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班球体和圆柱体ppt:谁知道共产国际的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关系?

共产国际在其全部活动中比较突出的历史功绩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1．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和共运中的“左倾幼稚病”进行斗争。共产国际自成立以来曾经起过国际理论中心的作用，为各国共产党制定了思想理论、战略策略、组织建设等基本原理。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紧张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迅速地传播。2．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先锋队。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共产党（或工人党）已有68个，分布在世界五大洲。这些共产党（或工人党）在国际工人运动和本国的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3．支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国际自成立以来就从道义上、物资上积极声援和帮助世界各地的罢工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4．开展反对侵略战争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共产国际七大以前，虽然对法西斯本质的估计和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上有缺点和错误，但总的来说，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共产国际是有很大功劳的。但是，共产国际在其整个活动中逐渐表现出一条“左”的路线，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损失。这条“左”的路线既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因素，也包含着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共产国际长期以来执行的“左”倾路线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共产国际成立初期，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将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凯歌行进”，在世界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当革命由高潮转向低潮的时候，他们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发展为一条“左”倾教条主义和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左”倾路线表现得尤为突出。2．对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能力和发展潜力估计不足。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是“左”倾教条主义的突出表现。共产国际认为，从1928年以来，资本主义稳定已告结束，工人群众已向左转，革命高潮正在形成，出现了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总崩溃”的“第三时期”、共产国际六大的“左”倾路线还明显地表现在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上。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混淆起来，实际上削弱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甚至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到法西斯一边去了。3．对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和社会民主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估计不足。共产国际一直把社会民主党的首领看作是无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从1920年秋天起到1921年的春天，客观形势要求共产国际改变策略，到1921年底，共产国际正式确立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与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采取共同行动的问题，但是，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社会民主党的某种偏见，直到1933年底共产国际一直把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作为“最危险的敌人”而加以反对。在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上，共产国际还表现出一种“左”的教条主义倾向，总是把革命和改良对立起来，把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一些口号和措施当做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改良主义。这是明显忽视了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群众中的影响。从而使自己脱离了广大群众，在分析共产国际的“左”倾路线时还应当指出，在推行这一路线的过程中，共产国际的高度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共产国际成立初期，集中制原则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当时运动的发展水平，但从20年代后期起，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越来越强化。共产国际派往各支部的特派员实际上成为凌驾于支部之上的“钦差大臣”，给所在国的革命运动带来重大损失。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大多结局很悲惨[转] 文/刘作奎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十多位来自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国际的代表，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为中国革命提供帮助和支持。这些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人最后的命运如何呢?
　　维金斯基：最早来到中国，晚景不错
　　李德：给中国带来损失，到死还反华
　　1920 年4月，一位名叫吴廷康的俄国人来到中国，在北大会见了李大钊。吴廷康真名叫维金斯基，1918年加入俄共(布)。他是第一位被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按照指示，他到中国，是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这年11月，维金斯基拜会了在上海法租界寓居的孙中山。维金斯基希望国民党与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孙中山欣然同意。
　　1924年国共合作后，维金斯基支持陈独秀的右倾主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返回苏联，从此脱离共产国际。
　　1931年日军侵略中国，维金斯基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声援中国抗日。之后长期从事写作，撰写了几百篇文章，这些文章对研究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具有参考价值。
