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狗请主人惩罚:一道初二的历史题!!~

①春秋时期在少数民族袭扰中原和中原霸主的“攘夷”斗争中，密切了华夏族与其他各族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各族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
②西汉时期张骞几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使汉朝和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
③西汉政府对南方的经营加强了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
④自东汉三国以来，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断地向内地迁徒，同时，由于战乱、灾害等各种因素，北方人民也纷纷迁徒到江南各地。
⑤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大大加快了北方民族融合的步伐。
⑥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⑦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加速了与少数民族的频繁交流，使得唐代的社会生活出现了胡汉交融的特点。
⑧宋元时期的中国，处于多个民族政权并立的状态，农耕与游牧文化，在相互征战与和议中碰撞、融合。
⑨汉唐朝时的和亲政策及汉朝互市的开通都有利于民族大融合及经济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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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今天的50几个民族，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形成的，不仅有互相间的学习、吸收，也有相互间的融合。以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来说，在其形成之初就融合了一些“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少数民族，在汉族形成之后，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逐步汉化而加入其中。而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交往、融合的过程中，三晋地区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场所，起着民族融合的熔炉作用。

早在西周初年，三晋地区就居住着许多戎、狄部落，被分封到古唐国之地的唐——晋国，“景霍以为城，而纷、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而唐——晋国的开国君主唐叔虞也就根据这里戎狄部落较多和夏王朝一度定都于此（除了夏禹都于晋南的记载外，今本《竹书纪年》还有“帝启……即位于夏邑”（今山西夏县）的记载）的情况，相应地采取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的治国方针，即兼用夏王朝治理华夏地区的制度和本地戎族的法度来治理晋国，这样，不仅使晋国得到发展，较好地发挥了拱卫周王室的“藩屏”作用，而且为后世三晋地区民族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晋国初期采取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到了春秋时期，发展为晋国的“和戎”政策。明确提出“和戎”的是晋悼公时的卿士魏绛，他指出“和戎”有三点好处：且夫戎、狄荐处，贵货而易土，子之货而获其主，其利一也；边鄙耕农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晋，四邻莫不震动，其利三也（《国语·晋语》。又，《左传》襄公四年记载与此略异，谓和戎有五利，除上述三条外，还有“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和“用德度，远至近安”两条）。其实，早在这之前，晋国与戎狄的关系就是以和睦相处为主的，其共处的形式主要有通婚、会盟、任用、服属职贡等等。

晋国与周边或杂居的戎、狄之间的通婚长久而且频繁，如晋献公后室中有四个戎族之女，娶于大戎的狐姬生重耳，娶于小戎的小戎子生夷吾，后来伐骊戎时，又从骊戎娶二女，骊姬生奚齐，其妹生卓子。献公因宠爱骊姬，故把夫人姜氏（其时已死）所生的太子申生废掉，而立奚齐为太子。重耳因骊姬之谗而出奔子狄，狄人赐给他们啬咎如部族的二女叔隗和季隗，重耳娶季隗为妻，随从重耳逃亡的大臣赵衰娶叔隗为妻。晋景公之姊则嫁给潞子婴儿为夫人。晋与戎狄的联姻，除了政治上的联盟、结好的关系外，一些出于戎狄的上层人才，也被晋国任用，如重耳的舅父狐偃，出于白狄，跟随重耳逃亡在外19年，重耳复国后，被任用为重要的大臣，他对晋文公重耳复国和称霸，匡助甚多。赵衰与叔隗所生之手赵盾，是晋襄公时的重臣。

晋国还用招徕、安抚的办法吸引戎狄充实于国内，使之为我所用。姜戎就是被晋国招徕的一个部族，姜戎氏曾讲到这一段历史：晋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益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就……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左传》襄公十四年）

当时姜戎受到秦国的侵伐驱逐，晋惠公就将他们安置在晋国荒僻的地区，供他们垦地居住，姜戎遂成为服属于晋国的一支重要部族，不仅服事供役于官府，还跟随晋国出征作战。晋悼公十四年（公元前 559年），晋国与姜戎曾发生矛盾，当姜戎氏讲出这一段历史，陈述了姜戎在晋国的功绩，晋卿范宣子造表示道歉，并通过会盟，巩固了双方的和睦关系。

