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o官网注册中文网站:求T.S.爱略特的生平及主要作品简介

arcusarrow朋友，你好。你提问当中所说到的T.S.爱略特全名应该是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此人是英国著名诗人。(但他出生在美国)以下是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生平以及文学创作等等的相关详细资料：
　　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1888年——1965年），英国著名诗人。
　　1888年9月26日，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城，是新英格兰一个名门的后裔，他的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是华盛顿大学的创始人。1906年，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专修哲学，同时也为《哈佛拥护者》编稿和写稿。他三年完成了本科课程，然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索邦大学、牛津大学莫顿学院深造。他完成了关于英国哲学家F．H．布拉德雷的博士论文，但没能回哈佛大学接受博士学位。
　　1914年来到欧洲时，艾略特遇到了埃兹拉·庞德，并与他建立了亲密的文学和私人关系。艾略特在欧洲还从事过许多职业，包括担任伦敦附近一所男子学校——海给特学校的定期教师、罗伊兹银行的职员。1917年到 1919年，他担任《利己主义者》刊物的助理编辑，加入费边和奎恩(后称费边和费边)出版社，最后成为它的董事长。
　　1927年，艾略特加入英国国籍并皈依英国国教。他于1915年与维维恩·海-伍德结婚，但又于1932年分手；她从1930年起就被关在精神病院，直到1947年死去。1957年，他与他的秘书维莱丽·弗莱切尔结婚。

　　1932年，艾略特在17年以后第一次重返美国，赴哈佛大学担任“查尔斯·爱略特·诺顿诗歌教授”，完成工作之后他又回到伦敦。在此后35年中，他获得了许多荣誉，包括诺贝尔文学奖、不列颠荣誉勋章和自由奖章，以及1964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对他的缺席授奖。

　　艾略特于1965年1月4日在伦敦逝世，骨灰埋在撤莫塞特郡东库克村的英国国教教堂。

　　二、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的文学历程：
　　艾略特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那些诗显示了他早期所受的影响：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特别是史蒂芬尼·马拉美和儒尔·拉福格的反讽派，以及查尔斯·波德莱尔的都市意象。艾略特毕生对现代文明困境和战后幻灭情绪的关注，在此也初露端倪。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5年发表于《诗刊》)是上述影响和关注的早期例证。这是一个羞怯、受压抑的男人的内心独白。它使人看到艾略特在此时就已开始对作为一种技巧的“支离破碎”的观念感兴趣了。普鲁弗洛克渴望与人交往，却又离群索居，既敏感又麻木，总担心与人交流和接触会有不良的后果。通过在全诗中罗列一些看起来毫无联系的意象，艾略特强调了他认为属于现代男女的那种支离破碎的特征。

　　《荒原》，这是20年代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展示了他对20世纪困境的关注。它的成就应归功于艾略特的良师兼益友埃兹拉·庞德的热情帮助。他建议艾略特修改原稿，删去一些阐述性的材料，砍掉七十二行韵体对白，删除一些冗言赘言和俗丽的诗歌措词。结果它成了一首无与伦比的实验性诗作，语言质朴无华，想象超凡不俗，它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次革命。艾略特在诗中所表现的技巧和远见，在某种程度上将对当代人和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荒原》中，他试验了一种他认为是詹姆斯·乔伊斯发现的技巧：神话运用。1922年评论《尤利西斯》时，艾略特将这种运用神话的方法解释为提供“一种现实与历史之间永恒的比照”。在收入1919年诗集《诗》的《笔直的斯威尼》和《夜莺中的斯威尼》两首诗里，艾略特也曾试验过这种方法。在《荒原》中，他是最后一次运用神话的手法。他围绕死亡与再生的神话构思作品，相信这种神话是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的原型。艾略特这种观念来源于两本人类学著作，杰西·韦斯顿女士的《从祭仪到神话》(1920年)和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金枝》启发他在诗中描绘了一个神话的国度，那里一个受伤 (或死亡)的国王在等待着有人来拯救他，并使他的土地恢复丰饶。诗中借助荒漠、水、丰饶和再生等的象征，艾略特创造了在他看来既属于现代、也属于任何时代的图景。

　　艾略特《荒原》以后的诗歌继续对当代文化进行探索，他极为强调个体寻找一个确定个性的标准的必要性。这一诗学问题反映了艾略特的个性旅程，这在那些有关宗教怀疑与调和的诗歌标题中就有所暗示：《三圣人的旅程》、《灰星期三》(1930年)、《四个四重奏》(1943年)。《四个四重奏》的创作始于 1934年，到1943年才完成，这是他改变基督信仰后的作品；他并没有过分地将宗教信仰的避难所戏剧性地表现为通向真理的坦途。这是一部包含着宗教与哲学沉思的组诗。正如它的标题所暗示的，《四个四重奏》有着音乐的结构，它由四首以地名为标题的抒情长诗组成：“燃烧的诺顿”，一个英国庄园所在地；“东库克”，艾略特祖先居住的一个小村庄；“干燥的赛尔维吉斯”，美国马萨诸塞州安角海域的一组礁石；“小吉丁”，17世纪一个英国国教社团所在地。诗的每个四重奏都含有流动的、变化不定的韵律，有伴随着它主题的主题、反复和多重富有独创性的音乐的、沉思的基调。总之，这部四重奏表现了艾略特在个性发展和文学历程中寻求价值肯定的一种努力。

