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年月查五行缺什么:我想做一个有关农村调查请有识之士帮忙

中国农村调查

　　“住在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却想进来”。如果真的想了解城外的农村，那么建议您读读下面这篇文章。
　　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引言中作者这样写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就有9亿农民，可是，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市人并不清楚。只依稀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那场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伟大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自从农村实行了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连年获得大丰收，很快就出现了“卖粮难”，而且冒出了许许多多“万元户”。一时间，中国的农民好像已经富得流油了。然而，以后不久，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就很少再听到有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消息了。不过，稍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了曾经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宁可忍受寂寞、屈辱与歧视，也要涌进各地城市，于是，数千万中国农民掀起的“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为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的一道奇异的风景。”
　　我们对农村并不了解，但不代表我们对她不想了解，如今越来越多的焦点话题焦点人物来自于我们祖国的农村，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有着深刻背景、根源和内涵的问题，也许就是从这些问题本身入手，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农民的生活现状。
　　农民增收难在哪儿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说，自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一直比较困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农民收入持续低速增长。从1997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连续7年没有一年超过5%，最高的年份增长4.8%，最低的只增长2.1%，年均增长4%，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
　　二是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1997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1：2.47；2003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城镇居民为8500元，差距已扩大为1：3.24。
　　三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纯农户收入增长更为困难。过去几年中，由于不少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导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额减少，使以农为主的纯农户的收入增长尤其困难。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为1268元，但自1998年到2003年，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已连续6年低于这一水平。
　　从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看，造成农民收入减少的直接原因是农民负担加重，尤其是直接缴纳各项税款的负担：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1年至1993年国家农业牧业税收入占全国各项税收的比重已呈下降趋势，降到了2.2%，而到了1996年，这一比重却已高达5.3%， 比前几年高出了1倍还多；若再加上大量的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农民一年辛苦到头就所剩无几。
　　中央显然注意到了这种越来越严峻的形势，1997年5月，在短短的16天中间，就接连发出了4个有关解决“三农”问题的通知，从落实农业的发展、坚决维护农村的安定到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都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体现了党和人民政府对9亿农民的关切之情。
　　可是，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幅度回落，却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但是各地政府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倒是大幅度攀升。
　　根据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统计资料显示：1994年至1997年，4年的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是1993年的1.91倍，而农民直接上缴国家有关部门的负担，却是前一个4年年均的9倍，而且，这几年农民直接承担的行政事业性的各项社会性负担，也是1993年的2倍以上，其中的集资摊派就达到了3.38倍。这就是说，农民的社会负担已经大大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倍数，种田已经不赚钱，甚至倒贴钱，许多农民不得不进城打工。
　　改革之初，农村一亩地的负担只是10元钱，那时农民主动缴粮缴款，根本不用干部上门摧。现在，1亩田的负担少则100多元，多则涨到了200-300元，征收的税费负担明显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征收工作自然就出现了困难。于是，不少地方相继成立了“征收工作队”或“突击队”，到农民家中收钱。没钱，就牵猪仔、抬柜子、扒稻子、搬机子；甚至，指使公安干警，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向农民强征暴敛，打人、抓人、关人的现象屡屡发生。干群关系进一步恶化，农民请愿、示威、集会事件频频发生。
　　中国农民工
　　20世纪80年代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农民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已经成为备受瞩目的社会现象。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应该向何处转移，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并随着改革的深化一直突出：改革初期(1979—1988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得益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就地转移，是这一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据估计，这一时期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1.3亿人左右，其中就地转移的占70%左右。从1989年初特别是1992年以来，农民的跨区流动或“民工潮”势头日趋汹涌。“民工潮”引起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它每年春运给交通运输部门带来的巨大压力。根据不同的研究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工潮”的年流动规模在2500万—8000万人之间。以其低限算，也至少相当于80年代初期外出打工农民的12.5倍。因此，不少人据此判断，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时机到了。这意味着，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调整城乡就业结构和推进城市化进程，已成为大势所趋。
