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企业:宋庆龄的文章

题名: 宋庆龄致艾丽书信译介 ---作者: 王志鲜
　　美国威斯康星州历史协会出版的季刊《威斯康星历史杂志》在它的1989一1990冬季号上刊登了马尔科姆·罗肖特(Ma1co1m Ro-sho1t)撰写的题为《鞋盒里的中国来信1913一1967》①的文章，披露了宋庆龄给她在美国留学期间所结识的女友亚历山德拉·曼·斯利普(A1exandra Mann S1eep)的13封书信。这批书信在时间上跨越了1913年到1976年间的漫长岁月，是研究宋庆龄的珍贵资料。现将其中7封译介于此，作为对宋庆龄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
　　宋庆龄于1907年9月赴美国留学，就读于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1912年夏，宋庆龄和妹妹美龄，曾来到北卡罗莱纳州，靠近蓝岭的蒙特里特，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会议。宋氏姐妹下榻于当地的山核桃旅馆，在那里结识了来自芝加哥的亚历山德拉。其间，宋庆龄曾和亚历山德拉在当地的一家照相馆合影留念②。此后，她们一直保持通信、互赠礼品，成为好友。她们之间的友谊保持了近70年。
　　有关亚历山德拉·曼的生平事迹所见不多，仅略知其为美国芝加哥人，生于1903年。1923年6月，亚历山德拉与威斯康星州沃基肖市的“一战”退伍老兵勒鲁瓦·斯利普(LeR0y S1eep)结婚，住沃基肖市。后移居威斯康星州的欧克莱尔市。勒鲁瓦·斯利普于1955年9月逝世，享年62岁。另据上海档案馆有关资料，亚历山德拉曾于1947年响应宋庆龄的呼吁，从当地募集医药物资援助国际和平医院和在华北的卫生学校。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罗肖特得以结识亚历山德拉，由于罗肖特曾于30年代作为新闻记者在中国工作过，故在谈论关于中国的话题时，亚历山德拉向罗肖特介绍了她与宋庆龄的友谊以及这批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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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封信
　　亲爱的艾丽(Allie)③:
　　这些天以来，我总有些健忘，也不知给你的信寄出了没有。为了稳妥些，就再写上几笔，并想告诉你，我现在既感不安又感受到了幸福，所高兴的是我鼓起了勇气，克服了胆怯和怀疑而决定了自己的婚事。我感到心里平静了下来，并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暖。我正忙于协助我丈夫开展工作、回复来信并负责所有电报的处理，将电文译成中文。但愿有朝一日，我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能够获得报偿，那就是亲眼看到中国从君主专制的奴役下获得自由，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
　　在蒙特里特我们初次见面时，你决想不到有朝一日我会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吧?我丈夫具有各方面渊博的知识，每当他闲暇之时，我都能向他学得很多东西。我们倒更像是一对师生，我在他的面前就有如一个忠实的学生。
　　我们打算在日本继续住一段时间，真希望你能来看看我们的新居。我们何时赴美还未定下行期。这里是我们的活动中心，随时都可能有情况发生，因此无法确定我何时能走，但仍希望你尽可能来看我。
　　眼下我们的院子很美，你一定会喜欢上这座掩映在枫树丛中的舒适小屋。
　　请常来信.
　　爱你的中山·罗莎蒙黛
　　此信是宋庆龄婚后写给艾丽的，时间是1915年11月18日。信中表露了宋庆龄对新婚生活的感受和协助孙中山从事革命的情况。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为使“中国从君主专制的奴役下获得自由，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的共同理想，是他们结合的基础。为此，宋庆龄力排家庭的阻拦和亲友的非议，毅然赴日本。对此，她曾描述了她向父母提出自己决心和孙中山结合时的情景:“父亲脸露不悦之色，母亲在流着泪，我不知怎样地被人扶上了楼。”婚后，宋庆龄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她怀着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全身心地投入协助孙中山的革命工作，使孙中山在这一时期“开展工作极为顺利”。为使讨伐袁世凯帝制运动造成声势，孙中山和宋庆龄放弃了原先赴美旅行的计划。孙中山在是年11月20日致友人信中这样写道:“由于我在此地开展工作极为顺利，而此种工作又为我们一切活动之中心，我已完全放弃前往美国作旅行演讲之计划。我确信，我此刻留在此地较之前往世界任何一地更为有益。”④
　　孙中山和宋庆龄婚后居住于日本东京青山原宿109号。以上宋庆龄和孙中山致友人的信，均是由这里发出的，宋庆龄在信中署名中山·罗莎蒙黛。罗莎蒙黛是宋庆龄的英文名字，宋庆龄按西方习惯，在她的英文名前冠以夫姓，使用的是孙中山在日本使用的化名中山樵中的姓:中山(Naka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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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封信
　　亲爱的艾丽:
　　真高兴收到你17日的来信。你写此信时一定很匆忙，以致忘了告诉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关于你自己。你一切都好吗，是什么事使你那么忙?在谈其它事之前，请允许我向你透露一个秘密，这事过去秘而未宣并非由于我的疏忽，现在你就不会再感到迷惑了。原先，我让你给我来信时所用称谓是中山夫人，这是因为在日文里我们的姓为中山。现在我们回到了祖国，我希望还是用我原先的姓。如你所知，我丈夫一向是一位中国政治的改革家和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曾记得在蒙特里特时，我们曾出席了卡梅伦先生介绍中国情况的图片展示会，在会上他向我们介绍了孙逸仙的像片。那时，我决想不到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超乎朋友，这是缘份。
　　他比我年长许多……⑤使我对他产生敬意。虽然我们已结婚一年半多，我仍保持着对他的崇敬之情，一如以往，是他人品的崇拜者。
　　亲爱的艾丽，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够很快在人类共同的理想中获得你个人理想的实现，那时幸福必将来临。当然，目前你是幸福的，但婚后生活的愉悦则不同，它远胜于少女时期。尤其是当这种幸福存在于双方为使周围所有的人都能幸福地生活的共同愿望之中。
　　上周六，我们邀集了十几个朋友一起去观看女飞行员斯廷森所作飞行表演。每个座位3美元，但我们坐等了3小时，也没见那飞机飞起来。真遗憾!好像是一架发动机发生了故障，而另一架还未装好!星期日，虽然又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但情况仍然没有变化。一万二千多人离开时的不满之情可想而知!我真为那姑娘感到遗憾。她是美国人，年仅19。但这只能怪她自己，太疏忽了!
　　眼下，这里有许多精彩的表演，以及各参战国所举行的庆典。门铃响了，我只好就此搁笔，我约了朋友来我处。

