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拉瑞亚引爆器怎么用:有谁能告诉我”布拉格之春”的资料吗？

由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The Unl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改编而来的影《布拉格之春》获得了票房的胜利。总的来说，这部小说是成功的，但严格来讲，它又是种无奈的媚俗。
　　片以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首都布拉格为历史背景，围绕托马斯、特丽莎、莎宾娜与弗兰茨四个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展开情，叙述了人类共同的命运主题。按结构主义双元对立理论，我们可以将其主题结构陈列如下：
　　1. Soul & Body 灵与肉
　　2. Lightness & Being 轻与重
　　3. Shit & Kitch 粪便与媚俗
　　4. Karenin & Mofesto 卡列宁与莫菲斯特
　　当然，我们还可以挖掘出其它主题结构，如侵略与抵抗、忠诚与背叛、人性与兽性等等，从根本上讲，电影的叙事都是围绕这四个二元对立展开的，人物、情节、命运最终都上升到这四个哲学层面上来了。
　　特丽莎的到来打破了托马斯灵肉分离的生活，那在梦中紧紧拽住他不放的小手锁住了托马斯的爱情，随着联的进军，生命也开始变得沉重。二人离开布拉格又重返布拉格，与生命和爱相比，苏联“伟大的进军”显得是那么的虚无可笑。与此同时，莎宾娜对弗兰茨和洲大陆的背叛，进一步讽刺了所谓自由民主共产主义理想的媚俗。电影虽未插入斯大林儿子因粪便而死的情节，但通过托马斯拒绝为当局签字的行为，表现了捷克知识分子不为强权低头的骨气，暴露了当局政客虚伪丑陋、臭不可当的嘴脸。在这样一个极权的社会里，生活被谎言所掩盖，一切都是那么的轻，唯人性的光芒才能体现生命的厚重。当卡列宁和一尘不染的小猪莫菲斯特结成好友时，电影进入了一种乡村生活的清丽与野趣，对生命的思考，是影片的高潮。人性与兽性，本是相通，没有灵肉分离的困惑，也就无所谓什么忠诚与背叛了。难怪特丽莎抱着因癌症而奄奄一息的卡列宁时会说：“Do you know Tomas, maybe I like her more than you .”托马斯最后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卡列宁的痛苦，在一个清晨，二人为她搭了一个小小的坟墓，卡列宁微笑着，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画面啊，没有了轻与重的顾虑，灵与肉在此合一。
　　除此之外，电影在许多镜头的处理上也是非常成功，比如说特丽莎的镜子，在镜头前，同一个镜子里出现过特丽莎的帽子，托马斯、弗兰茨的身影和特丽莎的裸体。拉康说过：“镜象是主题与包括他人在内的客体进行‘自恋性’同化的原型。”法国电影理论家鲍里同时指出：“正是镜象的原型为电影观众的深层心理析提供了模型。”人物－镜子－镜头－观众，多重认同，意蕴可谓深刻；还有就是在莎宾娜的画室里，出现过一个纵深镜头：由抽象画和玻璃陈列的画室里，特丽莎和托马斯的情人莎宾娜正亲切地交谈，远处厨房里的托马斯正一言不发地切着菜――一个镜头便让人产生了对三人之间微妙关系的思考；另外，电影在表现特丽莎对灵肉分离的困惑时，有这么一组画面：在巴罗克式的音乐背景下，丽莎以柔美的身姿出现在游泳池里，镜头随后以特丽莎本人的视角展开，在水面和水下进行交替，这时幻觉出现了，池边练习的少女时而光着身子，时而又赤身裸体，教练时而变成托马斯，时而又变成它自己，随着音调的加强，镜头又在池水和特丽莎之间转换，蒙太奇的运用非常的成功；再谈谈苏联进军布拉格的镜头，完全采用黑白的画面，既给人一种历史的实感和厚重感，又如梦境一般虚幻无形，捷克歌手伤感的歌声和街边议人群中的小提琴与坦克的挤压撞裂声交杂在一起，更有种催人泪下的效果。特别是那张苏军举枪对准特丽莎的照相机镜头的照片被洗出来时，画面故意停滞几秒，所有场景又切换为彩色，对历史和生命的表现非常的有力。
　　然而，尽管有种种成功之处，这部电影严格来讲还是摆脱不了所有成功影片媚俗。媚俗本是昆得拉在这部小说中想要表现的一大主题，却在电影中被淡化了。首先，弗兰茨这一与托马斯平行的人物成了影片中的配角，其追求虚假崇高的精神实质非但没有的到批判在被莎宾娜抛弃后还可能使观众产生一种同情，这就误读了主题。其次，作为一部表现存在主义的电影，画外音和独立字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除了开头短短几秒话外音外，整部片对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哲理的意向表达都做得太少，如果没有读过原著，观众实在摸不出昆德拉的本意。三，读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读者都知道，马斯在第三章就死了，小说的情节是打乱了的，有的倒叙，有的插叙。虽说电影不能成为文学的奴仆，可以有自己的表现方式，但如此连续性的叙事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一些重大的主题，作者很多精辟的论述在影片中彻底消失了。最后，说说影片的结尾。萨宾娜接到来信，告诉她托马斯和特丽莎死于车祸――雨天，刹车失灵然后镜头又闪回到那个感人的疯狂的乡间舞会，托马斯和特丽莎几乎是跳着舞伴着上飘的乐曲声走上楼梯去度过一个甜蜜的夜晚。此时，死亡的命运与爱情的幸福在读者心中形成了巨大的差，著就是这样结局的，而在电影中，考夫曼却在卡车行使的路上安排了这样的对白：“Tomas, what are you thinking?”“ I'm thinking how happy I am.”这无疑画蛇添足了，就象小学生写作文非要在文末点明中心思想一样，给人感觉实在太轻。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媚俗之处，然而这并不影响其总体上的成功。克拉考尔说过：“电影所攫取的是事物的表层，一部影片越少直接接触内心生活、意识形态和灵问题，它就越富于电影性。”如果企图让《布拉格之恋》直接用文学的手法将“大主题”搬上银幕，那它的结局也就和大多数先锋派电影一样，走向与现实和票房相反的方向了。毕竟文学中很多东西是电影所不能表达的，要成功，便要媚俗，这是电影的无奈，就看如何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权衡取舍了。

有二个布拉格之春的称呼。
第一是“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
第二是发生在1968年的针对苏联军队入侵捷克镇压自由化运动的抗议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