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加重和从重处罚:秦汉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体制的利弊

秦汉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体制的利弊

　　从秦代开始，中央严格控制属郡，并建立起一套从郡到乡里什伍层层控制而又十分严密的地方统治网，由皇帝提控纲，递次铺向全国各个角落，这是符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根本原则的。

　　汉代在承袭秦制的基础上，裂土封爵，欲以同姓诸侯王镇抚天下，诸侯王国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形成郡国两制。建立诸侯王国，本意是拱卫中央，加强中央集权，然而实际上却适得其反，诸侯王依恃政治、经济、军事势力与中央对抗，形成对中央的严重威胁。经过几十年的“削藩”努力，诸侯王的实际权力被剥夺了，虽有王国之名，但却仅有衣食租税的权力，王国和郡县实际上一样直接受中央领导，两制变为郡国一制，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精神被东汉魏晋南北朝所继承，既使是西晋大分封，也不给诸玉以治地的行政权。

　　中央对地方实行严格控制，主要表现在任免、监督和考核上。秦代自县长吏起，一律由中央任命，这一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秦代在地方官设置上主要是使其构成相互制约和监督之势，从中央至县乡构成三个行政系统（丞相、郡守、县令、乡有秩为一个系统，御史大夫、郡监、县丞、乡三老为一个系统，太尉、郡尉、县尉、乡游激和亭长为一个系统），从上到下按纵的系统监督考核，又在横的方面建立相互制约的关系。汉代基本上继承了这个方针，并且经常遣吏到地方巡回视察，所遣之吏主要是丞相史和御史，仍是按两个系统分别巡察，借以从不同方面获得不同讯息，并便于比较审核。设立13部（州）刺史以后，这个基本方针改变了，三个系统逐渐归一。至东汉时，为削夺地方势力，取消了郡都尉和郡国军队，以加强层层控制的方法来集中管理，并逐渐形成三级地方行政体制。其本意在于加强集中管理，但却形成政令归一的状况，使主要长官的权力扩大。因此，遇到社会动乱，这些地方主要长官便凭借其独自控制的军、民、财、政诸权，而成为专兵擅权的割据者。魏晋南北朝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时期，军事成为地方事务中的重要内容，地方官身兼军、政两职是乱世的常见现象。地方政权令出一门，政行两端，出现了“双轨制”，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因此中央多次采取析州分郡的方法以缩小地方势力，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权威，在当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从秦开始，地方长官就有自辟僚属权，虽然中央限制郡只有辟署百石以下，县只有辟署斗食以下掾史吏员的权力，但地方设官除几位主要长官的官秩在百石以上外，其余诸曹掾史本都在百石以下，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地方长官可以用自己的亲信组成官府体系，当地方割据形成时，由这些亲信组成的官府体系便很快变成割据政权的职能机构。

　　这个时期的县级行政组织是相对稳定的，主要由于县控制地域较小，辖户也较少，本身难以形成独立之势。在县以下，国家通过地缘关系结合血缘关系组成乡里组织。地缘和血缘在先秦区别不大，只是在生产发展、人口迁徙、同一村落居住的人不一定同属一个宗族的情况下，地缘组织才相对独立起未。秦汉的乡里组织是在地缘和血缘结合的情况下建立的，一是依靠自然形成的长老权威来推行教化，二是通过行政权威来进行统治，刑德兼备，加上当时人们是依靠土地谋生，很少迁徙，所以乡里组织比较稳定。但此时的血缘关系并没有完全被地缘关系代替，乡里中的宗族豪右势力相当强大。如汉代“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悟，咸曰：宁负二千石（郡守），无负豪大家”。乡里组织往往为乡间豪族所控制，成为维护其地方特权的工具。这些豪右兼并土地，建立庄园，收养私从、佃客，当社会动乱时，他们还建立坞堡，荫庇人口，私建武装，这必然严重冲击乡里制度，从而与国家利益发生直接冲突。所以，国家在能力所及的时候，便强制恢复推行乡里制度。