　　爱你的罗莎蒙黛
　　以上这封信发自上海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时间是1917年2月22日。
　　孙中山和宋庆龄自1916年4月离日，5月抵沪后就居住于此，继续筹划、领导讨袁运动。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助手，积极协助孙中山起草文稿。孙中山的《会议通则》⑥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完成并于是年4月出版的。
　　是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忧愤而死。翌日，黎元洪继任总统。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和护国军等讨袁力量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召开国会。黎元洪接受该主张，国会复会。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紧张激烈的阶段，北京政府遂因“参战问题”发生“府院之争”。以后又演变出“张勋复辟”的丑剧。冯国璋、段祺瑞上台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孙中山乃发起“护法运动”，并于1917年7月离沪赴粤，筹建护法军政府，宋庆龄随同前往。
　　信中所提到的斯廷森，即凯瑟琳·斯廷森，是斯廷森号飞机的制造者斯廷森兄弟的妹妹，美国底特律人，在芝加哥开设有航空学校。1917年初，由日本来沪，在江湾万国体育会赛马场作飞行表演。孙中山和宋庆龄于2月17日午后，前往观看斯廷森小姐第一天的表演。斯廷森此次来沪携有大小飞机各一，本拟飞演大机，因故障，只得现行装配小机，待装配完毕，时间已近下午5时，加之起风，观者逐渐散去。孙中山和宋庆龄没能看到飞机飞起。第二天午后又进行飞行表演，但仅飞行了一分钟。飞机在落地后因碰撞赛马场木栏受损。当时报界评论:“江湾飞行之成绩可一言以蔽之失败而已。”⑦斯廷森遂于2月27日离沪，转赴北京继续飞行表演并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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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封信
　　亲爱的艾丽:
　　我于6月25日回到了上海。在广州我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劫难。当时我非常紧张，我需要完全的安静和休息，心中常常想到你。不知给你的上一封信，收到没有?写那封信是在我的住所遭到轰炸的前几天。我失去了所有的东西，我的皮衣、服装、手饰等都遭到士兵的洗劫。实际上我们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失去了。感谢上帝，幸好我们没有受伤，活着回到了家里。尽管我们失去了一切，但在道义上却赢得了胜利。民众对我们事业的支持，从未像现在这样的有力。
　　我很想知道你的情况，你什么时候当新娘?婚期定下了没有?如你能告诉我举行婚礼的日期，我想为你准备一件手工制作的礼物，可以赶上你度蜜月时穿。
　　到时请给我来一封长信，详细告诉我所有的情况，一定别忘了寄一张你穿婚纱的照片。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眼下我正需要一些最新式样的名片。
　　你能否尽快为我去蒂法尼商店或其它好一点的印刷社定制两百张名片，请选用简洁、漂亮的样式，印上“孙逸仙夫人”即可。
　　因我急等着用，请你一有空就尽快办一下，并将帐单寄我，万分感谢。

　　爱你的罗莎蒙黛
　　又及:本想再多写些，可我母亲来了，我得下楼去见她。请在12月前将名片寄来!
　　这是在经历了“广州蒙难”后，宋庆龄于1922年9月15日在上海写给艾丽的信。
　　广东军阀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密令所部，于1922年6月16日凌晨，突然发动武装叛乱，以四千人围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凌晨2时，孙中山将宋庆龄从酣梦中喊醒，“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为保证孙中山的安全，宋庆龄再三说服孙中山先行撤离。她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可以没有你”。⑧当时情势的危急如宋庆龄后来所描述:“自从八时至下午四时，我们无异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不停的四射。这时我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⑨后宋庆龄辗转到了岭南大学。翌晨，转赴黄埔，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会合，“真如死别重逢”。这场惊心动魄的事变，宋庆龄终身难忘。孙中山和宋庆龄安抵上海后居住在莫里哀路29号寓所。宋庆龄写下了“广州脱险”一文详细记载了这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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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封信
　　亲爱的艾丽:
　　自上次给你去信后，我一直在全国各地旅行。真高兴能在到达天津后收到由上海家中转来你的信，并得知你身体恢复得很快，体重也增加了，我深深地感到欣慰。
　　我们于本月12日离开广州，在途经上海逗留数天后，我们去了日本，在那里停留了一周多。在神户期间，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在威斯里安学习时的两位同学，大家都很高兴能再次相见和交谈。还有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是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刚由美国来此，他从报上得知我在日本，就专程从另一城市赶来看我。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许多有关我父亲的事。父亲当时还是个机敏、调皮的男孩。他还告诉我，父亲在田纳西的纳什维尔读书时，如何与老师周旋，又如何同哲学老师争辩……。
　　我们在日本和天津期间，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万众齐集在码头上打着旗帜向我们欢呼，迎接我的丈夫。我们现在由政府安排，下榻在一座旧时的王府。这是座很不错的宅邸，充满了奇趣。房屋的装修花费了2万元，所以看上去仍是崭新的，很漂亮。我真想像不出住在北京的宫殿里是何样的感觉!我想我会感到无法消受的，还是住在上海我们自已的两层小楼里才是最舒服的。
　　前天，我应前总统黎元洪之邀去他府上赴宴，因我丈夫也在那里出席这个宴会。宴会设在黎元洪私人剧场的一个舞厅内。这是座富丽堂皇的建筑，价值80万元。席间，有一支由50名身着紫色制服的乐手组成的乐队演奏乐曲。我生平第一次使用金质的刀、叉、匙用餐。据这位前总统向我介绍，这批餐具是特意在英国定制的。插着异国花卉的花瓶和盛水果的果盘都是金质的。这是一次成功的财富的炫耀。前总统夫人所佩带的钻石珠宝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们所居住的大院里，共有8幢很大的房子，全归他一家人使用。黎元洪有两子两女，长女在威尔斯利大学学习。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宴会上总是听到这个值多少钱，那个值多少钱之类的话。这些人真可悲!我真为他们感到遗憾。他们如此奢侈和挥霍，而门外却有那么多的遭受苦难和贫困的人。天津街上的乞丐令人感到难堪，他们会一路追随行人，哀求着，直到得到施舍.
　　我们一行将在一周内启程前往北京。人们正为迎接我丈夫的到来，准备隆重的欢迎仪式。届时将会出现由15万民众组成的欢迎队伍。
　　在解决一些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之后，我丈夫打算赴海外旅行，时间大约在冬季，我肯定我们会去美国的。非常希望能去看看你。早给我来信，来信可寄莫利哀路29号。这样，不管我在哪里都能收到的。