春秋时，晋国与周边或杂居的戎狄之间也有不少次相互征伐的战争，见于《左传》记载的就有30多处，如晋献公伐骊戎，征东山的赤狄，晋献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652年）春，里克率师“败敌于采桑”，“夏，狄伐晋，报采桑之役也”（《左传》僖公八年）。但是这种战争主要的并非因民族歧视、仇视而起，而是春秋时期相互争伐兼并的一部分，我们看晋献公时还曾灭掉了霍、魏、耿、虢、虞等同性诸侯国，就可明了这一点。所谓“尊王攘夷”，主要是被用作图强争霸的口号，所攘的主要对象，是与中原诸侯国已没有什么大区别的楚国，齐、晋与之相抗，实际是为了争夺中原霸权，处于中间的小国，惟强是服，是并不以华夷之别而决定向背的。至于“南夷与北狄交（谓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齐）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占楚，以此为王者之事也”（《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都是后人的说法。

晋国的和戎政策，为晋国的经济开发、国势强盛带来很大好处。晋悼公恢复霸业，九合诸侯，就有“和戎”的一份功绩。“和戎”还对民族融合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共同的生活中，落后学习先进，文化面貌渐趋一致，一些与晋国杂居的和晋国周边的戎狄，逐渐融合于华夏文化，如姜戎氏到了战国时期就完全华夏化了，故史籍中不复有他们的活动记录了。

战国时期三晋地区的民族融合是以赵国为主体进行的，最重要的事件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政策。在韩、魏、赵三国中，赵国位于北部，与北方的游牧民族楼烦、林胡、东胡有更多的来往和相互了解，赵武灵王认识到他们的骑射技术在丘陵和山地作战的长处，出于边防和兼并战争的需要，决定在国内组成一支精于骑射的军队，为此还要袭用胡人便于骑射的服装（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山西名人之赵武灵王）。因为“博衣大带”是华夏族人的正式衣着，“被发左衽”是夷狄的习俗，在上层贵族来看，变胡服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战国策·赵策》），因此坚持反对。后经赵武灵王作了顽强的说服工作，并以法令强制推行，才得以在全国实行。组织、训练骑兵队伍，采取了“招骑射”和“习骑射”两条途径，如公元前 306年，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公元前 298年，赵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今河北蔚县），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史记·赵世家》），即招致精于骑射的胡人、楼烦人加入赵国的骑兵队伍；为了训练骑兵，赵武灵王还“破原阳以为骑邑”（《战国策·赵策》），建立了专门的训练基地。经过这一番改革，赵国战斗力增强，灭掉了中山国，并占据了林胡、楼烦所在的地区，而将他们赶到北边。赵国的发展扩大，是善于向异族学习的直接成效，但是被用于对北方少数民族（中山国为狄人所建）作战，则是民族交往中消极的一面。胡服骑射还打破了华夏族盲目的自尊观念，开创了向少数民族学习的范例（民间的、生活中的相互学习是一直存在的，作为国家的决策则以此为先），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是意义深远的。而且，“胡服骑射以后，骑马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游牧民族和华夏民族的交融，从此得到大幅度的正式的开展，对于发展壮大中华文明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对于华夏中原文化——黄河文明的更新及其强大的生命力，也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唐嘉弘：《论赵文化及其历史地位》，《河北学刊》1988年一期）。

战国时期秦、赵、燕长城的修建，秦王朝在三国长城基础修建的万里长城，对于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抄掠，保卫边境的安全和境内人民的生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长城又有阻碍甚至隔绝塞内外人民联系的消极作用，因此，后世塞内外的交往（和平的、战争的），带有更多的政治性质。秦朝以后，塞内是比较先进的国家，塞外的游牧民族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但一般也都建立了军事政治组织或国家政权，双方既有经济上贸易有无的相互需要，也有长期形成的民间交往关系的基础，国家、民族间的交往，自然不可能断绝，不过交往的方式，则受到双方力量对比的影响。当中央政权强大时，或拒关扼守，或出兵征讨；当双方力量大致均衡时，则以和亲、互市为主要交往方式；而当中央王朝衰败或分裂割据时，塞外少数民族便不断跃过长城入侵（气候转入寒冷时期，更增强了入侵的势头），甚至将其统治伸展到内地；当塞外民族发生内乱时，有的部落便要求归附或内迁。这些交往形式常常交替出现，民族融合的进程也呈波浪式发展。

秦朝以后，中原地区以统一的局面为主，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往往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所控制，双方的交往，在华北广大地区展开，其中与三晋地区有直接关系的，主要有以下几次：

