。不道今朝，还比前朝苦。’悲怨已极。结云：‘百草千花羞看取，相思只有侬和汝。’怨慕之深，却又深信而不疑。想其中或有谗人间之，故无怨当局之语。然非深于风骚者，不能如此忠厚。四章云：‘残梦初回新睡足。忽被东风，吹上横江曲。寄语归期休暗卜，归来梦亦难重续。’决然舍去，中有怨情，故才欲说便咽住。下云：‘隐约遥峰窗外绿。不许临行，私语还相属。过眼芳华直太促，从今望断横波目。’天长地久之恨，海枯石烂之情，不难得其缠绵沉着，而难其温厚和平。”庄棫的《蒿庵词》，是陈廷焯极口推崇为“匪独一代之冠，实能超越三唐两宋，与风骚汉乐府相表里，自有词人以来，罕见其匹”的，这四阕《蝶恋花》又是《蒿庵词》中被陈廷焯举为“托志帷房，<SPS=0384>怀身世”的代表之作。这四阕词都是典型的男人说女人话。词中的抒情主角的形象，是那么娇媚幽怨婉转缠绵的少妇，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仕途奔兢的男性官僚，他在“当局”面前有“所谋”，先觉得有“可成之机”，而又“韬光匿采，忧谗畏讥”，终于确有“谗人间之”，致使“伤所遇之卒不合”，直到不能不“决然舍去”，仍然“深信而不疑”，这样一个萦心利禄、摇尾乞怜的老官僚或酸书生的形象，同那个娇媚幽怨婉转缠绵的少妇的形象实在反差太大了。那么可以推想，男人说女人话的必要，或许就是为了美化，为了把君臣之间并不美的关系，披上一套男女之情的美的外衣。这个推想，仍在《白雨斋词话》中便可找到佐证，卷三第四○条云：“西堂《菩萨蛮·丁巳九月病中有感》八章，源出温韦，身世兴衰之感，略见于此，而词意不免浅显。如‘负负欲何言，饥来难叩门。’又‘浓笑写官衔，排行无二三。’又‘叹息返柴庐，当门立吏胥。’又‘白发影婆娑，秋风鬼病多。’又‘何物返魂丹，空囊无一钱。’又‘何处度余年，除非离恨天’等句，全失忠厚之旨。若暗含情事，而出以幽窈之思，浑雅之笔，便是飞卿复作。余惟爱其次章云：‘六宫闹扫芙蓉镜，君王偶爱飞蓬鬓。殿脚惜空同，昭阳天几重。江南春雨晚，红豆新歌满。流落杜秋娘，琵琶忆上皇。’读之令人泪下。”所举“全失忠厚之旨”诸句，全是没有说女人话而直发失意的老头的牢骚的，那些形象确实不怎么美。(虽是诗圣杜甫，他的“一饭不忘君”的形象，例如自己吃槐叶冷淘而想到“君王纳晚凉，此味亦时须”之类，一个老头儿想念皇帝，也不怎么美。)而被赞赏的那一阕，所谓“暗含情事，而出以幽窈之思，浑雅之笔”，恰恰是男人说女人话，有了一个美人形象，所以就“读之令人泪下”了。其实，尤侗的牢骚，不过是晚年不得意，而早年曾蒙皇帝赞了一句“真才子”，他就把这么一点“恩荣”女性化为“君王偶爱飞蓬鬓”，把自己的感激涕零女性化为“流落杜秋娘，琵琶忆上皇”，真叫人觉得怪恶心的。
那么，常州词派的主张，是不是只要是男人说女人话，一概都好呢？则又不然。《白雨斋词话》卷三第四七条云：“叶元礼词，直是女儿声口。如‘生小画眉分细茧，近来绾髻学灵蛇。妆成不耐合欢花。’又‘蝶粉蜂黄拚付与，浅颦深笑总难知。教人何处忏情痴。’又‘罗裙消息落花知’，又‘清波一样泪痕深’，又‘此生有分是相思’等句，纤小柔媚，皆无一毫丈夫气，宜其天亡也。”主张“托志帷房”的常州派，却又反对男人说女人话说得“直是女儿声口”，甚至诅咒这样的男人活该早天，这又是为什么呢？正在此时，读到了乔以钢女士的系列论文集《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使我豁然开朗。
《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以下简称《世界》)一书，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自古代至当代的妇女文学，全书充溢着思辨性和艺术性，处处闪烁着理论和智慧的独创性的光，其研究重点是现代妇女文学，但我以为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的，尤在于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研究。如果说，中国“五四”以来的妇女文学，尤其是当代妇女文学，已经很有人研究过，《世界》一书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讨，非有新见新意不漫然下笔；那么，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除了极个别的如李清照而外，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作过理论研究(不是说没有人做过资料的搜集整理，)有之自《世界》一书始。例如书中指出：中国古代男性作家的思想背景中，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而外，异端的道家佛家常常有复杂的甚至很强的影响，而女作者们受儒家以外思想的影响要微弱得多；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常有纵深的历史感、恢宏的宇宙意识，而女性作者所重视的只是现时现世的家庭亲族间的人伦情感；男性作家的幻想可以天马行空，弃世绝俗，女性作者即有幻想，也大都偏重情爱的实现，缺乏对现实的否定性的超越；还有书中全面细致地剖析了的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感伤传统，诸如此类，都是没有人指出过，如今一指出来又是这么确然至当而不可易的。但是对此我也不打算全面评论，我要说的还是它对我一直在思索着的问题的启发。