　　1953年，维金斯基在莫斯科病逝，终年60岁。在众多共产国际代表中，他的晚景不错。
　　李德，德国慕尼黑人。1933年，他被派到中国，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由于当时的地图不太准确，李德往往是“瞎指挥”。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都是按他的一套错误路线进行的，结果损失惨重。
　　李德作风蛮横、粗暴，处处以“太上皇”自居，经常训斥和辱骂干部。一次，李德无理训斥总参谋长刘伯承，说他还不如一个普通参谋，白在苏联军事学院学习了几年。
　　翻译伍修权不愿与李德共事，多次要求调工作。他说：“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我完全是凭着党性，才给他当翻译的。”
　　1935年遵义会议上，李德被撤职，离开了中央机关，随红军一军团长征到陕北。
　　1939年夏，李德回到苏联，被安排到出版社工作。1949年，他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马列研究所工作。此人虽然在中国工作过，但对中国充满敌意，曾发表大量文章，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1974年病逝于德国。
　　加仑将军：被指控是日本间谍
　　罗米那兹：神秘死亡死因不明
　　加仑将军——中国的习惯称呼，而勃留赫尔才是他的真名。他是苏联第一批五大元帅之一，也是苏联远东地区防御日本侵略的最高将领。
　　1924年—1927年期间，加仑任孙中山及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事顾问团团长，协助孙中山主持军务。
　　回国后，加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联红军高级指挥等职。
　　1938年夏，在中国东北、朝鲜与苏联三国交界地区，发生了苏日大规模军事冲突。当时苏军训练及装备均不如日军，被迫停战。战争结束不久，勃留赫尔元帅被捕，并于1938年11月9日被秘密处决，罪名是：打入苏联内部的日本间谍。由于他在国内及军内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斯大林不敢公开指控勃他，甚至也不敢宣布他死亡的消息。
　　罗米那兹是格鲁吉亚人，1917年入党，1922—1924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1927年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他参加了1927年中共的 “八七”会议。
　　后来，罗米那兹受到苏联最高领导层的冷落。
　　1935年，在召开全苏冶金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时，斯大林从他身边走过，但没有跟他打招呼。罗米那兹回家后，马上就接到命令，让他去车里雅宾斯克。没想到，他在途中遭枪击，最后死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医院里。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寓所中开枪自杀，原因是反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不过真相至今不明。
　　米夫：肃反运动中被迫害致死
　　鲍罗廷：死于西伯利亚流放中
　　米夫，1901年生，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毕业。1925年，24岁的他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27年，老资格的校长拉狄克因追随托洛茨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后，米夫升任校长，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等。
　　1931年1月，米夫来到上海。在王明等人突然要求召开中共四中全会时，他表示支持。开会时，他操纵选举，让王明等人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让主要权力完全控制在王明、博古手中。此后一个时期内，他更把中共中央控制在自己手中。1936年，他回到苏联后，任东方大学校长、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等。米夫担任校长时比较年轻，经验也不足，又不能与同学们打成一片，只和一小部分俄语说得流畅的人保持接触，大多数学生都不喜欢他。
　　1928 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米夫负责行政事务。他在会前不断散布对中共负责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言论。他还指使人放出流言，说毛泽东在井冈山牺牲，准备开追悼会，从而造成恶劣影响。此后，米夫长期研究中国问题。1938年，在肃反运动中，他被秘密枪决，时年36岁。1976年平反。
　　鲍罗廷是白俄罗斯人，是孙中山及国民党的高级政治顾问，参与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争取苏联援助、组织北伐等。
　　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即为鲍氏起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临终前，曾用英语口述，鲍罗廷记录《致苏俄遗书》。
　　1927年 4月蒋介石进行反共清党后，对鲍罗廷等人发出通缉令。同年10月，鲍罗廷经蒙古回苏联后即被软禁。中共六大严厉批评鲍罗廷对大革命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共产国际也成立特别委员会对其进行审查。
　　1931年，根据美国作家斯特朗的要求，鲍罗廷被斯大林特赦。后来，他担任《莫斯科新闻》的主编，塔斯社代理负责人。
　　鲍为犹太人，在战后反犹与肃反新高潮中，于1949年7月被捕，1951年死于西伯利亚流放中。1956年平反。
　　马林：死于德国法西斯魔爪
　　越飞：因为“托派”问题自杀
　　马林是荷兰国籍，1920年8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7月23日,马林出席了中共一大，同陈独秀有过接触，但两人在共产国际领导和经济援助等问题上一直有分歧，闹僵时两人都拒绝见对方。
　　1921年12月，马林会见孙中山，提出了许多新建议，对第一次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1923年，马林回苏联，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24年辞职回到荷兰，在荷共任职。1927年，他因同情共产国际的托洛茨基派而退出荷共，1929年，组建社会革命党。
　　1940年德军入侵荷兰，马林积极从事反抗斗争，不久被捕，1942年被杀。他是唯一一位死于法西斯魔爪的共产国际代表。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马林是一个“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人”。
　　越飞是俄国克里米亚人,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及对德布列斯特和谈代表团团长。20年代初，他代表共产国际及苏共在中国活动。1923年与孙中山在上海会谈，会谈后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与苏俄全力援助孙中山等项大事的基础。1923年返回苏联。
　　越飞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1927年11月他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党籍后，在莫斯科开枪自杀。
　　共产国际其他驻华代表及其命运
　　罗易：1887年2月生于印度。1926年底，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1927年8月回到莫斯科，随后到柏林开展工作。1929年12月，因思想问题被共产国际开除，随后回到印度。1931年7月，他在孟买被英国当局逮捕，出狱后继续进行革命和研究工作。1954年在寓所病死。