　　增加农村就业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任务。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和加快城市化，是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三个主要领域，其中，城市化是增加农村就业的主要通道。劳动部的这项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农村就业的前景作出了趋势性判断，并且点明了增加农村就业所需要的战略调整。以国家就业管理部门的这个结论作为对90年代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的一个总结，大约可以概括地反映出研究的政策性成果。有意味的是，90年代初，劳动部(1990)的一项研究还明确指出，不应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作为解决我国农村就业的主要道路，盲目地走城市化道路是不妥的。可见，城市化的确是农民择业和体制约束长期相互碰撞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虽然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农民工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相继出现：城市中农民工的婚姻生活问题，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是只身外出打工，而长期缺少婚姻生活会造成家庭的不稳定，并随之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村居民受教育的程度比城市居民要低，所以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就要从教育抓起，但由于各个城市的条件不同，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的解决也是良莠不齐；还有春运期间农民工返乡回城引发的交通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社会问题等等。
　　农民工生活及收入状况
　　1994年，山东省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320元，即人均月净收入110元；全省职工的年平均工资4338元，即月平均工资362元。从这次调查的情况看，根据职业划分，流动民工中收入较高的是从事餐饮业和当裁缝的民工，月净收入在600元以上的分别占从事该职业民工的86.6%和69.7%，收入较低的是家庭保姆和在酒家、宾馆、招待所等服务单位打工的民工，月净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分别占从事该职业民工的98.2％和37.2％；根据打工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划分，收入较高的是个体工商户在和三资企业打工的民工，月净收入在600元以上的分别占该部分民工的66.4％和8.5％，三资企业民工的收入比原来预想的要低；收入较低的是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民工，月净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分别占该部分民工的30.6%和15.6％，出乎意料的是，在各种所有制单位中，私营企业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最低的。此外，调查还发现，民工的收入与民工进城打工的时间成正相关关系，打工时间较长的收入较高，打工3年以上的民工在月净收入600元以上档次上的比例最高，占15.7％，打工时间较短的则收入较低，打工1年以下的民工在月净收入200元以下的档次上的比例最高，占20.2％。民工性别和年龄也是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男性民工的收入明显高于女性，男性民工月净收入在600元以上的占77.1％，相反女性民工月净收入在200元以下的比例高达77.2％，从年龄上来看，这次调查考虑到民工的平均年龄比较年轻，因而划分了25岁及以上、26-35岁和35岁以上三个年龄段，其中收入较高的是26-35岁年龄段的民工，在月净收入401-500元、501-600元和600元以上的高收入段中占的比例最高，分别占51.3％、46.0％和42.4％，收入较低的是25岁以下的民工，在月净收入200元及以下、201-300元和301-400元的低收入段中占的比例最高，分别占94.7％、80.0％和72.9％。
　　除了工资性收入，也有一定的福利待遇。对福利待遇的考察，往往是过去其他关于流动民工的调查的缺项。我们知道，在中国特有的单位社会保障的体制下，仅仅分析工资水平，是难以把握人们生活的实际状况的，如虽然国有单位的职工收入远低于个体工商户。但其住房、医疗、退休养老、生活福利、子女入托上学等方面的待遇却明显优于后者。根据这次调查，流动民工除了工资以外，享有的福利待遇最突出的一项就是免费提供的住房或住房补贴，尽管向民工提供的住房有的甚为简陋，但享受此项福利待遇的民工却占总数的77.7％；流动民工最难以享受到的福利待遇是免费或半免费医疗，享有此待遇的只占8.3％，只是在三资企业中享有此待遇的民工的比例略高一些，达到28.5％；此外，民工享受免费提供一次以上用餐的占20.7％，享受此待遇最多的是私营企业民工，占46.1％；享受探家车票补贴的占17.1％，其中享受此待遇较多的是集体单位和国有单位的民工，分别占21.8％和20.0％；在节日发放给实物或现金的民工占20.3％，国有单位的民工有此项待遇的最多，占38.9％；年底有奖金（红包）之类收入的民工占27.6，三资企业和国有单位的民工享有此项待遇的较多，分别占62.8％和41.2％。可以发现，在给予民工的待遇方面，国有单位比较注重节日发放实物和现金以及给予探家车票补贴；三资企业相对比较注重医疗保险和年底给予奖金（红包）；私营企业比较注重给予免费工作用餐；各类企业几乎都把向民工提供免费住房或住房补贴排在可以提供的福利待遇的首位。
　　中国的历史与农民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三千年封建历史的农业大国，人口中占了绝大部分的是农民，正因为有着这种特殊的国情，农民负担的问题注定成了历朝历代一个永恒的话题。
　　翻开浩瀚而厚重的史册，有哪一次农民起义不是与农民的负担有关呢？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后来的历次农民义举，从商鞅变法到其后的历次变革，又有哪一件不是和农民联系在一起呢？
　　唐太宗所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此意最早应源于荀子。而先秦的《管子》一书，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减轻农民负担、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利益关系的典籍了，那时它就在《权修》、《版法》和《宙合》多篇论述中指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民不足，令乃辱；民殃苦，令不行。”
　　民国期间，尽管国民党曾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过要采取轻徭薄赋的传统政策，废除苛捐杂税，然而在军费和内外债务不断增加、财政严重亏损以及政治极度腐败的情况下，几无成效。
　　临近解放，能够继续农业社会道德传统的开明乡绅，由于不能执行政府对农村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横征暴敛，逐渐退出了农村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就只有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他们在变本加厉地推行政府对农村剥夺的同时还中饱私囊，于是，农村基层的社区自治，就在这种“劣绅化”的进程中土崩瓦解，民国政府也终于在摧毁了稳定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同时埋葬了自己。
　　当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震响，毛泽东主席用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坚信不疑：依靠农村包围城市打下的江山，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中国农民，将不会再有沉重的负担；“ 农民负担”和“三座大山”同时被推倒了，贫困也将伴随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而被彻底地埋葬了！■

