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旅游景点推荐:苏联大清洗是什么

大清洗是爆发的一场主要针对原苏共高级领导人的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一般认为其最终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 由于个人崇拜风气的盛行，斯大林的一些错误观点和作法对苏联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导致苏联开展的肃反运动出现了扩大化的情况，大批无辜的党、政、军优秀领导人和著名知识分子，以至普通干部和群众被加以各种罪名，遭到了“清洗”，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粗暴的破坏和践踏。肃反扩大化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它是斯大林体制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资源和各级干部资源。
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对此大做文章，从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对部分原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三次公审。被告人被控与西方国家阴谋刺杀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解体苏联以及设立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这些审判不是按照当时苏联法律进行的，使用的是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秘密警察以刑讯逼供和被告人家庭成员的手段，迫使被告人认罪。

在苏联“镇压”这个词被官方用来表示对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人民公敌的人的迫害。大清洗的目的之一是将反对分子清除出共产党，一般认为其最终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与此同时在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针对被认为是或者被指责为是出于落后或者秘密政治目的反对苏联国家以及共产党政策的人群的迫害运动。

官方将一系列清洗解释为消灭潜在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其背景是当时苏联预期的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公众目光主要集中在对共产党领导阶层本身、政府官员和苏联红军领导人的清洗。大多数这些人是党员。

但是这场运动也涉及到社会中的其他许多人：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和专业人员。一系列苏联秘密警察和国外情报机构（NKVD）的行动涉及到多个被指责为“第五纵队”的少数民族。

据赫鲁晓夫在他的1956年秘密报告《个性崇拜和其后果》以及许多后来的研究证明许多这些指责，包括在莫斯科公审中提供的证据，都是被迫供认的，或者是对俄罗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刑法第58条（反革命罪行）的过分扩展的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些审判不是按照当时苏联法律的规则进行的，当时的合法法庭在这些审判中全部被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代替。

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上十万被枪毙，上百万人被迫迁居。许多人被关押、拷打或者送入劳改营和古拉格。由于饥饿、疾病、恶劣的环境条件和沉重的劳工许多人死在劳改营中。大清洗是在根里克·雅戈达（Genrikh Yagoda）任秘密警察长官时开始的，但是其顶峰则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间，当时的秘密警察首脑是尼古拉·耶卓夫（Nikolai Yezhov），这段时间有时也被称为“耶卓夫时期”（Yezhovshchina）。但是整个大清洗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领导的，有些命令甚至直接由政治局发布的。

比如1937年政治局发布命令对被告人施加“身体压力”，这个命令在实践中被翻译为拷打和非法谋杀。大清洗结束时耶卓夫被解除职务、以间谍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和背叛罪被告、受审、被判和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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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一开始清洗这个名词在苏联政治用语中意为党内的清洗，比如1933年约40万人被开除党籍。但是从1936年直到1953年这个名词的意义变化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开除党籍几乎立刻意味着被捕、被关押，甚至被处决。

大清洗的背景是斯大林和政治局希望消灭任何反对政府的专制统治的源泉。他们希望保障党员会按照“民主专制”无疑地执行以斯大林为中心的中央的命令，他们不希望苏联共产党是一个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的多元的革命党派。实际上在1920年代里苏联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它的多元性。另一个官方的理由是在消灭任何战争时期可能会出现的“第五纵队”，但是不中立研究无法证明当时的确有这个危险。第五纵队的理论是莫洛托夫提出的。他本人是斯大林权力中心中的人物之一，而且亲手签署了多个枪决命令。此外共产党还想借此消灭“危害社会的分子”、富农、过去的反对党成员（比如社会革命党的党员）以及过去的沙皇军官。

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就始终使用一系列手段来镇压它认为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比如施行恐怖，或者施加社会监视，有时这些镇压比较不明显，有时则会达到一个顶峰，比如在红色恐怖期间，或者对反对集体化的富农进行的镇压等等。大清洗与这些镇压不同的地方在于共产党首次对其自己内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但是实际上总的来说共产党员和官员占被害者总数的小部分。党内清洗与对整个社会的清洗是同时进行的。总的来说整个大清洗过程可以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次莫斯科公审（1936年）
引入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来加速“革命正义”（1937年）
引入刑法第58条第14款（反革命破坏），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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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公审