　　爱你的罗莎蒙黛
　　这是宋庆龄于1924年12月10日，从天津写给艾丽的信。
　　1924年10月，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与曹锟及吴佩孚素有矛盾的直系将领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翻北京直系政府，并发出和平解决国是通电。他说:“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⑩同时，电邀孙中山北上。为宣传革命思想，实现真正的共和，孙中山决计北上。他在广州大本营饯行会上致答词时说:“我这次到北方去的缘故，就是因为民国有了十三年，革命还没有彻底成功。……因为有好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南方各同志都要联络起来，团结南方现在的力量，并且要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到那个时候，便是革命彻底成功，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便能够完全实行。全国人民才可以脱这十三年革命的苦痛，享革命的幸福。”⑾11月13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到广州长堤天字码头，登上“永丰舰”，开始了北上之行。信中所说的离穗日期应为11月13日。
　　11月14日，“永丰舰”抵香港，孙中山一行转乘“春洋丸”号邮轮经上海转赴日本。11月23日抵长崎。在日期间，孙中山和宋庆龄会见了当地国民党人、日本友人以及华侨代表，并发表演说，受到了各界盛意招待和欢迎。宋庆龄并于11月28日，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对该校学生用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这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表达对现代妇女运动的观点，引起热烈反应，日本各大报对此均作了报导。孙中山和宋庆龄一行，在日逗留了一周后，于30日乘“北岭丸”离开神户前往天津。12月4日抵津时，孙中山和宋庆龄受到鹄立于码头、河岸的工商学及市民等百余团体2万余人的热烈欢迎。欢迎总指挥领众高呼欢迎口号约5分钟，场面极为隆重。孙中山、宋庆龄在津期间下榻于张园。抵津次日，黎元洪设午宴为孙中山、宋庆龄洗尘，张作霖等作陪。宋庆龄在信中所描述的奢华场面，即是黎府的此次盛宴。12月31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自天津抵北京，受到盛大欢迎。按原计划，孙中山“入京后约逗留两星期，一俟时局稍定，即作欧美之游”。⑿但积劳成疾的孙中山，早已患有肝癌。他抱病北上，长途跋涉，饱受风浪之苦。沿途各种活动和操劳，使肝病进一步恶化，以致一病不起，终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溘然长逝。
　　此信还提到了宋耀如的一些情况。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从1882年到1885年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特比尔特大学神学院上学。当时的同学和师长对他的评价有:“他是个鲁莽的小伙子，充满活力”，“他脑子灵，努力准确地使用英语，通常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脾气好”，“他备课很认真，所有的考试都及格，毕业时，在神学方面是班上的优等生。”“他在所有学生当中都很受欢迎。”⒀宋庆龄在离开美国多年后，在异域他乡遇见父亲的老友，了解到父亲的趣事，这份惊喜也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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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封信
　　亲爱的艾丽:
　　感谢你热情洋溢的来信。尽管我没能像过去那样经常给你去信，可在心里我总是惦念着你，一如以往。我觉得很难提笔，尤其是给我亲密的朋友写信，向她们敞开自己的心扉。目前，我正承受着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是麻木，这更增加了我由于失去丈夫而遭受的巨大悲痛。
　　我正尽力让自己投入到我丈夫生前所从事的工作中去，从而忘却我自己，这就是为实现真正的共和而努力。
　　最近两个月，我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人们对我都很关切和友善，他们使我理解了，这一不幸也是国家的大不幸，国家失去了一位能拯救民族于危难的无私的爱国者。我必须尽力去继续我丈夫的未竟事业，并动员人们也这样做!
　　从广州回来后，我同我的家人去了趟南京。一俟南京的陵墓建设完成，我丈夫的遗体将被安葬在那里。由于建筑工期较长，故至少要等到一年以后，才能从北京将我丈夫的遗体迁葬至南京。
　　妹妹美龄和我打算于6月份去北京。我姐姐(孔夫人)在北京有她舒适的宅邸，我们将和她同住两三个月。她有两子两女，也是目前宋家唯一的后代，其他人都还没有结婚。
　　我们最小的弟弟约瑟福⒁，将于今秋入哈佛大学学习。他将于8月启程赴美。原先我曾计划和他同往，后因年内国内事务较多，最后还是决定留下了。
　　在中国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告诉我，我可让弟弟给你带去。
　　我有个请求，你能否为我在美国定制些名片，要在最好的店里定货，名片均用黑版。按照中国的传统，在近三年内，我只用这种名片。
　　清让制版商以货到收款方式寄我，这里的名片制版不理想。因此，我一向是在美国定制的。多谢。

　　爱你的罗莎蒙黛
　　又及:请早来信。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她强忍悲痛，参加了一系列的善后工作和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追悼活动。1925年4月2日，孙中山遗体移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入殡，暂厝石塔内。宋庆龄遂于是月10日和20日两次亲赴南京勘察孙中山墓址。
　　孙中山的临终遗言和遗嘱深深地铭刻在宋庆龄心中。继承孙中山遗志，维护孙中山的革命原则，为“实现真正的共和”而奋斗，成为宋庆龄认定的人生道路。“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她发表谈话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并号召:“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责任。中国国民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⒂1926年1月，宋庆龄赴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在信中所提到的会议即为此次大会。
　　这封信是宋庆龄从广州回沪后，于1926年4月16日，从上海发出的。此时距孙中山逝世已一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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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封信
　　亲爱的艾丽:
　　真高兴收到你4月1日的来信。这封信在路上的时间太长了!我常在想，这段时间你的情况怎样:收到你的上一封来信，还是在我动身去欧洲前夕，当时我只能在船上给你写回信。你的来信中，没有把你的地址给我，但我确信我没记错。
　　可能你已知道，我们三姐妹都在重庆，致力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工作。日本人轰炸香港时，我和姐姐被困在了香港。直到第三天，我们才得以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飞往自由中国。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忙于重新开始我先前所从事的工作。如向海外募集资金，用于医治伤病员、安置大约5000万人口的难民以及为孩子们开办补习学校等。我姐姐和妹妹也都忙于她们的社会工作和公务，甚至比我还忙。
　　如有机会，你可以读一下《亚洲杂志》7月号和8月号，我在这两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我们的活动情况，从中你可以了解我们的妇女在战时的作为。想必你也正在为你的国家忙于战时的工作。目前，这里很难看到来自美国的杂志。好在常有朋友往来于中美之间，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不少有关你们的爱国活动的情况。我是多么希望能去美国访问，可这只有等到战争结束，我们取得胜利后，才能实现。我的3个弟弟现正在华盛顿。从那里，他们将所获得的抗战物资运往国内。这样，我们全家都已投入于抗战。
　　希望你来信告诉我，你和你的家人的情况。有孩子了吗，艾丽?我曾经收到过好几份婚礼请柬，而这些邀请都是来自我同学的女儿，这真使我吃惊不小。我还从未意识到，在不知不觉中已上了年纪。我总还觉得自己比实际上年轻!而一旦坐到镜子前，脸上的皱纹会打消我的幻觉……。盼望你早日来信。

