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17幽幽の碧资源站:老舍的语言简洁，风趣，幽默，有很浓的“京味"因此他又被称作什么?

还有老舍,著名的“京味”小说作者
京味作家

京味漫谈

作者： 赵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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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著名作家赵大年先生。大年先生是满族人，是北京人。他说京味儿，写京味儿，被誉为“京味儿”作家。他对北京的风俗物事、人情旧理儿，特别熟悉。一肚子掌故。这当然不是说他除了京味儿就写不了别的。只是说他对京味儿情有独钟。什么是京味儿？京味儿是怎么来的？京味儿与京味儿文化是怎样的关系？京味儿在今天任何了？我们该如何对待京味儿和京味文化？欢迎大年先生就给咱们漫谈漫谈这京味儿，叫《京味儿漫谈》。大家欢迎。

现代文学作品中，早有论者提出过京味和京味小说的概念。其代表作家首推老舍先生，人们可以举出《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月牙儿》等一长串著名篇章。1997年燕山出版社推出一套京味文学丛书，收集了张恨水、老舍、萧乾、林海音、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刘绍棠、刘心武、陈建功、韩少华、苏叔阳、毛志诚、赵大年等14人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每人一集（30万字），这只是第一辑，还有郑万隆、王朔、赵宴彪等中青年作家的京味文学作品另外成集，可见京味文学作品的数量是很多的。

如果谈到话剧，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那“京味”浓烈到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能演，别的剧团大概不肯排演，一演就可能走味儿。曹禺是北京人艺的院长，同样由北京人艺演出的《雷雨》、《日出》，还有连剧名都叫《北京人》的话剧，却没人说它是京味的。这为什么呢？

近几年又有论者提出了京味影视剧的概念，也能举出《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少年天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宰相刘罗锅》、《铁嘴铜牙纪晓兰（岚）》、《大宅门》等一长串有影响的剧目来。有一次集中观看了北影摄制的4部影片《离婚》、《找乐》、《黑白之间》、 《大撒把》，虽然导演手法各有千秋，却又都具有明显的京味儿—一独特的艺术魅力。

京味怎么界定

我不敢、也不能给京味作品下定义。也许这个概念还是模糊一些好。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北京作家和京味作品，都还没有形成一个流派。大概理论准备不足，京味作家及其作品的差异不小，追求不同，作为一个自觉的流派还不成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京味作些初步的探讨。《北京日报》和北京作协等单位组织的京味电影研讨会，不是无的放矢，从《龙须沟》、《我这一辈子》算起，我们毕竟拍摄十多部颇有影响的京味电影了。何况还有《四世同堂》和前几年出现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皇城根儿》、《爱你没商量》等拥有亿万观众的京味电视剧呢。且不说京味作品是否出现了什么热潮，从艺术上对它作些探讨还是值得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和民族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有所不同，有些差异还很大，反映在文艺上，各具特色，这是很自然的现象。那么，所谓“京味”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呢？

前几年，与朋友的交谈中，对京味小说的特点我记下了4条：一，运用北京语言；二，描写北京的人和事；三，环境和民俗是北京的；四，挖掘北京人特有的心理素质。这些条件也许太苛刻了，尤其是第四条，最难也最重要。但若没有这一条，即令你标明了描写的是北京人和事，说的是北京话，那也缺少北京味儿。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身在异乡，写的又是童年记忆，但却充满了北京味儿。梁实秋晚年在台湾写的散文，里面有这样一句，“要是没有豆汁儿和大冰糖葫芦，那还是北京吗？”话不在多，这是梁老先生的北京情结。

用这样的条件来界定京味小说，并不科学，也不严谨。用来界定京味电影，可能问题更多一些。但是，既然要谈京味，就得有个大概的范围，就得找出它的基本特色来，否则又从何谈起呢？