从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对原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三次公审。被告人被控与西方列强阴谋刺杀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解体苏联以及设立资本主义社会。
第一次公审是1936年8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李诺维耶夫恐怖中心”的16名被告人的审判，其中格里格利·李诺维耶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是重要的前党领导。所有16人被判有罪和处死。
第二次公审是1937年1月，被告17人中包括卡尔·拉狄克等。13人被枪毙，其余被关入劳改营，这些人很快死于营中。
第三次公审是1938年3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和右派集团”，其中包括原共产国际主席尼古拉·布哈林、原总理阿列克塞·李克夫、克里斯蒂安·见赖可夫斯基和原秘密警察首领雅戈达本人。所有重要被告人被处死。
此外于1937年6月还在一个军事法庭上对一批苏联红军将军进行了一次秘密审判，被告人中包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

一些参加公审的西方观察员说公审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责被证实。他们的这个判断基于被告人在法庭上，在显然没有受到任何拷打或药物影响的状态下，所做的供认。

比如一位英国律师写道：“这些虚心的社会主义者又一次被怀疑和愤怒围困”，但是“在战场的烟雾滚过之后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今天我们知道被告人的认罪是在对他们施加勒比海极大的心理压力后才获得的。通过前秘密警察军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和其他人的叙述我们知道获得认罪的手段：反复殴打、拷打、让被告人连续数日站立、不准睡觉、威胁关押和杀害被告人的家庭成员。比如加米涅夫的青年儿子被捕并被控恐怖主义。使用这样的手段数月后被告人陷入绝望和精力耗竭。

李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认罪”的条件是政治局保证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不被杀。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政治局的保证，相反地他们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耶卓夫单独会晤。会上斯大林给予他们这个保证。但是事后斯大林不但没有绕被告人的命，而且大多数他们的亲人被关押和枪毙。布哈林也同意以家属不受害为“认罪”条件，这个条件部分被实现。他的妻子被关入劳改营，但是幸存。

1937年5月在美国托洛斯基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考察在莫斯科公审中针对托洛斯基的控告的委员会”，一般被称为杜威委员会，来考察公审中被“证实的事实”。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虽然这个委员会明显地要证明托洛斯基的无罪，但是它还是揭露了莫斯科公审中所“证实”的一些事件不可能是真的。

比如一位被告承认说他于1935年12月飞往奥斯陆从托洛斯基“获得进行恐怖活动的命令”。但是杜威委员会证明没有这次飞行。另一位被告承认说他于1934年12月参加了一场谋杀，但是此时他已经被关押了一年了。

杜威委员会在其422页厚的书《无罪》中发表了它的研究结果。它的结论是所有莫斯科公审中被判的人全部无罪。它总结说：“与外来迹象无关，委员会发现：
莫斯科公审在其施行中就是为了要使得使得任何无知人相信它确证了事实。
虽然一般认罪是最有力的证据，但是当事人承认了如此不可能的罪行，以至于委员会确信不论这些认罪是如何获得的，它们不是事实。”
托洛斯基从未指导任何在莫斯科公审中被告的人与外国势力一起反对苏联，以及托洛斯基从未要求、计划或试图在苏联设立资本主义。

委员会总结说：“我们因此认为莫斯科公审是在做戏。”

当时一些相信莫斯科公审是公正的人引用莫洛托夫的说法来解释为什么有些认罪包含不可能的事实。比如这些打算挖苏联及其政府的墙脚的人承认可怀疑的事件来让人怀疑他们的审判的正确性。但是莫洛托夫本人就是政治局成员，他自己签署了死刑证，因此他的解释本身就很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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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内的清洗

据说红军内的清洗是由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内什（Edvard Beneš）传递的纳粹假造的文件（据说是纳粹间谍头目莱因哈德·特里斯坦·尤根·海德里希伪造的）引起的。据说这些伪造的文件包括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最高指挥部成员的通信。