《世界》一书中这样谈到“男人说女人话”的问题：“中国历代有许多男性文人曾经拟作闺音，他们将自己的文学触角伸向女性生活、女性情感，有些作品相当‘女性化’，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境地。而且，有些时候，他们对女性命运的透视甚至比女性自己更为清晰、深刻。然而，无论如何，那终归是男子眼中、男子心中的女性，是渗透了男性意识而完成的作品。就反映女子心灵而言，虽然可以相当接近真实，但与女子自己的创作相比，毕竟只能属于赝品。”此书不是专谈这个问题的，所以没有更详细发挥，但是它细致精确地分析了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即真正的“女人话”与男性作者的作品的异同，这就大有助于我们研究男人何以要说女人话，说到什么程度等等。
《世界》一书提出了一个概念：“性化了的附庸意识、奴隶意识”，我以为是极重要的。书中本来是指女子强烈意识到自己的女性之别，而其意识中没有灌注以人的质感、人的主体精神，所以那种女性意识只是“性化了的附庸意识、奴隶意识”。我想，这个概念更适用于“男人说女人话”的场合，用这概念可以清清楚楚地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本来无非是附庸意识、奴隶意识，与性无关，但是用女人话一说出来，这就加以“性化”了，这就可以探索出男人为何要说女人话的道理。另一方面，男人所应说的女人话，并非任何女人话，而只是“性化”了的附庸奴隶之话，这就可以探索出男人说女人话只应说到如何程度的界限。
那么，男性作家的附庸意识、奴隶意识，何以需要加以“性化”呢？《世界》书中有云：“士大夫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仕与隐的矛盾，在女子身上是不存在的。她们无‘仕’的资格，也便少些‘隐’的欲念。”又有云：“封闭的环境，低下的地位，把妇女牢牢捆绑在各自所依附的男人身上——即使他远走天涯，即使他早已死去。这种绝对而永久的屈从，使女人很自然地产生了格外注重家庭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的心理。尽管绝大多数女性婚前根本未曾有过恋爱的经历，但这却只是愈加促使她们高度重视既成事实的‘命定’的婚姻，……当她们赖以寄托全部人生的家庭生活、婚姻关系出现种种不合人意的状况时，此中哀痛特别强烈，特别难以忍受”。由此可见，男性作家的奴隶意识，由于实际上存在着“仕”与“隐”、“进”与“退”的选择可能，表现出来就还不是那么“绝对而永久”；只有进入性别关系中自居于对某一个既定的“夫主”的“绝对永久的屈从”的地位，才能使感情表现得专一。孟浩然的“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都惹得皇帝不高兴，就因为其中有“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的负气的意思；如果用女人话来说，就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负气话。“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那只是女子还相当自由的“三百篇”时代才会有的声音。前面我们说男人说女人话是由于美化的必要，那还是从表现手法上说的；现在我们更补充以把附庸意识、奴隶意识再加强化专一化坚贞化的必要，即意识上的必要，这就更完整了。
另一方面，男人说女人话，又以说到什么程度为限呢？《世界》中有云：“封建时代绝大多数女性的爱具有狭、深、抑的特点。狭，是指她们受特定生活状况的制约，爱的范围偏于狭隘，基本限于自己的家庭圈子。……当一切都系于家庭，都系于父母、公婆、丈夫、儿女身上时，人生情感在这狭小的河道中奔涌，常是格外深沉浓郁的。而这种不仅基于血缘、婚姻关系本身而且基于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建立起来的爱，在特定社会环境、社会意识的统驭下，不少时候其实含有卑贱者对高贵者蛰伏、礼拜的意味，于是，她们的爱又往往显得抑郁而沉重。”我由此想通了，常州词派理论家为什么不赞成男人说女人话说到“直是女儿声口”的程度，就因为“托志帷房”的本意，是要把男子的附庸意识、奴隶意识说得像封建女性的爱那样深沉浓郁、压抑沉重，《白雨斋词话》反复强调词要“沉郁”，要“中有怨情”，就是此意。而叶元礼词中“生小画眉分细茧，近来绾髻学灵蛇，妆成不耐合欢花”等句，则只是有女儿的“纤小柔媚”，没有思妇怨女的浓郁沉重，所以不足取。《白雨斋词话》的自序中指出有一种词的毛病是“美人香草，貌托灵修，蝶雨梨云，指陈琐屑”，正是指屈原以降男人说女人话的“美人香草”的传统，必须寄托有君臣(堂属、主奴)之遇的男性感情内容，那才是虽说女人话而仍有“丈夫气”；而不可以当真像女儿家那样地“蝶雨梨云，指陈琐屑”，那就“无一毫丈夫气”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男性作家虽是对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话语进行模拟，其实是借取女性话语中的一部分来加强表现自己的一种男性感情，而不取女性话语中的另一部分，那是只足以把男性降低为女性的，卑视女性的心理在这里一点也没有失去作用。
末了要补充说明，《世界》一书的研究重点，毕竟是在当代女作家。我觉得，作者正因为对于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作过深彻研究，所以她对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处处可以看出是以古代女性文学为参照系，这就和某些知今而不知古的研究大不相同。这是此书的一大特色，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参考《诗经》

参考《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