　　农村调查:乡土本色
　　乡土本色

　　一、半熟人社会

　　原以为村委会选举，农民可以选出自己信得过的村干部，到选举现场一看，农民却大都不满意他们所投一票起的作用。有农民抱怨说：“选来选去还是那些人。”对选举投票是否有用产生了怀疑。觉得是农民参加选举的经验不足，投票过于随意，造成选不出满意的村干部。转而一想，可能是村民对自己所投一票期望过高。选举信奉多数原则，不可能选出每个村民都满意的村干部来。

　　然而，在农村调查愈久，就愈发怀疑起上述解释的可靠性来。第一，“选来选去还是那些人”中的“那些人”，大都是一些村中在任或曾任村干部的人。第二，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致于村民普遍对村干部不满时，在任村干部的当选仍是十有八九，落选倒成为特殊情况。

　　有一次到江西安村观察选举。这个村近4000人，17个自然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村。在安村，不仅村民之间互不熟悉，而且很多村民对非本自然村所在片的村干部也不熟悉，这种情况下，没有足够的选举组织和宣传，村民在选举提名和正式投票时，无论形式多么民主，村民也只能选举那些在村中略有知名度的人。这些有知名度的人，在一个农业型村庄，首先是在任和原任的村干部特别是主职村干部，其次是与村民有交往机会的人，如协税员、民办教师、村里的电工以及贩运农产品的专业户等。最终，正式选举的结果是，在任村干部全部高票当选，那些与村民有交往机会的协税员、民办教师、专业户得票次之，各村民小组的组长，这个自然村中与村民打交道最多的人再次之。换句话说，因为村民之间互不熟悉，且他们对村中可以替代现任村干部者的能人不熟悉，而无法将那些他们不满意的村干部选下来。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及村民与村庄能人之间的熟悉程度，构成了对选举的重要影响。

　　从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来考察村委会选举，就可以发现，在一些特别小的村，因为村民相互熟悉，村庄事实上是一个熟人社会，村民不仅很容易心照不宣地将自己不满意的人选下去，而且可以十分默契地将自己满意的人选上来。在一般村即当前行政村一级，村民之间不很熟悉，但他们与在任和历任村干部熟悉，这就构成了一种半熟人社会的空间，在这种半熟人社会中，因为村民之间不很熟悉，他们缺乏将那些不良干部选下来的默契，也没有公认可以代替在任村干部的村庄能人。在村委会选举中，虽然一些村民不选在任村干部，而选他心目中的村庄能人，但所有村民的投票加起来，在任村干部总是得票最高，而人各不同的村庄能人的得票七零八落。

