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源 手杖:科举制度的大致发展情况和利弊

隋朝开辟科举，使社会中的平民知识者开始有了发挥自己才华的机会和有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社会荣耀的出路，这样，不但刺激了社会各阶层的人敬慕知识和人才，也使得国家的管理开始进入了有序和知识化时代，中国的教育也因此而得到了刺激大发展。

唐朝建立以后，“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

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新唐书·选举志》），这就是说，唐朝开始将科举举士制度逐步完善起来。

秀才是唐朝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功名，“秀才”是指经过科举而被社会承认的人中俊秀之才的意思。而“道举”这一功名，就是专门为研究天地人内在关系的“玄学”所设置的学科。由于唐朝实行了科举举士的考试科目，必然要带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和学生的增多，这样，使得当时中国各地方上的教育事业也大为发展了，当时，中央设置有官办的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主要招收国家功臣和官僚的孩子入学学习。同时，地方的州县也设置有各种官办和半官办的书院和学校，以招收社会中各阶层的读书人入学学习，这样，又带动了民间各种私塾的大发展，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被科举促进发展了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学校教育和科举，是两条渠道，他们并不是一回事情；虽然宋朝的王安石曾经打算将科举和国家官办的学校联系起来，以节约国家教育投入和精简烦琐的考试科目，但是，由于王安石的这种改革举措违反了政治和教育不是一回事情的内在规律，所以，他的这项改革措施后来被取消了。

中国隋唐以后的政治格局和科举考试有一种互相作用的关系，政治变革会带动教育变革，教育变革也可能带动政治变革。比如，唐朝为了应付当时的科举，便组织大量的人力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各种经典进行了统一的选编，就象现在统一高考的参考教材一样，“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 》，付国学施行。”（《贞观政要·崇儒学》）。这些统一了的经典文本反过去又影响了国家的政治格局。

唐朝初期的学校教育往往带有很强的社会政治需要目的，这从当时学校所开的课程上就可以看出来，“凡《 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 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 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新唐书·选举》）

唐朝开元年间，李隆基亲自对据说是孔子的《孝经》进行了审定，使得《孝经》的身价倍增，李隆基说：“朕闻上古，其风扑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孝经·序》四库全书本）。从这里看出，唐朝时代，官方主要推崇的还是“孔子”的学说，也就是实际上继承了新朝王莽刘歆等人所制造的“儒学”思想文化路线。所以，中国科举制度动摇了世族门阀制度，但是，同时又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等级结构，这样的社会不平等，一种是“君、父、夫”和“臣、子、妻”的不平等，一种就是“士、农”和“工、商”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过去以往，士、农、工、商本是平等的社会阶层，社会从不歧视工商行业的从业人员，但是，科举制度形成以后，士、农的地位上升，特别是读书人的地位上升，而工商从业人员的地位则下降了，工商业从业人员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重，这使得科技赖以生存的商贸流通业就受到了相当的遏制，这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公元583年开始科举到正式取消科举的1905年的1300多年中，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根据科举及第的情况而划分新的社会贵贱阶层的新的社会阶层大分化，在大量人才被选拔出来充实官方政治组织机构的同时，也压抑了许多并不擅长于科举科目的其他知识人才，甚至导致了许多知识分子在科场连连失意以后而反过去仇恨和报复自己的祖国的异常情况！洪秀全因为屡屡考取不到功名而最后转而造反，他并不是中国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已经就有许多这样的变异社会现象了。

唐宋时代，特别是宋朝时期，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因为科举场上无门进士，而投身到少数民族政权中去挣出身，他们一旦在辽、金、西夏政权中谋求到了高位，他们攻击起自己的祖国，是毫不手软的。宋朝刚开国不久的嘉佑年间，一个叫张元的书生因为多次殿试失败，他十分愤恨宋朝当局，便投奔到西夏去充当了参谋，屡屡献策侵略宋朝国土。辽、金、西夏时代，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和部族因为尊循汉制，他们都在争夺汉地的知识分子为已所用，少数民族政权从宋朝科举制度的弊端中得到了许多好处，汉地科举中落第的举子跑到少数民族政权中的谋求荣华富贵，在当时并不鲜见，汉地的教育学校好象是在专给少数民族政权培养人才一般。无可否认，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进入少数民族政权中供职，客观上，他们为融会中国各民族及其在传播汉族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的这种举动，同时也是中国各族长期内战的根源之一，是不值得提倡的。自洪秀全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一批因为个人名利场原因而转而仇恨自己祖国的“知识分子”呢？想来，大家心中是有本帐的。

