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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在工业史上的贡献

　　战国时期，楚国手工业发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其中尤以冶金、丝(麻)织、漆器、琉璃、竹木器、建筑等为最突出。

　　在冶金方面，楚国青铜铸造业继续得到发展。除铜绿山铜矿开采长盛不衰外，湖南麻阳九曲湾、长沙铜官山等也是重要的产铜和开采基地。所以，楚国产铜区多，为青铜冶铸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据目前考古发掘所见，郢都是重要的青铜铸造基地。如前所述，在今江陵纪南城内的陈家台，发现有两座铸炉的残迹，在其附近有铜渣、锡渣及其他铸造工具的残片。此外，还发现有稻米的遗迹，说明这里铸造规模大，人手多，是楚国一个传统的青铜器铸造场所。

　　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战国时期，楚青铜器以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铜器群为代表。其中?B05A?钟的铭文记：“佳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 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根据此铭文与墓葬特点等分析，年代为公元前433年(楚惠王五十六年)或稍后，其时，曾已成为楚国的附庸。曾的都城可能在随(今湖北随州)，故又名随(曾，是否即文献上的随，目前说法不一。）曾早在春秋时就已成为楚的属国，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直接受到楚国影响，在青铜器铸造上，亦“可以代表楚国的青铜铸造水平”(张正明《楚文化史》。）该墓出土文物甚丰，其中各种青铜器，如鼎、簋、钟、炒炉等各种礼器、容器、杂器，总重量达10吨左右，“如果加上浇冒口系统以及熔化浇注时必不可免的烧损、飞溅、飞边等损失，铸成这些铸件需要铜、锡、铅等金属料约十二吨”(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文物》1979年第7期)。在这一青铜器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编钟。全套编钟64件，钟1件，共65件，重量达2千5百多公斤，加上笋(钟架横梁)、 (钟架立柱)的青铜构件，总重量达5吨之多，是迄今我国出土最多最重的成套编钟。其中最大的一件甬钟，通高1.534米，重203.6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乐器。显然，铸造如此巨大的器物，必须要有大熔炉、高温炉和强鼓风设备，才能铸成。在铸造技艺上，使用了分范合铸和复印花纹等一系列综合技术。如编钟的中层甬钟，用陶土制成瓦形钟模，钟体纹饰，则分别使用花盒翻制花纹分范，再组合成型，干部分范制成后插入甬范，钟体和甬部泥芯都用芯盒翻制，浇口和排气孔在芯上开设，这样，整个铸型使用的范和芯，多达100块以上(详见华觉明《曾侯乙钟及 构件的冶铸技术》(《江汉考古》1981年第1期)。）在中室出土了建鼓。建鼓是用铸接、焊接的方法制成的。建鼓的鼓座用青铜铸成，有八对大龙穿插蟠绕在座体之上，又有许多小龙攀附在大龙身上，构成一个龙群体。龙群由22个铸件和14个接头通过铸接和焊接相互联结并和座体接合在一块，是传统分铸法的熟练运用。在焊接技术上，既使用了强度较高、操作较烦难的铜焊，又使用了强度较低、操作较简便的?焊。用于?焊的低熔点的铅锡合金，在墓中亦同时出土。这种铅锡合金和焊接技术，是我国古代史上的首次发现。

　　该墓还出土了尊和盘各一件。尊唇和盘口纹饰为缕空的蟠螭纹和蟠虺纹，由内部的铜梗支承，是用失蜡法和漏铅法制造出来的。故此尊盘，具有极高的科学与艺术价值，被视为楚青铜器精品中之精品(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群，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铸造业在浑铸、分铸、大焊、小焊、失蜡法或漏铅法、镶嵌、错金银等各项技术的先进水平，“代表了铁器普遍应用之前先秦金属工艺的高峰”(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

　　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除了鼎、钟等重礼器和其他容器取得突出成就外，随着战争的激烈进行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兵器和铜镜等也有重要的发展。现据考古发掘资料所见，在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地楚墓中，均出土了不同数量的铜剑、戈、矛、镞等兵器。其中仅湖北江陵雨台山墓群就出土了属于战国时期的100多件青铜剑和有铭文的铜戈，如“ 作宝戈”、“周?B061?之戈”等(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此外，湖南长沙扫把塘楚墓出土了一件全弩。木臂，后端安装铜弩机，弩长51?8厘米，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全弩(高至喜《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兼谈有关弩机弓矢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战国时楚青铜兵器品种多、制作精，既坚硬又锋利，且已使用防锈工艺，和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一样，闪闪发光。楚、越关系一直很密切，拥有优良传统的越国铸剑技术也传到楚国来了(据《越绝书》载，越干将、莫邪是传奇式的技艺精湛的铸剑大师。）现在所见到的楚国战国时出土的青铜兵器中，尤以青铜剑出土的数量最多。这说明青铜剑已从原来奴隶主贵族佩带之物转变为士兵作战的实用武器了。