　　永远爱你的罗莎蒙黛
　　宋庆龄的这封信，写于1942年10月5日，地址为重庆两路口新村路3号。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军先后投入70万军队，历时三月，歼敌5万余。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嘴登陆，并向中国军队后方迂回，中国军队从上海周围撤退。11月12日，上海沦陷。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宋庆龄的安危，特发电报给宋庆龄，建议她撤离上海去香港。电报由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人呈交宋庆龄。宋庆龄尊重中共中央的意见，于是年12月23日乘船离开了上海。为支持抗战，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主持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保盟”致力于战时医药、救济和战灾儿童福利工作，并通过各种途径向外国人士和华侨宣传抗日运动，介绍中国抗战实况，并将大批医药、食品、衣被等物资运往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翌日，日军轰炸九龙。当时宋庆龄和刚从重庆飞来的姐姐霭龄“被困在了香港。”第二天即12月9日，宋庆龄在西摩道21号“保盟”办公室召开了“保盟”中央会议，提出:“要同大家一起留在香港，在包围中共渡患难。”后在大家劝说下，她才答应离开香港，并说:“不管在哪儿，在中国也好，甚至在印度也好，我们也一定要重建我们的‘保盟’。‘保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⒃
　　12月10日晚，即日军轰炸香港第三天，宋氏姐妹在机场落入日军手中六小时前，乘上最后一架商用飞机飞离了香港。
　　宋庆龄抵重庆后，先是住在姐姐霭龄家中，以后从那里迁出，搬入两路口新村路3号。1942年8月“保盟”重组后，办公处就设在这里。到达重庆后，宋庆龄就立即投入重建“保盟”、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募集捐款和医疗器材以及战灾难民的安置等工作。是年7月，宋庆龄发表了《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介绍和赞扬了“中国妇女战时的作为”和对抗战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宋庆龄在给艾丽的信中所提到的，当时刊登在美国《亚洲杂志》上的文章，即为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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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封信
　　亲爱的艾丽:
　　你很难想像，收到你的来信我有多么的惊喜。我真是太高兴了，那么多年没有你的来信，也不知你这些年的情况。我的一位好友曾去威斯康星的麦迪逊，我托她去寻访你，她找到了欧克莱尔的罗斯福大街271号，但两次上门都未见到你，她也很失望。我想那还是在1948年。我只得转而翻阅起我的影集，那里面有你身着睡袍所拍照片。还有一些合影照是你送我留作纪念的。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你怎么住进了疗养院，身体还好吗?亲爱的艾丽，我时常想起你以及我们在北卡罗莱纳蒙特里特一起渡过的那个愉快的夏天.我很想能重访美国，但由于我患风湿性关节炎，腿脚不行了，又上了年纪，不能再作远行。更何况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在经历了这次大地震之后，我不能在大家都忙于重建家园和建设可爱的祖国时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我仍希望能在中国见到你。
　　现在你知道了我的地址，一定要尽早来信。我真糊涂，将你婚后的姓给忘了，想必你会收到此信的，顺致最良好祝福。
　　罗莎蒙黛
　　这是宋庆龄与艾丽失去联系多年后，第一次回复艾丽的信。时间是1976年9月9日。宋庆龄当时虽然身在北京，但她的私人信件多以上海为发信地址，此信也没有例外。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它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宋庆龄是由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被保护，才免受了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没有幸免的大灾难。然而这场浩劫仍使她失去了许多的战友、同志和朋友。宋庆龄心情沉重、百思不解，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1976年，是中国人民经受天灾人祸的磨难最为深重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革命家相继去世。宋庆龄分别出席了他们的追悼会。是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造成唐山市被毁，死亡20余万人的惨重损失。宋庆龄忧国忧民，心情沉重，时常叹气流泪。她“常听《黄河》交响曲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有时则伏案绘画以排忧解愁”。1976年又是中国人民打倒“四人帮”，迎来希望的一年。是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宋庆龄“以无比欢欣的心情庆祝这个节日”，并撰写了《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一文。宋庆龄指出:“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了一条伟大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也是很艰难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不是在人民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我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⒄她决心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和平统一祖国的目标的早日实现，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976年9月9日，宋庆龄致艾丽的信，是艾丽向罗肖特介绍的13封中国来信中的最后一封。从那以后，她们重又建立起通信联系，艾丽并将罗肖特为她在欧克莱尔疗养院中拍摄的照片寄给了宋庆龄。艾丽于1985年去世，享年82岁。生前，她一直妥善收藏着这批书信。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

李燕娥是广东中山人，从16岁就来到宋庆龄身边，陪伴了宋庆龄整整53年。她虽然没有文化，但爱憎分明、性格爽朗。解放前，在重庆、上海等地，国民党特务多次用金钱收买她，用介绍对象诱惑她，想通过她来刺探宋庆龄的情况，但李燕娥对宋庆龄忠心耿耿，丝毫不为所动。宋庆龄称赞她是“不拿枪的警卫员”。解放后，她尽心竭力地照看着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那些孙中山留下来的遗物。

宋庆龄从不把李燕娥当作“下人”，而视她为家中的一员。李燕娥比宋庆龄小了近20岁，但却一直被称着“李姐”。吃饭时宋庆龄与她同桌，并且让她坐在主人的位置上，自己则坐侧座。李燕娥身体比较胖，宋庆龄又让人专门改制了一张矮床，方便她休息。

解放后，宋庆龄住北京时间居多，为了抚慰李燕娥的思念之情，宋庆龄把自己的照片和北京寓所主楼的照片寄给她。李燕娥把照片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以便随时都能看到。有一次李燕娥受了伤，宋庆龄十分担心，专门指示上海的同志抓紧为李燕娥疗伤，还专程赶到上海看望。

宋庆龄为李燕娥想得非常周到、细致。她经常送一些小礼品给上海寓所的工作人员，每次总是专门准备一些火腿、广东腊肠等家乡食品，带给李燕娥。

1971年11月8日，宋庆龄专门给上海寓所的管理员周和康写信说：“现在委托你办一件事：旧历10月10日是李燕娥的生日。她在我处服务快40年了，我应该对她忠心耿耿的工作有些表示。请你在9日那天代买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8斤苹果、2斤香蕉送给她（连同这张贺片）。多谢你！”

