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窿山景区攻略:谁知道长征的资料??

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1934年7月7日 为摆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在政治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影响和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在军事上威胁敌人后方，吸引敌人兵力，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条件，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是日，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进军福建。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经长汀、大田、尤溪，于8月1日攻占水口，击溃守敌王敬久部，乘胜追击至福州城下，与敌激战三昼夜，不能攻克福州城，遂移师北上。
　　7月23日 为了结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的路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令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8月7日 红六军团九千七百余人，在湘赣省委书记、中央代表任弼时和肖克、王震等三人组成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领导下，由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突围西征，开始战略转移。
　　8月12日 红六军团在桂东县的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8月26日 红六军团到达湘江右岸的蔡家埠，准备枪渡湘江。但湘敌刘建绪发现红军渡江意图，急调重兵防堵湘江，并督令湘军尾击红军。桂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地区运动，堵击红军西进。红六军团进不得不放弃原定渡江计划。

　　9月4日 红六军团在全县以南的界首地区渡过湘江，占领西延县城。
　　9月间 程子华奉命到达鄂西北地区。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通知活动于院西北的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地区，接受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于是决定鄂豫院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到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是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离开中央苏区，到鄂豫院根据地工作，传达中央指示。
　　9月间 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粉碎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 的六路围攻，先后收复巴中、南江、旺苍，直逼广元城下；9月22日又克阆中、苍溪。至此，北起广元，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均被红军收复，川军第一、第二、第三路军逃至嘉陵江以西，第四路军逃至营山、渠县地区。是役重
　　创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恢复和扩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0月初 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推进。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惊慌失措，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10月6日 红六军团在甘溪超到桂军第十九师的突然袭击，战斗失利，部队被截成三段，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四个团的包围中。
　　10月7日 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防务，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各军团，先后向兴国、于都、会昌地区集中，准备突围转移。
　　10月9日 红军总政治部发布政治指令，提出“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10月10日 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发布命令：“将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同行动。”并规定第一纵队各梯队分于10日17时、18时出发。
　　是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等军团和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进行战略转移。
　　10月上旬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根据地的斗争，作了如下布置：(一)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项英(任书记)、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苏区中央局委员。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二)留下红二十四师、十多个独立团及其他地方部队共一万六千余人，在
　　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三)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之间三角地区为最后基本的游击区和最后坚持阵地。10月22日，又宣布成立中央军区，以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领导中央根据地和闽浙赣边区的斗争。