　　各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镜，楚国数量之多，列于各国之首。楚式镜有圆、方两种，镜背纹饰多种多样，最突出的是“山”字形，称山字镜。山字，最多是四个，也有少量三个、五个、六个不等。楚铜镜的大量出土，说明当时人们已从重礼的氛围中逐步解脱出来，注重生活实用和对美的追求了。

　　春秋战国间，楚国的铁器制造业有了显著的发展。除了铁农具数量增多外，铁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极为进步发达。铁兵器有剑、戈、矛、镞、匕首等种类。春秋战国间，楚铁剑已开始盛行，除春秋晚期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柄钢剑外，本世纪三十年代还出土了有铭文“楚王[今/]酉]章”字样的铁剑(《楚文化考古大事记》(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7月第1版)。）黄展岳在《试论楚国铁器》一文中说，已出土的31件楚铁剑除2件是春秋时期的，余均属于战国时期。从此可见，除铜剑外，铁剑也日益被广泛应用在战争中。此外，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很多，有削、刮刀、釜、坩锅等。其中釜、坩锅均出土于纪南城遗址中。釜高38?4厘米，口径25?2厘米，是仅见的较大的铁釜。坩锅高16厘米，口径23?5厘米。在长沙楚墓中，还出土了铁鼎。根据楚国冶铁业的发展看，春秋战国间，已有了块炼铁和白口生铁，并进而发展到块炼渗碳钢，掌握了韧性铸铁技术。《荀子·议兵》说楚“宛钜铁 ，惨如蜂虿”，《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秦昭王语：“吾闻楚之铁剑利”，真实地反映了楚国掌握了这种先进的炼铁技术。战国时期，楚国丝织业发展迅速，成就突出，成为楚国物质文化的一大特色。《楚辞·招魂》记：“翡翠珠被，烂齐光些。?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这些美丽的丝绸物，从各地楚墓出土的丝织品完全得到证实。据统计，从1942年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一件帛书起，至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止，楚国丝织品的考古发现，已达几十起之多，其中如1953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的丝织物以及记有丝织品名称的遗册(竹简)、1957年长沙左家塘44号墓出土的锦、绢等丝织品、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绮、纱等丝织品、1965年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绮、绢以及记丝织品的竹简、1975年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绢、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纱、纨、绮、[纟弟]、锦等丝织品，以及1982年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大批保存完好的丝织品，都是蜚声中外的我国古代的丝绸珍品。据古文献和目前考古发掘资料所见，楚国丝织品计有纱、 、罗、绢、纨、缟、[纟弟]、缣、组、绮、锦、绦等品种。纱，是经纬稀疏而轻薄的丝织品。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纱巾，深褐色，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25×16根。 ，即绉纱，在长沙战国楚墓中就出土过(熊传新《楚国丝织业》(《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