我以为，京味就是一种韵味。京味文化或京华文化从前是由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这四大部分组成的。远的姑且不说，从元大都算起，七百年帝都，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优越条件，使京华文化具有皇家气派。新中国定都北京，使这座城市继续具有大气和大派。有学者认为，我国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上海是最繁华的城市；香港是最忙碌的城市；大连是男性化的城市；杭州是女性化的城市；苏州是玲珑剔透的城市；桂林是山水如画的城市；南京是绿城；广州是花城；昆明是春城；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这种大气，从万里长城，世界规模最大的皇宫建筑群，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世界最宽阔的大道长安街，东方第一皇家园林颐和园，规模最大的皇家陵园十三陵，最大的祭祀场所天坛和祈年殿，都可以看得出来。建筑物凝结着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咱们居住在北京的市民，看惯了，也许并不觉得惊讶，初次来到北京的人，对这个城市的大气和大派必定留下深刻的印象。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典礼，这壮观的场面地球上哪儿也没有。英国前首相希思游历颐和园，惊呼这是人间仙境！坚持要花一万英镑在南湖岛上请客吃一顿御膳房制作的酒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布什、克林顿和现任总统小布什，访华时都要登上八达岭长城，都说从长城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还会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国庆大典、群众游行和阅兵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三千文艺工作者联袂演出的大型史诗《东方红》；天安门广场倒计时牌前欢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群众场面；中华世纪坛欢庆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的群众场面；京剧《群英会》富丽堂皇的场面和服饰……到处都透露着这种大气和大派。北京的学校、科研院所、图书馆、博物馆、新闻出版单位、文艺演出团体、寺庙、庙会、公园、文物古迹，都是国内各个城市里最多的，文化生活之丰富，文化气氛之浓郁，也是造就京味文化—一京华韵味的条件和缘因。

北京的故事特别多。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诸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三山五园”；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设立帝国主义列强的租界（东交民巷就有11国的租界乃至兵营，英国兵营就设在今天历史博物馆的位置，把枪炮架在了大清国皇宫的门口），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清帝退位，辫帅复辟，袁世凯窃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列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全国抗日战争开始：日本国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北平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定都北京。整个一部近代史，所有这些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大事情，要么就发生在北京，要么与北京血肉相连。北京百姓就是这百年沧桑历程的见证人，亲历者。老一辈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作家、表演艺术家虽然过世了，但他们的作品编织和丰富了京华文化，留给了后人。

北京是人文荟萃、藏龙卧虎之地，从一条小胡同里要请出几位教授、专家、学者、部长、将军、乃至皇亲国戚来，并不困难、我居住过的北总布胡同，百步之内就有“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公馆）的遗址；有义和团打死德国公使，后来由赛金花提议为他建立“功德牌坊”的地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是战败国，这座牌坊拆迁到中山公园内，由郭沫若题词为“保卫和平”牌坊）；有朱启钤、马寅初、史良、班禅大师、蔡元培、沈从文、侯仁之、叶浅予等社会名流居住过的四合院。北京啊，一街一巷，一堂一殿，都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和精彩的故事，都能写出一部京味文学的大书。

北京丰富的人文故事，也是孕育京味文化—一京华韵味的底蕴。说到底，京华文化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既有地域特色，又超出了一个地区的局限，具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集中和代表的品格。

北京话

北京话也是一种方言。它有卷舌音，儿字腔，还有极为丰富的、只属于北京话的语汇和字眼儿。北京人说着顺嘴，表达能力很强，听着也顺耳；外地人听着就有点“油”，特别是公共汽车的售票员报站，好像懒得张嘴，唧哩咕噜就滑过去了，“京油子”味儿，油腔滑调的。苏叔阳写的电影《夕照街》我看挺好，可是上海观众就提意见，登在报上，题目是《北京人也要说普通话》。

北京话不是普通话。但普通话却是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为什么？

北京话其实是一种“官话”。往远些说，北京地区三千年前就出现了城镇文明，我们无从知道当时的北京话是何腔调，但这并不重要，因为那时候的北京话还不具有全国性影响。

北京作为辽南京和金中都，北京话就比较重要了，半壁江山嘛。契丹族、女真族南下，我国北方、华北和东北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员、语言的交流和融合。使北北方语系涵盖了相当大的“领地”。但此时北京还不是全国文化中心。中华文化的精华在江南—一南宋的帝都迁到临安（杭州）去了。