东汉初年，“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匈奴要求与汉和亲，后其内部发生争夺单于位的斗争，右奥健日逐王比率所领南匈奴八部四五万人归汉，被安置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等郡，其中后四郡都在山西北部。南匈奴归附汉朝后，助汉守边，几次与汉军联合击败北匈奴，使北部边境比较安定、和平，出现“边城晏闭，牛羊布野”的景象。

南匈奴迁入塞内后，与汉民族关系更加密切，东汉对南匈奴大力援助，几十年后，匈奴人口发展到23万多。东汉时对南匈奴的管理比较松弛，南匈奴内部仍深留着原有的社会结构和聚族而居的状态。东汉末，曹操将南匈奴分为五部，以削弱其势，并把他们进一步迁入内地，分别居于兹氏（今山西汾阳）、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蒲子（今山西蒲县）、新兴（今山西忻县）、大陵（今山西文水）。这一措施改变了匈奴原有的部落结构，从而加速了匈奴内部关系的改变和汉族与匈奴族关系的改变，南匈奴的上层，由原来的部落军事贵族首领，变为依靠朝廷俸禄生活的官僚贵族，下层民众在与汉民族杂居的过程中，也逐渐汉化，民族的融合更加深入。

西晋末年，原为居住于新兴（今山西忻州）的匈奴北部帅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建立汉国，推翻了西晋的统治，是十六国时期五胡中第一个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十六国末年，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统一了北方，历史推进到南北朝对峙状态，为后来隋唐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五代时，以太原为根据地的沙陀人李克用、石敬瑭、刘知远先后击败开封、洛阳的王朝，建立起后唐、后晋、后汉，这三个王朝，都是仿照中原的传统模式建立起来的，并且尽量吸收各民族尤其是汉族地主阶级的贵族、官僚、军阀及士人参政，军队也是由沙陀、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组成的，客观上起到了联系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纽带作用。此外，此时不拘族属的互为婚姻和收养义子的风气，也扩大、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

许多次塞外游牧民族的入侵以及中央王朝对入侵游牧民族的战争，都曾涉及到三晋地区，游牧民族在入侵时常常掳掠人口，许多人被掠到塞外，中央王朝派军征伐，也将俘虏带回中原地区，而失败投降或流散于塞外的汉族士兵也不少，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融。

“促进各族走向与汉族融合的是各族政权的建立。在广大汉族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所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地主阶级进行封建统治的政权，任何逆转历史车轮的统治都不可能长期存在。”（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各族建立向封建化发展的政权的过程中，本族的贵族和上层分子转变为封建官僚或官僚地主；本族的民众在往来征战中离开了原来的聚居地，原有的社会结构也遭到破坏；政权的建立又加剧了阶级的分化，按阶级关系的结合逐步代替了民族的组合，这些都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我们看许多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之后反而很少见到他们在历史上活动的记载，就说明他们已经基本上汉化了。在改革本民族的旧有传统，建立适应中原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政权中，北魏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北魏建立之初，拓跋（王圭）就仿照中原王朝的形式，建立了北魏朝廷，他还下令“离散请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魏书·贺讷传》），摧毁了旧的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氏族制度；太武帝拓跋焘时又进行了更深入的改革，加颁布“均田令”，改革租调力役制，实行百官俸禄制，改定礼仪、官制、律令；并提倡汉服、汉话，迁洛阳后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魏书·高祖纪》）”。由于北魏的改革比较彻底，才能结束十六国混乱局面，统一了北部中国。北魏统治者较早注意到对本民族旧有传统进行改革，其时民族间的矛盾比较缓和。后来的元朝统治者，把人分四等，民族歧视、压迫比较严重，他们是凭借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来维持统治的。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受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影响，中期以后也进行了一些顺应中原文化的改革。

三晋地处华北，历代与北方强族为邻，因而在我国汉民族与北方民族的融合中，起着熔炉的作用。由于双方的交往，常常以侵掠和战争的方式进行，三晋人民曾经饱尝苦难，三晋的文化文明也曾受到摧残；另一方面，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文明的提高，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是卓有功绩的，通过交往，华夏文明远播北方，使远民思归，成为清朝北方疆域扩大的基础。另外，三晋人民也从民族交往中学到不少好的东西，如骑射技术就是经三晋而传到全国的，北方少数民族慷慨高歌的传统，也对山西地方戏曲的特色给予巨大的影响，他们中的著名诗人，如元好问、萨都拉，也为中国文学的宝库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