　　绉，是一种用拈丝作经，两种不同拈向的拈丝作纬而织成，轻薄而又呈绉缩现象。罗，即纱罗。《释名·释采帛》：“罗，文罗疏也。”《楚辞·招魂》：“罗帱张些。”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素罗，是一件保存完整的绞经网孔状织物。绢，是用生丝织成的平纹织物，质地细薄挺爽，除白色绢外，还有其他各种颜色的绢。绢可作书画，亦用作衣衾里、衣衾面和绣地。如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的“人物卸龙帛画”，即为绢地。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衣衾和绣品所用绢数量最大，计55件(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纨，即细绢，一种细腻洁白的丝织物。现见于考古发掘资料，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有纨。缟，绢的一种，细密而素白。随州曾侯乙墓亦出土有缟。[纟弟]，一种厚实而光滑的丝织物。《急就篇》卷三颜师古注：“[纟弟]，厚缯之滑泽者也。”《管子·轻重戊》谓“鲁梁之民俗为[纟弟]。”在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纟弟]的残片，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麻鞋面为[纟弟]，说明楚人亦穿[纟弟]。缣，双丝的细绢。《释名·释采帛》：“缣，……其丝细致，数兼于绢，染兼五色，细致不漏水也。”长沙识字岭345号墓出土有缣。组，用丝编织成的带状织物，用作带饰或衣衾的领和缘。《礼记·内则》：“织?组[纟川]。”郑玄注：“薄阔为组，似绳者为[纟川]。”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组计10件，其丝线有黄、红、紫等不同颜色，编织出三角形等不同的花纹组。绮，花纹的丝织品，古有“文缯”之称。江陵马山1号墓和长沙等地就出土有文绮。锦，先以彩色的经纬丝，用平纹地组织提花织成的丝织品，故以彩色大花纹为特色。长沙、随州等地均有楚锦出土，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是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多达十余种锦，这些锦按经线的不同颜色，可分为二色锦和三色锦。花纹则多种多样，不失为“美锦”之称。绦，以丝编织的窄带，故有丝绦之称。上面所引用的“[纟川]”，即绦。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绦甚丰，按其组织结构的不同，可分为纬线起花绦和针织绦两类，而后者是首次发现的先秦绦类，“在我国针织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张正明《楚文化史》。）在丝织业发达的基础上，刺绣品也纷呈异彩，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所见，长沙、江陵等地均有楚战国时刺绣品出土，其中尤以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最丰，计21件。绣线颜色有红、黄、绿等十余种，图案则典雅秀丽，丰富多彩，多以龙、凤为主题，反映了楚人习俗的特点。

　　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楚墓出土的麻织品数量虽然不多，但足以证明楚人麻织业亦很发达。从长沙406号墓出土的麻布片和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麻鞋看，说明楚人亦穿麻织品。《尚书·禹贡》说：“荆州厥贡丝[厶/呆]]。”[厶/呆]] ，即麻，反映了楚人植麻织麻的悠久历史。

　　入战国后，楚国漆器大为发展，不仅数量多，而且髹漆工艺先进，造型生动别致，纹饰富丽多彩，“可谓人类物质文化史上一枝奇葩”(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迄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楚墓出土的漆器达数千件之多，其中尤以战国中期最多，地点则以江陵最为突出(滕壬生《楚漆器研究》。）漆器种类繁多，包括食用器具(耳杯、盒、卮、[木尊]、豆、俎、案、盘、碗、壶、勺等)、日常生活器具(床、枕、杖、几、箱、桶、?B046?、禁、虎子、扇、梳、篦等)、乐器(鼓、瑟、琴、笙、笛、箫、[竹/虎] 等)、舞具(盾等)、娱乐器具(六博盘、棋盘等)、工艺品(鹿、木雕座屏、卧鹿立鸟等)、丧葬器(镇墓兽、虎座立凤、木桶、[竹/令] 床、棺等)、兵器(弓、盾、甲、箭杆、剑盒、剑鞘、戈鞘、矛鞘等)。在漆器的制作上，大都以木、竹为胎骨，也有皮胎、夹?B04A?胎、藤胎和“积竹胎”。皮胎用的是牛皮，如有方盒、甲、盾等。夹?B04A?胎，即使用脱胎法，如削鞘、奁等即用此法制成，标志着我国脱胎漆器工艺的新发展。楚人当时使用的漆是天然漆。它具有耐酸、碱和抗潮防腐作用，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髹漆颜色也多种多样，如有黑、朱、绿、紫等色。从长沙、信阳等地楚墓出土的漆器看，当时人们还掌握了金、银彩绘技术。