1979年，李燕娥患了子宫癌，宋庆龄万分焦急，亲自把她从上海接到北京，不仅请人照料她的生活，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像对待她一样来照顾李燕娥。

她还请来最好的医生为李燕娥诊治。当医生确定她的癌变已到晚期时，宋庆龄十分伤心。她压抑着悲痛之情，尽可能抽出时间陪李燕娥聊天，以缓解她的痛苦。当时北京的青菜很少，她怕李燕娥不习惯，就请人想办法多买些新鲜蚕豆来补充。为了增加营养，宋庆龄特别吩咐每天要让李燕娥吃鸡肉，喝鸡汤。

对于病重的李燕娥，宋庆龄心情十分沉重。她曾给马海德写信说：“我亲爱的管家患了可怕的疾病，使我十分心烦意乱。她跟随我50年了，她是那么的忠诚，也是我最可信任的朋友。我害怕她很快会死去……她躺在床上全然不知真正折磨她的是什么病痛！我是如此悲伤和六神无主……”

第二天，她又写信给爱泼斯坦：“近日来我为李姐（我50多年的伴侣和管家）病重而极感心烦意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

如果不是亲眼读到这些信件，简直难以想像，在任何巨大的压力面前都不曾惧怕、不曾退缩的宋庆龄，为了李燕娥竟会流露出如此强烈的悲伤。

1981年2月，在焦虑的煎熬中传来了李燕娥病逝的消息，宋庆龄顿时热泪盈眶。当李燕娥的骨灰盒被送到宋庆龄住所时，她迎上去，把脸紧紧贴在骨灰盒上，不住地抚摸着，亲吻着，泪水点点滴滴洒落……

在李燕娥骨灰移送上海那天，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自把骨灰盒从自己的卧室里抱出来，步履蹒跚地从楼上一直送到门口的汽车上。事后，她给一位友人写信说：“我痛心地告诉你，我亲爱的管家和同伴李燕娥……因患癌症逝世……我可怜的燕娥在几天前由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陪同，在上海埋葬了。她的骨灰将埋在宋氏墓地。我死后，将长眠在我忠心的同伴旁边。”

题名: 宋庆龄致艾丽书信译介 ---作者: 王志鲜
美国威斯康星州历史协会出版的季刊《威斯康星历史杂志》在它的1989一1990冬季号上刊登了马尔科姆·罗肖特(Ma1co1m Ro-sho1t)撰写的题为《鞋盒里的中国来信1913一1967》①的文章，披露了宋庆龄给她在美国留学期间所结识的女友亚历山德拉·曼·斯利普(A1exandra Mann S1eep)的13封书信。这批书信在时间上跨越了1913年到1976年间的漫长岁月，是研究宋庆龄的珍贵资料。现将其中7封译介于此，作为对宋庆龄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
宋庆龄于1907年9月赴美国留学，就读于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1912年夏，宋庆龄和妹妹美龄，曾来到北卡罗莱纳州，靠近蓝岭的蒙特里特，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会议。宋氏姐妹下榻于当地的山核桃旅馆，在那里结识了来自芝加哥的亚历山德拉。其间，宋庆龄曾和亚历山德拉在当地的一家照相馆合影留念②。此后，她们一直保持通信、互赠礼品，成为好友。她们之间的友谊保持了近70年。
有关亚历山德拉·曼的生平事迹所见不多，仅略知其为美国芝加哥人，生于1903年。1923年6月，亚历山德拉与威斯康星州沃基肖市的“一战”退伍老兵勒鲁瓦·斯利普(LeR0y S1eep)结婚，住沃基肖市。后移居威斯康星州的欧克莱尔市。勒鲁瓦·斯利普于1955年9月逝世，享年62岁。另据上海档案馆有关资料，亚历山德拉曾于1947年响应宋庆龄的呼吁，从当地募集医药物资援助国际和平医院和在华北的卫生学校。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罗肖特得以结识亚历山德拉，由于罗肖特曾于30年代作为新闻记者在中国工作过，故在谈论关于中国的话题时，亚历山德拉向罗肖特介绍了她与宋庆龄的友谊以及这批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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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信
亲爱的艾丽(Allie)③:
这些天以来，我总有些健忘，也不知给你的信寄出了没有。为了稳妥些，就再写上几笔，并想告诉你，我现在既感不安又感受到了幸福，所高兴的是我鼓起了勇气，克服了胆怯和怀疑而决定了自己的婚事。我感到心里平静了下来，并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暖。我正忙于协助我丈夫开展工作、回复来信并负责所有电报的处理，将电文译成中文。但愿有朝一日，我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能够获得报偿，那就是亲眼看到中国从君主专制的奴役下获得自由，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
在蒙特里特我们初次见面时，你决想不到有朝一日我会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吧?我丈夫具有各方面渊博的知识，每当他闲暇之时，我都能向他学得很多东西。我们倒更像是一对师生，我在他的面前就有如一个忠实的学生。
我们打算在日本继续住一段时间，真希望你能来看看我们的新居。我们何时赴美还未定下行期。这里是我们的活动中心，随时都可能有情况发生，因此无法确定我何时能走，但仍希望你尽可能来看我。
眼下我们的院子很美，你一定会喜欢上这座掩映在枫树丛中的舒适小屋。
请常来信.
爱你的中山·罗莎蒙黛
此信是宋庆龄婚后写给艾丽的，时间是1915年11月18日。信中表露了宋庆龄对新婚生活的感受和协助孙中山从事革命的情况。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为使“中国从君主专制的奴役下获得自由，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的共同理想，是他们结合的基础。为此，宋庆龄力排家庭的阻拦和亲友的非议，毅然赴日本。对此，她曾描述了她向父母提出自己决心和孙中山结合时的情景:“父亲脸露不悦之色，母亲在流着泪，我不知怎样地被人扶上了楼。”婚后，宋庆龄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她怀着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全身心地投入协助孙中山的革命工作，使孙中山在这一时期“开展工作极为顺利”。为使讨伐袁世凯帝制运动造成声势，孙中山和宋庆龄放弃了原先赴美旅行的计划。孙中山在是年11月20日致友人信中这样写道:“由于我在此地开展工作极为顺利，而此种工作又为我们一切活动之中心，我已完全放弃前往美国作旅行演讲之计划。我确信，我此刻留在此地较之前往世界任何一地更为有益。”④
孙中山和宋庆龄婚后居住于日本东京青山原宿109号。以上宋庆龄和孙中山致友人的信，均是由这里发出的，宋庆龄在信中署名中山·罗莎蒙黛。罗莎蒙黛是宋庆龄的英文名字，宋庆龄按西方习惯，在她的英文名前冠以夫姓，使用的是孙中山在日本使用的化名中山樵中的姓:中山(Naka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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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信
亲爱的艾丽:
真高兴收到你17日的来信。你写此信时一定很匆忙，以致忘了告诉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关于你自己。你一切都好吗，是什么事使你那么忙?在谈其它事之前，请允许我向你透露一个秘密，这事过去秘而未宣并非由于我的疏忽，现在你就不会再感到迷惑了。原先，我让你给我来信时所用称谓是中山夫人，这是因为在日文里我们的姓为中山。现在我们回到了祖国，我希望还是用我原先的姓。如你所知，我丈夫一向是一位中国政治的改革家和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曾记得在蒙特里特时，我们曾出席了卡梅伦先生介绍中国情况的图片展示会，在会上他向我们介绍了孙逸仙的像片。那时，我决想不到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超乎朋友，这是缘份。
他比我年长许多……⑤使我对他产生敬意。虽然我们已结婚一年半多，我仍保持着对他的崇敬之情，一如以往，是他人品的崇拜者。
亲爱的艾丽，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够很快在人类共同的理想中获得你个人理想的实现，那时幸福必将来临。当然，目前你是幸福的，但婚后生活的愉悦则不同，它远胜于少女时期。尤其是当这种幸福存在于双方为使周围所有的人都能幸福地生活的共同愿望之中。
上周六，我们邀集了十几个朋友一起去观看女飞行员斯廷森所作飞行表演。每个座位3美元，但我们坐等了3小时，也没见那飞机飞起来。真遗憾!好像是一架发动机发生了故障，而另一架还未装好!星期日，虽然又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但情况仍然没有变化。一万二千多人离开时的不满之情可想而知!我真为那姑娘感到遗憾。她是美国人，年仅19。但这只能怪她自己，太疏忽了!
眼下，这里有许多精彩的表演，以及各参战国所举行的庆典。门铃响了，我只好就此搁笔，我约了朋友来我处。