但是这个传说不可信，因为按照传说这些文件被伪造时图哈切夫斯基集团中八个人中的两个已经被捕，而当这些文件按照这个传说到达斯大林手中时整个审判已经开始。但是审判中所列出的证据确实是伪造的供认。红军中五位元帅中的三位、15位将军中的13位、九位海军上将中的八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在清洗中被撤职。

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次清洗使得整个军队的组织被打散，军中缺乏有经验的指挥官，使得整个国家容易被入侵。有可能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因为了解到红军内部的虚弱而发动了侵苏的巴巴罗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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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的清洗

最后几乎所有在1917年俄罗斯大革命和在列宁政府中起过重要角色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消灭。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斯大林本人幸存，另外五位中四人被处死，列夫·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于1940年被苏联间谍谋杀。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处死，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自杀，两人（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幸存。从1934年参加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几乎所有这些人死于狱中。

当时对前党领导人的审判和处死只不过是大清洗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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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富农

虽然富农“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1937年7月30日秘密警察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个命令后来成为一系列其它秘密警察针对其它人群的命令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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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警察针对少数民族的行动

从1937年到1940年出于对战争时期所谓的“最可能的敌人”以及周围的想要瓦解苏联国家的“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五纵队”的恐惧秘密警察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个别少数民族人的大规模行动。最早的是针对波兰人的行动。许多这些行动是按照一个数量来完成的，上级军官按照一定的统计数据下令当地的秘密警察关押和处决一定数量的“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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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卓夫时期的结束

1938年夏斯大林和他的周围认识到大清洗过头了。耶卓夫被解除秘密警察首领职务（一开始依然是水上运输委员长），后来自己被清洗。斯大林的同乡和新任者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继任秘密警察首脑。1938年11月17日苏联行政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发表了《关于关押、检举审问和考问的法令》，此后贝利亚领导的秘密警察发布的命令取消了大多数秘密警察大规模活动，放弃了死刑的应用。这是这场大清洗的结束。

虽然如此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在苏联依然发生大规模关押和流放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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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反映

虽然对前苏联领导人的审判基本上是公开的，但是上十万其它关押和死刑不是公开的。只有在后来少数被关押在古拉格的幸存者逃到西方后人们才渐渐认识到这些事实。但是西方记者不但没有能够报道这场大清洗，而且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尤其在法国，有人甚至企图置这些当事人的叙述于不可信。比如让-保罗·萨特认为应该忽视这些集中营的事实来使得法国无产阶级不被灰心。但是一系列合法的研究还是证明这些当事人所报道的事件是真实的。

1968年前共产党员、英国间谍和英国外交部信息研究局（其作用是反共宣传）的撰稿人罗伯特·康凯斯特发表了他的书《大恐怖》。康凯斯特认为许多西方观察家没有能够洞察整个公审中的作弊。他还阐明虽然当时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尊随苏联共产党的方针，但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尤其是左翼的组织，在这场运动中是最持批评性观点的。

虽然西方对公审主要持悲观态度，虽然偶尔有对古拉格的报道，但是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依然持亲苏态度。直到1956年斯大林的罪行已经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公开后一些这些人只是退出了共产党，但依然坚持共产主义。随着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开始在西方共产党人被迫害，一些人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脱离共产党。而且斯大林死后整个大清洗的现实和它的规模开始渐渐暴露。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纸全幅刊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73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发表了《古拉格群岛》。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公开批判斯大林的罪行。苏联解体后苏联的文献得以被西方和俄罗斯学者研究。最后在始终比较亲苏的法国发表了《共产主义黑书》，将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相比。虽然如此至今为止一直有人试图减少大清洗所带来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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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揭露大清洗的真相。1956年2月在第20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他做了一个秘密报告（一个月后这个报告被发表）。赫鲁晓夫称大清洗是斯大林“滥用权利”，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在同一报告中赫鲁晓夫承认许多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的认罪基于受拷打后获得的假认罪。赫鲁晓夫当时揭露这个事实可能出于政治需要，当时他正与苏联高级领导人中的竞争者夺权，而这些所谓的反党集团是参与了大清洗的人，因此揭露大清洗打击了这些人，帮助赫鲁晓夫当上部长会议主席。

早在1954年开始一些被害者已经被平反。被判有罪的红军将军于1957年被平反。在1950年代其他许多其他低级的被害者和一些前政治局成员被平反。但是在莫斯科公审中被判的布哈林等人直到1988年才被平反。

