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普通逻辑和形式逻辑区别与联系

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区别与联系

关于逻辑的方法我前面说了，可分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这种方法一般是东方人或中国人的说法。这也是西方近代科学引入中国后，中国人对西方进行科学认知并区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结果。因为在引进西方“科学
”的同时还引进了欧洲的“哲学”。如辩证唯物主义或称唯物辩证法。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讨论了几年，并未做出明确的简洁的说明，为了进一步澄清东西方关于哲学的概念，有必要对什么是形式逻辑、什么是辩证法即辩证逻辑，给以说明。

（一）形式逻辑

所谓形式逻辑是在“质”的规定不变的情况下，对“质”的同态性表述。它反映的是事物的“象素”、是量的积累。也就是说，形式逻辑的推演表现的是事物自身的等同性，即在推演的过程中，事物的质的规定不能从一种质的规定变化为另一种质的规定。以下棋为例，若规定是中国象棋，则在下棋（对奕）的过程中，“马走日字”
的规定不能变。如果一个下棋的人，一会马走日字，一会又走田字，对自己怎么有利就怎么走，这是不能允许的。在数学的演绎过程中，无论如何变化，等式的两端必须相等。也就是说，在演绎的过程中要素要保持自身的质的不变性（
a = a
），任何数学题求解的过程都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西方学者对数学规则的研究中，就有人说：“数学是形式化公理确定下的数字游戏。”而这种游戏的规则用形式逻辑的语言表达就是：矛盾律
a ≠ ( a 不等于非 a ) 、同一律 a = a ( a 等于 a ) 、排中律： a 不能同时既等于 a 又不等于 a
。在这三条规则下，对事物的分析与演绎就是形式逻辑的方法。这一方法最早的数学表现形式就是 埃及 土地测量中总结出的 几何公理规则
，并演出了完备的体系——几何原本。由于《几何原本》用起来真灵，从而产生了一种坚定的信仰，认为这几条公理规则——观念是不变的永恒的真理。这种观念不变的思想就构成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发轫；同时也就弘扬了数学的符号演绎精神。这种精神直至原子物理和天体物理等近代科学的出现才被打破，使欧氏几何发展为非欧几何，才打破了欧氏几何原本的游戏规则，如平行公理。但多年来这种不变的法则使人们产生的惯性思维就是排斥“
变 ”，也就是排斥辩证的思维。这就使得西方人很难接受中国人的玄学、道学、理学，即易变之学。
（二）辩证逻辑
所谓辩证逻辑就是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不但认知事物当前的、现在的“质”的不变性（稳定性） a = a ，同时还要认识到这种不变性是暂住的：
a 经过质的变化还可以等于非 a （ a =
）。这就完全打破了形式逻辑的观念，认为“天下之事没有常住性”，均是在变化中存在、在过程中存在，只有“变”是“永远不变”的，这就是中国的“理”。这个“理”从“天人合一”、元
人－客 即人类实践的角度去考察，就得到了辩证逻辑公理体系。这个逻辑公理体系就是对“天人合一”、元 人－客 的抽象物元 无－有
自身的描述。正是这种对元 无－有 自身的描述构成了现代大学科方法论——《法元论》，《法元论》的逻辑公理体系可简洁地表述为“ 1·2·8
律”。
1· 2·8 律构成了辩证的逻辑公理体系，由于它是对元无－有自身的表述，所以，只要元无－有不假，则“ 1·2 ·8 律”必真。元
无－有是世界万事万物最后的抽象物、哲学的开端，对它自身的表述所得到的“ 1·2·8
律”体系，对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正确。因此，它就构成了人们认识和分析事物的公理性前提，即大学科方法论。
1·2·8 律可简单地表示为：
1 ：元的含几性（矛盾对立统一律）

2：元的信息性、运化性

8 ：元的多义性、同态性、层次性、边界性、几变性、稳定性、随机性、约束性
（三）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给出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规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一目了然。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形式逻辑是辩证逻辑的“一偏
”，如果在辩证的思维过程中只取边界性与稳定性两条定律演出来的知识体系就是形式逻辑。用数学符号表示就是：
边界性 : a ≠ 矛盾律， a 不能同时既等于 a 又不等于 a ， 排中律。
稳定性： a ＝ a 同一律。

面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尤其是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出现，有的人说，形式逻辑好比代数学，而辩证逻辑就像是代数学向微积分的过渡，即由质的静止的不变的演算过程向质的变化的动态过程过渡。如，在代数中存在着数列的极限，例
与 这两个数列，当 时， 且 ；但当 时，
在代数中就会出现0／0的情况。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在代数中规定零除以任何数都是无穷大。可是在微积分中，正是在处理这种“不合”
代数之“理”的情况下，使数学得到了更高一层次的发展，得到 的极限值为定值是2。或者说，
<![endif]> ， 。
即由定义知 、 即 则 ，可见 之变化速度是 的两倍（且此速度为常值）。这里，“2 ”是什么意思呢？它反映的是，当
时，两个数列趋向于0的速度（即变化快慢）是不同的，前者x趋向于零的速度是后者y的两倍。这就由静态的数学跃向了动态的数学。在数学领域中不知不觉地把人们的思想引入了辩证分析的层次。