爱你的罗莎蒙黛
以上这封信发自上海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时间是1917年2月22日。
孙中山和宋庆龄自1916年4月离日，5月抵沪后就居住于此，继续筹划、领导讨袁运动。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助手，积极协助孙中山起草文稿。孙中山的《会议通则》⑥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完成并于是年4月出版的。
是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忧愤而死。翌日，黎元洪继任总统。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和护国军等讨袁力量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召开国会。黎元洪接受该主张，国会复会。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紧张激烈的阶段，北京政府遂因“参战问题”发生“府院之争”。以后又演变出“张勋复辟”的丑剧。冯国璋、段祺瑞上台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孙中山乃发起“护法运动”，并于1917年7月离沪赴粤，筹建护法军政府，宋庆龄随同前往。
信中所提到的斯廷森，即凯瑟琳·斯廷森，是斯廷森号飞机的制造者斯廷森兄弟的妹妹，美国底特律人，在芝加哥开设有航空学校。1917年初，由日本来沪，在江湾万国体育会赛马场作飞行表演。孙中山和宋庆龄于2月17日午后，前往观看斯廷森小姐第一天的表演。斯廷森此次来沪携有大小飞机各一，本拟飞演大机，因故障，只得现行装配小机，待装配完毕，时间已近下午5时，加之起风，观者逐渐散去。孙中山和宋庆龄没能看到飞机飞起。第二天午后又进行飞行表演，但仅飞行了一分钟。飞机在落地后因碰撞赛马场木栏受损。当时报界评论:“江湾飞行之成绩可一言以蔽之失败而已。”⑦斯廷森遂于2月27日离沪，转赴北京继续飞行表演并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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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封信
亲爱的艾丽:
我于6月25日回到了上海。在广州我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劫难。当时我非常紧张，我需要完全的安静和休息，心中常常想到你。不知给你的上一封信，收到没有?写那封信是在我的住所遭到轰炸的前几天。我失去了所有的东西，我的皮衣、服装、手饰等都遭到士兵的洗劫。实际上我们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失去了。感谢上帝，幸好我们没有受伤，活着回到了家里。尽管我们失去了一切，但在道义上却赢得了胜利。民众对我们事业的支持，从未像现在这样的有力。
我很想知道你的情况，你什么时候当新娘?婚期定下了没有?如你能告诉我举行婚礼的日期，我想为你准备一件手工制作的礼物，可以赶上你度蜜月时穿。
到时请给我来一封长信，详细告诉我所有的情况，一定别忘了寄一张你穿婚纱的照片。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眼下我正需要一些最新式样的名片。
你能否尽快为我去蒂法尼商店或其它好一点的印刷社定制两百张名片，请选用简洁、漂亮的样式，印上“孙逸仙夫人”即可。
因我急等着用，请你一有空就尽快办一下，并将帐单寄我，万分感谢。

