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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荷马笔下的英雄无不带着古希腊单纯热烈的气息，无论是为瞬息而生的阿基琉斯，还是顾全大局、抛妻别子的赫克托耳，他们的生命早已注定一死，他们的命运在荷马笔下像花朵一样绽放，单纯却又丰富，热烈而又安详。荷尔德林曾言，阿基琉斯是理想的英雄，属于自然，赫克托耳是出自义务和纯净良知的英雄，属于道德，他们最后的对峙构成《伊利亚特》最美、最富悲剧意味的对照。（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无论多么显赫的英雄，他们都是“有死的”凡人，而非“不死的”神明。《伊利亚特》里特洛伊少年英雄格劳科斯唱到：“正如树叶的枯荣，人类的世代也如此。/秋风将树叶吹落到地上，春天来临，/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人类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1994年版）希腊人认识到人最终的悲剧命运就是死亡和毁灭，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要做“世上最勇敢最杰出的人。”

希腊人诠释的悲剧性命运，崇尚自由意志的现代人很难理解：英雄的生命如此宝贵，却又如此轻易地被掷到诸神的旨意之下。希腊人在思想和感情上都面对着一种给定的存在，而非一种可选择的存在。阿基琉斯选择战死沙场而非颐享天年，奥德修斯选择归返家园而非与神女卡吕普索同住，凡此种种，绝非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选择，而是实现自己的给定命运。

希腊的天命观和神明相关。主宰命运的是命运女神，如果其他神明的意志与给定的命运相左，连他们也不得不服从命运的安排。宙斯不想让他的儿子萨尔佩冬死于特洛伊战场，但命运如此，宙斯也无力改变。于是乎，顺服于命运的神明们，他们本身也成了命运的体现。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伊利亚特》一开头就说，尸横遍野的特洛伊战争“实现了宙斯的意愿”。

神灵的意志远远大于人的意志。但史诗中英雄的命运并不因此而失色，荷马天才地描绘了凡人被神明给定的存在。于是我们看到，当脆弱的肉体生命和绝对的神灵意志碰撞在一起，擦撞出的火光照亮的竟然是终有一死的英雄，而非不死的神明。希腊英雄让人扼腕叹息之余更多的是心生钦佩，荷马丝毫不想让人们为英雄悲伤，即便他们无一例外死于其他英雄之手，这里丝毫没有我们现代人熟悉的那些阴郁和伤感。

和希腊人的自然健康相比，现代人的病态才显得扎眼。别的不说，只想想诗人拜伦笔下出现的著名的“拜伦式英雄”就足矣。“拜伦式英雄”是现代个人英雄的典范，他的抗争充斥着孤独、绝望、厌世、离群索居，现代英雄的无可奈何让人倍感沉重。英雄形象或观念的转换对应的实质上是古今世界的差异。现代人面对的世界日趋复杂，不复纯粹，他们已变得苍老、离异、世故。

歌德论及莎士比亚戏剧的古代因素和现代因素时，曾作这样的区分：“古代诗篇中占着统治地位的是天命与完成之间的不协调，近代诗篇中则是愿望与完成之间的不协调。”（歌德，“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希腊古人重天命，即便凸现个人价值和荣誉，英雄也无力违抗神秘的命运。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古人的这一整套思想体系早已被颠覆得七零八落，各方神圣纷纷被拉下马来，人之个体成为宇宙的核心，实现个体的愿望旋即成为人的意志和思想的主流。否则如何解释自近代文学始，充溢着个人倾诉的作品纷纷然出笼——古人的天地大宇宙渐渐内缩为个体小宇宙。希腊英雄世界孕育的是“命运”与完成（或曰抗争）之间挫折而成的悲壮，在现代世界这永恒的命运让位给了无常的“机会”，所以，今人的内心世界滋生的或是无奈，或是自大自欺的“把握一切机会”的标语（机会本是无常的偶然，又如何奢谈把握呢）。

不论古今，生命的偶然、命运的悲剧一如既往。当略显沧桑的现代人回望过去，看到蔚蓝的爱琴海上那些擅行船和投枪的戴胫甲的希腊人，巍峨的特洛伊城中善养马射箭、身手矫健的特洛伊人，古代和现代世界的差异是否历历在目？

“拥有荷马是希腊人的幸运，而像他们那样使用荷马则是他们的智慧。”（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作为一种现代人思路的象征，好莱坞构筑的影像世界显示着今人使用荷马的愚拙。令人悲哀的是，我们离荷马和古希腊人的世界已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