逻辑问题
也许因为我以往在大陆曾教过一点“逻辑”----那时叫“形式逻辑”，以与“辩证逻辑”相区别----，在我从大洋的另一岸观察大陆的社会现实与生活现实尤其是海外有些人对它的评说时，我就常常发现有逻辑上的问题。
例如，海外某些号称专家、学者的，在论及中国的社会问题时，就常常发生“逻辑”问题，确切些说，是有悖于逻辑，甚至是非常不合乎逻辑----这里指“形式逻辑”，不是在海外有争议的“辩证逻辑”。现在举世公认，中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至少是其中之一。可是，有些号称专家、学者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并且拿出一个个“过硬”的“数据”，得出“结论”说：“中国是世界上贪污腐败最严重的国家（或“之一”）”。这里就有一个“逻辑”问题。能不能说，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同时又是世界上贪污腐败最严重的国家？这个“逻辑”能不能成立？如果不是用“脚底皮”思想，我想，谁都知道是不能成立的。要解决这个“逻辑”----自然指“形式逻辑”----上的“矛盾”，只有两途：或者否定中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或“之一”），或者否定中国是世界上贪污腐败最严重的国家（或“之一”）。二者必居其一。问题的“麻烦”就在于“中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或‘之一’）”，不是中国自封的，而是“举世公认”。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该怎么办？----这且按下不表，再举一例。
又有些号称专家、学者的，又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并且拿出一个个“过硬”的“数据”，又得出“结论”说：“中国是世界上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或“之一”。可是，据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过去十年，中国活于赤贫的人数减少了一半，这与中国庞大经济增长和当局为贫穷人口找工作有莫大关系。”“虽然印度过去十年录得4.4%的温和增长，但活于赤贫的人口却几乎没减少过。”它并且称“中国是东亚打击贫穷的先驱”。（见《侨报》2003年7月9日A10版）2004年3月，世界银行副行长弗朗妮.利尤蒂尔女士在考察中国的扶贫工作时，是这样评价的：“中国在减贫工作上的巨大成就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很多做法都值得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引自《全球扶贫大会赞中国减贫》，载《星岛日报》2004年3月21日A16版。）这里又有一个“逻辑”问题。能不能说世界上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同时又是世界上“减贫工作”最有成效的国家？能不能说世界上“减贫工作”最有成效的国家同时又是世界上贪污腐败最严重的国家？这个“逻辑”能不能成立？如果不是用“脚底皮”思想，我想，谁都知道是不能成立的。解决此种“逻辑”上的“矛盾”，也只有两途：或者否定中国是世界上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最严重的国家（或“之一”）；或者否定中国是世界上“减贫工作”最有成效的国家（或“之一”)。二者必居其一。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我想，如果不带偏见，人们不会不明白，中国如果不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或“之一”），因而有着巨大的商机，怎么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商人可是唯利是图的，没有谋利之商机，他（她）会干？同时也不至于不明白，西方一些投资商以及象联合国尤其是世界银行这类机构，不会不顾事实地为中国这个被西方目为“专制”的国家唱“赞歌”，更不会故意抹黑印度这个被西方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其实，只要肯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多少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都能知道，投资中国的西方商界特别是联合国、世界银行这类机构对中国以及印度的上述评估，是符合实际的。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所谓“中国是世界上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类的说法，如果不是出自偏见，至少也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主观判断。这就是产生上述逻辑问题的根源。
那些号称专家、学者的种种关于“中国是世界上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或“之一”）之类的“宏论”以及由此“宏论”推导出的“中国崩溃论”（有的绘声绘影地说不出五年中国就要“崩溃”，还有的说是十年），姑且不在此处评析----不是不能作出评析，而是限于篇幅，未便在此展开评析；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流行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让“实践”作出评判吧，反正五年（快到）或十年就会见分晓的。
事实胜于雄辩
长久以来，中国流行一句话：“事实胜于雄辩。”实际上，事实不仅是最顽强的，而且是最有说服力的。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在海外，从各种传媒上了解大陆的实际情况，与大陆相比，自然会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更重要的是，西方尤其是一些主流传媒，对中国大陆往往抱有偏见。有道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不过，据我的经验，只要肯留心，在海外的传媒上，还是能找到一些虽然往往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但还算比较客观、公正的反映大陆真实情况的有价值的信息。试举几例。