　　琉璃，又称料器，即早期的玻璃，是入战国后蓬勃兴起的手工业。据后德俊研究统计，见于春秋时期的琉璃，仅一件在河南淅川楚墓出土的含有玻璃相的已被烧结的石英珠，其余均系战国时期出土的琉璃(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0年5月第1版)。出土地点主要在湖北江陵、松滋、随州、湖南长沙等地，尤以长沙出土最丰，共出土珠、璧、瑗、环、管、印、剑珥、剑首等200多件(高至喜《从长沙楚墓看春秋战国时期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其中尤以珠、璧为大宗。经有关专家研究证明，楚琉璃的化学成分系铅钡玻璃(从本地所产石英矿、铅矿、重晶石、硝石等炼制而成)，是楚人自己制造的，具有中国传统工艺的特色。在随州、江陵、长沙等地都出土了美现的“晴蜓眼”式的琉璃珠，与西方的玻璃珠很相似，其原因是西方的玻璃珠曾传到东方，“楚人就利用自己原有的技术来仿造西方的琉璃珠了”(张正明《楚文化史》。）从此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既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工艺，又吸收外来技术，开创了我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先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楚人的博大胸怀和积极开拓精神，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楚国地处江南，竹、木成林，品种多，质地好，楚人就地取材，在竹、木器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竹器业当首推竹编织品。从各地发掘出来的竹编织器看，不仅数量多，品种多，而且多富有实用价值。如有竹笥、竹箱、竹盒、竹筐、竹篮、竹席、竹扇等。篾片细薄，花纹简繁得当，编织技术精湛，一般用人字编织法、方格十字编织法、矩形编织法、盘缠编织法等编织而成，其花纹亦成人字形、回字形、矩形，美观大方。其中典型的如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竹扇，呈菜刀形，用一经三纬方法编织而成，是我国最早的一柄竹扇。除竹编外，还有竹雕，但仅见江陵拍马山楚墓中出土的竹卮。用斫削而制成的竹器，方法较简易，品种极多，如有竹筒、竹筷、竹枕、竹弓、竹[木必]和各种乐器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木[木必]并存的竹[木必]。[木必]，兵器的柄。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了二十余件的戈、矛、戟的竹木必]，均以圆形或棱形木棒为内心，外裹两层青竹篾，以丝线紧缠，外髹黑漆，极其坚固耐用。这种积竹、木为一体的兵器柄，为楚国所独有。

　　在木器制造方面，楚国车船的制造在春秋时期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从淮阳马鞍冢车马坑(战国晚期)出土的车看，车的轮径、轴长、辕长等都超过淅川下寺车马坑(春秋中期)出土的车。战国时楚车，除了战车外，还有安车。安车是一种适宜于人坐的轻便小车，如《楚辞·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腾众车使径待”中的“车”，应该就是这种小车。入战国后，除了战船外，还有适宜于乘坐的小船和便于运输的货船。如《楚辞·九章·涉江》“乘[舟令]船余上沅兮”的“[舟令]船”，就是开有窗户的轻便小船。鄂君启节铭文所说的“[舟夸]”(舸)，就是南输北运的货船。

　　战国时出土的木器以凿雕品为最突出。凿，即使用镟凿方法，故其成品多数为容器，如有杯、盒、盘、卮、[木尊]等，最常见的是耳杯和圆盒。耳杯古称羽觞，有圆耳、方耳两种。圆盒多为弧壁，也有直壁。除圆盒外，还有方形、矩形木盒。雕，即使用镂雕、透雕、浮雕、圆雕等方法，使木器成为兼实用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器具。滕壬生说：“雕刻的，主要是雕像，当时雕刻艺术的发展趋势和绘画是一致的，而且多是雕绘结合，如异形漆豆、鸳鸯豆、鸳鸯盒、蟠蛇卮、漆木鹿、虎座凤架鼓、座屏、辟邪、镇墓兽、虎座立凤等最具特色。”(滕壬生《楚漆器研究》。)所以目前所见的件件雕刻木器，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工艺品。如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高15?8厘米、宽18厘米的彩绘木雕座屏，雕刻成蟒、凤、雀、鹿、蛙等共55种动物，镶嵌其间，和谐一致，相映成趣，是一件高水平的工艺珍品。又如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车辕上，雕刻有龙首，使这件实用的木器具上，又增添一点艺术装饰，更富有神韵色彩。《庄子·徐无鬼》说，郢都有一位姓石的木匠“运斤成风”，把一个人鼻子上的一层白粉削去，此人“鼻不伤”，“立不失容”。从出土的众多木器具看，证明楚人技艺高超，此故事并非无稽之谈。