　　达林：1902年4月生于俄国。1922年2月，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1927年返回莫斯科。1928年调任《消息报》工作，撰写了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后病死。
　　加拉罕：1889年2月生于俄国，1921年7月到中国。1926年8月回国。1937年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1956年恢复名誉。
　　另外还有拉狄克、尼克尔斯基、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夫、萨赫亚诺娃等人也到过中国，参与援助革命活动，但其生平不详。

没有那么多的理论，仅举一个例子。诺尔曼.白求恩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吧?他是加拿大共产党员,是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被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来的.那个时候,各国的共产党都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换句话,共产国际,就是地球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者的联合国.
现在,很多加拿大青年到中国旅游时,会在自己的旅行袋上印上或写上这样一句话:我来自白求恩的故乡.这些年轻人住店或是吃饭的时候,很多老板在注意到这样一句话以后,就会免去这些外国人的食宿费用.我想,这就是答案.这是中国人民对一位实践自己理想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尊重.

共产国际在其全部活动中比较突出的历史功绩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1．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和共运中的“左倾幼稚病”进行斗争。共产国际自成立以来曾经起过国际理论中心的作用，为各国共产党制定了思想理论、战略策略、组织建设等基本原理。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紧张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迅速地传播。2．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先锋队。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共产党（或工人党）已有68个，分布在世界五大洲。这些共产党（或工人党）在国际工人运动和本国的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3．支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国际自成立以来就从道义上、物资上积极声援和帮助世界各地的罢工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4．开展反对侵略战争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共产国际七大以前，虽然对法西斯本质的估计和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上有缺点和错误，但总的来说，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共产国际是有很大功劳的。但是，共产国际在其整个活动中逐渐表现出一条“左”的路线，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损失。这条“左”的路线既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因素，也包含着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共产国际长期以来执行的“左”倾路线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共产国际成立初期，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将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凯歌行进”，在世界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当革命由高潮转向低潮的时候，他们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发展为一条“左”倾教条主义和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左”倾路线表现得尤为突出。2．对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能力和发展潜力估计不足。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是“左”倾教条主义的突出表现。共产国际认为，从1928年以来，资本主义稳定已告结束，工人群众已向左转，革命高潮正在形成，出现了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总崩溃”的“第三时期”、共产国际六大的“左”倾路线还明显地表现在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上。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混淆起来，实际上削弱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甚至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到法西斯一边去了。3．对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和社会民主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估计不足。共产国际一直把社会民主党的首领看作是无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从1920年秋天起到1921年的春天，客观形势要求共产国际改变策略，到1921年底，共产国际正式确立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与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采取共同行动的问题，但是，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社会民主党的某种偏见，直到1933年底共产国际一直把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作为“最危险的敌人”而加以反对。在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上，共产国际还表现出一种“左”的教条主义倾向，总是把革命和改良对立起来，把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一些口号和措施当做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改良主义。这是明显忽视了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群众中的影响。从而使自己脱离了广大群众，在分析共产国际的“左”倾路线时还应当指出，在推行这一路线的过程中，共产国际的高度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共产国际成立初期，集中制原则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当时运动的发展水平，但从20年代后期起，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越来越强化。共产国际派往各支部的特派员实际上成为凌驾于支部之上的“钦差大臣”，给所在国的革命运动带来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