秦汉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体制的利弊

从秦代开始，中央严格控制属郡，并建立起一套从郡到乡里什伍层层控制而又十分严密的地方统治网，由皇帝提控纲，递次铺向全国各个角落，这是符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根本原则的。

汉代在承袭秦制的基础上，裂土封爵，欲以同姓诸侯王镇抚天下，诸侯王国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形成郡国两制。建立诸侯王国，本意是拱卫中央，加强中央集权，然而实际上却适得其反，诸侯王依恃政治、经济、军事势力与中央对抗，形成对中央的严重威胁。经过几十年的“削藩”努力，诸侯王的实际权力被剥夺了，虽有王国之名，但却仅有衣食租税的权力，王国和郡县实际上一样直接受中央领导，两制变为郡国一制，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精神被东汉魏晋南北朝所继承，既使是西晋大分封，也不给诸玉以治地的行政权。

中央对地方实行严格控制，主要表现在任免、监督和考核上。秦代自县长吏起，一律由中央任命，这一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秦代在地方官设置上主要是使其构成相互制约和监督之势，从中央至县乡构成三个行政系统（丞相、郡守、县令、乡有秩为一个系统，御史大夫、郡监、县丞、乡三老为一个系统，太尉、郡尉、县尉、乡游激和亭长为一个系统），从上到下按纵的系统监督考核，又在横的方面建立相互制约的关系。汉代基本上继承了这个方针，并且经常遣吏到地方巡回视察，所遣之吏主要是丞相史和御史，仍是按两个系统分别巡察，借以从不同方面获得不同讯息，并便于比较审核。设立13部（州）刺史以后，这个基本方针改变了，三个系统逐渐归一。至东汉时，为削夺地方势力，取消了郡都尉和郡国军队，以加强层层控制的方法来集中管理，并逐渐形成三级地方行政体制。其本意在于加强集中管理，但却形成政令归一的状况，使主要长官的权力扩大。因此，遇到社会动乱，这些地方主要长官便凭借其独自控制的军、民、财、政诸权，而成为专兵擅权的割据者。魏晋南北朝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时期，军事成为地方事务中的重要内容，地方官身兼军、政两职是乱世的常见现象。地方政权令出一门，政行两端，出现了“双轨制”，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因此中央多次采取析州分郡的方法以缩小地方势力，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权威，在当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从秦开始，地方长官就有自辟僚属权，虽然中央限制郡只有辟署百石以下，县只有辟署斗食以下掾史吏员的权力，但地方设官除几位主要长官的官秩在百石以上外，其余诸曹掾史本都在百石以下，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地方长官可以用自己的亲信组成官府体系，当地方割据形成时，由这些亲信组成的官府体系便很快变成割据政权的职能机构。

这个时期的县级行政组织是相对稳定的，主要由于县控制地域较小，辖户也较少，本身难以形成独立之势。在县以下，国家通过地缘关系结合血缘关系组成乡里组织。地缘和血缘在先秦区别不大，只是在生产发展、人口迁徙、同一村落居住的人不一定同属一个宗族的情况下，地缘组织才相对独立起未。秦汉的乡里组织是在地缘和血缘结合的情况下建立的，一是依靠自然形成的长老权威来推行教化，二是通过行政权威来进行统治，刑德兼备，加上当时人们是依靠土地谋生，很少迁徙，所以乡里组织比较稳定。但此时的血缘关系并没有完全被地缘关系代替，乡里中的宗族豪右势力相当强大。如汉代“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悟，咸曰：宁负二千石（郡守），无负豪大家”。乡里组织往往为乡间豪族所控制，成为维护其地方特权的工具。这些豪右兼并土地，建立庄园，收养私从、佃客，当社会动乱时，他们还建立坞堡，荫庇人口，私建武装，这必然严重冲击乡里制度，从而与国家利益发生直接冲突。所以，国家在能力所及的时候，便强制恢复推行乡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