我们今人在谴责和蔑视那些因为没有得到国家重用就去仇恨和报复自己祖国的变异“知识分子”现象的时候，也的确应该检讨科举举士制度中的一些弊端！同时，也应该检讨中国汉地知识分子中的过于在乎自己在社会中的名誉地位而反过去仇恨自己祖国的变异社会心理现象。综上所述可知，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摆正自己的社会智能者的位置和作用，中国如何通过合理社会机制去人尽其才的发挥所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可能是中国社会转型于新时代的关键因素。一个社会文明现代化的标志，往往首先是由这个社会文明中的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程度去体现的；而知识分子是否是现代化的标志，则主要是由该知识者是否是将个人名利场放在自己言行首位还是将探索真理放在自己言行的首位去体现的。

为什么“科举”会如此这般地吸引中国读书人去奔这条道呢？下面，我们来看看科举中的程序和社会对举子的优待，就知道了。

实际上，中国隋唐以来国家选拔各级官员的途径并非科举一条单行道，而是在科举产生的“进士”中，国家各级官吏中，及其地方经过察举和荐举上来的人员中的三条渠道中去选拔新的官员。但是，由于国家政治直接干预科举，所以，科举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和考试制度，而在客观上成为了一种社会的政治荣耀，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表达；这种情况，和前些年中国政府重视大学教育的时候，人们就把大学生称之为“社会的宠儿”的情况一样，同时，现在政府重视留学生，于是，留洋回国的身价往往就因此而倍增的那样。这就是说，中国科举带来的许多社会副作用的主要原因，还不主要是在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国家政治干预太多所致，这反过去又造成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明清两朝，三年才一次会试，一次会试只产生300名左右的进士，大家想想，全国又有多少举子试图及第登科呢，这怎么不造成科举中的一系列腐败和专营投机取巧呢！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弊端，实际上是由政治干预太多而造成了社会价值趋向失衡的一种社会表达，这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带有现实功利性的人为政治措施，往往都有不良社会后果的紧随表达，所以，政治干预经济和文化太多，往往是阻碍社会自然发展的，甚至还会带来许多不良社会后遗症。

唐朝完善了文武两种科举程序以后，为了鼓励人们读书习武参加科举，国家规定，凡是科举合格者，国家都要免去举子家庭中的税赋钱粮和各种征缴，这实际上就使得举子家中大为得利了；同时，朝廷还规定，凡是通过科举而获得功名者，当地政府官吏必须礼待他们，还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这个措施，本来是国家为了鼓励社会尊重知识和人才的一种政治措施，这样一来，就使得在科举中取得功名者的社会身份大为升值了。虽说科举中得到功名的人并不都能够去做官，但是，由于自唐朝到清朝取消科举的1300多年中朝廷一直高度关怀和干预科举，所以，许多得到了功名的人即使一辈子不做官，他在地方上也是非常荣耀的，自然有很多人给予他们的礼待和经济补助，他们一生几乎就成为一方百姓的知识和荣誉的象征，活象个变相的“活佛”一般。这样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当然要刺激许多人会拼命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了。这样的科举氛围直接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重视虚名而不注重读书人实际能力的社会后遗症，这样后遗症，恐怕在今天也还没有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中真正消除掉，这，严重弱化了中国知识人才追求真理的素质！也是中国的国力之所以不强大的重要原因。

由于唐朝科举名目繁多，致使许多教育资源白白浪费，所以，宋朝王安石改革时期，曾经对科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王安石改革有如下几条措施，1，罢取各种科举项目，而独取进士科；2，以学校养士，也就是通过考试和举荐，收取一些学子进入国家官办学校，并由学校包养他们，然后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这些学子中的优秀人员去做官；3，统一科举考试中的行文格式，创造了八股文的前身，即做经学大义文章的“破题、接题、小讲、缴结”的“四股文”格式。北宋末期，宋微宗还曾经取消过科举考试，实行过直接从学校中选拔官员的方法，但是，这是在战争时期的应急措施，所以，南宋以后，又恢复了科举考试，甚至把王安石的许多科举考试改革措施也取消了，但是，四股文却延续下来并演变成为了后来的八股文。