　　这些探索促使艾略特在其他体裁上一试身手。他写了五部戏剧：《大教堂谋杀案》(1935年)、《合家团圆》(1939年)、《鸡尾酒会》(1949年)、《机要秘书》(1953年)、《政界元老》(1958年)。宗教主题在每一部戏剧中都得到体现，五部戏剧都在伦敦和纽约百老汇成功地上演。这些剧作都用韵文写成，它们显示了艾略特试图探索他在诗中涉及过的同样的主题，只不过这次是将它们搬上了舞台。

　　艾略特在他的诗歌中所关注的问题，也在他的文学评论中得到展示。他发表过研究但丁、乔治·哈伯特、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17世纪诗歌的著作，还出版了多种论述社会和宗教、研究多种美学问题的论文集。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圣林》(1920年)，收有艾略特著名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在这篇论文中，他谈到传统的能动性，强调诗本身而不是诗人个性的重要性。这些观念也包含在艾略特的诗中，他的诗歌不断地表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他宣称，这是一种艺术家可以通过对传统的贡献和反思而重构传统的方式。在这种重构的过程中，艾略特说，艺术家必须通过“不断的自我牺牲”压抑个性。现代诗歌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诗本身，而不是诗的创作者的个人风格。他不仅宣扬这种观点，自己也身体力行。

　　尽管他在文学评论和诗剧创作上都有建树，但艾略特始终还是个诗人。他是个后来才成为英国公民的美国人，由于他这种不同寻常的、几乎是人格分裂的角色，读者曾问艾略特他的诗歌是属于美国传统还是英国传统。 1959年他在《巴黎评论》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得说我的诗歌显然与我那些著名的美国同龄人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而英国同辈人的特征则在我的作品中表现得较少。这是我可以肯定的。”

　　正像他清楚地理解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样，评论家们也清楚地懂得，艾略特作为现代主义英语诗歌的创始人之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就对文学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并且必将影响未来。艾略特晦涩难懂的试验性诗歌向他的读者提出了挑战，并在继续挑战。晦涩难懂的标准是艾略特美学观的一部分，他认为，诗歌，特别是20世纪的诗歌，不可能简单明了。在《诗的用途与批评的用途》(1933年)中，他解释了这个观点：“难懂 (在阅读某些诗时是)由于作者省略了读者习惯于寻找的某些东西而造成的，因此，读者便感到困惑不解，四处搜寻诗中略去的东西。”使诗具有这种内在的困难性，是艾略特的一种技巧实验：他的没有明显联系的意象的罗列，对隐喻的依靠，粗砺的、不加修饰的语言，对结构的创新等。艾略特最终表达了他对现代文明的看法，他对20世纪混乱和文化贫乏的感觉，还提出了关于怎样对现代文明的脱节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的问题。晦涩、创新、预言，T．S．艾略特对瑞典文学院在颁奖时给予他的赞扬当之无愧，他们公认他“无论在诗歌中还是在捍卫某些观点的文论中，他都能以卓越的天赋找到恰如其分的词汇”。

　　三、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给人深刻印象的行列中，托·斯·艾略特显得与那类经常获奖的作家们截然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代表了一种在大众意识中寻求自然联系的文学，为了达到这目的，他们或多或少是用现成的手法。而今年的获奖者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在一个极端排外和意识到的孤独位置中，艾略特渐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事业是不同寻常的。艾略特一开始似乎只是为一个懂诗的小圈子写诗，然而这个圈子不以他主观愿望为转移慢慢地扩大了。所以，在艾略特的诗歌和散文中有一种很特殊的声音，这种声音使我们这个时代不得不加以重视，这是以一种钻石般的锋利切入我们这代人的意识的能力。

　　在艾略特的一篇论文中，他提出一个客观的、独到的论点：我们当代文明中的诗人只能是难以理解的。“我们的文明，”他说，“包含着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影响于细腻的感性，必然产生各种复杂的结果。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包罗万象，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这样才能够迫使——必要时打乱——语言来表达他的意思。”

　　在这样一篇声明的背景中，我们就可以检验他的成果，从而理解他所作的贡献的重要意义。这样做是值得的。艾略特最初以他在诗歌中富有意义的尝试博得声誉。《荒原》问世于1922年，当初曾在好些方面显得令人费解，那是因为它复杂的象征性语言，镶嵌艺术品一般的技巧，博学的隐喻的运用。人们可以回顾一下，这部作品正好与当时另一部对于现代文学起了轰动一时影响的先锋派作品在同一年发表，那部作品是引起人们广泛议论，出自爱尔兰巨匠詹姆斯·乔伊斯之手的《尤利西斯》。这种平行性并非偶然，因为1920年左右的作品，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创作方式上，都是十分相像的。

　　《荒原》——当它晦涩然而娴熟的文字形式最终显示出它的秘密时，没有人会不感受到这个标题的可怕含义。这篇凄凉而低沉的叙事诗意在描写现代文明的枯燥和无力，在一系列时而现实时而神化的插曲中，景象相互撞击，却又产生了难以形容的整体效果。全诗共有436行，但实际上它的内涵要大于同样页数的一本小说。《荒原》问世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但不幸的是，在原子时代的阴影下，它灾难性的预见在现实中仍有着同样的力量。

　　此后，艾略特又着手从事一系列同样辉煌的诗歌创作，追求着一个痛苦的、寻求拯救的主题。在一个没有秩序、没有意义、没有美的世俗世界中，现代人“可怕的空虚”以一种强烈的诚实跃然纸上了。在他最近的一部作品《四个四重奏》(1943年)中，艾略特的文字炉火纯青，仿佛达到了沉思冥想的音乐境界，还有几乎像是礼拜仪式的合唱，细腻而精确地表达了他的心灵。超验的上层建筑在他的世界图像中更加明确清晰地竖立了起来。同时，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努力，追求一种肯定的，具有指导作用的信息，这特别是表现在写坎特伯雷的托马斯的大型历史剧——《大教堂谋杀案》(1935年)中，但也表现在《合家团圆》(1939年)中——这是将基督教关于原罪的教义与古希腊的命运神话结合起来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戏放在一个完全现代的环境中，场景设在北英格兰的一所乡村茅舍。