1991年发表的《平反：30至50年代的政治案》（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30-50-х годов）中包含了大量新的原始档案：审问纪录、被害者的书信、照片。这些文件仔细地显示了这些做秀公审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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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数目

在准备苏共第20次党代会时一个特殊委员会下令内政部进行统计的数目表明，按照秘密警察档案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被害人的总数至今为止不明，按照不同的统计、以及按照对时间范围的定义的不同和是否包括在古拉格中或在强迫迁徙中死亡的人的定义的不同这些统计数据非常不一致。有人认为在此后数十年中约170万人被关押，近70万人被处死。但对这个数据继续有争议。克格勃的老纪录现在逐渐被新的俄罗斯政府发表。

一个重要的俄罗斯人权组织发表的苏联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名单中包含1,345,796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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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调查委员会

斯大林死后苏联至少设立过两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莫斯科公审。第一个是有莫洛托夫等人组成的，其工作时间是1956年至1957年。由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本身就是涉及到大清洗的人，因此它不可能公正。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是针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控告是错误的，虽然它承认莫斯科公审中的“证据”是通过谎言、诬蔑和“人身影响措施”获得的，但是它没有平反莫斯科公审中的受害人。虽然对布哈林等人的控告明显错误，但是由于“他们多年来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期间的反苏维埃首领”，因此他们不能被平反。

第二个委员会是由尼古拉·施万尼克（Nikolay Shvernik）领导的，其工作期是从1961年到1631年，其结果综合在两份很厚的报告终。这两份报告细腻地记录了在针对布哈林等人的公审中的作弊。它结论主要基于对前秘密警察成员和受害者的询问和其它许多文件。委员会要求平反除拉狄克和雅戈达外所有在莫斯科公审中被害的人。拉狄克的案件需要继续仔细审理，而雅戈达本人是一个在公审中假造证据的罪犯。委员会总结道：
“斯大林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运动犯下了巨大罪行……莫洛托夫等人与斯大林一起对滥用法律和上千完全无辜的人的死负有责任……”

但此后不久赫鲁晓夫就下台了，“解冻”时期结束，三次公审的大多数受害者一直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被完全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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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和否认

一些自称为斯大林主义者的作家坚持大清洗的范围被夸张，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大清洗是一个必要措施。他们称今天的主流观点主要是斯大林后的苏联政策与西方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所制造的。前者，尤其是赫鲁晓夫的动机在于削弱苏联国内的政治敌人，而后者的目的则是削弱整个苏联。

与此不同的是一些严格的新的学术研究似乎说明过去的一些估计数字（死亡人数、古拉格的统计）可能的确夸张了。由于目前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领导的俄罗斯对过去的苏联挡案的接触提高限制，有许多文件依然无法被研究。