　　说村委会是半熟人社会，不仅是因为村委会选举中的以上功能后果，而且有结构理由。现在的村委会大都由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演化而来，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则演化为现在的村民小组。在大多数农村，村民小组与自然村重叠，一般30—50户、200—300口人。也有一些农村的自然村特别大，甚至一个自然村有数千人，下设若干村委会（人民公社时期为生产大队），也有一些农村地区的自然村特别小，3—5户人家，一个村民小组里有若干个自然村。无论如何，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小队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础所在，是当时农民最基本的生产协作单位和共同劳动单位。这个单位构成具有效率的熟人共同体所允许的最大范围，具有劳动协作的规模要求和监督效果。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小队内共同的劳动协作逐步形成了生活互助。经常的共同劳动使村民之间的熟识程度大大提高了；集中分配使生产小队内部的利益联系增加了；男女青年共同生产的接触带来自由恋爱，生产小队内的姻亲联系增多了；生产互助和生活互助使生产小队内部的人情往来普遍了。总之，生产小队成为一个熟人共同体，而生产小队之间的联系变得较少，而日渐分割开来。

　　由生产小队演变而成的村民小组因此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30—50户的范围也使村民具备共同交往和熟识的能力。而由村民小组构成的村委会，则不仅超过了村民亲密交往和熟识的范围，而且村民缺乏共同的生产和生活经历，从而形成了村民之间面熟但不知对方根底的状况。

　　进一步说，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共同的生产不再存在，生产小队的功能瓦解，而由村民小组所代替，以前生产小队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村委会所代替，村民越来越多地从对生产小队的依赖演变成与村委会的联系；另一方面，村民仍然是在村民小组内生产协作和生活互助，人情往来仍然在村民小组内发生，文化娱乐也多在村民小组内进行。这就是说，在功能和活动越来越多地向村委会聚集的时候，由于并未创造出村民足够跨出村民小组进行交流与沟通的机会，村民的生活空间仍在村民小组，村民便事实上只是在一个半熟人社会的村委会中发生联系。他们因为与村委会越来越多的联系，而熟识每一个村干部，但他们并不熟悉其它村民小组的村民，缺乏与其它村民小组共享的村庄能人，也缺乏与其他村民小组在村委会一级事务中的默契与一致行动能力。这就不仅可以理解村委会选举这类事件中村民一致行动能力的缺乏和村民痛切感到的“选来选去还是那些人”的弊病，而且可以构成理解当前村委会一级诸多事件新的视角。

　　二、村庄社会关联

　　向村是一个山村，在向村调查，村民说山上有一个“草上飞”，是劳改释放犯，无恶不作。“草上飞”与承包向村山林的周某是朋友，经常到周某处做客。一次，周某放火烧荒，将向村三组一株每年可收获近千元银杏果实的百年银杏烧死，向村三组的组长、村民代表和一些主要村干部上山找周某赔偿。恰好“草上飞”在。他提一把大片刀，将向村女支书抓住，用极其下流的语言进行侮辱和恐吓，上山来的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无人敢于言语，一帮人灰溜溜下了山。一帮人灰溜溜下了山。赔款之事不了了之。

　　“草上飞”是亡命之徒，村民怕他怕得有理。然而，我在问为什么这么多人上山竟被“草上飞”一个人吓下山来时，他们的回答还是让我吃惊。他们说：“‘草上飞’血红的双眼，真可以吃得下人的。谁家都有老少，谁因此都怕‘草上飞’！”而正是因为全村所有村民都如此想，“草上飞”这样一个地痞，就可以镇住一个村甚至若干村的村民。过去的村庄，本来是有一种对付地痞的机制的，这种机制就是村民通过相互之间的联系，一致行动起来。地痞因此不敢触犯众怒，村庄因此有序。在面对“地痞”时，向村村民显然缺乏为获得共同安全所需要的一致行动能力。