　　艾略特作品中的纯诗歌部分在数量上并不大，但是它现在屹立在地平线上，宛如升起在大海上的一座岩峰，并无可争辩地形成一座里程碑，有些时候真显得像大教堂的神秘的曲线。这些诗歌打上了他鲜明的印记，具有严格的责任感和非凡的自我约束能力，摒弃了所有抒情的老调，完全着墨于实质性的事物上，严峻、硬朗、质朴，但又不时地为来自奇迹与启示的永恒空间的光芒照耀。

　　要真正了解艾略特，总是会遇到需要解决的难题，还有需要克服的障碍，但这样做时又是令人鼓舞的。这位在写作形式上激进的先驱，当今诗歌风格整个革命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冷静推理和精细逻辑的理论家，他从不厌倦地捍卫历史的观点以及为了我们生存而存在的固有道德规范的必要性。这样说或许会显得有些矛盾，还在本世纪40年代他就在宗教上成为英国国教的信奉者，在文学上成为古典主义的坚决支持者。从这个生活的哲学观来看——这意味着他一直要回到由漫长的年代确立的理念上来——似乎他的现代派实践会同他的传统理论发生冲突。但并非如此。事实上，在一个作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他一直不断地努力在这个鸿沟上架接桥梁，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因为他必然充分地并且可能痛苦地意识到了这种鸿沟的存在。他早期的诗歌——在其整体技巧形式上如此令人震惊地互不联系、如此认真的咄咄逼人——最终也可理解为表示对某种思想的否定式的表达，这种思想致力于达到更崇高、更纯洁的现实，但必须首先摆脱它自身的嫉恶和冷嘲。换句话说，他的叛逆是一种基督教诗人的叛逆。在此还应注意的是，总的说来，当涉及到宗教力量，艾略特非常注意不去夸大诗歌的力量。只是在他想说明诗歌确实能对我们的内心生活有何作用的时候，才极其小心地并有所保留地这样做，“它可以经常使我们更多地懂得一点那些更深的，无可名状的感觉，正是这些感觉构成了我们存在的基础，而我们又很少能看透它们；因为我们的生活往往是对我们自己的不断回避。”

　　因此，如果说艾略特的哲学位置恰恰是传统基础之上的，那么仍然应当记住，他不断指出的那个词在当今的辩论中是怎样被普遍地误用着。“传统”这个词本身包含着运动的意思，包含着某种不可能是静止的，不断地为人传递并且吸收的意思。在诗歌传统中，这个活生生的原则也是通行的。现成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理想的秩序，但是秩序在每一部新的作品加入它的行列时，这个秩序都略微改变了。比重和价值都在不停地起着变化。正如老的指导新的一样，新的也反过来指导着老的，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诗人必须也认识到他的困难和责任的程度。

　　从外表上看，现年60岁的艾略特回到了欧洲——那古老的，风雨飘摇的，然而仍不失其令人敬仰的文化传统之故乡。他出生在美国一个于17世纪末自英格兰移居来的清教徒的家庭。他年轻时在巴黎大学、马尔堡大学及牛津大学学习的年代就清楚地显示出，在内心深处他同“旧世界”的历史背景更为接近，于是自 1927年后，艾略特先生成为了一位英国公民。

　　在这个授奖仪式上，要将艾略特作为一个作家性格的复杂的多重性全部阐述出来是不可能的，只能从他那些最为突出的特点中略举一二。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他高度的、富有哲学修养的智力，这种智力成功地使想象和知识、思想的敏感性和分析力一起发挥了作用，他常能在思想和美学观点上使人重新考虑重要的问题，艾略特在这一点也是非凡的。无论人们对他的评价会多么迥异，对于这点都从无否定，即在那个时期，艾略特是位杰出的提出问题的人，并赋有发现恰切词汇的卓越才能——这既表现在诗歌语言上，也表现在捍卫论文中的观点上。

　　他写过关于但丁其作其人的最杰出的研究著作之一，这也绝非出自偶然。在他痛苦的哀惋中，在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在他对于世界秩序热烈的渴望中——这种渴望来自于宗教——艾略特的确具有同这位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在某些方面的联系。在他环境的种种情况中，他可以合情合理地被看作是但丁最年轻的继承人之一，这为他增添了荣誉。在艾略特传达的信息中我们听到了发自其它时代的庄严回声，然而这种信息在给予我们这个时代和当今活着的人时，其真实性并无丝毫减少。

　　艾略特先生，根据证书，这个奖励的授予主要是因为对您在现代诗歌中作为一个先驱所取得的杰出成就的欣赏。我在此尽力对于这项受到本国许多热情读者钦佩的极其重要的工作作了扼要的介绍。

　　恰恰是在25年前，在您所在的位置上站立着另一位以英语写作的著名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今天您作为世界诗歌漫长历史中一个新阶段的带领人和战士接过这个荣誉。