　　苏联肃反运动（也称大清洗，或译为“大整肃”,现今在俄国多被称为 Большой террор，即“大恐怖”时期），或称“叶若夫时期”（Ежовщина），是指在1934年，苏联斯大林执政下，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以谢尔盖·基洛夫被刺事件引发，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关押和死刑。
　　事件经过
　　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共有1961名代表，代表着187.4488万党员和93.5298万候补党员。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作了“中央工作总结报告”，莫洛托夫和库依贝舍夫作了“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通过了新的党章。大会总结了党在过去一段时期的工作，指出了社会主义在一切经济和文化部门中都已获得了决定意义胜利的事实，指出党的总路线已经获得全面胜利。所以，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
　　以上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说法，然而1956年以后，关于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了一些新的说法。意大利共产党记者朱塞佩·博法在《赫鲁晓夫以来》（都灵1965年版）中写道：“最可靠的说法是，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曾召开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对国家情况特别是对农业担忧的代表们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举行秘密投票时，斯大林的名字被勾掉的次数之多，超过了其他任何人……有的人甚至说，斯大林根本没有当选，只是在最后决定增加中央委员的名额时，他才勉强当上中央委员。”在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最受代表欢迎的中央领导人是基洛夫，在他发言结束的时候，代表们向他鼓掌欢呼，掌声和“列宁格勒无产阶级万岁”等口号声持续了数分钟之久。1962年苏联史学界也披露了这件事。
　　基洛夫（1886-1934），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23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26年任列宁格勒省委书记，1930年起任政治局委员，在1934年1月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书记处，任中央书记。
　　1934年12月1日下午，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遭到枪击，当即殒命。
　　凶手是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叛徒，此人以前曾两次在斯莫尔尼宫附近被保安人员扣留过，并从他身上发现过武器，但两次都被释放，甚至于，1934年12月1日他还潜入到斯莫尔尼宫内。当他向基洛夫开枪时，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远远地落在基洛夫后面。
　　暗杀基洛夫的凶手被当场抓获，基洛夫的警卫队长也被押上载货汽车带去审问，可是就在路途上，车子出了“车祸”，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因“车祸”死亡。后来，两个押送警卫队长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也被杀掉了。此案发生后，连一个简单的调查报告都没有公布，凶手和49个所谓同谋就被处决了。这样，关于基洛夫被暗杀一事的直接见证人都死去了，“基洛夫案件”成了疑案：究竟是谁指使刺客暗杀了基洛夫？
　　基洛夫被暗杀的当天，斯大林在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和批准的情况下，对苏联刑法作了如下修改：
　　第一、各司法机关应加速审理被控告犯有策划或采取恐怖行动的罪行的犯人。侦察恐怖活动案件不得超过十天。
　　第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不会考虑这类罪犯要求赦免的申请。判决一经作出，不得上诉，不得赦免。
　　第三、内务人民委员会应在这类罪犯被判处死刑以后立即予以执行。
　　以上条文在西方被称为“基洛夫法”，它的出现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历时四年之久的大肃反运动开始了。
　　从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法”公布起至1936年，这是大肃反运动的前期，这一段时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从1934年12月1日起至1935年，大肃反的对象还仅仅是“谋杀基洛夫的凶手”，被清洗的“谋杀基洛夫的凶手”据有关资料透露达50多万人。这是第一阶段。
　　1936年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最出名的事件是第一次“莫斯科审判”。
　　大肃反运动中，曾在莫斯科进行过三次审判，受审的主要角色都是党和政府前领导人。这三次审判被后人称为“莫斯科审判”。
　　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有16名被告。
　　1936年8月19-24日，在莫斯科对16名被告进行了公开审讯，这16名被告中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罪名是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阴谋暗杀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就是他们策划暗杀的。所有被告拒不承认有罪，结果，被告16人被判死刑并被立即枪决。
　　在第一次“莫斯科审讯”过程中，负责大肃反运动的、以雅戈达为首脑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犯了一些技术错误，有些指控不能成立，譬如指控之一是，“托洛茨基——季洛维也夫恐怖中心”的一个代表曾在1932年与托洛茨基的儿子塞多夫在丹麦哥本哈根布利斯托尔旅馆会见。16名被告被处决的一个星期后，丹麦《社会民主报》指出，那座旅馆在他们会见之前好久就拆了，而且，塞多夫那时还在柏林技术学院参加考试。
　　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指示政治局委员：“雅戈达显然没有能力揭露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雅戈达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落后四年”，“绝对迫切需要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
　　叶若夫主持了大肃反运动后，清洗、镇压的规模迅速扩大。
　　1937年初至1938年底，是苏联大肃反运动最黑暗的时期。
　　1937年1月进行了第二次“莫斯科审判。”
　　第二次“莫斯科审判”名称是“反苏托派中心案件”，被告是E.L.皮达科夫、K.S.拉狄克等17人，其中15人被枪决。
　　1937年2-3月苏共举行中央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会日益激化。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指出党内还有着日、德和托派奸细；莫洛托夫指出军队内部有“人民公敌”；叶若夫作了关于“间谍活动”的专门报告。
　　1937年2-3月全会闭幕不久，内务人民委员会就高速行动起来，矛头首先对准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选出的中央委员，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6年）和1964年2月7日《真理报》透露，“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有98人，即70%，在1937-1938年被逮捕和处决；“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99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活动”而遭逮捕。
　　矛头紧接着对准军队。1937年6月11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和其它一批高级将领被枪决，他们被指控为是“反苏军事中心”。由于图哈切夫斯基是这批高级军官中最有名的一个，所以史称为“图哈切夫斯基案件”。
　　1945年战胜国缴获了大量德国文件，方才弄清“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真相。
　　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红军中最有才干和威望的元帅，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的二号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熟知苏联大肃反内幕，便伪造了一份文件，试图借斯大林之手除掉图哈切夫斯基。