　　楚国疆域广袤，木材资源丰富，又因处在山青水秀环境之中，故其房屋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代表，宫室建造则以“层台累榭”为特色，成为我国南方房屋建筑的基本风格。春秋时期郢都、章华台等建筑布局及其众多的建筑物，对后来的建筑业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土木建筑不易保存，故在考古发掘中难以寻觅，然而在《楚辞》等有关篇章的记载中，则可窥见战国时期楚国建筑业发展的一般情况。如《楚辞·招魂》：“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穴/矢]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氵爰]些。光风转蕙， 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又：“翡帷翠帐，饰高堂些。红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观刻桷，画龙蛇些。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紫茎屏风，文缘波些。”此宫室临山傍水，重重叠叠，冬暖夏凉，园中小溪、池塘纵横曲折，室内则布置得富丽堂皇，无论从选址、布局、建筑或室内装饰，都达到了高超水平，是典型的园林建筑群。又如《楚辞·大招》：“夏室广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坛，观绝[雨/留]只，曲屋步地阎]，宜扰畜只。”这幢建筑物坐北朝南，周阁相连走廊曲折，廊外驯养马群，可便于外出游猎。有的房屋又建筑在水中，如《楚辞·九歌·湘夫人》：“筑室兮水中，茸之兮荷盖。”体现了南方水乡建筑的特色。