　　现在，我代表瑞典学院向您祝贺，请您从王储殿下手中领奖。

　　四、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受奖演说（1948年）：

　　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当我最初开始考虑今晚上要对你们说些什么时，我只是想对瑞典学院能授予我的崇高荣誉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但要充分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的职业是与言语打交道，但言语在那一刻却越出了我的掌握。如果仅仅说我意识到已获得了一个文人所能得到的最高国际荣誉，其实只是说了每个人都已知晓的事；倘若要表白我自己的受之有愧，则会对学院的睿智投上怀疑的阴影；假如要赞扬学院，又会使人们想到，我，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赞同人们对作为一个诗人的我的承认。因此我是否能够请求：让这些都作为想当然的事而不用多说了——当我得悉自己获奖，我感受到了任何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会体会到的正常的欣喜和虚荣的感情，既乐于听到人们溢美之辞，又对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公众注意的人物的种种不便感到恼火?要是诺贝尔奖与其它的奖在种类上是相同的，而只是在程度上高一些，我仍会努力去找到感激之辞，但既然它与任何一种奖都截然不同，要表达一个人的感情就需要语言所不能给予的帮助了。

　　因此我必须努力用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的感情，那就是向你们谈一谈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的认识。如果它仅仅是对成就的承认，或对一个作者的荣誉已越过他自己的国界和语言的承认，我们可以说，几乎任何一个时刻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比其他人更值得这样荣光非凡。但我在诺贝尔奖里看到了一些多于、而且不同于这种承认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更是一种个人的挑选，从一段时间到一段时间，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由一种恩惠似的东西挑选出来，去履行一个独特的职责，成为一种独特的象征。一场仪式举行了，借此一个人突然被赋予某种他以前未曾履行过的职责。因此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值得被挑选出来，而在于他是否能履行你们分配给他的职责；这就是要像任何人能做到的那样，作为一个代表去作出努力，代表着比他自己所写的东西的价值要重要得多的东西。

　　诗歌通常被认为是最具地方色彩的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和音乐都可以被所有能听或能看的人欣赏。但是语言，尤其诗的语言，是一件不同的事。似乎，诗歌把人们分离开来而不是团结拢来。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牢记，虽然语言构成了一个障碍，诗歌本身却给我们一个去努力克服障碍的理由。欣赏属于另外一种语言的诗歌，就是欣赏一种对这种语言的人民的理解，一种我们不能在其它方式中获得的理解。我们也不妨想一想欧洲的诗歌史——一种语言的诗歌能给另一种语言的诗歌的巨大影响。我们必须牢记每一个有成就的诗人从与他自己不同语言的诗歌中获得的巨大收益。我们还不妨考虑一下，要是诗没有受到外国诗的哺育的话，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语言的诗都会衰亡和消失。当一个诗人对他自己的人民说话，对他起了影响的其它语言的诗人的声音也在说话，与此同时他自己也是在对其它语言的青年诗人说话；这些诗人将会把他的生活景象的一部分和他的人民精神的一部分传递到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去。部分由于他对其他诗人的影响，部分通过翻译——这必须是其他的诗人对他的诗的一种再造，部分通过那些与他运用同一语言，虽说自己不是诗人的读者，诗人能够对促进不同民族问题的理解作出贡献。

　　在每—个诗人的作品中，必然会有许多只能对那些与诗人居住同——地区，使用同一语言的人们才有魅力的东西。尽管如此，“欧洲的诗”一词是有意义的，甚至“全世界的诗”一词也有着意义。我认为，在诗歌中，不同国度和语言的人民——虽说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中都只是通过一小部分人——能获得一种相互理解，这种理解虽然不全面，却至关重要。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当它奖给一个诗人时——主要是对诗的国际价值表示肯定。要作出那样的肯定，就必须不时指定一名诗人。于是我此刻站在你们前面，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成就，而是就一段时间来说，作为一个象征，象征着诗的重要意义，

　　五、评论界对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据说艾略特没有料到自己会获得194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在前一年他已被提名，他猜想至少在几年之内不会被重新提名。获奖的通知使他感到意外，但有些人不会感到意外，包括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是艾略特候选人资格卖力的支持者。他们曾展开过一次讨论，而这次讨论明显地没有早先时常发生的争论与歧义。

　　同样，评论界的反应也是积极的。有趣的是，对这位出生于美国而后来又成为英国公民的诗人，两个国家都一致认为他是自己的子民。这两个国家在前几个十年、尤其是20年代，都对艾略特进行过批评与谴责，与1948年对他的争夺形成讽刺性的对照。

　　最先引起的反响集中在艾略特诗歌的实验性和作品中所表现的对现代文明的看法上。对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普遍的困惑与幻灭感，评论家认为，艾略特捕捉到了表达这种情绪的方式，比同时代的任何诗人都高出一筹。特别是在《荒原》与《空心人》中，艾略特嘲讽和谴责现代男女，诱导他们走出 20世纪的混乱，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在评论他的实验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生活症结的洞察时，评论家们认为艾略特在1948年得到的承认当之无愧。连《纽约时报》(1948年11月5日)也说：“这位在20年代搅乱诗坛、其作品被大加挞伐与谴责的诗人，如今，二十多年以后，却作为文学领域的大师而获得国际声誉，这件事不免形成了一种令人懊悔的反讽。”

　　其余的评论也含有对在艾略特里程碑式的作品发表二十多年之后才授予他这项荣誉的嘲讽，但嘲讽的原因各有不同。伦敦《泰晤士报》(11月5日)说这“有点愉快反讽的意味”，因为早先艾略特曾被批评为“一个晦涩和任性的诗人，有一点雕虫小技，但又因乏味的议论而并不总是用得恰当”。
　　上述评价的变化，根据《泰晤士报》和其他新闻媒介的说法，更多的是读者而不是获奖者的变化。尽管创作不丰，艾略特作为诗人兼社会评论家，表现出一种深远的眼光，一种思想体系，他告诉我们20世纪文化已濒临崩溃的边缘，现代人正面临着毁灭还是创造的选择。正如《泰晤士报》所说，艾略特以“罕见的想象的诚实”描写这种选择。从前，他的这种诚实总要遭到批评。

