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获取文件大小:列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于俄罗斯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那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 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
一八五○年末,托尔斯泰到莫斯科,在那儿,一种不可言状的写作冲动产生了,他开始构思《茨冈人生活的故事》,没有等写完,他又着手另一部小说《昨天的故事》的创作.这是托尔斯泰创作的最初尝试.
一八五二年,《童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继《童年》之后,作家还要创作《少年》,《青年》等.
一八六三年开始,他紧张地投入了卷帙浩繁的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的创作.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托尔斯泰并不是一开始就着手写这部鸿篇巨著的.他最早曾想叙述一个携家带眷回到俄国的十二月党人的故事.可是,他在史料的研究和创作的过程中发展了原来的创作意图.
托尔斯泰为使自己的创作忠实于历史,搜集和积累了与创作有关联的大量历史文献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历史研究.不仅如此,他还专门访问了一八一二年战争的参加者,亲自巡视了当年鲍罗金诺的战场,并在那里草拟了该战役的写作计划.
尽管这样,托尔斯泰的创作仍然面临着难以驾驭的困难.宏大的艺术构思与传统形式发生了严重的抵触.他担心自己写出的东西不会符合任何一种文学形式.作为艺术革新家的托尔斯泰,"经过长时间的折磨以后",终于决定打消一切顾虑,去写非写不可的东西,而不去考虑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也不考虑给作品以什么名称.
托尔斯泰在创作的头一年差不多都用来探索小说的开头了.他启己说过,这本书的创作"开始了无数次,又放弃了无数次".在作家的档案库中保存了十五种小说开头的手稿.
在这部鸿篇巨著中,从家族的传说,到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作家的父亲尼古位·伊里奇亲口讲述过的材料,都被作家所充分利用.据传记作家记载:在老伯爵罗斯托夫形象身上反映了作家祖父的性格特点;而在保尔康斯基公爵身上则反映了托尔斯泰外祖父沃尔康斯基公爵的性格特点.作家父亲尼古拉·伊里奇的一些特点则赋予了尼古拉·罗斯托夫这个人物形象.索菲雅在给她姊妹的信中曾透露过这样的"秘密":"我请你们别讲出来,等列夫什卡五十岁的时候,他可能会描写我们的."实际上,托尔斯泰末到五十岁就已经把她们作为自己的人物原型加以描写了.托尔斯泰自己也承认,《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形象,就是以他的妻妹丹尼雅和他的妻子索菲雅为原型创造出来的.托尔斯泰在回答一位作家所提出的问题时,指出自己塑造人物的方法是往往从人物外貌写起,甚至首先在草稿中写出主人公的姓名,以使自己对所写的人物更为清晰,等到小说片断完成之后,再更改性名.可是他在回答一位公爵夫人提出的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究竟写的是谁时,又郑重地回答:"谁也不是".可见夸大人物原型在作品中的作用,也为作家本人所不取.托尔斯泰特别强调创造性的想象在塑造人物时的决定作用.任何原型只要通过艺术加93工,都不可能再是原型本身.
同样,《战争与和平》虽然写的是历史,但作品中的某些事件,场面和自然环境,也多是从作家所经历的上流社会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小说中保尔康斯基一家住过的童山的环境和雅斯纳雅·波良纳是何等相似!而那些挺拔的劲松,那棵粗大无比的百年老橡树,那条"宽阔的大路",那座已经按"英国方式"毁掉的古老的花园,可以说都是属于雅斯纳雅·波良纳的.
托尔斯泰生活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受好与兴趣,这在《战争与和平》中都有生动的反映.他酷爱运动,能骑善猎,尤其打起猎来,简直就忘掉了一切.
一八六四年秋,托尔斯泰利用创作《战争与和平》的空隙时间,又骑上他最喜爱的英国纯种马,带上两条猎犬出猎.半路忽然跳出一只兔子,托尔斯泰开始无心去打,可是猎犬追上去了,他也就放开马缰驰骋起来.当时道路很滑,马在飞奔中突然失蹄,他从马背上滚落在地,昏厥了过去.待苏醒过后,他怕妻子担惊受怕,便来到一个农民的家里.索菲雅闻讯,夜半跑来把他接回家,并连夜请来大夫为他接骨,但一直未愈.后依照岳父贝尔斯的建议去莫斯科治疗,在那里,专家们重新为他施行了手术.
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已开始了的创作.在莫斯科治疗期间,他急不可待地把故事口授给丹尼雅或丽莎.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后,他选择了楼下一个肃静的房间用来创作.这期间,索菲雅除了照料孩子以外,还要关照托尔斯泰的创作,成了托尔斯泰最得力的助手.每到夜晚,她就愉悦地来到楼上独自坐在小桌旁,抄写被丈夫涂改得零乱的手稿.据说她把《战争与和平》誊写过七次之多.她不但不为这枯燥,单调的工作感到厌倦,反而把它视为"美的享受".有时在紧张的劳动之余,夫妻常常共同坐在钢琴前,四手联弹海顿,莫扎特等人的奏鸣曲.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历时六年.经过无数次修改,直到一八六九年秋,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才宣告完成.
《战争与和平》这座巨大而宏伟的历史艺术殿堂,完全是在广博而坚实的生活根基上建筑起来的.须知,托尔斯泰不仅是高加索和克里米亚两次战争的参加者,而且也是上流社会的思考者,农奴生活的探索者和学校教育的革新者,这给他的艺术创造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战争与和平》以一八一二年俄国反对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前后反映了一八0五年至一八二○年间俄国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说开始是从一八0五年在贵族沙龙里争论拿破仑入侵欧洲写起的,中经俄国阻击法军的申·格拉本战役,俄奥联军与拿破仑军队交战的奥斯特里兹战役,以及法军占领莫斯科,鲍罗金诺战役,莫斯科大火,直至拿破仑军队全线崩溃.小说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竺豪夫四大贵族家庭生活纪事为主线,集中表现了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整部作品在战争与和平交替的画面中,揭露了宫廷官僚和上层贵族的腐败,赞扬了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同对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