蒙古族南下，元朝统一全国，定都北京（元大都），使长城内外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人员、语言的交流和融合，北方语系涵盖了东北、华北、西北和川、滇、黔、桂北这样大片地区，形成我国最大的语系。这也是今天的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的重要原因。

据说，明朝嘉靖年间，“桂林王”派官员向朝廷进贡三花酒，由于方言不同，他始终没能说明白这种酒倒进杯中时会激起三层酒花的意思。嘉靖皇帝当时就提出过晋京官员都要学会讲北京官话的要求。

秦始皇统一汉字，对于中央政府统治全国，加强文化纽带，传播和记载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功不可没。但是我国各民族的语言和方言有一千多种，为了便于彼此交往，无论如何也要创造一种大家都能听明白的共同语言。直到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和国民议会才正式决议把北京话定为国语。

自元、明、清至今，除去短暂的时间，北京一直是我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最近的七百多年历史，将北京话造就成了全国的“官话”。也就是一种大家都容易听得懂，听得清楚的话语。

语言是人们相互交往中使用得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工具。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不论你是哪个民族，生长在哪个省、哪个县，即使在封建社会，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很多人要晋京赶考，经商，谋官，议事；京城也总会派钦差大臣，文官武将到各地巡抚，乃至“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去视察和理政。因此，除了各自保有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之外，中国人民共同创造了北京话。

为了达到大家都听得懂、听得明白的要求，北京话必须博采众家之长，又克服各种方言之短，不断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音、声、腔、调。譬如，北京话既保留着北方话的平实通达，又汲取了吴侬软语的清脆优雅。咬字真切，像东北话的齿音，“十四”不分，上海话的“一二”不分，广东话的“王黄”不分，湖北话的“刘牛”不分，湖南话的“发花”不分，天津话的“勇容”不分等，都必须加以克服，非常注重字音清晰和四声的分辨。同时，在平仄和古韵上，又学习荆楚之南音，像“溪西鸡奇啼，屋北鹭独宿”，如果用北方话来读，那就连格律诗的韵脚都念错了。

北京话的最后形成，与满族入主中原有极大的关系。这不仅因为发生了第三次大规模人员、语言的交流和融合，更因为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统治全国近三百年之久。我是满族。具体点说，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比较落后，进关之前还处于半游牧状态。初进关时只有60万人，怎么能统治文化高的华夏中州呢？原因虽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坚决地学习汉文化。包括语言、文字。

然而，语言是互相渗透融合的。进关的满族旗人虽少，却主要聚居在北京，相对来说并不少，又处于统治地位，当他们学习汉族语言文字的时候，并非简单地“放弃”满语，而是互相“同化”，不仅仅是哈尔滨、齐齐哈尔、萨琪玛、格格这些满语的地名、称谓直接进入汉语，更重要的是语音、腔调、词汇的融合，共同创造了大家都听得懂、听得明白的优美的北京话。

为什么说优美呢？因为语言是大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语言里面又包涵着文化的精华。因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话也就得天独厚，更容易汲取极丰富的文化营养和多种方言的精萃。人们常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我们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老舍、侯宝林的作品中，完全可以感受到北京语言的魅力。他们是公认的语言大师，运用北京语言，达到了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炉火纯青的境界，收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优美的北京语言，也就没有作为文艺家的曹雪芹、老舍、侯宝林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京味”作品如果不用北京语言，味道也就不对了。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个限度，在文学和影视作品里，方言俚语绝不是用得越多越好。尤其忌讳使用古怪生僻的方言。人家听不懂，你的味儿再浓也白搭。《大撒把》这个片名许多南方观众就感到费解，缺少吸引力，还不是您自己吃亏。

北京人

北京人的成分和来历是很复杂的。首先这里有土著，那就是闻名遐迩的周口店“北京人”吧。后来这一带是燕国，与赵国和辽国交往较多。北京是沟通我国南北的通衢大邑，兵家必争之地。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事败之后，太子丹逃到辽宁本溪，秦兵穷追不舍，他被迫投河自尽，至今这条河还叫太子河，传说是很悲壮的。秦灭赵，将20万战俘统统杀掉，也很惨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样的燕赵悲歌，唱出了北京人民最崇尚的正义感。