伟大诗人

这位仁兄太猛了啊！！！！

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1888年——1965年），英国著名诗人。
1888年9月26日，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城，是新英格兰一个名门的后裔，他的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是华盛顿大学的创始人。1906年，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专修哲学，同时也为《哈佛拥护者》编稿和写稿。他三年完成了本科课程，然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索邦大学、牛津大学莫顿学院深造。他完成了关于英国哲学家F．H．布拉德雷的博士论文，但没能回哈佛大学接受博士学位。
1914年来到欧洲时，艾略特遇到了埃兹拉·庞德，并与他建立了亲密的文学和私人关系。艾略特在欧洲还从事过许多职业，包括担任伦敦附近一所男子学校——海给特学校的定期教师、罗伊兹银行的职员。1917年到 1919年，他担任《利己主义者》刊物的助理编辑，加入费边和奎恩(后称费边和费边)出版社，最后成为它的董事长。
1927年，艾略特加入英国国籍并皈依英国国教。他于1915年与维维恩·海-伍德结婚，但又于1932年分手；她从1930年起就被关在精神病院，直到1947年死去。1957年，他与他的秘书维莱丽·弗莱切尔结婚。

1932年，艾略特在17年以后第一次重返美国，赴哈佛大学担任“查尔斯·爱略特·诺顿诗歌教授”，完成工作之后他又回到伦敦。在此后35年中，他获得了许多荣誉，包括诺贝尔文学奖、不列颠荣誉勋章和自由奖章，以及1964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对他的缺席授奖。

艾略特于1965年1月4日在伦敦逝世，骨灰埋在撤莫塞特郡东库克村的英国国教教堂。

二、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的文学历程：
艾略特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那些诗显示了他早期所受的影响：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特别是史蒂芬尼·马拉美和儒尔·拉福格的反讽派，以及查尔斯·波德莱尔的都市意象。艾略特毕生对现代文明困境和战后幻灭情绪的关注，在此也初露端倪。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5年发表于《诗刊》)是上述影响和关注的早期例证。这是一个羞怯、受压抑的男人的内心独白。它使人看到艾略特在此时就已开始对作为一种技巧的“支离破碎”的观念感兴趣了。普鲁弗洛克渴望与人交往，却又离群索居，既敏感又麻木，总担心与人交流和接触会有不良的后果。通过在全诗中罗列一些看起来毫无联系的意象，艾略特强调了他认为属于现代男女的那种支离破碎的特征。

《荒原》，这是20年代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展示了他对20世纪困境的关注。它的成就应归功于艾略特的良师兼益友埃兹拉·庞德的热情帮助。他建议艾略特修改原稿，删去一些阐述性的材料，砍掉七十二行韵体对白，删除一些冗言赘言和俗丽的诗歌措词。结果它成了一首无与伦比的实验性诗作，语言质朴无华，想象超凡不俗，它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次革命。艾略特在诗中所表现的技巧和远见，在某种程度上将对当代人和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荒原》中，他试验了一种他认为是詹姆斯·乔伊斯发现的技巧：神话运用。1922年评论《尤利西斯》时，艾略特将这种运用神话的方法解释为提供“一种现实与历史之间永恒的比照”。在收入1919年诗集《诗》的《笔直的斯威尼》和《夜莺中的斯威尼》两首诗里，艾略特也曾试验过这种方法。在《荒原》中，他是最后一次运用神话的手法。他围绕死亡与再生的神话构思作品，相信这种神话是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的原型。艾略特这种观念来源于两本人类学著作，杰西·韦斯顿女士的《从祭仪到神话》(1920年)和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金枝》启发他在诗中描绘了一个神话的国度，那里一个受伤 (或死亡)的国王在等待着有人来拯救他，并使他的土地恢复丰饶。诗中借助荒漠、水、丰饶和再生等的象征，艾略特创造了在他看来既属于现代、也属于任何时代的图景。

艾略特《荒原》以后的诗歌继续对当代文化进行探索，他极为强调个体寻找一个确定个性的标准的必要性。这一诗学问题反映了艾略特的个性旅程，这在那些有关宗教怀疑与调和的诗歌标题中就有所暗示：《三圣人的旅程》、《灰星期三》(1930年)、《四个四重奏》(1943年)。《四个四重奏》的创作始于 1934年，到1943年才完成，这是他改变基督信仰后的作品；他并没有过分地将宗教信仰的避难所戏剧性地表现为通向真理的坦途。这是一部包含着宗教与哲学沉思的组诗。正如它的标题所暗示的，《四个四重奏》有着音乐的结构，它由四首以地名为标题的抒情长诗组成：“燃烧的诺顿”，一个英国庄园所在地；“东库克”，艾略特祖先居住的一个小村庄；“干燥的赛尔维吉斯”，美国马萨诸塞州安角海域的一组礁石；“小吉丁”，17世纪一个英国国教社团所在地。诗的每个四重奏都含有流动的、变化不定的韵律，有伴随着它主题的主题、反复和多重富有独创性的音乐的、沉思的基调。总之，这部四重奏表现了艾略特在个性发展和文学历程中寻求价值肯定的一种努力。

这些探索促使艾略特在其他体裁上一试身手。他写了五部戏剧：《大教堂谋杀案》(1935年)、《合家团圆》(1939年)、《鸡尾酒会》(1949年)、《机要秘书》(1953年)、《政界元老》(1958年)。宗教主题在每一部戏剧中都得到体现，五部戏剧都在伦敦和纽约百老汇成功地上演。这些剧作都用韵文写成，它们显示了艾略特试图探索他在诗中涉及过的同样的主题，只不过这次是将它们搬上了舞台。