长征是南方各根据地红军从所在各根据地向陕甘地区进行的战略转移。在1933年秋至1934年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中，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连同中共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万多人从江西瑞金一带出发西进，开始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由于领导人博古、李德一味实行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使红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至同年12月初，中央红军虽然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进至湘江以西，却付出了重大损失，总人数减至3万余人。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又集结重兵于中央红军通往湘西的路上，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贵州前进。中央红军转向贵州后，攻克黎平，强渡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红军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曲折地穿插于国民党军的重兵之间，终于出敌不意地强渡乌江，直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抢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迫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1935年5月，中央红军通过彝民区和突破天险大渡河，随后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于6月初到达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会合后，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称号。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翻越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地区。8月间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路军，通过泥泞的草地到达巴西、包座、阿坝地区。当时领导左路军的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于9月10日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中央机关共8000余人继续北上，并改称陕甘支队。陕甘支队北上后攻占腊子口，突破渭河封锁线，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陕甘支队随后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合，从而结束了长征。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最远行程约2．5万里，转战十一个省，完成了向西北的战略转移，从而在陕甘地区建立了可靠的立足点和夺取新胜利的出发点。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后，其他根据地的红军陆续也向陕甘地区转移。其中包括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红军长征的光辉胜利，成功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由东南向西北的转移。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 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 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 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故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接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三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酌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颇有发展，但是因为敌人驻在芷江一线，防备我返回湖南，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当中央红军经桐梓、鳛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从湖南赶来。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乃放弃北接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这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三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一军团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惶南逃。我军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也悉数被歼。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肚仗。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至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我军在遵义一带几次寻战，敌却小心防守。三月，我军便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事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摔开了敌人，部队就象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人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霑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这时，蒋介石似乎已经发觉了我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来侦察。我军三路连夜向金沙江平行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绞车渡，五军团仍旧殿后掩护。
干部团偷渡金沙江袭击并消灭了川军一排守敌，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绞车渡两岸渡口，前后控获七只小船。而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进至几十里外的高原，击溃了川军援兵。这比洪门渡因江流太急，无法渡过龙街渡又因江面太宽，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因此，一、三军团都集中到绞车接渡江，而仍以五军团的一个师担任掩护。 三天后，敌人的敢死队十三师约五、六个团的兵力，向绞车渡追来，被我五军团打了个措手不及，沿河溃退下去。原来蒋介石也发觉了我军的战术方针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就在贵阳召开会议，研究我军近来的作战特点，规定了“长追稳打”的战术方针，以免被我军歼灭。现在敌十三师见脱离主力太远，被我一追，不知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就在团街固守起来。我军就依靠绞车渡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第二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因追堵击的圈六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了五天，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原名支大地，濒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从此北渡未成而最后失败之处。这里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中，部队无回旋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为敌人伏击消灭。因此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蹈石达开覆辙。河南岸安顺场驻着四川军阀的一个营，仅留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其余船只都被他们拉到河北岸去了。我们在河南岸包围安顺场川军时，找到了那一只小船，使组织突击队渡河。十七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接着，我第一师陆续渡过河去，扫清北岸沿河之敌，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随即与南岸二师夹河而上，向泸定桥前进。第二师先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破坏泸定桥，我军便攀缘铁索冲过大渡河与第一师会合。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川西北之大维、懋功等地，与四力面军胜利会合。
这回够了吧！

中央红军不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开创发展的新局面，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但是，由于敌人重兵的"追剿"，他们不能在南方落脚，不得已过长江折转北上。这样，原计划的短程战略转移便发展为长征。作为红军在南方战略格局主要支柱的中央红军不能尽快恢复稳定，引起了整个战局的不稳定。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即红2、红6军团）等部，也相继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10开始。在此之前，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红军第6军团西征，拉开了长征的序幕。

当时，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处于严重不利境地。为牵制敌军，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汀赣苏区红6军团突围，转移到湖南中部创造新的苏区，并与红3军取得联络；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以后，又成立了军团正式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

8月7日晚，红6军团主力9700余人，从江西永新地区突围西征。连闯敌人数道封锁线，进抵湘江。国民党军急调重兵实行追堵，企图围歼红军于湘南。红6军团以打圈子的战术与敌人周旋，并在广西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以后，又突破敌军20多个团的重围，于10月下旬在黔东北印江县木黄，与活动在川湘黔边的红3军胜利会师。红6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实行战略转移，起到了探路的作用。

红6军团和红3军会师后，红3军即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2军团首长统一指挥红2、红6两军团行动。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创建新苏区，10月下旬，红2、红6军团发动了湘西攻势。3个月中，两军团在湘西地区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旅，初步建成了湘鄂川黔苏区，红军发展到1万余人，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在中央苏区，1934年10月上旬，国民党"围剿"军已迫近苏区中心地区。在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博古等人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以及中央党政军机关人员、直属部队组成的第1、第2野战纵队共8.6万人，由江西瑞金等地突围，开始战略转移。在此之前，留下红24师及地方红军共1.6万人在苏区坚持斗争；成立了由项英任书记和司令员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陈毅任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继续领导中央苏区和邻近地区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统治，使中央苏区这块由无数红军战士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战略基地终于丧失。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初目标，是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创建新苏区。这时，"左"倾领导者，又由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当成大规模搬家式的行动。出发前未做充分的准备工作，也未在部队中进行适当的政治动员。出发后，不是积极争取有利时机，主动灵活地歼灭敌军，而是消极避战，以红军主力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边打边走。其行军部署为：红1、红9军团在左，红3、红8军团在右，军委第1、第2野战纵队居中，红5军团殿后，形成甬道式阵势。行军队伍还携带了大批行李辎重，以至到崎岖的山路间，每天仅能前进十余公里，有时甚至几公里。这样，红军主力成了掩护队，在国民党军重兵"追剿"下，陷于极被动的地位。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先后闯过敌人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此时，毛泽东建议，乘敌"追剿"军正在调动尚未靠拢之际，集中兵力，求歼一路或一部敌军，以摆脱被动。但是，"左"倾领导者不敢与敌再战，致使红军失去歼敌之机。

