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国立骑士团 漫画:清朝皇帝雍正十大罪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项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

雍正皇帝朝乾夕惕，批鉴奏章，事无巨细，大权独揽，比起秦始皇有过之而不及。雍正帝留下的满汉文朱批谕旨有几千万字，平均每天下笔七八千言，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实实在在是累死的。当然这也是“贪于权势至如此”，不免落下骂名。雍正是一个改革的皇帝，即位伊始，雷厉风行，清查钱粮，改革积弊，耗羡归公，惩贪追赃，实行养廉银制度，摊丁入亩，打击不法绅衿，得罪了不少的人。雍正当世就落下骂名，被舆论说成是篡逆的伪君，不讲人伦的畜类，是一个凶残不仁的暴君。湖南落榜秀才曾静归纳条理成十大罪：害父、逼母、弑史、屠弟、贪财、好杀、酗洒、淫色、诛忠、任佞。又说，满人夷狄，入主中原，得统不正，导致天怒人怨，天崩地塌，灾害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之曾静上书岳钟琪，策动造反，推翻清朝。曾静还说五星聚，黄河清，合该轮到他做皇帝。这是该当凌迟处斩、灭宗灭族的大逆之罪。雍正乾断结案，说什么曾静不是主犯，乃是上当受骗，可以赦免，揪出死了近半个世纪的浙江吕留良做垫背，说吕留良著书立说害死人，才是真正的罪魁。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满门抄斩。这桩由曾静造反案引出吕留良文字狱案，合称曾吕案，经过四年专案调查审讯，处理结果重吕轻曾，震骇王公大臣和天下臣民，雍正自称为“出奇料理”。

《大义觉迷录》全书共有四卷，内收有雍正本人的十道上谕，提审官员杭奕禄审讯与结案的意见，包括曾静《知新录》、《知几录》部份片段在内的四十七篇口供，曾静门人张熙的两篇口供，书末并附有曾静认罪所著的〈归仁说〉一篇。雍正「出奇料理」曾静一案，下令将《大义觉迷录》「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此书因而广行天下，一时人尽皆知。雍正自逞笔舌之能，撰文辟谣的结果，反倒弄巧成拙，非但末能端正视听，竟引起天下之人竞相窥视宫廷斗争。迄於乾隆即位，为求补救之道，而将《大义觉迷录》一书列为禁毁之类，从此销声匿迹，只有少数或私藏民间，或流至东瀛。清末，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发现此书，结果书中暴露满清皇室的权力斗争，以及吕留良、曾静反满言论，又成为革命党人攻讦清廷的材料。

雍正是否夺嫡，本身就是一桩引人入胜的历史公案，绝佳的小说题材。而史家对《大义觉迷录》一书的兴趣，素来集中於爬梳收录在书内雍正自暴继统疑云的谕旨，佐以各种间接史料，藉以推断雍正缵承帝位的正当性。主张雍正夺位者，勇於推陈出新，言之凿凿；持反对意见者，又每每能旁徵博引，自圆其说。正反两造对簿於历史公堂之上，你来我往，人各言殊，难有定论。

然而，近来西方汉学界重提曾静案，旨不在於赓续这场历史奇案，揭发宫廷斗争的来龙去脉；而是另辟蹊径，把雍正对曾静案的出奇料理，乾隆的悖反常理、违逆雍正严谕诛杀曾静等的这段过程，视为满人形塑自我认同之重要转折的表徵，以扬弃自Franz Michael、Mary C. Wright以降雄据学界的满清政权「汉化」（sinicization）说。这种问题意识的「转向」（turn），使学者更为关注於雍正驳斥曾静所传达的思想观念，以及乾隆对满人自我认同意识的强化。