蒙古族入主中原，许多蒙古人住进北京，建设元大都，据说“胡同”就是由蒙语演变而来的。元朝历史短，不足90年，大部分蒙古人又撤回草原去了。

明朝由南京迁都北京，是第四次南北人员、语言的大交流、大融合。特别是把中原和江南文化的精华“带”进了北京。为繁荣北京的工商业，从南京和江浙迁移来的能工巧匠就有两万户之多，像景泰蓝这样精美的手工艺也带进了北京，发展为北京的传统工艺品。以建筑为例，所谓“九城十八门”的北京城，最后建成于明朝永乐年间，其建筑工艺和质量远远超过元朝（现存元大都的北城墙是土城），而在城市规划、布局、皇宫设计、审美观念和建筑风格的各个方面，都是与中原（汉）文化一脉相承的。天安门和故宫三大殿，就是苏州建筑行业香山帮大师蒯祥主持设计、施工的。

满族入主中原、定都北京的时间长，对北京的影响又“近”又大，举一例便可明了：只有到了清朝，（各个朝代断断续续修筑近两千年的）万里长城才失去了御敌的意义—一由边墙变成了内墙和历史文物。周总理在谈论满族的时候曾经说过（大意〕：幸好我们继承的是清的版图，如果是明的，又当如何？

有趣的是，满族在全心全意学习汉文化的同时，将自身的许多特点也溶化进去了。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时候，尽管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逐鞑掳”的口号（这口号在那特定时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我们无须苛求于前人），北京的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满族旗人并没有逃回老家去，而是纷纷改成汉姓，使用汉文汉语，就地冒充汉族。

满族是个勇敢好学、十分开放的民族。在我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是立过大功的一员。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经济、文化、军功、版图和民族团结，都远远超过包括“盛唐”在内的所有封建王朝。然而，大清帝国的后期却倍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衰败得那么惨。也许因为清朝的后半叶政治太腐败，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病在此时期暴露得最充分，国难、国耻接二连三，辛亥革命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许多学者在谈论历史时才只讲“盛唐”而不提“康乾”。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事求是的思想占了上风，人们才深入研究清史，反映“康乾盛世”的文艺作品，包括前面提到的许多京味电视剧也接二连三地创作和播出了，而又颇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我说这些往事，还是为了挖掘和了解北京人特有的心理素质。换言之，无论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对我国的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和屈辱，还是“戊戌变法”失败所带来的痛惜心情，更有“五四”运动引发的民族觉醒和希望，这些左右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足以震动全国，那么，在“亲身”经历这些事件的北京人的心坎儿上怎能不留下更深刻的烙印呢。

今天的北京人当中究竟有多少满族或“旗人”的后裔？谁也说不清楚。有个汉满通婚的问题，更有历史原因。最近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满族人口在短短的十几年当中就翻了一番，近一千万了，仅次于汉族和壮族，排老三。是满族人不搞计划生育吗？当然不是。只因为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深入人心罢了。侯宝林直到1980年才承认是满族，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呢？答曰：“从前怕你们欺负我。”这话很幽默，却是登在报上的，假不了。作家朱春雨8年前才改成满族，他的孩子也得跟着改吧。我弟弟已改成满族了，我也想改，派出所的“片警”说：“谁都知道您是满族作家，就甭改啦。刚发了居民身份证，改起来多麻烦。”此话不足为训。不过，尚未“改正”的满族市民大概还很多。

谈到“京味”就不能不琢磨北京人独特的幽默感。老舍的幽默，令人笑中落泪。侯宝林的幽默区别于滑稽逗乐，使他的相声成为真正的艺术。怎样理解王朔的调侃呢？依我看，这跟满族人的幽默感分不开，是历史形成的—一我们这个满族呀，大大的辉煌过，也大大的衰败过—一这股味儿常常令人哭笑不得。