11月下旬，蒋介石凭借湘江天险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国民党军20余万人，日夜兼程赶往湘江两岸围追堵截红军。是否能迅速过江，成为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27日，红军先头部队一部首先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并架设了浮桥。此时，军委纵队离湘江渡河点仅80余公里，但由于辎重过多，行进缓慢。敌"追剿"军陆续赶到，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在湘江两岸与优势之敌血战数日，终于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和红3军团各一部，被敌人阻于湘江以东，激战至弹尽粮绝后，大部壮烈牺牲。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得最艰苦，最激烈的一仗。红军与优势敌军顽强战斗，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的企图。但是，自身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路线自长征以来实行消极避战、逃跑主义的严重恶果。

12月10日，中央红军到达广西通道县境。此时，国民党军已判明中央红军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师的意图，在前方张网以待。红军如果继续北出湘西，势必与敌20万重兵展开决战，这对疲惫已极、减员严重的红军是十分危险的。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形势下，毛泽东提出放弃北上湘西计划，全军西进敌人力量弱的贵州。博古和李德虽然坚持北上湘西，但政治局的许多同志赞同毛泽东的建议，中革军委决定西进贵州。中央红军于17日进占黎平。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敌情，力主放弃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继续西进，到川黔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议。经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红军虽然避免了覆灭的危险，但改变博古和李德的错误领导，从根本上纠正党的错误军事战略，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特有的魅力使它就像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尽管，红军长征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但它的丰功伟绩，惊天地，泣鬼神，彪炳史册，万古流芳，长征精神万岁！

人民是革命的母亲

人民是革命的母亲。红军一切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在长征中，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群众的财产秋毫无犯。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少数民族群众坦诚相见、交朋友。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面对青山碧水歃血盟誓，结为兄弟的故事，成为红军长征中的千古佳话。由于红军所到之处，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苦人翻身解放，因而，广大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是穷人的队伍，把红军称为“菩萨兵”。红九军团经过云南东川一带，由于得到当地干人儿的帮助，因而顺利攻下了东川县城。红军打开粮仓，把粮食发放给穷苦群众，并且根据群众的要求，公审处决了反动县长和一个大土豪，城内外群众对此拍手称快。在东川县城，红军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援，筹款达6万余元，干人儿踊跃参加红军，不到一天半的时间，便扩大了800多个红军战士。

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许多难以想到的困难，都是依靠地方群众的帮助解决的。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不仅要冒着对岸敌人的炮火，还要克服大渡河的急流险滩。要强渡过河，必须找到熟练的船工。经过做工作，十几名船工来了。战斗打响了，老乡们冒着枪林弹雨，一桨连一桨地拼命划着。船到河中向下滑出几十米，撞在大礁石上，在面临船毁人亡的危急关头，四名船工跳进滚滚的急流里，用背顶着船，船上的船工尽力用竹篙撑着，经过惊心动魄的搏斗，终于脱离了险境，把红军勇士们送到对岸。在红军面临茫茫草地的时候，当地一位六十多岁的藏族通司不畏艰险，带领红军在水草地行军四天四夜，终于开辟了一条可以让红军大部队通过的生命线。