爱你的罗莎蒙黛
又及:本想再多写些，可我母亲来了，我得下楼去见她。请在12月前将名片寄来!
这是在经历了“广州蒙难”后，宋庆龄于1922年9月15日在上海写给艾丽的信。
广东军阀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密令所部，于1922年6月16日凌晨，突然发动武装叛乱，以四千人围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凌晨2时，孙中山将宋庆龄从酣梦中喊醒，“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为保证孙中山的安全，宋庆龄再三说服孙中山先行撤离。她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可以没有你”。⑧当时情势的危急如宋庆龄后来所描述:“自从八时至下午四时，我们无异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不停的四射。这时我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⑨后宋庆龄辗转到了岭南大学。翌晨，转赴黄埔，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会合，“真如死别重逢”。这场惊心动魄的事变，宋庆龄终身难忘。孙中山和宋庆龄安抵上海后居住在莫里哀路29号寓所。宋庆龄写下了“广州脱险”一文详细记载了这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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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封信
亲爱的艾丽:
自上次给你去信后，我一直在全国各地旅行。真高兴能在到达天津后收到由上海家中转来你的信，并得知你身体恢复得很快，体重也增加了，我深深地感到欣慰。
我们于本月12日离开广州，在途经上海逗留数天后，我们去了日本，在那里停留了一周多。在神户期间，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在威斯里安学习时的两位同学，大家都很高兴能再次相见和交谈。还有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是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刚由美国来此，他从报上得知我在日本，就专程从另一城市赶来看我。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许多有关我父亲的事。父亲当时还是个机敏、调皮的男孩。他还告诉我，父亲在田纳西的纳什维尔读书时，如何与老师周旋，又如何同哲学老师争辩……。
我们在日本和天津期间，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万众齐集在码头上打着旗帜向我们欢呼，迎接我的丈夫。我们现在由政府安排，下榻在一座旧时的王府。这是座很不错的宅邸，充满了奇趣。房屋的装修花费了2万元，所以看上去仍是崭新的，很漂亮。我真想像不出住在北京的宫殿里是何样的感觉!我想我会感到无法消受的，还是住在上海我们自已的两层小楼里才是最舒服的。
前天，我应前总统黎元洪之邀去他府上赴宴，因我丈夫也在那里出席这个宴会。宴会设在黎元洪私人剧场的一个舞厅内。这是座富丽堂皇的建筑，价值80万元。席间，有一支由50名身着紫色制服的乐手组成的乐队演奏乐曲。我生平第一次使用金质的刀、叉、匙用餐。据这位前总统向我介绍，这批餐具是特意在英国定制的。插着异国花卉的花瓶和盛水果的果盘都是金质的。这是一次成功的财富的炫耀。前总统夫人所佩带的钻石珠宝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们所居住的大院里，共有8幢很大的房子，全归他一家人使用。黎元洪有两子两女，长女在威尔斯利大学学习。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宴会上总是听到这个值多少钱，那个值多少钱之类的话。这些人真可悲!我真为他们感到遗憾。他们如此奢侈和挥霍，而门外却有那么多的遭受苦难和贫困的人。天津街上的乞丐令人感到难堪，他们会一路追随行人，哀求着，直到得到施舍.
我们一行将在一周内启程前往北京。人们正为迎接我丈夫的到来，准备隆重的欢迎仪式。届时将会出现由15万民众组成的欢迎队伍。
在解决一些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之后，我丈夫打算赴海外旅行，时间大约在冬季，我肯定我们会去美国的。非常希望能去看看你。早给我来信，来信可寄莫利哀路29号。这样，不管我在哪里都能收到的。

爱你的罗莎蒙黛
这是宋庆龄于1924年12月10日，从天津写给艾丽的信。
1924年10月，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与曹锟及吴佩孚素有矛盾的直系将领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翻北京直系政府，并发出和平解决国是通电。他说:“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⑩同时，电邀孙中山北上。为宣传革命思想，实现真正的共和，孙中山决计北上。他在广州大本营饯行会上致答词时说:“我这次到北方去的缘故，就是因为民国有了十三年，革命还没有彻底成功。……因为有好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南方各同志都要联络起来，团结南方现在的力量，并且要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到那个时候，便是革命彻底成功，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便能够完全实行。全国人民才可以脱这十三年革命的苦痛，享革命的幸福。”⑾11月13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到广州长堤天字码头，登上“永丰舰”，开始了北上之行。信中所说的离穗日期应为11月13日。
11月14日，“永丰舰”抵香港，孙中山一行转乘“春洋丸”号邮轮经上海转赴日本。11月23日抵长崎。在日期间，孙中山和宋庆龄会见了当地国民党人、日本友人以及华侨代表，并发表演说，受到了各界盛意招待和欢迎。宋庆龄并于11月28日，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对该校学生用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这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表达对现代妇女运动的观点，引起热烈反应，日本各大报对此均作了报导。孙中山和宋庆龄一行，在日逗留了一周后，于30日乘“北岭丸”离开神户前往天津。12月4日抵津时，孙中山和宋庆龄受到鹄立于码头、河岸的工商学及市民等百余团体2万余人的热烈欢迎。欢迎总指挥领众高呼欢迎口号约5分钟，场面极为隆重。孙中山、宋庆龄在津期间下榻于张园。抵津次日，黎元洪设午宴为孙中山、宋庆龄洗尘，张作霖等作陪。宋庆龄在信中所描述的奢华场面，即是黎府的此次盛宴。12月31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自天津抵北京，受到盛大欢迎。按原计划，孙中山“入京后约逗留两星期，一俟时局稍定，即作欧美之游”。⑿但积劳成疾的孙中山，早已患有肝癌。他抱病北上，长途跋涉，饱受风浪之苦。沿途各种活动和操劳，使肝病进一步恶化，以致一病不起，终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溘然长逝。
此信还提到了宋耀如的一些情况。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从1882年到1885年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特比尔特大学神学院上学。当时的同学和师长对他的评价有:“他是个鲁莽的小伙子，充满活力”，“他脑子灵，努力准确地使用英语，通常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脾气好”，“他备课很认真，所有的考试都及格，毕业时，在神学方面是班上的优等生。”“他在所有学生当中都很受欢迎。”⒀宋庆龄在离开美国多年后，在异域他乡遇见父亲的老友，了解到父亲的趣事，这份惊喜也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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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封信
亲爱的艾丽:
感谢你热情洋溢的来信。尽管我没能像过去那样经常给你去信，可在心里我总是惦念着你，一如以往。我觉得很难提笔，尤其是给我亲密的朋友写信，向她们敞开自己的心扉。目前，我正承受着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是麻木，这更增加了我由于失去丈夫而遭受的巨大悲痛。
我正尽力让自己投入到我丈夫生前所从事的工作中去，从而忘却我自己，这就是为实现真正的共和而努力。
最近两个月，我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人们对我都很关切和友善，他们使我理解了，这一不幸也是国家的大不幸，国家失去了一位能拯救民族于危难的无私的爱国者。我必须尽力去继续我丈夫的未竟事业，并动员人们也这样做!
从广州回来后，我同我的家人去了趟南京。一俟南京的陵墓建设完成，我丈夫的遗体将被安葬在那里。由于建筑工期较长，故至少要等到一年以后，才能从北京将我丈夫的遗体迁葬至南京。
妹妹美龄和我打算于6月份去北京。我姐姐(孔夫人)在北京有她舒适的宅邸，我们将和她同住两三个月。她有两子两女，也是目前宋家唯一的后代，其他人都还没有结婚。
我们最小的弟弟约瑟福⒁，将于今秋入哈佛大学学习。他将于8月启程赴美。原先我曾计划和他同往，后因年内国内事务较多，最后还是决定留下了。
在中国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告诉我，我可让弟弟给你带去。
我有个请求，你能否为我在美国定制些名片，要在最好的店里定货，名片均用黑版。按照中国的传统，在近三年内，我只用这种名片。
清让制版商以货到收款方式寄我，这里的名片制版不理想。因此，我一向是在美国定制的。多谢。