《战争与和平》共有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上至皇帝,王公,外交官,将领,贵族;下至地主,商人,农民,士兵,如此众多的人物,在最善于表现人物心理与性格特征的艺术大师的笔下,被赋予了一种崭新的视觉和色彩,男女主人公们以自己精神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独特性出现在读者面前.
《战争与和平》是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写成的.托尔斯泰自己曾说:"它既不像长篇小说,又不像中篇小说,既不像史诗,又不像历史."书中的历史事件是以编年顺序排列的.但是这些历史事件又与独特的个人事件相结合,宏伟的战争场面的描绘与日常生活的写真相交织,史诗般的庄重叙述和批判家的深刻揭发相统一,从而打破了当时欧洲通行的传统形式,熔铸了史诗,历史长篇小说和编年史的特色.作品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技巧,富有表现力的艺术细节,浮雕般的肖像刻画,内心独白的运用,"心灵辩证法"的发挥,以及对人的复杂思想感情的真切理解与深邃表达,这一切都通过丰富而又多样化的语言,自由地编织进了这一瑰丽的艺术锦缎之中.
但由于作家世界观的局限,也给他的作品带来了明显的弱点.他在作品中散布的宿命论观点以及在他早期作品中还不大显著的"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说教,都有所发展.
《战争与和平》的问世,使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他紧张地,持续地工作了六年之后,亲友都劝他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有段时间,他也确实什么也不想.他感到身体不适,还到外地进行了马乳治疗.但是,即或在这样休息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停止学习.他集中研究了戏剧,并以充沛的精力学习希腊语.这期间,虽然在脑海里时时有"不速之客"跑来扰乱他的神思,呼唤他去创作,但是,他却没有提起笔来.艺术家的托尔斯泰重又被教育家的托尔斯泰所替代了.他始终认为,教育好下一代是自己崇高的职责.当他看到孩子们用的课本既乏味又费解时,便下决心亲自给孩子们编写一套启蒙课本和儿童读物.为此,他广泛地研究了自然科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和古希腊,阿拉伯及印度文学.为了写好有关天文学的知识,他还整夜整夜地观察星宿……在这上面,他花费了许多精力,用去了不下于写一部巨著的时间.他对自己这一工作也甚感惬意.愦憾的是,这一工作并未引起社会的重视,课本传播得不广,这使他十分气恼.
最后,在放弃了许多略具雏型的创作计划之后,他才又重新回到了史诗体裁的创作上来.
一八七○年二月,他开始构思一部取材于彼得大帝时代的长篇小说,可是在写作过程中,现代生活的主题越来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终于放弃了历史题材,转而进入了以探讨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安娜·卡列尼娜是作家创造的最杰出的艺术典型之一.她在对爱情并不很理解的少女时代,就嫁给了比她年长二十岁的一个高官显宦卡列宁.这桩典型的,没有爱情的封建婚姻成了她精神上的沉重枷锁,只有儿子是她沉郁寡欢的生活中的一线光明.但是,当她认识了近卫军官渥伦斯基之后,真正的爱情唤醒了她,她开始重新估量自己的生活含义,并决心跟渥伦斯基生活在一起.可是,醉心于功名利禄,冷酷无情的官僚代表卡列宁,拒绝把爱子交给她.而渥伦斯基不过是彼得堡的一个纨绔子弟,也没有把真正的爱情献给她.社会拒绝了安娜,安娜终于熄灭了自己一度明亮起来的生命的烛光,毅然投身于火车轮下自尽了.她的死是对充满暴力和谎言的社会的有力控诉!在这种社会里,她无法得到别人对她真正的爱,她的人格也无法得到社会的尊重.在这个悲剧故事里,作家有力地揭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窒息人性,摧残自由,破坏幸福的罪恶.
后期,托尔斯泰除撰写了许多充满宗教道德倾向的政论性作品和民间故事等外,还写出了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喜剧《教育的果实》(1890),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尔奏鸣曲》(1887—1889),《哈泽·穆拉特》(1886-1904)以及抨击资产阶级颓废艺术的文艺论著《艺术论》(1897)等.这些作品和论著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艺术力量和战斗力量,同时也更深刻地暴露出作家世界观的弱点.
随着世界观的转变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托尔斯泰越来越渴望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使他想到了检查官柯尼于一八八七年给他讲述的一个真实的诉讼案件.当时,托尔斯泰对柯尼讲的故事很感兴趣,并劝科尼"照它的原样"写下来.事隔两年,即一八八九年底,作家知道科尼并没有写,于是决定亲自动手,写下了以道德忏悔为中心的《科尼的故事》的初稿.但他对这部初稿很不满意.此后,他一直为自己寻找不到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而苦恼.他的创作踟蹰不前,数易其稿,前后迥异,最后终于变成了卓越的,以对社会空前批判而著称的杰作《复话》.
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的清晨,托尔斯泰逝世..托尔斯泰到晚年一直致力于"平民化":持斋吃素,从事体力劳动,耕地,挑水浇菜,制鞋;并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因而和他的夫人意见冲突,家庭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后来他终于秘密离家出走,途中感冒,于1910年11月20日病逝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终年八十三岁.遵照他的遗嘱,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竖立墓碑和十字架,但他用毕生精力紧张探索,顽强劳动所铸成的不朽的纪念碑,却高高地耸立在欧洲十九世纪文学的峰顶,并放射着巨大的光辉!茨威格称之为这是"世间最美丽的坟墓".