长征中军民鱼水情，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攻占湖南锡矿山。工人群众个个兴高采烈，不仅夹道欢迎，而且还燃放鞭炮，自发地在门口点上小油灯给部队照路。时值初冬天气，红军的衣着单薄，群众纷纷把好房子腾给红军，把厚实的被子让给红军，并主动为红军做饭、烧水。我们的红军战士也争着为群众做事，真是军民一家人啊！一天晚上，一连一排30多名红军战士夜里睡觉煤气中毒，周围群众闻讯后，很快弄来了新鲜萝卜和淘米水，把鲜萝卜磨碎后和淘米水一起煮沸，然后一口一口地喂给中毒的战士们吃，由于抢救及时，中毒的战士全部苏醒过来了。红17师在一次作战后，有47名伤员打算寄放到六寨。在经过新寨时，苗族首领扬以沙老人带领全寨男女老少，赶到路边，硬是把伤员们“抢”到他们寨子里去治疗休养。伤员们到新寨后，全寨三十几户人家争着让出自己的床铺安置伤员。妇女们为伤员端屎端尿，男人们扛上火枪站岗放哨。在遇到民团搜查时，苗族群众就把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后来，有几位伤员因伤势恶化，光荣牺牲，苗寨用最隆重的仪式进行安葬，并特意为烈士们修建了“红军坟”，成为长征中军民鱼水情的历史见证。

红军长征，当时各个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听从中央军的指挥，密切合作，最后胜利会师，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各级组织、各个单位、各个部门也需要发扬团队精神，团结友爱，优势互补，互相补台，向着共同目标齐心协力，“人心齐、泰山移”！

红军长征，走到哪里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红军为人民服务，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结合今天的改革发展，我们所有的工作也都需要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与群众充分沟通，特别是涉及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和方案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使企改革和发展得以顺利进行。

团结是力量源泉

在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召开遵义会议，充分体现了党内和红军内部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当时，为了挽救党、挽救红军，必须把红军的领导权从“左”倾路线代表手中夺过来。

会前，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都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在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同志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他与毛泽东同志的合作是很成功的。体现了党内高度的团结。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说：洛甫同志是“开明君主”。周恩来同志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组织和指挥红军，林伯渠当时抒写下“坚持遵义无穷力”“阳光坦荡己无歧”的诗句。这诗句既反映出他热诚拥护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的激动心情，又赞颂了当时全党全军团结一致的精神面貌。

索玛花开吐芳菲，彝海含笑迎宾朋。五月，春意盎然的彝海，一派生机勃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陆军学院、凉山州、冕宁县主办的，万人纪念红军长征过凉山暨“彝海结盟”70周年庆祝大会，在阳惹雪山下彝海之滨隆重举行，追忆70年弹指一挥间的红色诗篇。

四川省副省长张作哈在讲话中说，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踏上凉山这决神秘而又神奇的土地，发生了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两件大事：一是召开了著名的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团结一致、继续北上的方针；二是红军先遣军总司令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果基约达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创造了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彝海结盟不仅为红军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我党在复杂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开创了成功的范例，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解放后，古老的凉山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凉山各族儿女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全州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彝海结盟所凝聚的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精神正在大小凉山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薪火相传并发扬光大。

今年3月10日，以色列军人武大卫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行进。7月25日顺利到达陕西吴起镇，历时138天，行程24000多公里（汽车行驶里程），其中步行1200多公里。途经9个省、自治区，参观了当年红军重要会议和战场旧址，穿越了雪山草地，采访了近百名老红军，拍摄了3000多张照片。对于这次“长征之行”，70岁的老人有着太多的激动，太多的感慨。

长征路应该列为世界人类遗产保护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武大卫以其独特的视角，用自己的亲历概括了长征精神。他说，长征的内涵和精髓就是“崇高精神、空腹、飞毛腿”。“这次长征之行，让我知道了什么样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才是能够打胜仗的军队，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军队”。武大卫动情地说，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景仰和学习。可以说，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是悲惨的，但他们的超凡毅力和精神却是悲壮的。没有精良的装备、没有吃的、没有交通工具，凭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精神，空着肚子，光着脚，爬雪山，两条腿竟然比敌人的现代交通工具跑得还快。“说红军是超人，是飞毛腿，一点都不为过”。他说，以前，总以为长征路是一马平川的坦途，这次一走才明白，长征哪里有路啊，许多地方是红军走过了之后才有了人的足迹，也才有了路。 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堪称中国红军胜利之本，也是中国人民军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长征精神要好好发扬光大，它是一笔世界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军事财富。

