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合集种子bt蚂蚁:人文、人文文化、社会文化三者的含义与区别

什么是“人文”？想必读过书的人也未必能说得清。据报道，在绍兴文理学院，作家梁晓声用了6堂课的时间讲这两个字的含义。不少学生觉得惊讶，“‘人文’？我懂啊。”“就一句话，以人为本。”梁晓声因此发出一声感叹：除了“以人为本”，我们还能告诉别人些什么呢？是啊，除了“以人为本”，我们还知道“人文”更丰富的内涵吗？为了解说“人文”，梁晓声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在法国，他跟两个老作家一同坐车去郊区。那天，刮着风，不时飘着雨滴，前边有一辆旅行车，车上坐着两个漂亮的法国女孩，不断地从后窗看他们的车。前车车轮滚起的尘土扑向他们的车窗，加上雨滴，车窗被弄得很脏。他们的车想超过，但路很窄，他问司机：“能超吗？”司机说：“在这样的路上超车是不礼貌的。”正说着，前面的车停了下来，下来一位先生，对他们的司机嘀咕了几句，然后回到车上，把车靠边，让他们先过。梁晓声问司机：“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司机回答，他说：“一路上，我们的车始终在前边，这不公平！车上还有我的两个女儿，我不能让她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梁晓声说，就这句话，让他羞愧了好几天。这让我想起在澳大利亚的侄儿讲过的另一个故事：周末，侄儿随一位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华人去悉尼周边海域捞捕鱼虾。每撒一下网，总有收获，可每次网拉上来后，那位华人都要一番挑拣，将剩下的大部分虾蟹扔回大海。我侄儿不解：好不容易打上来，为啥扔回去？那华人平静地答道：“在澳大利亚，每个去海里捞鱼虾的公司都知道，只有符合国家法规规定尺寸的鱼虾才可以捕捞。”我侄儿道：“远在公海，谁也不管你啊？”那华人淡淡一笑：“处久了你就知道，在澳大利亚，不是什么都非得要别人来提醒，来督促。”两则故事，大体上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人文”。“人文”其实并不晦涩，在我看来，它的实质就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养成，一种无须他人提醒的自觉，一种以承认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一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人文”在哪里？如梁晓声所说，在高层面，它关乎这个国家的公平、正义；在朴素的层面，它就在我们的寻常生活里，就在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中，就在我们人性的内涵中，就在我们心灵深处。又如台湾作家龙应台所言，它是一个人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
想想我们有多少时候不要别人提醒就知道检点自己的作为，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恪守做人的本分，尽可能为别人着想、给他人帮助？言及此，想起了那句名言：“文化可以立国。”我想，为国家更发达、社会更和谐，为我们自己更自在、更快乐，补经济课、补科技课、补法律意识课，都不错，但我们现在最需要补上的还是文化这一课、“人文”这一课。

西方人本主义(humanism，又译人文主义)，它反对以神为本的旧观念，宣传人是宇宙的主宰，是万物之本，用“人权”对抗“神权”，（这也是人文主义的立场，所以人文主义有时也被称作“人本主义”）。 它也译作“人本学”，泛指任何以人为中心的学说，以区别于以神为中心的神本主义；在哲学上，通常指抽去人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而把人仅仅看作是一种生物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费尔巴哈）；而在现代哲学运动中特指与科学哲学相对立、否认科学理性的作用，强调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哲学理论，在此意义上，它与“非理性主义”相通，成为与科学主义相对抗的现代人本主义，以区别于曾将科学容纳于其中的早期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因此，在人本主义传统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种不同含义的“人本主义”。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尼采、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以及刚刚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显然都属于西方的“人本主义”。但是，他们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比如，我们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那里，能够看到强烈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及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里，却看到了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如果不加分析，单从字面上理解，那么，根据Humanism的含义，以人为本很容易被理解为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宣扬人性，反对神学）、“人道主义”精神（宣扬博爱，提倡爱人）、“人本主义”精神（反对以神为本，以“人权”对抗“神权”），或者按其对人和人性的理解诠释为“人性”精神、“人道”精神、“博爱”精神、甚至非理性精神。实际上，对以人为本作这种理解，在当前国内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中，不居少数，并且由此引发了不少争论和对立。但显然，这不是对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解。再说，即便是就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本主义而言，它的主旨“高扬人的意义，尤其强调个人价值，其思路上承希腊古典民主和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之上的个性主义，下启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近世民主精神，”在反对宗教神学，解放人性这一点上来看的确是进步的。但与此同时，它又诱发了享乐主义、物欲主义、以及因个人主义和现世精神的扩张而导致的现代人精神（理想、信念、信仰）的失落等诸多现代社会问题，这背离了历史上的人文主义和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的真正含义，也正是我们今天要反思和批判的。
以科技文明为主体的西方近代文明，有一个基本的实践理性范式，那就是以物为本或以物为根基和归宿的那种真理态度、价值取向和实践原则，这可称为物本范式。作为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之实践理性范式的“人本”，就是以人为本或以人为根基为归宿的那种真理态度、价值取向和实践原则。哲学上，对它的基本特征可做如下理解：其一，从实践层面看，人的一切活动始终围绕人性的生存本质、发展本质、自由本质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进行，运用崭新的人性科技，在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人的发展。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活动是发自人性深层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因而也是人性的和谐统一和提升的过程。这可称之为“人本实践”。其二，从思想文化层面看，人们的科学、哲学、艺术等一系列精神、理论活动甚至只是在物质财富增长的总过程之外，才具有真正属于人的内在本质的独立自在的价值，这些活动及其内容获得了人的存在形态和人的丰富内涵。其三，从人的发展层面看，人在这种实践中，充分发挥了人作为自然物质性、社会历史性和精神意识性三位一体的完整而又现实的人的全部意识和实践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掘作为人之本质的社会历史性和精神意识性的功能，实现和展开自我的全面性、丰富性和自由自觉性，从而尽可能地实现自我的内部和谐和人性的升华。同样，这些“人本”内容在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中也表现为多姿多彩的形态和不同的作用方式，但其社会文化效果和人的发展意义也都趋归于以人为本的真理态度、价值取向和实践原则。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继承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传统中“高扬人的意义”和近世民主精神，在反对宗教神学，解放人性的基础上，立足于人的社会实践的历史性本质而高扬人的精神意识的理性能动性的话，那么，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大多立足于人的自然物性而张扬人的精神意识中的非理性能动性，以脱离社会实践的抽象非理性主义来反对传统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这显然与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