从《大义觉迷录》来看，雍正是以儒家的论辩来驳斥曾静、吕留良。雍正采孔、孟的逻辑，认为华夷之别不在地域、种族，而在於文化，以反驳曾静那种带有「本质论」的华夏立场。换言之，雍正把「意符」（signifier）与「意指」（signified）分别看待，「华」作为一个指涉的文化行号，是可以与特定的疆域、种族界线割裂。所以雍正说：「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群聚，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更何况，「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於圣德。」只要依循王道，具备礼教，潜心默化，也能仰承「天命」。

雍正接著演绎儒家传统的「天命观」，以证明清廷定鼎中原的「正当性」（legitimation）。曾静在《知新录》中曾批评明清朗代嬗替，他说：「慨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沈。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哀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雍正则是从历史和哲学两方面来反驳曾静。雍正首先说明亡於李自成，与满人无涉；而明亡的根本原因，「以天地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民生涂炭，疆圉靡宁。」雍正反问之，「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满清之所以能定鼎中原，雍正援引《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说法，证明这乃是「天命」之所归，在於统治的「德」性：「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由是观之。政权的更迭取决於天命、君德，而不在於种族、地域。

雍正以儒家的「文化建构论」破除曾静的「华夷之防」，并以德配「天命」说证明满清统治中原的「正当性」之后，即提出他的「君臣大义」之说。《大义觉迷录》的「大义」指的就是「君臣之大义」；而在雍正看来，「君臣之大义」尤应超越「华夷之辨」。所以雍正再次引用儒家思想的观念：「诗经言『戎狄是膺，荆楚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华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

新加坡学者邵东方曾论雍正的文化政策，他认为从清朝的武力镇压和政治强权等外部因素实不足解释明亡之后大多数汉族知识份子、甚至如曾国藩这样的中兴名将，会转而接受满人异族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满清政权何以维特长达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其中的重要关键是满人入关之后即逐渐意识到，单凭武力是不足长治久安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长期而有效的思想统治，使汉族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接受满人的统治。雍正刊刻印行、广行宣布《大义觉迷录》一书，除了政治动机之外，更蕴含了内在深层的文化意义。

既然如此，何以乾隆要禁绝《大义觉迷录》？Frank Dikotter曾经论及，中国菁英的文化观存在两种迥然不同但又互为关联的观点，即一方面宣扬普遍主义的理念，认为外夷都是可以被汉化的。但另一方面，当中国人的文化受到威胁时，就强调地域、种族的特殊主义，闭关自守，以免受外在邪恶力量的威胁。但无论是普遍主义或特殊主义，无非都是对汉族、汉文化优越性的强调。乾隆自然不会同意曾静带有特殊主义的本质论立场，但他违逆父命诛戮曾静、禁毁《大义觉迷录》的作法，其实也反映了他对於雍正的文化道德改造论不表苟同。根据Pamela Kyle Crossley的分析，乾隆认为身为满人并无可耻之处，满人之所以入主中原，并非满人受到汉人文明的教化使然；而是因为努尔哈赤、皇太极秉持「天心」之故，使满人取明而代之。换言之，这反映了自从乾隆时期开始，满清朝廷已逐步强化满人的自我认同意识。

不过Crossley强调，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认同意识的形塑和维系是一个复杂且充满历史偶然性的过程；而种族作为一种概念，是随著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而被建构的。尽管乾隆时期爱新觉罗的自我认同逐渐强化凸显，但把缘起於欧洲社会的认同概念套用在清朝政权是会扭曲历史的实情。

但是这并不意味著身为统治者的满人就没有认同意识，关键在於两者对自我认同的定义以及所处的政治脉络存在著差异性。诚如Evelyn S. Rawski的分析，满清的政冶模式并不是民族国家，其所要建构的也不是单一族群的认同意识，而是包容满、汉、蒙、藏等异质文化共同存在於一个松散、人格化的满清帝国，将各族的政治菁英吸纳进清朝的统治集团之中，以维持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观。就个人而论，乾隆所意图维护的是爱新觉罗统治菁英的世系。从统治者的角度观之，乾隆所施行的文化政策并不是种族间的同化；而是要维护各个族群的文化特质，彰显满人政权中不同族群成分的特色。