严格说，八股文是一种论文的格式，其本身并无什么问题，这就象我们今天无论是写作社会科学论文还是自然科学论文，都必须遵照一定的格式的那样。八股文之所以后来的名声不好，主要是因为元朝和明朝的科举严格要求学生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而作文，这，才是中国科举在元明清三朝很压抑人的关键因素。八股文的主要格式是：破题（类似于现在论说文的论点）、承题（对论点的详细说明）、起讲（简要的论证思路）、入手（进入论证）、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后四个部分，是八股文的关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论证和结尾阶段，是具体表现考试学生才华和独特观点的部分。

1306年，元朝为了体现中华民族一统化的决心，也为了向汉族人证明蒙元皇权尊敬孔子等圣人（注：中原文化长期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大影响，加之汉族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担任职务，所以，儒道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同样是很大的，这是今人应该注意到的），元成宗命在大都北京建设祭祀孔子的圣庙，诏封孔子先圣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董仲舒和朱熹等人也得以谥封。1313年，元朝承接宋朝科举方法，并首次以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为科举版本，也就是要求参加科举人员发人员必须以朱熹的注释去理解圣人言论，这样，就压抑了许多学生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朱熹的思想文化开始占据了科举的重要位置，程朱理学就是这样借助科举而登上中国思想文化神坛的。四股文经过元朝和明朝的不断发展，到了明朝弘治九年，也就是1496年，在该年的会试题目《责难于君谓之恭》的作文要求中，八股文正式完善于世。

中国科举的科考科目和科考形式，在历史上根据不同的朝代的具体情况曾经有过不同的形式，以明清两朝为例，科举和学校教育的情况如下：

因为宋朝王安石的改革取消了唐朝时期的烦琐科目，只留考取经学大义的进士科，这样，明清两朝的科举也是这样只按照进士的科举程序去选拔人才的，象以前的“算学、律学、字学”等事关民生的学科都不再是科举项目了。当时，国家设置的学校情况如下：清朝学校分官学和地方学，官方学校又称太学，设有国家全费包养的国子监，国子监主要招收国家功臣和高级官员的孩子入学学习，学习结束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参加国家的科举程序去考取功名，也有少数人直接去做官。地方设有半官方的书院，凡是能够进入书院学习的人，官方都有许多物质和名誉的优待。除了这些官方和半官方的学校外，民间还有许多私塾学校。清朝的科举程序是：不论身份和年龄，一律都得经过童试（含县级的童试、州府的府试、省级的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的科考程序。

凡是经过考生所在县的县试的，就算童生，童生不算功名，但是是一种社会荣誉，往往会得到社会相应的尊重和资助。童生都具备了进入府试的资格；经过了府试的童生就取得参加省级院试的资格，省级院试过关，就取得了秀才的功名了，国家要给秀才免掉他家庭中的税赋，还要给予资助。乡试三年举行一次，大多在秋天考试，所以又称之为“秋闱科考”，秀才才有资格参加这样的考试，经过了乡试考试的合格者就叫做“举人”。会考三年举行一次，举人才有资格参加科考，经过了会试考试的合格者，就叫做贡士。贡士的名额很少，一年只有300名左右。取得了贡士功名的，其实已经获得了进士的功名，但是，他们还要参加殿试才能够最后得到这个功名，所谓的殿试，就是皇帝要在太和殿再进行一次御前考试。殿试在宋朝之前属于科考程序之一，还有淘汰名额，但是，自宋朝出了张元因为殿试落选投靠西夏反攻击自己祖国的事情以后，宋朝皇帝就取消了殿试筛选制度了，这就是说，凡是经过会试考试关的，都是进士了，不再会落选，但是，殿试要产生重新排名，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叫做榜眼，第三名叫做探花，总称“鼎甲”。取得进士功名的人，国家可以直接放官，也就是可以直接选他上任做官，但是，国家派官要根据国家职官的空缺情况来定，所以，也有一些进士一生并没有做过朝廷官员。同时，也有许多8品以外的官员可以参加这样的科举考试，以获取功名去求取仕途宽广。

大周女皇武则天按照科举程序开辟了武艺科举制度，所以，自唐朝开始还有武艺科举，程序和文科科举程序基本一样，只不过内容是武艺类别和兵法等，这些武艺科举士员直接充实军队管理阶层。