　　中国古代南北农作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历史车轮辘辘滚过5000年，这条道路上充满着荆棘，充 满着腥风血雨，但就在这条无比坎坷的道路上，中国用她的发展写下了无数的豪言壮语。曾经一度我们是世界上的经济政治强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成为我们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
　　在中国5000年的改朝换代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始终贯穿于其中，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我们生活在今天，有必要来探讨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的一种情况：经济重心的转移。经济重心的转移，会导致一系列影响的发生，也会给我们今天带来不少的指导意义。
　　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
　　（一）农作物的推广
　　中国古代的农作物是由自己培植开始的，包括原始社会的粟、水稻、蔬菜、麻，商朝有黍、稷、麦、稻、桑、麻；西汉时提到西域传人的作物品种有葡萄、苜蓿、核桃、胡罗卜等；唐宋明代则有从国外引进的作物：如唐朝从波斯引入胡椒、波斯枣等，宋朝从越南引入的占城稻，明朝则大量引入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烟草等。中国古代农作物品种，最初多为粮食作物，后来农副产品增多；最后很多是经济作物，反映了农本经济向商品经济逐渐过渡的趋势；此外，农作物种植的推广有南北交流的趋势，其中到北宋时，北方的粟麦黍豆从淮北传到江南和两广、南方的占城稻也从福建传到江浙和淮河一带。
　　从原始社会进而到唐宋时期从南方沿海地区引进农作物的这种状况，可以看出古代人民由以往的自己培育作物发展到引进国外作物的趋势。这种趋势也就致使了南方沿海地区不断地发展对外贸易，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合作。在宋朝，南方沿海对外贸易更是达到了一个小高峰，不少南方城市迅速崛起，成为宋朝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水利灌溉工程
　　大禹治水的故事反映出中国古代人民治理黄河的事迹；战国秦汉时期我国重视水利，在经济重心地区有很多水利工程，包括都江堰、郑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两汉有治理黄河流域的汉武帝和王景。可见水利和灌溉工程在历史和经济中是具有重大地位的。
　　秦汉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在北方，江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南北交通不畅通的矛盾并不突出。南朝时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有较大发展，开始赶上北方，成为天下财富之区，但由于南北对峙，不能相济。隋唐时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重心南移趋势加快，特别是隋朝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开通，加强南北联系，促进南北经济交流的合作。
　　（三）手工业的发展
　　1、纺织业：丝、棉、麻等主要手工业品的发展
　　中国在原始社会就发明养蚕和织丝，商朝作物有桑，西周青铜器上一束丝加一匹马换5
　　个奴隶的记载，表明当时已经有了丝织业；西汉时纺织业有提花机，丝织品有锦绣绢纱，联系西汉马王堆汉墓有彩绘帛画和出土一件丝织单衣重量不到一两，西汉用丝絮和麻纤维造纸，西汉丝织品传到西域和丝绸之路通往西亚及欧洲的大秦，可见当时丝织业的繁盛；唐朝至清朝，我国丝织业中心城市很多，其中唐朝有定州、益州、扬州，五代十国有杭州、成都，北宋集中到东京(开封)，明代为苏州、杭州，清代又有南京、广州等。
　　中国南宋时棉花种植从广东、福建推广到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棉纺织业成为产棉区主要农村副业，南方已有成套棉纺织工具。由此可见，在古代的发展历史中，纺织业的发展，尤其是纺织业城市的集聚是经历了一个逐渐由北向南转移的过程。
　　2、陶瓷业
　　中国瓷器世界闻名，唐代邢州白瓷和越州青瓷最为著名；北宋制瓷业发达，定窑白瓷、汝窑青瓷享有盛名，江西的景德镇为著名瓷都；明代规模大、分工细，清代景德镇制瓷业扩大规模并出现瓷器工场。南方的陶瓷制造业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其中江西省的景德镇就是这个良好的代表。
　　3、造船业
　　隋朝造船技术达到很高水平，南宋的造船技术也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创造了一个高峰，那个时期的造船技术明显进步的标志即安装指南针。而造船业的迅猛发展的原因，很重要的就是南方沿海地区对外经济贸易的扩大。由我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也可以看出古代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一种必然和必须。
　　（三）城市商业
　　我国古代城市在战国时为政治中心、手工业中心、商业中心合一型城市，有临淄、邯郸、大梁、郢等；唐朝开始，分为手工行业中心城市地区，如丝织业的定州、益州、扬州，陶瓷业的邢州、越州，造纸业的宣州、益州，还有都市商业区如长安城中的东市、西市和外贸个心城市广州；两宋时期出现手工技术中心地区，如定窑、汝窑、景德镇，城市中商业区界限消失，外贸城市增多，有泉州、广州、明州；明朝时期手工业、商业、外贸各有中心城市，如苏州、杭州、松江、景德镇为手工业中心，成都、武昌、扬州为商业中心，广州、宁波、泉州、福州为对外贸易港口，但是在清朝前期受很大影响。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商业城市逐渐由北方向南方转移，南方贸易城市港口城市的增加也很好地证明了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一）北方战乱的频繁
　　黄河流域是孕育中华文化的一片沃土，也是农业生产的一片沃土，更是经济和战略地形的一个重要环境。历代帝王为了争夺这片土地不惜重价发动战争，再加上北方游牧民族等其他外族势力的干扰，我国北方地区在历史上不断地受到战争的干扰，经济和农业基础遭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令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隋唐时代本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由于受到唐末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影响，北方的社会安定受到了破坏，国家的赋税，也大多来自江南的上缴。五代十国期间，北方几乎平均每十年就要爆发一次战争。而战乱影响最大的，就是两宋期间。
　　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是由宋太祖赵匡胤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但由于与宋同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国的强大，北宋与南宋的政权一直处于外族的威胁之中。北方的强国辽被女真族建立起来的金所消灭后，金既而把矛头直指北宋的统治。公元1125年2月，金以宋朝破坏与其定下的共同对辽的协议为名，大举出兵侵宋，此时正是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军兵分两路南侵，东路大军由斡不离指挥，西路则由粘罕指挥，共同进攻太原。此时，宋朝的局面已经大乱，徽宗迫不得已将皇位让于太子赵恒，是为宋钦宗。徽宗希望赵恒能改善局面，抗拒金兵，以扭转不利局势。此时，金兵已到达黄河岸边，一直逼到宋都开封，宋徽宗逃至金陵（今南京）。北宋军队在丞相李纲的指挥下，击退了金军，暂时制止了金国的南侵，但由于徽、钦二帝的无能，一心想和金国求和。他们先后答应割地赔款给金国，又罢免了李纲等忠臣，使得金兵更加肆无忌惮。公元1127年，金军又一次攻打开封，并掠去徽、钦二帝及大量财物。至此，北宋王朝宣告灭亡。
　　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是北宋灭亡后由宋皇族在江南建立起来的小王朝。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一直在金国的威胁之下，直至被元消灭时，也未能恢复宋朝在中国北方的统治。以下这段材料正说明了南宋时期由于战乱使人口大量南移带来的南方经济的发展现象：
　　宋朝的经济实际上很发达，手工业繁荣，并出现了许多大城市，重要的是有许多已从消费性行政城市转为生产性城市。柳永写杭州的词即可使人领略昔日风采：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而汴京的繁华则描进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了；宋朝的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很兴盛，财政上对外依赖已很严重。丝绸之路转到海上，广州、泉州是有名的国际性贸易中心，来自东南亚、阿拉伯的商人云集于此。这也刺激了造船业的发展。由于北方民族的压力，宋朝的经济重心已有了转移，在南宋形成以大运河为轴线的南北经济、文化杠杆。贸易的繁荣与人口增长关系很大，正是众多的人口使市场潜力无限。而剩余人口则流向第三产业，因此宋朝的酒肆、戏院很兴盛。
　　由于过度的、大规模的、长期战乱，使得黄河流域的封建文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出现了“白骨露于

《上下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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