就拿前些时大家关注的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来说吧。一位在芝加哥的王先生就曾撰文说，“笔者透过与大陆民众联系后证实，以前每年、每人、每亩耕地应交的35元钱和教育附加费、农业税如今全免了，只保留每年、每人六块钱的村提留费，政府增加了对农业的补贴。因此，新的农业政策的实施势必将推动农村经济体制的良性发展。”（王建伟：《税负已减轻》，载2004年11月7日《世界日报》“民意论坛”）另一位在纽约的王先生，出生在大陆农村，亲历从粮、棉、油国家“统购统销”到大办“人民公社”等一系列变迁，且曾因讲了几句真话被打成“彭德怀右倾反党分子”（后平反），“移民美国后几乎每年回国探亲，在农村一住就是几个月，可以说笔者（指王先生自己）对中国大陆半个世纪以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来龙去脉，有不少第一手资料。”让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目前大陆‘三农’问题正发生着急剧但可喜的变化，农民‘万万税’之说只能反映过去，并不是现在大陆农民负担的真实写照。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伊始，即宣布在中国大陆取消农业税，让九亿农民休养生息。这一重大举措不仅为中国几千年来历朝历代所少见，而且当今全世界将近两百个国家或地区，也没有几个能做得到。”他还特别根据自己家庭亲历的变迁，讲了一个没有矫情、没有矫饰的真实故事：“1999年笔者回国探亲，在农村一住就是半年，在侍奉高堂、陪伴家人的同时，还忙里偷闲做了一番农民负担调查，发现祖居不足七百人的小山村，政府不仅收购农民的粮食打白条，而且税费负担很重，笔者四弟夫妇要缴340元，85岁的母亲和残废丧失劳动能力的三弟也分别要交近百元。为此，笔者曾给县委书记和曾庆红、江泽民写过信，可是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笔者回美后家人遭到疯狂报复，连祖屋都遭人纵火付之一炬，至今未破案。五年后，今年笔者回国探亲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农业丰收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民税费负担减轻了，笔者90岁的母亲和残废的弟弟的税全免了，四弟夫妇也只交38元，比前几年减少了70%，政府说明年就可以按照国务院要求免征全部农业税了。”（王龙保：《中国农村已有新景象》，同上）
尽管有上述材料，我还是相信，以中国之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找出一些与上述材料相反的实例，恐怕也不太难；难的是，怎样在复杂纷耘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分清主流和支流。我赞叹的是，干脆“取消农业税”----真可谓一绝招。此招一出，虽不能完全消灭农村乱收税费的现象，却能够最大限度地压缩那些贪官、昏官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活动空间，最大限度地防止、抑制乱收税费现象，使好的政策能够逐步地但又是有效地贯彻落实。当然，没有前几代领导人领导人民艰苦奋斗所打下的基础，这项政策就不可能提出和实行。这些材料所显示的中国社会生活的积极的、向上的、光明的方面，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主流，而那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的消极的、负面的、阴暗的方面，则是逆流、支流。正因为前者是主流，中国才能成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且被举世公认为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才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类机构评价为“东亚打击贫穷的先驱”、“在减贫工作上的成就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否则，该怎么解释这一切呢？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或应该忽视、漠视、低估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的那些消极的、负面的、阴暗的方面；相反，应该面对它，正视它，重视它，采取切实、有效、有力的措施一一加以解决。中国社会就是在这种光明的主流与逆流、支流的斗争中不断前进的，尽管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曲折。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问题在于，西方、海外一些人士，由于社会环境等因素，或多或少地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抱有偏见，总认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消极、负面、阴暗的东西，全都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造成的；总以为，只要实行西式的多党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一个误解。象印度，倒是实行的西式多党制，为什么那里过去十年来“活于赤贫的人口却几乎没有减少过”，而中国却成了“东亚打击贫穷的先驱”呢？问题不在于政治体制的形式是“多党竞争”还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关键在于这个“党”是为谁服务的，能不能为社会发展找到一种既能最有力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能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的道路与模式。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在中国，有一个党基本上做到了。这就是中共及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如果还有别的党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举双手赞成实行“多党竞争”。问题是有没有？如果没有，那就不应该对中国人民选择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政治体制指手画脚。有竞争总比没有好，这个简单的道理，并非只有喝过洋墨水的才懂得，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不知道。当然，中国的现行经济、政治体制远非完备和完善的。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是任重道远的。“革命”不能“输出”，“民主”也是不能“输出”的，尤其是不应该用武力“输出”。要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印度比中国严重得多，为什么那些号称专家、学者的，却不会由此推导出“印度崩溃论”，独对中国如此“青睐”呢？奈何厚此而薄彼耶？缘何把一个捧之上天，把一个按之入地？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就此打住。只是想提醒一句：只有弄明白了这个问题，才算彻底抓住了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