由于政治干预太多的缘故，中国的文化结构的确有很矛盾的一面，科举的目的，本来是隋唐以来国家打破身份地位和情面实行平等选拔人才的一种政治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宗法教育，也就是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所以，即使是科举考试，凡是有功名的考试，也就是秀才以上的考试，都有拜师门的习惯，也就是考取了功名的人都要拜本次主考官为自己的老师为恩师，同学之间也要互相拜同年，这样，就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和学术中，就造成了互相拉帮结派的情况，这，对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和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当然是不利的。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存在着很严重的社会悖论情况，科举的公平目的往往因为科举的内容而互相矛盾，从而给社会带来了许多副作用。现在，我们依然在现实中感受得到的师门习惯和学术中根据毕业学校和职称身份而拉帮结派的情况，以及那些讲出身而轻视人才实际学力的现象，这，都和这些历史上的科举中的悖论社会现象有直接关系，所以，现在的人们，特别是学界中的人们，要清除掉中国传统中的一些腐朽现象的侵蚀，还任重道远啊！

同时，过去的科举还有有事先向科举主考官“投卷”的习俗，也就是一些考生将自己平时写作的文章献给一些当朝的名人和主考官阅读，以获取他们对自己的好感，但是，由于中国的科举考试有很严格的保密和封卷打分制度，所以，这样的“投卷”往往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是，却也因此发掘了一些人才。比如，苏轼三父子同朝参加科考，苏询事先将自己的文章投卷给当朝大员欧阳修阅读，后来，苏询落榜，却因为欧阳修非常看重苏询，以至于他将苏询推荐去做了个小文官，发挥了苏询的才华。如果不是欧阳修这样的举荐，苏询也不会和他的两个进士儿子一样，成为后来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我之所以花了这么多笔墨去介绍中国历史上的科举，那是因为至今为止，中国的许多人，特别是中国的教育、学界和政治行业中的许多人至今还套在科举的陈腐习俗中。即使是我所要评说的中国近现代中的十大思想文化人物中，他们也不能够说就从中国旧科举的阴影中走出来了！他们几乎都和中国的科举文化有着各种渊源关系。洪秀全连续四次没有进入童试的第二阶段，这对于他的自尊心的伤害是很大的，甚至导致了他的疯疾，这，也是他之所以造反和愤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张之洞曾经在四川试图进行教育改革，他最终促成了中国持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的灭亡。康梁利用科举的场合而进行变法，这是众所周知的。严复虽然将官做到了北洋海军学堂的教育总长的位置，但是，他就为了自己不是科举出身而后来屡屡去参加科举考试，试图得到一个“进士”功名，这，是何等的可悲。孙中山虽然一直没有参加科举，但是，他的哥哥却多次逼迫他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陈独秀本人是秀才，他一生的言行中有没有旧时代的士员味道呢？胡适、鲁迅、毛泽东到是没有参加过科举。但是，这十个人物中，除了胡适一直是在新式教育的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外，其他九人都和中国的旧科举有着各种羁绊。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评说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人物不可忽视的背景资料。如果中国的许多事情能够象五四以来的激进者那样仅仅依靠激烈的反叛就可以解决问题，那，这世界也就太简单了！我们要剔除掉中国旧时代给今人带来的腐朽因素，只能够小心翼翼的去研究问题和分析问题，这样的研究分析过程，就象是诊断医治一样，必须对各种问题的系统内在关系进行仔细梳理。我，从来不相信那些只会喊激进口号的人就是社会革命者，他们，不过就是些现代的洪秀全而已罢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身上，本身就带有许多旧科举的后遗症因素。建设，往往是很难的，建设，要比爆破更艰难千倍，建设，就是先要仔细研究分析，然后批判和继承。

科举制度的起因：经历了300多年分裂战乱之后，一个统一了全国的隋王朝建立了，为扩大统治基础要选拔一批统治人才。魏晋以来，士族势力已经衰落，庶族地主兴起，原来的九品中正制已不适应新的情况。科举制度适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这样，科举选官制度应运而生。

积极作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考试的办法选官员的国家，对西欧文官制有示范作用。它使中小地主凭借自己的才学通过考试步入统治阶层，扩大了统治基础，稳定了社会局势。它是封建半封建社会较完善的选官制度，推动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消极作用：科举制度维护了封建社会，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于他国的因素之一。它禁锢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致力于四书五经，脱离实际，尤其是压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中国传统的科技不能发展为近代科学技术。最严重的是继续阻碍知识分子放开眼看世界，与西方文化格格不入，是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