　　1828年9月9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出生于距莫斯科不远的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他出身名门，是彼得大帝时代承袭下来的贵族，世袭伯爵。托尔斯泰两岁丧母，九岁逝父，从小由姑妈照料长大。由于家境殷实，童年起就有家庭教师精心照管他的生活和学习。16岁时，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系。三年后，他中断学业，回家经营庄园。1851年，托尔斯泰到他哥哥所在的军队当了一名下级军官，在高加索地区参加了沙俄与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此役中，托尔斯泰英勇善战，屡建战功。

　　从1852年开始，《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中篇小说《童年》，这是他步入文坛的处女作。在《童年》中，托尔斯泰通过对小主人公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微描写，展示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聪颖、敏感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到出版4卷本选集的1864年，托尔斯泰已经发表了20多篇中、短篇小说，其中包括研究“心灵辩证法”的自传体三步曲《童年》、《少年》和《青年》，反映高加索军旅生活的《袭击》、《伐木》等，以及描绘战争条件下军人思想感情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3篇，体现俄国农奴制下农村生活的《一个地主的早晨》、以寻求道德思想为主题的《哥萨克》等。尽管托尔斯泰个人认为上述这些作品不过是“小试牛刀”，但事实上仅凭此就足以让他有资格置身于俄罗斯一流作家的行列。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还仅仅是俄罗斯伟大作家的话，随着《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篇长篇巨著的先后问世，托尔斯泰开始赢得了世界声誉，成为一代文学巨匠。《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开始于1864年，托尔斯泰以俄罗斯抵抗拿破仑侵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描写，将丰富的生活素材和众多人物编织成一幅19世纪初期俄国生活的历史图景。罗曼·罗兰说，《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从1873年到1877年，托尔斯泰用5年时间完成了另一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动笔之初，他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最后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发生了改变，主要描述了农奴制度被废除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沦丧，贵族走向没落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推崇，称“《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坛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作者本人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