　　1922年苏德签订“拉巴洛条约”后，苏德开始互派军官去上军事训练课，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第一流的军事家当时也被派往德国。在柏林军事学院，图的一个同事、德国人，后来当上德国将军。1937年海德里希伪造一封图哈切夫斯基给那位德国军官的信，信的内容是计划推翻斯大林。德国的盖世太保将这封信卖给柏林的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间谍，这个间谍获得的情报最后到了捷总统贝奈斯手中，贝奈斯又将此信转交给了斯大林。
　　不要以为斯大林真的上了当。在审讯图时，这封信只字未提，而是在事后才作为档案里的佐证。
　　1937年5月26日，图哈切夫斯基被捕，接着在全国各地大规模逮捕军队其他领导人，在这一浪潮中，红军政治部主任Ia.B.加马尔尼克因受指控而自杀，而被逮捕的图等许多人则在1937年6月11日被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基辅军区司令员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鲍列维奇、曾于1925-1932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埃德曼、1935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的科尔克、驻英国武官普特纳以及其他高级军官。
　　1938年3月开始第三次“莫斯科审讯”，被告是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23人，名称是“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件，结果，布哈林、李可夫等20人被处死刑，雅戈达也在其中。
　　叶若夫大肆逮捕和处决他认为是敌人的人，以至于他的侦察员的文件袋中藏有卡冈诺维奇、安德列耶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加里宁等人从事敌对活动的证据，在中央内暂未算作“敌人”的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本人。此事被贝利亚知道，他虽是叶诺夫的副手，但此时却立刻从梯比利斯飞向莫斯科，向斯大林作了汇报。叶若夫的政治生命从此完结。
　　1938年12月，叶若夫本人也被处决，他的职务由拉夫连季.贝利亚继任。这时，大肃反运动已经扩大到漫无边际的地步，连加里宁、莫洛托夫的夫人，卡冈诺维奇的兄弟以及斯大林的大部分亲戚都遭到了逮捕或处决。
　　1939年初，联共（布）中央已对肃反的严重后果有所觉察，1月，联共（布）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命令，要他们不要“过分警惕”，要接受无辜者的申诉。此后，肃反运动有所缓和。
　　以贝利亚为首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则把肃反的矛头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内的“机会主义者”、“野心家”、“毁谤者”和“说谎者”，这些人大多是人人痛恨的秘密警察，这样，肃反运动变成了“清洗清洗者运动”，不过时间不长规模不大。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肃反运动对苏联红军的打击最为沉重：空军司令阿尔克斯尼斯，装甲兵司令哈列普斯基等许多优秀将领遭捕杀。大肃反运动前，苏联红军共有五个元帅，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叶戈罗夫、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前三人均在大肃反运动中遭处决。
　　图哈切夫斯基（1893.2.15—1937.6.11），苏联元帅，被处决时44岁。1921年任红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历任西方方面军司令、西方军区司令、红军参谋长、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33年获列宁勋章，1934年当选为“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候补委员，1935年获元帅衔，1936年被任命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和红军军训部部长，1937年5月27日被开除军籍并遭逮捕。他是苏军纵深作战理论创建者，这一理论后来成为苏联军队战术训练的基础。苏共二十大以后恢复名誉，1964年莫斯科出版了他的《选集》。
　　布留赫尔（1889.11.19-1938.11.9），苏联元帅，被处决时49岁。他是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个荣获红旗勋章的（1918年9月）；1921-1922年担任远东共和国总司令、国防部长、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4-1927的，他到中国担任孙中山领导的广州的中国革命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当时他化名加仑。1929年担任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1935年获元帅衔。
　　叶戈罗夫（1883.10.22-1939.2.22），苏联元帅，被处决时56岁。1931-1937年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长。
　　大肃反运动使苏联丧失了一大批职业革命家：
　　①领导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5人被处决；
　　我们所熟悉的一些人物，如：参加指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迪宾科、国内战争时期曾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瓦采季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库恩·贝拉、十月革命时期以“军事人民委员兼总司令”身份率军进攻俄军大本营的克雷连科、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革命军事总部成员布勃诺夫等等均遭处决。
　　②列宁建立的第一届政府（人民委员会）共15人，其中有8人被处决或死于狱中，1人（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大肃反开始前就已经病故，1人下落不明，唯一活下来的只是斯大林一人。
　　③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除了基洛夫被暗杀外，只有19人活下来，其余均被处决或自杀。出席1939年“十八大”的代表中，曾参加“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不到2%；1935年党员人数是235.8万人，尽管补充了新党员，但1938年还是减到192万人，减少44.5万人。
　　大肃反运动使苏联丧失了大批专家和学者：
　　在大肃反运动中遭到清洗的不仅包括党和军队的干部，而且还包括工业专家、科学家、艺术家、厂长等；据估计，企业中上层管理人员中有50%-75%的人遭到清洗；工业界中，军事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制造业所遭受的打击特别惨重。
　　大肃反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得到提升：
　　大肃反使党内、政府内、军内和经济部门出现了许多空缺的职位，许多人因此被迅速提升。例如，一个名叫列.伊.勃列日涅夫的工程师在三年内便当上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州委书记；一个名叫阿.N.柯西金的小厂长当上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副总理；一个名叫尼.G.库兹涅佐夫的巡洋舰舰长成为苏联海军司令。
　　对大肃反运动的看法：
　　斯大林的看法：在1939年“十八大”上强调指出：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他又说“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撼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六的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的看法：1956年2月14-25日苏共举行了“二十大”，2月25日，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透露了三十年代大清洗和战后清洗的一些情况，并且指名道姓地提到了在大肃反运动和战后清洗中所死去的著名人物，生动地描述了斯大林的粗暴以及大肃反的总的机制，但他把这一切归于斯大林的性格上的缺陷和不相信人的变态心理，后来甚至归于贝利亚的残暴。
　　1958年底，第二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51卷（最后一卷）出版了，上面有一些在大肃反运动中丧生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这是第一部为受害者恢复名誉的官方文献。
　　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为受害者恢复名誉的工作前进了一大步，出版社大量出版追述三十年代事件的回忆录。
　　1962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九卷把大肃反运动纳入“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不良影响”一题中，对之进行了否定的论述，但把斯大林的专横归结于他的性格。