1．“科举制度”的本质和现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始于隋代，明、清达到高峰。“科”是等级之意，“科举制度”通俗讲就是将读书人通过考试分为不同等级，选拔为各级政府的官员。它的本质有三点：热衷于等级划分，权力的介入，将文化教育作为标准。简单说就是将文化教育与权力和等级“联姻”。
作为行政管理的需要，如何选拔官吏，如何划分级别，可以有多种形式。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出现了“选举”这种形式的萌芽，但在中国出现了“科举”，用文化教育中的“考试”来确定“官吏”。孰优孰劣，历史早就作出了回答。“级别”过去主要限于“官吏”，是与行政“权力”相联系的。 随着计划经济的确立，工业开始大规模的国有化，同时文化教育事业也统一由国家管理，在这种体制下，政企、政事不分，产生了一个由企事业的管理人员、各类专业知识分子和“官员”形成的“干部阶层”，所囊括的人员比率远远高于普遍意义上的公务员。这个阶层包含了“官员”和准“官员”，自然“级别”是需要的，“科举”存在的基础可以说是大大扩大了。五十年代初期，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都可以定为干部，后来随有文化人的增多，七、八十年代非大专毕业生不能当干部。干部有了具有城市户口的“权力”，从而也有了可以获得固定的廉价粮油、免费医疗、退休保险等等的“权力”， 同时也区别于工人，有了升迁的最基本条件。我国宪法规定“按劳取酬”，企事业部门没有必要建立等级制度，就是为工作需要建立等级制度，也应该是松散的，而不是由国家出面来建立全国统一的等级制度。但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的干部和国企工人是在统一工资标准下生活，都是按“级别”来获取薪金。而“级别”的评定最常见和公开的规则是与文化程度相联系，评定职称政策更是体现了这一点。职称原本应该是学术水平的鉴定，但它与获取和分配物质利益的权力“联姻”了，这不就是“科举”吗？科举制度明文废弃近百年了，也遭到过批判，但从没有彻底过，可以说一直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社会巨大的惯性使“科举”延续着，最近有些省市公开进行“考官”，并认为是改革的尝试，并得到舆论的赞赏。同时，划分各种等级的考试多不胜举，这都说明在中国抛弃科举制度是多么艰难。
2.“科举制度”有进步作用吗？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打破了世袭贵族的一统天下，使平民有了晋级的可能，只是后来弊端太多。这个观点是值得推敲。在没有科举制度之前，也并不是没有英雄出世，大家都熟知的诸葛亮被举荐是个典型例子。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学术发展难有的高峰时期，也是各种人才层出不穷的时期，各阶层都有不少人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有些甚至是出身很“低贱”的。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历朝历代，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从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到清朝的开国皇帝哪个是科举出身呢？清王朝在没有接受科举制度之前是何等“威风”，而后来确定了科举制度后是庸才满朝，导致内忧外患不止。在厚厚的一本《中国历代状元传略》中638名状元几乎无历史上重要人物，清代状元张謇所以有作为，是他抛弃“科举”而走了从商之路。清代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等著名人物早期都经过科举选拔，而曾的成功是由于“乱世”将他“拉出”科举之路的结果；康、梁是由于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才有了后来的政治壮举。中国历史上虽经多次改朝换代，科举制度都保留了下来，历史上出现过几次相对稳定二、三百年的王朝，这可能说明对维护王朝的官僚制度起了一定作用，但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作用吗！？
柏杨先生把科举制度喻为阻碍中国前进的“暗礁”，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历史上就不用说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看，凡是改革中问题最多的领域，莫不是“科举制度”最多的地方；改革最成功的部门，也是没有或是很少有“科举制度”的地方。农村相对来说“干部”较少，最早进行农村改革的人也并没有被封为“人才”，但农村经济的改革为全国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相反，国家企事业和国家行政部门几乎囊括了所有通过考试而选拔出的“人才”，但改革就困难得多。
3．“科举制度”能选拔出人才吗?
“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方法是“考试”，但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各方面的，靠几科考试是不可能选出真正的人才，这是简单的逻辑问题。古代用吟诗赋词好坏来选行政官员不就是很荒唐的吗？今天一个研究古汉语的专家学者有何必要一定会外语呢？普遍意义上的“好官员”首要的是道德高尚，而这一点肯定是不可能用考试来决定的。同时固定的考试内容很容易使人丧失创造力，缺少综合能力，这样选出的人才如何能应付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呢？
实际上从古至今都知道由“科举”选出的“人才”是靠不住的，所以历来都是多渠道来选拔人才。在漫长的历代王朝时期，“中举当官”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对读书人的愚弄和欺骗，不知多少儒生因此而潦倒一生。官僚体制所依靠的也并不完全是科举出身的“官”，而是依靠没有进入科举，或是仅仅得到起码功名的“吏”。这批人熟悉官僚体制，灵活掌握了成文或见不得人的“官场运行规律”，才有了历代王朝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可参考葛剑雄所著《统一与分裂》中“神通广大的吏”一节）。