北京人的文化水平比较高。这个文化不仅仅是课堂里的“数理化”，而是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礼节礼貌、风俗习惯在内的大文化。明清两朝，全国各地晋京赶考的读书人不下百万，进士及第、金榜题名的近5万人，除了放到外地做官，相当一部分留在了北京，成为新北京人，不断充实着京都的士大夫阶层。新中国成立后，有更多的大学生到北京读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的也不少；政府部门从全国各地抽调干部，企事业单位选拔人才，调进北京的大多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精英，他们也成为新北京人，不断充实着北京的知识阶层。850年的京都和首都地位，使北京得天独厚，成为文人荟萃之都。也说明了京味或京华文化实在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前面提到的京味文学作家中，除两三位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之外，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汪曾祺是江苏人，林斤澜是浙江人，邓友梅是山东人，刘心武是四川人，陈建功是广西人，林海音是台湾人。可见这京味小说也是由全国各地的作家共同创作的呀。

北京人“眼高手低”。对此事也要一分为二，“眼高”并非缺点，他们见多识广，爱挑剔，不挑剔就无从发现不足嘛，“手低”是可以经过锻炼加以提高的。可怕的是“眼低”，眼光低了，手是高不起来的。北京有一大批“眼高手低”的鉴赏家，评论家，美食家，球迷和戏迷，徽剧和山东烤鸭就是在他们的百般挑剔之下不断提高，发展成京剧和北京烤鸭的嘛。现在也是如此，一部小说，一出参加汇演的戏剧，只要北京、上海叫好，那就是全国水平的佳作了。

北京人特宽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论什么人，只要有一技之长，或在某一领域小有名气者，皆可称爷。年纪轻轻的贾宝玉是宝二爷，历尽沧桑的老妓女赛金花是赛二爷，有钱的是款爷，二道贩子是倒爷，和尚道士是陀爷，蹬平板三轮车的是板爷，要嘴皮子的是侃爷，赤膊上街的是膀爷，连背插小旗儿的泥塑玩具还是免爷呢。

北京人特懒。又死要面子，八百年来吃惯了“皇粮”，不肯伺候人。所以呀，经商理财靠“老西儿”，开饭馆的靠“山东儿”，三合县的“老妈子”（现在是安徽小褓姆），弹棉花的是浙江人，当领导的是湖南人、四川人，搞科技的、管电影的是上海人……难怪乎有个“山东儿”邓友梅，吃了我们北京几十年大白菜，还要写什么《那五》挖苦北京人。另一个“老广”中杰英，同样吃了咱北京几十年大白菜，也写了一出话剧《北京大爷》挖苦北京人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老舍的公子舒乙说，看了这出戏，真让北京人脸红。

北京人特神。高级干部讨论烤羊肉串冒烟的问题，坐在马路牙子旁边打扑克的老大爷正在争论布什能不能连任总统。当年悼念周总理的“四五”期间，几百万市民就没有一起儿小学生打架或泼妇骂街的，连小偷都不作案了。唉，真是说不完的北京城，说不尽的北京人啊。

京味的嬗变

北京人、北京话、北京的环境、风俗习惯和北京人的心理素质，都在不断地变化当中。

解放后的54年，北京人口猛增。城区的5百多万市民当中，“老北京”只占1/5，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56个民族都有，说话南腔北调，实在难听。但是北京话并未消失，孩子们把它继承下来了—一不论其父母来自何方，孩子都是“小京油子”，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因为“老北京”比任何一个省市的“外来户”都多。中小学是传播北京话的重要基地。您要听纯粹的北京话，就到中学的女孩子当中去吧，她们说得好听极了。

然而北京话还是在变，向普通话靠近，是受广播、电视的影响。社交活动日益广泛，新词汇、新字眼不断增多。譬如湖南方言的“搞”字既难听又俗气，“搞关系”、“搞对象”、“搞阴谋诡计”，也没遮拦地进人了“官话”之中。“卡拉OK”是日本英语，也能闯入。“的士”是广东英语，北京人把它改造成“打的”和“的哥”、“的姐”。更难听的是故意学“鸟语”—一广东味的大舌头和港台明星的嗲声嗲气。但这又不足为奇，语言也像大浪淘沙，会在不断筛选的过程中丰富、发展和美化。