　　从1889年开始，托尔斯泰耗时10年，在71岁的时候完成了《复活》这一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在法庭上，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认出玛斯洛娃是当年他放纵和引诱的牺牲品后，灵魂被深深震动了。在作品中，聂赫留道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这是19世纪末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它撕去了贵族资产阶级俄国的一切假面具，无情地批判了俄国社会的虚伪本质。

托尔斯泰(1828～1910) 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862年9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 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51～1862） 这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型。
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象《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家庭幸福》(1858～1859) ，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在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1857～1858) 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吉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1863～1880） 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
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1860至1861年间写了开头3章（1884年发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断，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1866～1869）。这不是遁入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展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从1805年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出现于前景的是两种类型的贵族。一类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道德败坏，利欲薰心，醉生梦死，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另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主要是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属于这类贵族的还有彼埃尔·别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们两人都不断进行思想探索，饱尝生活中的甘苦，都在卫国战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后安德烈因负伤死去，彼埃尔将成为十二月党人。
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和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适成对照。小说还把库图佐夫写成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于单纯、平凡中见伟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资本主义西欧的傲慢自负而实际渺小的拿破仑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绪，听任事物的客观发展，因此高于拿破仑并取得对后者的胜利。
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和人民的合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在小说中，这种结合是在面临民族矛盾时实现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时，他虽然也写到彼埃尔和安德烈所实行的农业改革，却并不隐讳农民对地主的不满心理。
小说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见。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和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农民，宣扬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1871～1872）涉及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也是迫切问题。托尔斯泰自称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这部书共包括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启蒙读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因此遭到进步教育学家的反对。他曾为此撰文辩解，并公开辩论。但《启蒙读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特别是1875年经过他修改的《新启蒙读本》，很受欢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原来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转移，主要是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而冷酷的道德的压力，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着恶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不过，列文的紧张探索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变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强。
晚期（1881～1910）这时期总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则是政论和论文。
托尔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写戏剧，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对剧作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揭露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经过长时间创作的《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的生活，人和人之间的虚伪而冷酷的关系；《舞会之后》还揭露军队中的酷刑。此外，《霍尔斯托密尔》(1863～1885)揭示私有财产对其牺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毁灭性的危害；《伪息券》（1911）则接近《黑暗的势力》的主题。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这次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应，但就在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等。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构成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至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60至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论点。《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他的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介他的文字，1907年译介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1917年先后有《复活》(易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易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11月20日，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逝世95周年的日子。1910年11月10日，托尔斯泰从自己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秘密出走。途中，他不幸患上了肺炎。10天后，托尔斯泰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的站长室逝世，走完了自己辉煌而又孤独的一生。

“俄罗斯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师”

1828年9月9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出生于距莫斯科不远的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他出身名门，是彼得大帝时代承袭下来的贵族，世袭伯爵。托尔斯泰两岁丧母，九岁逝父，从小由姑妈照料长大。由于家境殷实，童年起就有家庭教师精心照管他的生活和学习。16岁时，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系。三年后，他中断学业，回家经营庄园。1851年，托尔斯泰到他哥哥所在的军队当了一名下级军官，在高加索地区参加了沙俄与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此役中，托尔斯泰英勇善战，屡建战功。