艾略特在他的诗歌中所关注的问题，也在他的文学评论中得到展示。他发表过研究但丁、乔治·哈伯特、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17世纪诗歌的著作，还出版了多种论述社会和宗教、研究多种美学问题的论文集。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圣林》(1920年)，收有艾略特著名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在这篇论文中，他谈到传统的能动性，强调诗本身而不是诗人个性的重要性。这些观念也包含在艾略特的诗中，他的诗歌不断地表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他宣称，这是一种艺术家可以通过对传统的贡献和反思而重构传统的方式。在这种重构的过程中，艾略特说，艺术家必须通过“不断的自我牺牲”压抑个性。现代诗歌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诗本身，而不是诗的创作者的个人风格。他不仅宣扬这种观点，自己也身体力行。

尽管他在文学评论和诗剧创作上都有建树，但艾略特始终还是个诗人。他是个后来才成为英国公民的美国人，由于他这种不同寻常的、几乎是人格分裂的角色，读者曾问艾略特他的诗歌是属于美国传统还是英国传统。 1959年他在《巴黎评论》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得说我的诗歌显然与我那些著名的美国同龄人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而英国同辈人的特征则在我的作品中表现得较少。这是我可以肯定的。”

正像他清楚地理解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样，评论家们也清楚地懂得，艾略特作为现代主义英语诗歌的创始人之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就对文学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并且必将影响未来。艾略特晦涩难懂的试验性诗歌向他的读者提出了挑战，并在继续挑战。晦涩难懂的标准是艾略特美学观的一部分，他认为，诗歌，特别是20世纪的诗歌，不可能简单明了。在《诗的用途与批评的用途》(1933年)中，他解释了这个观点：“难懂 (在阅读某些诗时是)由于作者省略了读者习惯于寻找的某些东西而造成的，因此，读者便感到困惑不解，四处搜寻诗中略去的东西。”使诗具有这种内在的困难性，是艾略特的一种技巧实验：他的没有明显联系的意象的罗列，对隐喻的依靠，粗砺的、不加修饰的语言，对结构的创新等。艾略特最终表达了他对现代文明的看法，他对20世纪混乱和文化贫乏的感觉，还提出了关于怎样对现代文明的脱节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的问题。晦涩、创新、预言，T．S．艾略特对瑞典文学院在颁奖时给予他的赞扬当之无愧，他们公认他“无论在诗歌中还是在捍卫某些观点的文论中，他都能以卓越的天赋找到恰如其分的词汇”。

三、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给人深刻印象的行列中，托·斯·艾略特显得与那类经常获奖的作家们截然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代表了一种在大众意识中寻求自然联系的文学，为了达到这目的，他们或多或少是用现成的手法。而今年的获奖者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在一个极端排外和意识到的孤独位置中，艾略特渐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事业是不同寻常的。艾略特一开始似乎只是为一个懂诗的小圈子写诗，然而这个圈子不以他主观愿望为转移慢慢地扩大了。所以，在艾略特的诗歌和散文中有一种很特殊的声音，这种声音使我们这个时代不得不加以重视，这是以一种钻石般的锋利切入我们这代人的意识的能力。

在艾略特的一篇论文中，他提出一个客观的、独到的论点：我们当代文明中的诗人只能是难以理解的。“我们的文明，”他说，“包含着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影响于细腻的感性，必然产生各种复杂的结果。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包罗万象，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这样才能够迫使——必要时打乱——语言来表达他的意思。”

在这样一篇声明的背景中，我们就可以检验他的成果，从而理解他所作的贡献的重要意义。这样做是值得的。艾略特最初以他在诗歌中富有意义的尝试博得声誉。《荒原》问世于1922年，当初曾在好些方面显得令人费解，那是因为它复杂的象征性语言，镶嵌艺术品一般的技巧，博学的隐喻的运用。人们可以回顾一下，这部作品正好与当时另一部对于现代文学起了轰动一时影响的先锋派作品在同一年发表，那部作品是引起人们广泛议论，出自爱尔兰巨匠詹姆斯·乔伊斯之手的《尤利西斯》。这种平行性并非偶然，因为1920年左右的作品，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创作方式上，都是十分相像的。

《荒原》——当它晦涩然而娴熟的文字形式最终显示出它的秘密时，没有人会不感受到这个标题的可怕含义。这篇凄凉而低沉的叙事诗意在描写现代文明的枯燥和无力，在一系列时而现实时而神化的插曲中，景象相互撞击，却又产生了难以形容的整体效果。全诗共有436行，但实际上它的内涵要大于同样页数的一本小说。《荒原》问世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但不幸的是，在原子时代的阴影下，它灾难性的预见在现实中仍有着同样的力量。

此后，艾略特又着手从事一系列同样辉煌的诗歌创作，追求着一个痛苦的、寻求拯救的主题。在一个没有秩序、没有意义、没有美的世俗世界中，现代人“可怕的空虚”以一种强烈的诚实跃然纸上了。在他最近的一部作品《四个四重奏》(1943年)中，艾略特的文字炉火纯青，仿佛达到了沉思冥想的音乐境界，还有几乎像是礼拜仪式的合唱，细腻而精确地表达了他的心灵。超验的上层建筑在他的世界图像中更加明确清晰地竖立了起来。同时，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努力，追求一种肯定的，具有指导作用的信息，这特别是表现在写坎特伯雷的托马斯的大型历史剧——《大教堂谋杀案》(1935年)中，但也表现在《合家团圆》(1939年)中——这是将基督教关于原罪的教义与古希腊的命运神话结合起来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戏放在一个完全现代的环境中，场景设在北英格兰的一所乡村茅舍。