於是我们可以看到，满人正是透过优宠藏传佛教以治理西藏、绥服蒙古，接纳儒家文化笼络江南文人，但又尊崇萨满教以维系满人的自我认同。文化政策虽是满人政权得以维系的关键，但满人文化政策成功的秘诀不惟在其汉化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清廷能采取弹性因应的文化政策，整合帝国之内各个族群的人民，共同构筑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观。离弃了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观，也就无法统御这庞大的国家，而这或许也是孙文当年从「驱逐鞑虏」到「五族共和」这层转折的原因。

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融汇与内在张力一直以来就是史景迁著述的主题，从康熙与曹寅、来华博教的利玛窦、游历欧洲的胡若望、乃至马可孛罗、洪秀全，学贯中西的史氏，每能透过奇绝的叙事布局和斐然的文采，让笔下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耕纭出满汉、东西文化交错的吉光片羽，而使他叙事的主轴摆脱业师Mary Wright的「汉化」说。也许是深谙历史的诡谲多变，史景迁不像有著同样写作风格的黄仁宇，提出宏观论述和带有「东方主义」（orientalism）凿痕的命题，而落入西方理论的纠葛，削足履鞋。但吊诡的是，也因为他那迷人的蒙太奇写作手法，打破了线性时间和僵固空间的制约，以人物的欲望、动机为座标，重新编码历史素材，因而时常游移於历史与小说之间，成为西方汉学界有关史学方法论争辩时的焦点。

史景迁具有强烈叙事风格的作品究竟是历史或小说？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藉由Hayden White在Metahistory书内的一段话来厘清：历史写作乃是「一种以叙事散文形式呈现的文字话语结构，意图为过去种种事件及过程提供一个模式或意象。我们透过这些结构，得以重现过往事物，以达到解释它们意义的目的。」在厘清历史与小说的分际时，吾人必须摒弃「经验主义」的偏狭之见，体会到历史写作不单只是一种组织经验的方法，同时也是赋予形式的过程；而历史知识的力量，可能源於在赋予形式过程中引发的功能，而不是来自纯粹的经验事实。

史景迁笔下所营造的那种现实感，甚至面对无垠时空所生的「无可奈何」之感，有如莱茵河上的歌唱的女妖，闻之令人心生似虚似实的幻相，而所谓历史或小说的混淆其实并不存在；法文里头histoire兼指「历史」与「故事」二义，端视我们如何定义「真实」。

若要硬将在两者之间做个分别也并不难，只消将本书与二月河的《雍正王朝》相比便可。二月河笔下述及《大义觉迷录》一节，不论是投书的地点、审讯的过程，乃至岳钟琪、李卫、徐骏等角色，与既存史料之间都颇有差距。小说既是虚构，这些部份只能算是细微末节，都可为情节安排而变更。但史景迁尽管布局奇绝，但是他在史料的运用仍然谨守专业历史学者的分寸。以本书而言，史景迁以《大义觉迷录》的内容为经，辅以大量的奏摺，复参酌各家说法，只见史景迁在庞大的资料交织下穿针引线，不能违逆资料，又要营造气氛，维持叙述张力，这正是史景迁过人之处。作者过人之处，便是译者挑战所在。本书还原资料的难度当然还不及《追寻现代中国》。但由於资料细密，回复为中文仍是极为艰钜的工作。加上行文多处引用奏摺，为求文字风格不致扦格，译者也选择了较有文言色彩的中文。

史景迁在叙事时，有时过於简略，提及一此无关重要的人物时，也多以某姓之人来称呼，想来这是面对英文读者使然，因此中文本有几处参酌奏摺《大义觉迷录》等资料，或略详其事，或补回人名。这点也请读者明察。

有大义觉迷录的全文吗，最好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