从1852年开始，《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中篇小说《童年》，这是他步入文坛的处女作。在《童年》中，托尔斯泰通过对小主人公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微描写，展示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聪颖、敏感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到出版4卷本选集的1864年，托尔斯泰已经发表了20多篇中、短篇小说，其中包括研究“心灵辩证法”的自传体三步曲《童年》、《少年》和《青年》，反映高加索军旅生活的《袭击》、《伐木》等，以及描绘战争条件下军人思想感情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3篇，体现俄国农奴制下农村生活的《一个地主的早晨》、以寻求道德思想为主题的《哥萨克》等。尽管托尔斯泰个人认为上述这些作品不过是“小试牛刀”，但事实上仅凭此就足以让他有资格置身于俄罗斯一流作家的行列。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还仅仅是俄罗斯伟大作家的话，随着《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篇长篇巨著的先后问世，托尔斯泰开始赢得了世界声誉，成为一代文学巨匠。《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开始于1864年，托尔斯泰以俄罗斯抵抗拿破仑侵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描写，将丰富的生活素材和众多人物编织成一幅19世纪初期俄国生活的历史图景。罗曼·罗兰说，《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从1873年到1877年，托尔斯泰用5年时间完成了另一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动笔之初，他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最后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发生了改变，主要描述了农奴制度被废除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沦丧，贵族走向没落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推崇，称“《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坛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作者本人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

从1889年开始，托尔斯泰耗时10年，在71岁的时候完成了《复活》这一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在法庭上，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认出玛斯洛娃是当年他放纵和引诱的牺牲品后，灵魂被深深震动了。在作品中，聂赫留道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这是19世纪末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它撕去了贵族资产阶级俄国的一切假面具，无情地批判了俄国社会的虚伪本质。

“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环顾托尔斯泰的一生，他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巨匠，有关人生目的、宗教和社会的阐述又使他成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

托尔斯泰从没放弃对人生真谛的执著追求。他一直在思考，社会上层与下层、地主与农奴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在哪里，农民贫困的根源何在，这突出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1847年托尔斯泰退学回家，在自己的庄园尝试改革，设计了一个庄园改造计划。他去了庄园附近五个村子中最穷苦的一个，给贫苦农民送茅草、修房子。然而，这位年轻伯爵的梦想在俄国社会的现实面前成了泡影。不服输的托尔斯泰在1859年到1862年之间几乎中断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先后在自己的庄园及其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创办了20多所学校。他的教育方法就是同孩子自由交谈。1861年，托尔斯泰还担任起调解地主与农民之间纠纷的职责。为维护农民利益，因而受到贵族农奴主的敌视并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注意。这一期间同农民的频繁接触，为他后来世界观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1868年，托尔斯泰受到德国叔本华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开始了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在1879年写成的《忏悔录》中，他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我有一些困惑的时候。生活停顿下来了，仿佛自己不知道该怎样生活，或该做些什么；我感到迷茫，不知所措，人也变得忧郁了……”这样，他开始转向宗教，有规律地去教堂，早晚在书斋中祷告。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托尔斯泰发誓要改变自己的贵族化生活方式，不时地参加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砌炉子。为实现平民化的夙愿，他第三次离家出走，结果再也没能活着回来……

对于托尔斯泰的思想，列宁这样剖析到：“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的全部观点，恰恰表现了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他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俄国革命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托尔斯泰的“摇篮和坟墓”——雅斯纳亚-波良纳

雅斯纳亚-波良纳，俄语意思为“明媚的林中空地”，位于距离俄首都莫斯科以南约200公里的图拉市。托尔斯泰曾经深情地写道：“如果没有雅斯纳亚-波良纳，俄罗斯就不可能给我这种感觉；如果没有雅斯纳亚-波良纳，我也许会对祖国有更清醒的认识，但却不可能如此热爱她。”这里被人们称为托尔斯泰的“摇篮和坟墓”，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自从托尔斯泰1910年安息于此后，他的庄园就没有一天真正地平静过。百年来，俄罗斯以及世界各地的读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这个文化圣地，期望亲身感受文学巨匠的气息。

庄园占地380公顷，树木成荫，风景优美，里边有森林、河流、湖泊、草地等，光苹果园就有30多公顷。在这里，托尔斯泰前后度过了60年，他那无比浩瀚、无比丰厚的作品、他的理想与学说无不与这座庄园息息相关。进得庄园，左侧是被托尔斯泰称为“静穆而华丽”的池塘：童年，小列夫和小伙伴在池中游泳、钓鱼；晚年，老托尔斯泰曾足登冰鞋在池面上疾驰、舒展筋骨。