　　向村还有一件让我吃惊的事情是村中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有一位曾当过村支书的老人对我说：“现在老年人的日子想过得好一点，是不可能的事。”我知道，他说的是老人大多不能得到子女的善待。小小向村，不足600人，最近10多年，每年都有1—2起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发生。善良敦厚、尊敬长者的传统农民消失了，代之以不孝子女和不肖子孙们。村庄舆论压力没有了，谁也顾不上谁家的子女不孝，谁也没有时间听老人叙说他们的不幸。而正是因为村民与村民之间联系的被割断，村庄道德没有了结构上的支撑，村庄秩序因此变得愈加混乱。

　　并不只是向村的情况如此。在湖北黛村调查，村民宁愿每家喂一头牛，也不愿三家共养一头本来足以满足农耕需要的耕牛。甚至兄弟之间也很难在养耕牛上进行合作。在杏村，有村民说，“我看这兄弟伙也是平等的。兄弟跟一般人没有两样。”他是说，兄弟关系跟一般人之间的关系并无不同。兄弟关系尚且如此，一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松散。传统的宗族联系解体了，血缘联系弱化了，地缘联系被破坏了，利益联系尚未建立且缺乏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村民因此在村庄内部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村民已经原子化了。

　　不是村庄作为一个共同行动者，而是一个具体的村民处于事件中时，他可以动员起来的关系。在生产上面，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合作者；在对付地痞时，他可以动员起自己的铁杆兄弟共同应对；在生活中，他可以获得善意的帮助度过每一次的艰难；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他可以获得一些人道义上和行动上的支持。总而言之，一个具体的村民被种种强有力的关系挂在村庄社会这个网上面，这个村民就可以从容面对生产生活中的事件，他具备经济地获得公共物品，从容地通过谈判达成妥协，以及稳定地建立对未来生活预期的能力。当一个村庄中不是一个村民而是相当一部分村民具备这种关系资源时，我们说这个村庄的社会关联度很高。而在前述例子中，村庄的社会关联度很低，村民失去了高度社会关联村庄村民所可以获得的种种好处，村庄因此处于无序状态。

　　村庄社会关联是指村庄内村民与村民之间具体关系的总和，它关注的是处于事件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村民在应对事件可以调用关系的能力。一个拥有传统关系的人，他也可以轻易地建立起现代联系，而一个现代关系健全的人，他往往也具有众多的传统关系。现代的关系是指建立在利益和契约基础上的关系，传统关系则指那些基于信任、友谊、亲情和习惯的关系，如亲缘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等。无论是现代的关系还是传统关系，一个村民在应对事件时，无力调动任何一种有效的关系资源，这个村民就缺乏应对事件的能力，也就缺乏发展的能力。一个村民无力调用与其他村民的关系，其他村民也失去了调用与这个村民关系的能力，而若一个村庄中的所有村民都缺乏调用相互之间关系的能力，我们说这个村庄缺乏社会关联，或社会关联度很低，这样的村庄，就无力应对共同的经济协作，无力对付地痞骚扰，无力达成相互之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也无力与上级讨价还价。这样的村庄秩序也因此难于建立，村道破败，纠纷难调，治安不良，负担沉重且道德败坏。依我个人调查的经验，当前中国中西部大部分农村的情况正是如此。

　　造成村庄社会关联度低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贯穿几乎整个20世纪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传统的冲击。二是市场经济本身对农村社会的渗透和村庄共同体意识的被破坏。村民之间传统的社会关系逐步解体，现代的社会关系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当前村庄社会关联度低的根本原因。

　　从村庄社会关联的角度，即从村民可以具体建立起来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应对事件能力的角度来观察村庄，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这个角度是从具体的村民所可以建立起来的关系来看问题，而具有可计量性及可观察性。村庄社会关联与村庄秩序之间显然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正是村庄社会关联，可以沟通“人际关系理性化”、“派性”、“圈子”以及“村庄社区记忆”和“村庄生活的面向”等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之间的联系。

　　三、村庄生活的面向

　　中国农村地域庞大，情况复杂，没有办法用一种标准对农村进行归类。近年在江西、湖北和浙江温州调查，发现村民生活的面向相当不同，似可以作为农村分类研究的一个指标。

　　在江西崇仁和泰和宗族村庄调查时，村民新修了很多二层和三层的住房。问新修住房的房主，他说现在在外面打工，将房子修在村里，并不住人，等到年龄大了再回到村里居住。看来他们还真是为未来生活作了长远打算。在江西贯村，贯村村民出钱演地方戏，已经连演18天，破了邻村保持的演地方戏的时间记录。出钱演戏的很多村民在外打工或承包工程，村里打电话让他们回来看戏，他们就专程从遥远的上海或深圳赶回来了。