爱你的罗莎蒙黛
又及:请早来信。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她强忍悲痛，参加了一系列的善后工作和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追悼活动。1925年4月2日，孙中山遗体移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入殡，暂厝石塔内。宋庆龄遂于是月10日和20日两次亲赴南京勘察孙中山墓址。
孙中山的临终遗言和遗嘱深深地铭刻在宋庆龄心中。继承孙中山遗志，维护孙中山的革命原则，为“实现真正的共和”而奋斗，成为宋庆龄认定的人生道路。“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她发表谈话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并号召:“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责任。中国国民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⒂1926年1月，宋庆龄赴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在信中所提到的会议即为此次大会。
这封信是宋庆龄从广州回沪后，于1926年4月16日，从上海发出的。此时距孙中山逝世已一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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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封信
亲爱的艾丽:
真高兴收到你4月1日的来信。这封信在路上的时间太长了!我常在想，这段时间你的情况怎样:收到你的上一封来信，还是在我动身去欧洲前夕，当时我只能在船上给你写回信。你的来信中，没有把你的地址给我，但我确信我没记错。
可能你已知道，我们三姐妹都在重庆，致力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工作。日本人轰炸香港时，我和姐姐被困在了香港。直到第三天，我们才得以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飞往自由中国。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忙于重新开始我先前所从事的工作。如向海外募集资金，用于医治伤病员、安置大约5000万人口的难民以及为孩子们开办补习学校等。我姐姐和妹妹也都忙于她们的社会工作和公务，甚至比我还忙。
如有机会，你可以读一下《亚洲杂志》7月号和8月号，我在这两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我们的活动情况，从中你可以了解我们的妇女在战时的作为。想必你也正在为你的国家忙于战时的工作。目前，这里很难看到来自美国的杂志。好在常有朋友往来于中美之间，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不少有关你们的爱国活动的情况。我是多么希望能去美国访问，可这只有等到战争结束，我们取得胜利后，才能实现。我的3个弟弟现正在华盛顿。从那里，他们将所获得的抗战物资运往国内。这样，我们全家都已投入于抗战。
希望你来信告诉我，你和你的家人的情况。有孩子了吗，艾丽?我曾经收到过好几份婚礼请柬，而这些邀请都是来自我同学的女儿，这真使我吃惊不小。我还从未意识到，在不知不觉中已上了年纪。我总还觉得自己比实际上年轻!而一旦坐到镜子前，脸上的皱纹会打消我的幻觉……。盼望你早日来信。

永远爱你的罗莎蒙黛
宋庆龄的这封信，写于1942年10月5日，地址为重庆两路口新村路3号。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军先后投入70万军队，历时三月，歼敌5万余。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嘴登陆，并向中国军队后方迂回，中国军队从上海周围撤退。11月12日，上海沦陷。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宋庆龄的安危，特发电报给宋庆龄，建议她撤离上海去香港。电报由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人呈交宋庆龄。宋庆龄尊重中共中央的意见，于是年12月23日乘船离开了上海。为支持抗战，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主持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保盟”致力于战时医药、救济和战灾儿童福利工作，并通过各种途径向外国人士和华侨宣传抗日运动，介绍中国抗战实况，并将大批医药、食品、衣被等物资运往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翌日，日军轰炸九龙。当时宋庆龄和刚从重庆飞来的姐姐霭龄“被困在了香港。”第二天即12月9日，宋庆龄在西摩道21号“保盟”办公室召开了“保盟”中央会议，提出:“要同大家一起留在香港，在包围中共渡患难。”后在大家劝说下，她才答应离开香港，并说:“不管在哪儿，在中国也好，甚至在印度也好，我们也一定要重建我们的‘保盟’。‘保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⒃
12月10日晚，即日军轰炸香港第三天，宋氏姐妹在机场落入日军手中六小时前，乘上最后一架商用飞机飞离了香港。
宋庆龄抵重庆后，先是住在姐姐霭龄家中，以后从那里迁出，搬入两路口新村路3号。1942年8月“保盟”重组后，办公处就设在这里。到达重庆后，宋庆龄就立即投入重建“保盟”、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募集捐款和医疗器材以及战灾难民的安置等工作。是年7月，宋庆龄发表了《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介绍和赞扬了“中国妇女战时的作为”和对抗战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宋庆龄在给艾丽的信中所提到的，当时刊登在美国《亚洲杂志》上的文章，即为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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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封信
亲爱的艾丽:
你很难想像，收到你的来信我有多么的惊喜。我真是太高兴了，那么多年没有你的来信，也不知你这些年的情况。我的一位好友曾去威斯康星的麦迪逊，我托她去寻访你，她找到了欧克莱尔的罗斯福大街271号，但两次上门都未见到你，她也很失望。我想那还是在1948年。我只得转而翻阅起我的影集，那里面有你身着睡袍所拍照片。还有一些合影照是你送我留作纪念的。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你怎么住进了疗养院，身体还好吗?亲爱的艾丽，我时常想起你以及我们在北卡罗莱纳蒙特里特一起渡过的那个愉快的夏天.我很想能重访美国，但由于我患风湿性关节炎，腿脚不行了，又上了年纪，不能再作远行。更何况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在经历了这次大地震之后，我不能在大家都忙于重建家园和建设可爱的祖国时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我仍希望能在中国见到你。
现在你知道了我的地址，一定要尽早来信。我真糊涂，将你婚后的姓给忘了，想必你会收到此信的，顺致最良好祝福。
罗莎蒙黛
这是宋庆龄与艾丽失去联系多年后，第一次回复艾丽的信。时间是1976年9月9日。宋庆龄当时虽然身在北京，但她的私人信件多以上海为发信地址，此信也没有例外。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它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宋庆龄是由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被保护，才免受了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没有幸免的大灾难。然而这场浩劫仍使她失去了许多的战友、同志和朋友。宋庆龄心情沉重、百思不解，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1976年，是中国人民经受天灾人祸的磨难最为深重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革命家相继去世。宋庆龄分别出席了他们的追悼会。是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造成唐山市被毁，死亡20余万人的惨重损失。宋庆龄忧国忧民，心情沉重，时常叹气流泪。她“常听《黄河》交响曲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有时则伏案绘画以排忧解愁”。1976年又是中国人民打倒“四人帮”，迎来希望的一年。是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宋庆龄“以无比欢欣的心情庆祝这个节日”，并撰写了《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一文。宋庆龄指出:“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了一条伟大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也是很艰难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不是在人民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我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⒄她决心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和平统一祖国的目标的早日实现，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976年9月9日，宋庆龄致艾丽的信，是艾丽向罗肖特介绍的13封中国来信中的最后一封。从那以后，她们重又建立起通信联系，艾丽并将罗肖特为她在欧克莱尔疗养院中拍摄的照片寄给了宋庆龄。艾丽于1985年去世，享年82岁。生前，她一直妥善收藏着这批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