在造型毫不奢华的故居内，布局、陈设以及2万多册藏书等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就是在这里，托尔斯泰给人类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传世之作。至今，他的书架上还保留着几本孔子和老子等中国先哲作品的俄文版译著。餐厅内、客厅里，人们仿佛还揣测着托翁与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妻子从恩爱到争吵的场景。托尔斯泰1862年与御医、八品文官的女儿索菲亚结婚后，曾经过着和睦幸福的生活，妻子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还为他誊抄手稿，仅《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遍。晚年的妻子却对丈夫的“败家”举动痛心疾首，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产业。由于担心托尔斯泰日记中有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发表后让自己蒙受羞辱，索菲亚甚至以服毒和投河来要挟丈夫。

像光芒四射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散发着无穷魅力一样，托尔斯泰的墓冢也吸引着成百上千的朝拜者。说是坟墓，其实外表看起来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前面没有墓碑，更无墓志铭，甚至连托尔斯泰的这个名字都见不到。如果不是在接近墓冢附近写了一个“肃静”的俄文牌子，还有“土堆”前的束束鲜花，根本就没有人会以为这里长眠着一位文学巨匠和深邃思想者。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经充满感情地赞许托翁的墓地，那是“人间最美的、感人至深的、最温暖的坟墓”。

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于俄罗斯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那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 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
一八五○年末,托尔斯泰到莫斯科,在那儿,一种不可言状的写作冲动产生了,他开始构思《茨冈人生活的故事》,没有等写完,他又着手另一部小说《昨天的故事》的创作.这是托尔斯泰创作的最初尝试.
一八五二年,《童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继《童年》之后,作家还要创作《少年》,《青年》等.
一八六三年开始,他紧张地投入了卷帙浩繁的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的创作.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托尔斯泰并不是一开始就着手写这部鸿篇巨著的.他最早曾想叙述一个携家带眷回到俄国的十二月党人的故事.可是,他在史料的研究和创作的过程中发展了原来的创作意图.
托尔斯泰为使自己的创作忠实于历史,搜集和积累了与创作有关联的大量历史文献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历史研究.不仅如此,他还专门访问了一八一二年战争的参加者,亲自巡视了当年鲍罗金诺的战场,并在那里草拟了该战役的写作计划.
尽管这样,托尔斯泰的创作仍然面临着难以驾驭的困难.宏大的艺术构思与传统形式发生了严重的抵触.他担心自己写出的东西不会符合任何一种文学形式.作为艺术革新家的托尔斯泰,"经过长时间的折磨以后",终于决定打消一切顾虑,去写非写不可的东西,而不去考虑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也不考虑给作品以什么名称.
托尔斯泰在创作的头一年差不多都用来探索小说的开头了.他启己说过,这本书的创作"开始了无数次,又放弃了无数次".在作家的档案库中保存了十五种小说开头的手稿.
在这部鸿篇巨著中,从家族的传说,到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作家的父亲尼古位·伊里奇亲口讲述过的材料,都被作家所充分利用.据传记作家记载:在老伯爵罗斯托夫形象身上反映了作家祖父的性格特点;而在保尔康斯基公爵身上则反映了托尔斯泰外祖父沃尔康斯基公爵的性格特点.作家父亲尼古拉·伊里奇的一些特点则赋予了尼古拉·罗斯托夫这个人物形象.索菲雅在给她姊妹的信中曾透露过这样的"秘密":"我请你们别讲出来,等列夫什卡五十岁的时候,他可能会描写我们的."实际上,托尔斯泰末到五十岁就已经把她们作为自己的人物原型加以描写了.托尔斯泰自己也承认,《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形象,就是以他的妻妹丹尼雅和他的妻子索菲雅为原型创造出来的.托尔斯泰在回答一位作家所提出的问题时,指出自己塑造人物的方法是往往从人物外貌写起,甚至首先在草稿中写出主人公的姓名,以使自己对所写的人物更为清晰,等到小说片断完成之后,再更改性名.可是他在回答一位公爵夫人提出的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究竟写的是谁时,又郑重地回答:"谁也不是".可见夸大人物原型在作品中的作用,也为作家本人所不取.托尔斯泰特别强调创造性的想象在塑造人物时的决定作用.任何原型只要通过艺术加93工,都不可能再是原型本身.