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

30年代初,苏联已基本形成高度集权的统制型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治权力也趋向于高度集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斯大林对权力的专断正在成为苏联政治领域的主导倾向。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内部分领导干部的忧虑,同时,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方针等具体问题上,党的领导层也一直存在分歧。虽然通过几轮政治斗争,斯大林已经清除了曾经对他的权力和路线构成威胁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的"反对派",提拔了一批忠于自己的较年轻的干部进人领导层,但他的地位还没有最后稳固,他的政策主张仍有可能遭到来自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成员的反对或抵制。为了把新反对派扼杀在萌芽状态,斯大林需要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清洗运动

“基洛夫事件”与大清洗运动的开始

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厄古拉也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开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也夫当月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前往受审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斯大林当时就是按照这一逻辑行动的。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大清洗运动的全面展开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也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原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有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也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l月18日,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1937年1月,对"平行总部"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只是形式上为被告指定了"辩护人"）,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次年3月,对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I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大清洗"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大清洗"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大清洗"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沉重打击,仅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军队也难逃厄运,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指控犯有组织"反苏军事中心"的叛国罪而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做替罪羊。"大清洗"前期领导内务部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大清洗”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1940年4月1日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最黑暗的一页。1938年以后,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大清洗"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镇压浪潮趋于缓和,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清洗"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做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大清洗"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大清洗运动的严重后果

"大清洗"的后果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人人自危,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且,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洗"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个。
参考资料：http://61.154.122.174/yzls/zyk/Article_Show.asp?ArticleID=578

马克思，还有恩格斯，做梦也不会想到各个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后能干出这些事。

穷人得天下后的报复心理，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