最近，“四代同堂颂长征”文艺演出在浙江老年大学准时开始。

为准备好此次的演出活动，参加排练的同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为了精益求精，当其他同学已进入梦乡时，他们却仍在排练，每一次进步都让人兴奋不已。这不是一支专业的队伍,没有专业的辅导，从摹仿到加入自己的东西，一步步走来，他们过得充实而愉快。四分钟的时间很短，但却凝聚了他们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奉献精神及对新时期人民卫士的无限崇敬与爱慕之情。这也是实践长征精神。

长征已过去70年了，但它留下的时代意义与精神却是万古不朽的。对我们来说，应该像先辈们艰辛创业那样去对待自己的学业，使自己学有所成。在工作中尽职尽责，生活中学会团结协作，学会奉献。

艰苦奋斗是胜利的法宝

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的长征。走在新长征路上，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把长征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变成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红军长征的路是艰苦的、漫长的；新长征的路会更艰苦、更漫长。因此，我们回忆长征、纪念长征，就是要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把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胜利。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精神动力。然而，有些党员认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没必要讲艰苦奋斗了，因此贪图安逸、追求享乐，讲排扬、摆阔气，生活高标准、工作低要求，特别是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腐朽生活，甚至坠入了违法犯罪的深渊，如果这种现象任其不断扩大和蔓延，势必严重侵蚀党的肌体，破坏党群关系。所以，在新的形势下，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艰苦奋斗作风不能丢。

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崇高的追求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前辈在井冈山如果不发扬以门板当床、稻草做被的艰苦奋斗作风，就难以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在长征路上如果不发扬爬雪山过草地、嚼草根吃树皮的艰苦奋斗作风，就难以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在延安如果不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艰苦奋斗作风，就难以取得抗战胜利；当年如果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艰苦奋斗、勇于胜利的精神，就难以实现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理想。同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然要靠艰苦奋斗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并不断丰富艰苦奋斗的内涵，将崇高理想与现实工作统一起来，使之不断地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也只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能取得成功。大力推进各项创新，就要不折不扣地走群众路线，真正做到“执政为民”。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护好、发挥好。领导干部的政绩是什么？“群众脸上的笑容，就是干部的政绩！”

实现这种结合，就要弘扬“永久奋斗”的精神，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永久奋斗”，是毛泽东同志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讲话的标题。他号召全体共产党员、模范青年要把革命干到底，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

今天，在历史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更加需要这种“永久奋斗”的精神。机遇是什么？机遇从来都是对挑战的胜利。战胜挑战，就是机遇；被挑战所压倒，就是失败。我们要战胜各种挑战，在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的激烈较量中，不掉队，并迎头赶上，需要我们“永久奋斗”，绝不可半途而废。振兴中华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永久奋斗”，就是要求共产党人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永久奋斗”的精神和忧患意识是相辅相成的。缺乏忧患意识，就没有远见卓识，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就会惊慌失措、陷入被动，甚至导致事业的失败。对于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来说，忧患意识是成熟的表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

中国古代的先哲说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当年，毛泽东同志曾用庄子的这句话激励大家，我们的事业绝不会因为开始阶段的弱小和条件的简陋，而影响其伟大。

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长征精神，将激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振兴！

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红军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曲折地穿插于国民党军的重兵之间，终于出敌不意地强渡乌江，直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抢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迫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1935年5月，中央红军通过彝民区和突破天险大渡河，随后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于6月初到达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会合后，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称号。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翻越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地区。8月间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路军，通过泥泞的草地到达巴西、包座、阿坝地区。当时领导左路军的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于9月10日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中央机关共8000余人继续北上，并改称陕甘支队。陕甘支队北上后攻占腊子口，突破渭河封锁线，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陕甘支队随后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合，从而结束了长征。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最远行程约2．5万里，转战十一个省，完成了向西北的战略转移，从而在陕甘地区建立了可靠的立足点和夺取新胜利的出发点。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后，其他根据地的红军陆续也向陕甘地区转移。其中包括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红军长征的光辉胜利，成功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由东南向西北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