同样,《战争与和平》虽然写的是历史,但作品中的某些事件,场面和自然环境,也多是从作家所经历的上流社会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小说中保尔康斯基一家住过的童山的环境和雅斯纳雅·波良纳是何等相似!而那些挺拔的劲松,那棵粗大无比的百年老橡树,那条"宽阔的大路",那座已经按"英国方式"毁掉的古老的花园,可以说都是属于雅斯纳雅·波良纳的.
托尔斯泰生活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受好与兴趣,这在《战争与和平》中都有生动的反映.他酷爱运动,能骑善猎,尤其打起猎来,简直就忘掉了一切.
一八六四年秋,托尔斯泰利用创作《战争与和平》的空隙时间,又骑上他最喜爱的英国纯种马,带上两条猎犬出猎.半路忽然跳出一只兔子,托尔斯泰开始无心去打,可是猎犬追上去了,他也就放开马缰驰骋起来.当时道路很滑,马在飞奔中突然失蹄,他从马背上滚落在地,昏厥了过去.待苏醒过后,他怕妻子担惊受怕,便来到一个农民的家里.索菲雅闻讯,夜半跑来把他接回家,并连夜请来大夫为他接骨,但一直未愈.后依照岳父贝尔斯的建议去莫斯科治疗,在那里,专家们重新为他施行了手术.
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已开始了的创作.在莫斯科治疗期间,他急不可待地把故事口授给丹尼雅或丽莎.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后,他选择了楼下一个肃静的房间用来创作.这期间,索菲雅除了照料孩子以外,还要关照托尔斯泰的创作,成了托尔斯泰最得力的助手.每到夜晚,她就愉悦地来到楼上独自坐在小桌旁,抄写被丈夫涂改得零乱的手稿.据说她把《战争与和平》誊写过七次之多.她不但不为这枯燥,单调的工作感到厌倦,反而把它视为"美的享受".有时在紧张的劳动之余,夫妻常常共同坐在钢琴前,四手联弹海顿,莫扎特等人的奏鸣曲.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历时六年.经过无数次修改,直到一八六九年秋,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才宣告完成.
《战争与和平》这座巨大而宏伟的历史艺术殿堂,完全是在广博而坚实的生活根基上建筑起来的.须知,托尔斯泰不仅是高加索和克里米亚两次战争的参加者,而且也是上流社会的思考者,农奴生活的探索者和学校教育的革新者,这给他的艺术创造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战争与和平》以一八一二年俄国反对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前后反映了一八0五年至一八二○年间俄国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说开始是从一八0五年在贵族沙龙里争论拿破仑入侵欧洲写起的,中经俄国阻击法军的申·格拉本战役,俄奥联军与拿破仑军队交战的奥斯特里兹战役,以及法军占领莫斯科,鲍罗金诺战役,莫斯科大火,直至拿破仑军队全线崩溃.小说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竺豪夫四大贵族家庭生活纪事为主线,集中表现了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整部作品在战争与和平交替的画面中,揭露了宫廷官僚和上层贵族的腐败,赞扬了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同对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
《战争与和平》共有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上至皇帝,王公,外交官,将领,贵族;下至地主,商人,农民,士兵,如此众多的人物,在最善于表现人物心理与性格特征的艺术大师的笔下,被赋予了一种崭新的视觉和色彩,男女主人公们以自己精神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独特性出现在读者面前.
《战争与和平》是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写成的.托尔斯泰自己曾说:"它既不像长篇小说,又不像中篇小说,既不像史诗,又不像历史."书中的历史事件是以编年顺序排列的.但是这些历史事件又与独特的个人事件相结合,宏伟的战争场面的描绘与日常生活的写真相交织,史诗般的庄重叙述和批判家的深刻揭发相统一,从而打破了当时欧洲通行的传统形式,熔铸了史诗,历史长篇小说和编年史的特色.作品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技巧,富有表现力的艺术细节,浮雕般的肖像刻画,内心独白的运用,"心灵辩证法"的发挥,以及对人的复杂思想感情的真切理解与深邃表达,这一切都通过丰富而又多样化的语言,自由地编织进了这一瑰丽的艺术锦缎之中.
但由于作家世界观的局限,也给他的作品带来了明显的弱点.他在作品中散布的宿命论观点以及在他早期作品中还不大显著的"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说教,都有所发展.
