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眉的横线怎么去掉:白居易的资料

白居易（772～846），汉族，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的诗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有广泛影响，是“新乐府运动”的领袖。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曾祖父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其祖父白湟又迁居河南新郑。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降生了。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等极为有名。
　　邓肖达曾说：“正是因为白乐天的诗老妪能解，才确立了他的诗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
　　晚年与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刺讽喻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 《问刘十九》《买花》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
　　白居易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 “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
　　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

　　这些你看够吗？

白居易（772～846）

中国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山西太原，祖上迁下邽（ 今陕西渭南 ） 。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生平 他生于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 。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 ，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 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③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古代山西诗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同时又炼丹学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总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连同《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白居易(772一846) ，字乐天，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之一。曾以言浅而辞美、语白而 意深的叙事讽喻诗在诗坛上独树一帜，开"通俗诗派" ... 白居易另有一些抒情写景诗亦相当 精致流丽、意境高远，至今脍炙人囗。 诗人一生创作不辍，遗诗三千，流传颇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