所谓京味的嬗变，我看有两个方面。一是“外来户”引起的。譬如“四大徽班”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然后就留下了—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北京是文人荟萃之地，观众欣赏水平较高，又爱挑剔，一个地方剧种要在北京站住脚，除了它本身的优点之外，还必须博采众家之长，求得丰富和提高。北京为徽剧提供了这些条件。二百年间，经过几代艺人的努力，徽剧汲取了昆曲、皮黄、汉剧、弋阳腔等曲调和长处，移植了姊妹剧种的许多剧目，不断丰富提高自身，才发展为京剧、国剧。而京剧又回过头来丰富了北京的文化，增强了京味。

全聚德的主人来自山东，而烤鸭的艺术却是在北京发展完善起来的。此中既有全聚德自身的长处和努力，又有京都的繁华和同业的竞争，还有众多美食家的鉴赏，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挑剔，百年挑剔。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共同创造了北京烤鸭这宗饮食文化。北京人艺的话剧《天下第一楼》和京味电影《老店》对此做了生动的描绘。有趣的是，我到山东济南出差，当地朋友请我吃烤鸭，而那饭店的金字招牌上写的却是“北京烤鸭”。

涮羊肉的吃法来自满蒙。瞧瞧北京涮羊肉馆的店名吧：东来顺，西来顺，北来顺，都来顺，又一顺……顺什么？顺乎京都饮食文化的高要求和市场竞争。一句话，“长安居，大不易”。要在北京站住脚，必须参与竞争，烹饪技艺精益求精，不断提高。如今北京的涮羊肉已经成为很讲究的名牌饮食了。

同样的道理，川菜进京，说是“正宗川菜”，那麻辣味道却是大大缓和了，否则北京人不敢吃。北京自己没有名菜、名酒、名茶，都是全国各地来的。来了之后就要竞争，就要提高，就要顺应北京人的要求。一旦站住了脚，它又丰富了北京的大文化，改变着京味的木色。

清朝的百位金科状元里，仅苏州一地就出了16位，多数留在北京做过官。赛金花的丈夫洪文卿中了状元之后，既当过铁差大臣出任欧洲4国公使，又当过工部侍郎监修天坛祈年殿。这些苏州才子肯定会把江南文化的精髓带进北京城的，也肯定会改变和丰富京味吧。

另一方面是现代化引起的。今日北京再不是老舍笔下的“十里城”了。解放前连“洋丁”和铅丝都不能制造的纯消费城市变为高科技的重要基地。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铁路、航空、体育、军事指挥和旅游中心，中国的“硅谷”在北京，集中一百多个大使馆的使馆区被称为“小联合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给北京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但这些变化并不能破坏京味文化，而是大大十富了北京人民的生活，促使我们创作出新的京味作品来。

傅光明：北京作为几代，特别是元明清三代的帝都和共和国的首都，见证了太多太多发生在北京的历史的人和事，积淀下浑厚凝重的文学底蕴，使它成为人文荟萃之地，人文荟萃之都。正是这分厚重的文化底蕴，才使大年先生对京味儿和京味儿文化情有独钟。赵先生说，他感觉北京是最大气、最大派的城市，为能对得起这个称谓，我们也得努力做最大气、大派的文明的北京人，丰富和净化京味儿文化。感谢赵先生带给我们这么好听的“京味儿”演讲。

每一个小的事件底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是说不出而已

老舍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老舍聚集其北京生活经验与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事项，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画卷。例如《骆驼祥子》P14. 33. 89. 93. 104. 151. 159. 172. 177. 185. 249. 257都对北京有情寓乎景的描写，写胡同、小羊圈、大杂院、北京的酷热冽寒，特别是天桥的喧嚣与杂乱，透露著亲切，是最下等人、贫民，却也是人才聚集的地方。

老舍说：「北平人，正像别处的中国人，只会吵闹，而不懂什麼叫严肃」，「北平人，不论看著一个绿脸的大王打跑一个白脸的大王，还是八国联军把皇帝赶出去，都只会咪嘻咪嘻的假笑，而不会落真的眼泪」。老舍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