《战争与和平》的问世,使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他紧张地,持续地工作了六年之后,亲友都劝他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有段时间,他也确实什么也不想.他感到身体不适,还到外地进行了马乳治疗.但是,即或在这样休息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停止学习.他集中研究了戏剧,并以充沛的精力学习希腊语.这期间,虽然在脑海里时时有"不速之客"跑来扰乱他的神思,呼唤他去创作,但是,他却没有提起笔来.艺术家的托尔斯泰重又被教育家的托尔斯泰所替代了.他始终认为,教育好下一代是自己崇高的职责.当他看到孩子们用的课本既乏味又费解时,便下决心亲自给孩子们编写一套启蒙课本和儿童读物.为此,他广泛地研究了自然科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和古希腊,阿拉伯及印度文学.为了写好有关天文学的知识,他还整夜整夜地观察星宿……在这上面,他花费了许多精力,用去了不下于写一部巨著的时间.他对自己这一工作也甚感惬意.愦憾的是,这一工作并未引起社会的重视,课本传播得不广,这使他十分气恼.
最后,在放弃了许多略具雏型的创作计划之后,他才又重新回到了史诗体裁的创作上来.
一八七○年二月,他开始构思一部取材于彼得大帝时代的长篇小说,可是在写作过程中,现代生活的主题越来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终于放弃了历史题材,转而进入了以探讨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安娜·卡列尼娜是作家创造的最杰出的艺术典型之一.她在对爱情并不很理解的少女时代,就嫁给了比她年长二十岁的一个高官显宦卡列宁.这桩典型的,没有爱情的封建婚姻成了她精神上的沉重枷锁,只有儿子是她沉郁寡欢的生活中的一线光明.但是,当她认识了近卫军官渥伦斯基之后,真正的爱情唤醒了她,她开始重新估量自己的生活含义,并决心跟渥伦斯基生活在一起.可是,醉心于功名利禄,冷酷无情的官僚代表卡列宁,拒绝把爱子交给她.而渥伦斯基不过是彼得堡的一个纨绔子弟,也没有把真正的爱情献给她.社会拒绝了安娜,安娜终于熄灭了自己一度明亮起来的生命的烛光,毅然投身于火车轮下自尽了.她的死是对充满暴力和谎言的社会的有力控诉!在这种社会里,她无法得到别人对她真正的爱,她的人格也无法得到社会的尊重.在这个悲剧故事里,作家有力地揭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窒息人性,摧残自由,破坏幸福的罪恶.
后期,托尔斯泰除撰写了许多充满宗教道德倾向的政论性作品和民间故事等外,还写出了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喜剧《教育的果实》(1890),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尔奏鸣曲》(1887—1889),《哈泽·穆拉特》(1886-1904)以及抨击资产阶级颓废艺术的文艺论著《艺术论》(1897)等.这些作品和论著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艺术力量和战斗力量,同时也更深刻地暴露出作家世界观的弱点.
随着世界观的转变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托尔斯泰越来越渴望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使他想到了检查官柯尼于一八八七年给他讲述的一个真实的诉讼案件.当时,托尔斯泰对柯尼讲的故事很感兴趣,并劝科尼"照它的原样"写下来.事隔两年,即一八八九年底,作家知道科尼并没有写,于是决定亲自动手,写下了以道德忏悔为中心的《科尼的故事》的初稿.但他对这部初稿很不满意.此后,他一直为自己寻找不到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而苦恼.他的创作踟蹰不前,数易其稿,前后迥异,最后终于变成了卓越的,以对社会空前批判而著称的杰作《复话》.
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的清晨,托尔斯泰逝世..托尔斯泰到晚年一直致力于"平民化":持斋吃素,从事体力劳动,耕地,挑水浇菜,制鞋;并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因而和他的夫人意见冲突,家庭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后来他终于秘密离家出走,途中感冒,于1910年11月20日病逝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终年八十三岁.遵照他的遗嘱,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竖立墓碑和十字架,但他用毕生精力紧张探索,顽强劳动所铸成的不朽的纪念碑,却高高地耸立在欧洲十九世纪文学的峰顶,并放射着巨大的光辉!茨威格称之为这是"世间最美丽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