在现代，干部政策也从来都是强调“重视文凭，又不唯文凭论”，尤其在领导层更是如此。今天流传的民谣：“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现象，可见“科举”选出的“人才”并没有受到社会的认可。
从科举出现以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历朝历代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人力物力，学子又不知付出多少情感和精力，选拔出“人才”又不一定被重用，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圈”。每年的各类考试几乎将同龄人或同类人全都进行了“排队”，而又经常喊“选拔人才”的重要，感到人才的缺乏，不停地制定新的选拔人才的方法，这种制度选拔人才的效果如何可见一斑。
同时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极易产生两种不良后果，一是大量增加“冗员”，古代庞大的王朝官僚机构不用说了，今天庞大的干部队伍也早已经使政府机构和国企事业不堪重负，成了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二是在“官吏”选拔中滋生腐败，“科举制度”是为了清廉，而考试存在的缺陷，不可能依赖考试结果，这使得选拔“人才”的过程和制度变得模糊和不确定，为腐败埋下伏笔。历代王朝时期不乏卖官鬻爵的现象，今天也时有耳闻。这都说明了“科举”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
4．选拔人才值得重视吗？
在中国，重视“英雄”作用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如果社会进步，则认为是由于“人才在领导”，停滞不前是“坏人当道”。在《三国演义》和《水浒》这两部流行十分广的小说中对战争的总结，常归结为某人的作用，一次战争的获胜是某人将某人“斩于马下”的缘故。但略加分析，不难看出这是很幼稚和极片面的。大的战争无一例外是政治、经济等各种综合实力的较量，个人在其中所起作用只能是次要的。这种将社会发展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个人”作用的认识是“人治”思想的根源。民众中普遍存在依赖“官员”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逃避个人在社会中应负的责任。这种潜意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缺乏凝聚力，象盘散沙，这可以说是重要原因。这种依赖“精英”作用的社会风气助长了“科举制度”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陷入一次次的“选拔”换取了一次次“失望”的循环之中。
行政官员的选拔是不可能摆脱“权力”的，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如何解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靠“科举制度”肯定是不可能解决的。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如果代表或是总理和部长是通过某种考试，而不是选举，可能吗？现代社会把这一问题建筑在“法制”的基础上，重视的是“制度”的确定，并不十分重视选拔出的是“谁”，使领导更迭不至于对社会引起动荡。“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社会极需“英雄”的出现，思贤若渴，那么说明了这个社会正常运行出了问题。“好的机器是易学易用的”，只有法制健全的社会才能避免对“人治”的依赖，“人才”也将自然地脱颖而出。
5．“科举制度”对文化教育的危害。
文化是人的需求，也可以说掌握文化是人生的目的之一。围绕文化而形成的种种行业，如教育、出版、影视、科研、体育、文艺等等，这些并不是社会的副业，而是和生产物质的工农业一样是社会必不可少的。而“科举制度”将文化与权力“联姻”，表面上看是对文化的重视，而实质上使文化成了依附“权力”的“奴婢”，使文化教育事业失去了自我繁衍的能力。久而久之，这些行业被认为是生产业的附属，好象成了社会的寄生物，同时文化人获得的物质利益也被看成是“恩赐”。如所谓的“毛”、“皮”论。
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于先进国家，主要是文化教育落后的结果，而这原因完全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出现。“科举”对文化的危害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腐蚀，“读书做官”，用名利去诱惑读书人，将追逐权力和依附于权力作为知识分子最终归宿。知识分子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不热爱文化，不热衷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而最终是降低了全民族的素质。
今天，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还是大学的学术研究部门，都受到职称制度的困扰。这大概也是近几十年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一个原因。职称评定结果是由行政管理者最终作出决定，而他们在学术上未必是优秀者，甚至可能是外行评价内行。而且学术的门类多之又多，用统一的标准去评判是不可能的。同时当今任何科研都是大家共同协作而完成的，而“职称评定”使广大知识分子陷于“级别”的争夺上，破坏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挫伤了个人的积极性。
教育的目的简单讲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民众和青少年道德水准，使社会平稳的发展；二是使青少年掌握谋生的重要工具。但“科举”将教育结果用来作为划分“级别”的工具，和“权力”紧密联姻，严重扭曲了教育的原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