艾略特作品中的纯诗歌部分在数量上并不大，但是它现在屹立在地平线上，宛如升起在大海上的一座岩峰，并无可争辩地形成一座里程碑，有些时候真显得像大教堂的神秘的曲线。这些诗歌打上了他鲜明的印记，具有严格的责任感和非凡的自我约束能力，摒弃了所有抒情的老调，完全着墨于实质性的事物上，严峻、硬朗、质朴，但又不时地为来自奇迹与启示的永恒空间的光芒照耀。

要真正了解艾略特，总是会遇到需要解决的难题，还有需要克服的障碍，但这样做时又是令人鼓舞的。这位在写作形式上激进的先驱，当今诗歌风格整个革命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冷静推理和精细逻辑的理论家，他从不厌倦地捍卫历史的观点以及为了我们生存而存在的固有道德规范的必要性。这样说或许会显得有些矛盾，还在本世纪40年代他就在宗教上成为英国国教的信奉者，在文学上成为古典主义的坚决支持者。从这个生活的哲学观来看——这意味着他一直要回到由漫长的年代确立的理念上来——似乎他的现代派实践会同他的传统理论发生冲突。但并非如此。事实上，在一个作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他一直不断地努力在这个鸿沟上架接桥梁，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因为他必然充分地并且可能痛苦地意识到了这种鸿沟的存在。他早期的诗歌——在其整体技巧形式上如此令人震惊地互不联系、如此认真的咄咄逼人——最终也可理解为表示对某种思想的否定式的表达，这种思想致力于达到更崇高、更纯洁的现实，但必须首先摆脱它自身的嫉恶和冷嘲。换句话说，他的叛逆是一种基督教诗人的叛逆。在此还应注意的是，总的说来，当涉及到宗教力量，艾略特非常注意不去夸大诗歌的力量。只是在他想说明诗歌确实能对我们的内心生活有何作用的时候，才极其小心地并有所保留地这样做，“它可以经常使我们更多地懂得一点那些更深的，无可名状的感觉，正是这些感觉构成了我们存在的基础，而我们又很少能看透它们；因为我们的生活往往是对我们自己的不断回避。”

因此，如果说艾略特的哲学位置恰恰是传统基础之上的，那么仍然应当记住，他不断指出的那个词在当今的辩论中是怎样被普遍地误用着。“传统”这个词本身包含着运动的意思，包含着某种不可能是静止的，不断地为人传递并且吸收的意思。在诗歌传统中，这个活生生的原则也是通行的。现成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理想的秩序，但是秩序在每一部新的作品加入它的行列时，这个秩序都略微改变了。比重和价值都在不停地起着变化。正如老的指导新的一样，新的也反过来指导着老的，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诗人必须也认识到他的困难和责任的程度。

从外表上看，现年60岁的艾略特回到了欧洲——那古老的，风雨飘摇的，然而仍不失其令人敬仰的文化传统之故乡。他出生在美国一个于17世纪末自英格兰移居来的清教徒的家庭。他年轻时在巴黎大学、马尔堡大学及牛津大学学习的年代就清楚地显示出，在内心深处他同“旧世界”的历史背景更为接近，于是自 1927年后，艾略特先生成为了一位英国公民。

在这个授奖仪式上，要将艾略特作为一个作家性格的复杂的多重性全部阐述出来是不可能的，只能从他那些最为突出的特点中略举一二。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他高度的、富有哲学修养的智力，这种智力成功地使想象和知识、思想的敏感性和分析力一起发挥了作用，他常能在思想和美学观点上使人重新考虑重要的问题，艾略特在这一点也是非凡的。无论人们对他的评价会多么迥异，对于这点都从无否定，即在那个时期，艾略特是位杰出的提出问题的人，并赋有发现恰切词汇的卓越才能——这既表现在诗歌语言上，也表现在捍卫论文中的观点上。

他写过关于但丁其作其人的最杰出的研究著作之一，这也绝非出自偶然。在他痛苦的哀惋中，在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在他对于世界秩序热烈的渴望中——这种渴望来自于宗教——艾略特的确具有同这位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在某些方面的联系。在他环境的种种情况中，他可以合情合理地被看作是但丁最年轻的继承人之一，这为他增添了荣誉。在艾略特传达的信息中我们听到了发自其它时代的庄严回声，然而这种信息在给予我们这个时代和当今活着的人时，其真实性并无丝毫减少。

艾略特先生，根据证书，这个奖励的授予主要是因为对您在现代诗歌中作为一个先驱所取得的杰出成就的欣赏。我在此尽力对于这项受到本国许多热情读者钦佩的极其重要的工作作了扼要的介绍。

恰恰是在25年前，在您所在的位置上站立着另一位以英语写作的著名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今天您作为世界诗歌漫长历史中一个新阶段的带领人和战士接过这个荣誉。

