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眼啸天录太白金星:有谁可以提供一些关于苏联与中国政治关系的历史资料?

关系开始
　　1950年2月，中苏友好条约签署，(条约的英文本可见黛博拉•凯佩尔：《一个红色工厂的梦想：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遗产》(纽约和伦敦1994年)，第118-124页。关于秘密协定的讨论，参阅谢•冈察洛夫、约•刘易斯和薛礼泰的《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斯坦福1993年)，第121-129页。)这标志着中苏友谊的正式开始。
　　在最初几年里，苏联派遣一些代表团和顾问到中国去讲学。(苏中友协官方杂志经常介绍代表团的访问情况。请参阅《人民中国》(北京1950-1953年)。)但是中苏联盟并不像两国希望世人相信的那样密切，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猜疑和敌意。只要斯大林在世一天，苏联提供给中国的帮助就是最低限度的，主要限于零散的讲学以及苏共官员的对华访问。在1950年至1953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俄文翻译成中文的书本和文章的指导。（参阅凯佩尔的《一个红色工厂的梦想》。)两国之间缺乏密切关系这一事实无意中被记录在苏共官方的档案中。从当时中央的组织形式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地位并不比别的人民民主国家高。众所周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苏联马上予以承认。然而，对处理对外关系负有监督责任的苏共中央一直到1953年仍然由一些处理与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关系的部门和分支机构来处理中国问题，而对于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的事务则有专门的对应部门。一直到1953年3月苏共中央机构改革以后，中国这一名字才出现在其组织机构图中，那时它被合并在负责蒙古、朝鲜和日本事务的部门中。这似乎表明在很长时间里苏共中央一直认为不值得把中国的地位提高到人民民主国家应享有的高度。
　　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和赫鲁晓夫的上台，两国关系中的个人障碍得以消除，这至少持续了几年的时间，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个真正帮助中国重建的计划开始了，苏联几乎所有的重要部门都派出顾问到中国工作，苏联人开始帮助中国在各地修筑铁路，发展工业，建造桥梁和工厂。

　　苏共中央与顾问计划
　　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希波夫(他是个工程师和机械工，并从20岁开始就成为一名党员。他在32岁时成为乌克兰第聂伯彼特罗夫斯克州克里沃伊县党的第一书记。)的领导下，苏联顾问计划开始松散地实施。阿尔希波夫是斯大林亲自挑选的在华最高经济顾问，

　　(在1993年2月23日在莫斯科采访阿尔希波夫时，我问他在中国时，他在哪个政府部门，他答道：“我不为任何人工作”。后来他解释说，他是斯大林的私人使者。)于1950年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交往。这位未来的苏联顾问计划的首脑在中国呆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返回莫斯科担任黑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直到1953年8月。斯大林死后，他再次被派到中国，这一次是去指导苏联扩大对中国经济恢复的援助。从1953年底到1954年初开始，苏联为其援华顾问计划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这一期间，有更多的苏联人被派到中国。同时我们还可从保存在苏共文献中的费德林(费德林早期担任阿尔希波夫的翻译。40年以后，他深感痛惜地说，“苏中两国的关系的发展在专家们毫无觉察的过程中结束了：这些中国问题专家是一批了解中国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人。”见《斯大林与毛泽东》，《近现代史》1992年第5期，第98-113、109页。)
　　在1954年7月呈送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到在华的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工作情况的详细描述，这样的描述还是第一次。这份报告和其他类似材料一样使我们得以从内部来了解这一计划，了解苏联当时在中国介入的规模。
　　中苏关系的动力，至少从苏共中央的角度来说，是很清楚的。这个关于苏联顾问在华工
　　作情况的描述反映了苏联在解决问题时是通过指令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同时也反映了苏联无
　　视其决定所涉及到的参与者，即中国方面。
　　从费德林的报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未曾提及的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小组的内部工作和活动情况，这些人被称为苏联高级顾问。他们首先讨论了如何改进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工作质量，以及如何同中国各个部门的领导建立起更为密切更为事务性的关系。他们接着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认为的中国的紧迫问题上。讨论内容涉及到苏联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角色和作用，发展一些工业部门，特别是铜和焦炭生产的可能性，以及发电站的建造。这些高级顾问们还讨论了许多他们认为是中国薄弱环节的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例如，在项目计划方面，在地质勘探方面，而这些方面在许多地方被指责是妨碍了建设。他们在这些领域制订了目标，中国在城市规划上也进行了努力，其目的在于促进他们计划的未来项目的工作。在其他方面，他们还讨论了改进销售工业产品的方法，以及创造一项铁路运输发展和水路运输发展为一体的计划的途径和方法。
　　报告中还说，高级顾问们听取了曾经到新疆调查畜牧业问题的苏联专家对情况的说明。此外，他们还听取了一个苏联能源专家在华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该报告中包括许多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他们的批评。之后，高级顾问们提出了一些旨在改进工作的建议。
　　苏联高级顾问是如何就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决定同中国同志进行交流的呢?如果说中央的报告是可信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决定都是由高层的苏联顾问做出的，很少有中国人参与其讨论，其中未提起任何一个中国人。报告简要说明，在讨论了中国的诸多问题之后，苏联高级顾问们就此提出了建议，并马上通知了中国有关部门的领导人。苏联人立即把自己以为是中国的最紧迫的问题的建议通知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领导。费德林在报告中说，高级顾问们以为这将有助于其建议以较快的速度得以实施。这个报告还列举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从苏联人的立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个例子说的是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中国方面迅速采取了行动。这个小组的苏联人显然在早些时侯就指出中国在劳动力方面需要进行改革。呈送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说道，1954年1月，在苏联方面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命令劳动部、中华全国商业协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劳动力问题上进行合作。据该报告说，中国政府迅速指示各部门要加强工人的劳动纪律，建立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和保护劳动者的法律，以此来改进劳动法，以便消除现有的工资制度中的混乱现象，特别是取消最重要的部门和行业的工资等级制。苏联顾问注意到，中国的劳动标准在迅速提高，其速度比苏联还要快，因此也建议中国对此予以修正。
　　这个总结报告的准确程度如何呢?我们未找到任何文献资料来说明这种建议是由苏联高级专家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并监督其实施的。这样一份报告肯定让苏共中央人士感到震惊，因为苏共中央组织非常官僚化，以致于答复一封简单的信件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苏共中央本身包括许多部门，所有这些部门都负有单独的时而是互相重叠的责任，从而使之成为一个易于造成混乱而难以操作的机构。那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如果有幸要听从苏共中央的指示的话，他们会发现这个过程是如何的消耗时间和精力，是如何的艰难。例如，1954年4月，中共宣传部向苏驻华使馆索要三个不同部门领导在苏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稿的复印件。发言内容其实非常一般。(题目是“党组织思想工作的任务”，“地方和党的科学文化部门完成苏共中央第九次会全规定的任务”，以及“现阶段的苏联文学”。)
　　但是，索要发言稿这件事带来了许多麻烦：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国内若干个部门信函交往不断，最后苏共中央拒绝了中共方面的要求。根据苏共中央的解释，前两个发言稿只是针对当地工作所发出的指示，其内容仅供内部使用，没有任何针对中国的东西。苏共中央说，关于文学方面的发言稿并不涵盖整个文学领域，而仅指几个专门问题，况且，发言稿还只是草稿，没有打印出来，因此也不允许寄往国外。苏共建议中国方面参阅发表在《党的生活》和《共产党人》上的苏共中央官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