　　不仅本村的村民，而且由本村出去工作的人，也对村庄生活关爱有加。罗兴佐调查的一个村，外出工作的人不仅关注村庄的公共建设，捐款捐物，而且愿意退休后回村居住。他将这些人称为村庄治理的“第三种力量”。“第三种力量”加强了村民面向村庄的生活。村民也许在村庄以外获得经济收入，但他们一定要在村庄内获得人生价值。村庄认同成为他们生命意义的组成部分。

　　在江西的宗族村庄，不仅可以看到高大的宗祠，新修的族谱，而且可以看到游神、村庙庆典、开光等等传统仪式。王铭铭描写的闽南山区与江西宗族村庄的情况一样。浙江温州的情况有些不同。我曾到瑞安市郊一些农村调查，这些农村现在已经城市化了，诸如宗祠、村庙庆典、开光等传统的器物和仪式基本上不见了。不过，星火村的叶姓正在筹资兴建其先祖、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的纪念馆，村民十分关注自己现在所作所为留下来的影响。星火村副主任对我讲：“名声很重要。将来讲起来，谁的爸爸如何如何。干得好，别人留念说你爸爸好，干得不好，别人说就是你爸爸办坏了事情。地皮被卖了，事情没办好。”我们调查的瑞安市的城郊村包括星火村，都是人口流入村庄，村民在自己村庄创业，也很少有人打算搬到村外居住。当村干部，他们当然要考虑村民今后如何评价他，是否会挨骂，他因此更努力地做村中工作。这种村庄村民生活的面向也是向内的。村民不仅在村庄内获得经济收入，而且在村庄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江西宗族村与温州人口流入村的情况大不相同，但这两类村庄的村民都具有面向村庄生活的特点。与这两类村庄的情况不同，湖北荆门农村村民的生活面向村庄以外，他们都急于摆脱与村庄的联系。很多村庄甚至已经10多年没有建新房了，要建房，村民就建到镇上或市区。在荆门杏村，到河南卖早点的宋虎说：“农村太落后了，现在连电灯都不亮，实在黑暗。”已迁到市区的宋家兵对看望他的堂弟说：“以后尿都不朝农村撒。”典型反映了荆门农村村民的生活面向在村庄以外。

　　面向村庄以外生活的村民和村干部，谁也不愿意对村庄未来作出承诺，村庄也没有稳定

去一个农村找村长就全部解决了.

好

我一生的希望，也可以说我过去工作的中心，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就是能认识中国社会，首先是农村社会，弄清楚中国农村社会究竟有哪些基本特点。世界各国都在迈向现代化，我们也不可能例外，但要设计我们自己的道路。这就先得要求我们认识中国历史所造成的特点。我从青年时代到现在，主观上不能说不尽力，这个问题还不敢说已经搞清楚了。但我愿意把自己在这问题上摸索的经过，作为一个标本，请大家来一起进行解剖，看一看我这一个人为搞清这个问题，五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搞到了什么程度？这样搞法对不对？有哪些东西已经不合时宜，陈旧了，要更新了？有哪些东西还有用？

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大量人口集中居住在土地不太广阔的宜耕地区，在这个地区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状态。我们从很古时代起，绝大多数人历来以五谷为主要食物。集约种植五谷作物的农民构成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他们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深厚基础。要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人，不认识农民生活，不认识农村经济是不行的。由此可知，农村调查是达到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解放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手段和途?

如果要调查我想先得确定一个村庄，然后可以做一个宣传，让大家知道你的目的，然后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可以作问卷调查，要可以现场调查。其实是很好调查的，我也是农村的，我知道农村人的习气，看热闹或者新鲜事是农村人最好参与的。

农村调查我做过，还是和中科院的教授去的。当时我们的调查文卷很多。最基本的你可以把你要调查的几个方面分析分析，最好每个方面下面分几个分指标，每个指标有几个针对性的问题。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