现在，我代表瑞典学院向您祝贺，请您从王储殿下手中领奖。

四、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受奖演说（1948年）：

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当我最初开始考虑今晚上要对你们说些什么时，我只是想对瑞典学院能授予我的崇高荣誉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但要充分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的职业是与言语打交道，但言语在那一刻却越出了我的掌握。如果仅仅说我意识到已获得了一个文人所能得到的最高国际荣誉，其实只是说了每个人都已知晓的事；倘若要表白我自己的受之有愧，则会对学院的睿智投上怀疑的阴影；假如要赞扬学院，又会使人们想到，我，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赞同人们对作为一个诗人的我的承认。因此我是否能够请求：让这些都作为想当然的事而不用多说了——当我得悉自己获奖，我感受到了任何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会体会到的正常的欣喜和虚荣的感情，既乐于听到人们溢美之辞，又对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公众注意的人物的种种不便感到恼火?要是诺贝尔奖与其它的奖在种类上是相同的，而只是在程度上高一些，我仍会努力去找到感激之辞，但既然它与任何一种奖都截然不同，要表达一个人的感情就需要语言所不能给予的帮助了。

因此我必须努力用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的感情，那就是向你们谈一谈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的认识。如果它仅仅是对成就的承认，或对一个作者的荣誉已越过他自己的国界和语言的承认，我们可以说，几乎任何一个时刻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比其他人更值得这样荣光非凡。但我在诺贝尔奖里看到了一些多于、而且不同于这种承认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更是一种个人的挑选，从一段时间到一段时间，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由一种恩惠似的东西挑选出来，去履行一个独特的职责，成为一种独特的象征。一场仪式举行了，借此一个人突然被赋予某种他以前未曾履行过的职责。因此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值得被挑选出来，而在于他是否能履行你们分配给他的职责；这就是要像任何人能做到的那样，作为一个代表去作出努力，代表着比他自己所写的东西的价值要重要得多的东西。

诗歌通常被认为是最具地方色彩的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和音乐都可以被所有能听或能看的人欣赏。但是语言，尤其诗的语言，是一件不同的事。似乎，诗歌把人们分离开来而不是团结拢来。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牢记，虽然语言构成了一个障碍，诗歌本身却给我们一个去努力克服障碍的理由。欣赏属于另外一种语言的诗歌，就是欣赏一种对这种语言的人民的理解，一种我们不能在其它方式中获得的理解。我们也不妨想一想欧洲的诗歌史——一种语言的诗歌能给另一种语言的诗歌的巨大影响。我们必须牢记每一个有成就的诗人从与他自己不同语言的诗歌中获得的巨大收益。我们还不妨考虑一下，要是诗没有受到外国诗的哺育的话，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语言的诗都会衰亡和消失。当一个诗人对他自己的人民说话，对他起了影响的其它语言的诗人的声音也在说话，与此同时他自己也是在对其它语言的青年诗人说话；这些诗人将会把他的生活景象的一部分和他的人民精神的一部分传递到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去。部分由于他对其他诗人的影响，部分通过翻译——这必须是其他的诗人对他的诗的一种再造，部分通过那些与他运用同一语言，虽说自己不是诗人的读者，诗人能够对促进不同民族问题的理解作出贡献。

在每—个诗人的作品中，必然会有许多只能对那些与诗人居住同——地区，使用同一语言的人们才有魅力的东西。尽管如此，“欧洲的诗”一词是有意义的，甚至“全世界的诗”一词也有着意义。我认为，在诗歌中，不同国度和语言的人民——虽说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中都只是通过一小部分人——能获得一种相互理解，这种理解虽然不全面，却至关重要。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当它奖给一个诗人时——主要是对诗的国际价值表示肯定。要作出那样的肯定，就必须不时指定一名诗人。于是我此刻站在你们前面，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成就，而是就一段时间来说，作为一个象征，象征着诗的重要意义，

五、评论界对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据说艾略特没有料到自己会获得194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在前一年他已被提名，他猜想至少在几年之内不会被重新提名。获奖的通知使他感到意外，但有些人不会感到意外，包括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是艾略特候选人资格卖力的支持者。他们曾展开过一次讨论，而这次讨论明显地没有早先时常发生的争论与歧义。

同样，评论界的反应也是积极的。有趣的是，对这位出生于美国而后来又成为英国公民的诗人，两个国家都一致认为他是自己的子民。这两个国家在前几个十年、尤其是20年代，都对艾略特进行过批评与谴责，与1948年对他的争夺形成讽刺性的对照。

最先引起的反响集中在艾略特诗歌的实验性和作品中所表现的对现代文明的看法上。对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普遍的困惑与幻灭感，评论家认为，艾略特捕捉到了表达这种情绪的方式，比同时代的任何诗人都高出一筹。特别是在《荒原》与《空心人》中，艾略特嘲讽和谴责现代男女，诱导他们走出 20世纪的混乱，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在评论他的实验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生活症结的洞察时，评论家们认为艾略特在1948年得到的承认当之无愧。连《纽约时报》(1948年11月5日)也说：“这位在20年代搅乱诗坛、其作品被大加挞伐与谴责的诗人，如今，二十多年以后，却作为文学领域的大师而获得国际声誉，这件事不免形成了一种令人懊悔的反讽。”

其余的评论也含有对在艾略特里程碑式的作品发表二十多年之后才授予他这项荣誉的嘲讽，但嘲讽的原因各有不同。伦敦《泰晤士报》(11月5日)说这“有点愉快反讽的意味”，因为早先艾略特曾被批评为“一个晦涩和任性的诗人，有一点雕虫小技，但又因乏味的议论而并不总是用得恰当”。
上述评价的变化，根据《泰晤士报》和其他新闻媒介的说法，更多的是读者而不是获奖者的变化。尽管创作不丰，艾略特作为诗人兼社会评论家，表现出一种深远的眼光，一种思想体系，他告诉我们20世纪文化已濒临崩溃的边缘，现代人正面临着毁灭还是创造的选择。正如《泰晤士报》所说，艾略特以“罕见的想象的诚实”描写这种选择。从前，他的这种诚实总要遭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