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进入无盐岛成就:中国为什么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

华人中唯一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抱着做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不要动不动就谈什么制度创新。
　　--杨小凯
　　杨小凯绝对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在海内外华人经济学家中，杨小凯是惟一坐过十年牢的人，是惟一没有上过大学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是惟一创立了国际性学派的人，恐怕也是惟一信奉基督教的人……
　　杨小凯现为澳大利亚莫纳什（Monash）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衡量一个经济学家学术成果的最重要标准就是论文，杨小凯在《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等国际顶尖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其斐然成就由此可见一斑。
　　神奇的经历
　　杨小凯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学名杨曦光，乳名小凯。1968年，“文革”刚开始不久，年轻的他写下了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这篇闪烁着睿智之光的文章像投枪一样，刺痛了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们，他们亲自下令将杨小凯投进监狱。从1968到1978年，年仅20岁的杨小凯在黑暗的牢狱中被关了整整十年！面对绝境，杨小凯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放弃思考和学习的努力。在艰苦的劳改之余，他拜当时也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学习数学、英语、材料力学和机械学。杨小凯以其天才般的聪慧，反复研读《资本论》，发现了劳动价值论的三大缺陷，甚至自己用拉格朗日方法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这些在绝境中的体悟，日后竟成为他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灵光。直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过问，出狱五年后他的沉冤才得以洗雪。恢复高考后，杨小凯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数学课，于1980年直接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1982年，研究生刚毕业的他到武汉大学给研究生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师的推荐下，杨小凯很快就出版了这方面的三本专著。

　　杨小凯是不幸的，一个才华卓绝的人竟遭遇天妒英才的命运；然而杨小凯又是幸运的，至少他没有像张志新、遇罗克等同时代的英雄们那般英年早逝，并且多次与名人因缘际会。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G. Chow）特别赏识杨小凯在计量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方面的天赋，推荐他于1983年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在这所容纳了诺奖得主纳什（Nash）的世界名校，杨小凯有幸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高手迪克西特、格罗斯曼，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要知道，在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师要评讲师必须在国际排名前50位的经济学杂志上至少发表2篇论文，高级讲师要5名，而副教授要10篇，教授则必须在本研究领域内排名世界前5。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四年时间！

　　2001年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天妒英才！面对绝境，杨小凯再一次显示出他不凡的品格。他开始笃信基督教，每日祷告，同时接受科学治疗。出人意料的是，像他这样理性的经济学家居然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身上的病瘤竟然消失了！2001年9月份时，他的整个右肺都僵硬了，讲话都很困难。而现在杨小凯不仅讲话正常，还开始游泳、打网球，甚至玩帆船！2002年7月15日，杨小凯在上海出席了由复旦大学和澳门大学联合主办的“超边际分析与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上午，他给我们这些后学们语重心长地谈了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感受，之后和大家合了影，紧接着就去做手术了。下午，在我们即将开始研讨会时，负责会议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教授就兴奋地告诉大家：“奇迹总是发生在小凯身上。小凯的手术非常成功，他还吃了两碗米饭！”大家一片欢呼。

　　杨小凯有多重要？
　　杨小凯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华人经济学家。对杨小凯的评价，恐怕不能用他的研究是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这类标准，因为他的分析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继承性（与批判性并不相悖）也是无可怀疑的。问题是杨小凯的工作有多重要？当然，我是拿他与其他世界上顶尖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相比。

　　杨小凯自己很看重自己的工作。记得约五六年前，他说他的理论框架可能在20年之内成为大学讲坛的主流。时间流逝，20年很快会过去，我们只能谨慎地等待结果。如果杨的预言成为现实，那可不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能够褒奖他的。经济学大约每隔几十年就会出现一个或几个大师级的人物（如斯密和李嘉图、穆勒、杰文斯和马歇尔、凯恩斯和哈耶克、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如果在新的经济学创新周期中，杨小凯他们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能够被已经显得保守的经济学界广泛接受，那他将获得不可撼动的经济学乃至人类科学史上的大师地位。当然，他现在已经获得的声誉也足以使他列入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的队伍。

　　一个理论或一个理论框架究竟多么重要，评价起来远比理论的正确与否困难。张五常曾经对杨小凯表示过一种保守的评价，大概这种评价到了杨小凯的耳朵，杨小凯很快表示了一种谦虚的意见，还把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排在了新制度经济学之后。可是，在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这本新出版的中文教科书里，他又十分自信，预期他的框架会替代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尽管他再没有提供这种替代的时间表。

　　马歇尔这位大师也做了亚当·斯密理论的形式化的工作，杨小凯的工作与他的工作相类似。马歇尔把斯密工作中的一部分——价格理论形式化了，后人又做了大量补充。现在看来，这部分理论是较容易形式化的部分。斯密工作的另一部分——关于分工可以降低资源稀缺性并提高国家财富拥有水平的核心思想，在数学上一直没有被形式化，因为马歇尔的时代还缺乏成熟的数学知识，后人也没有再突破他的基本框架。杨小凯抓住了机遇，这个工作他做了。

　　杨小凯的工作是如何批判和继承前人的工作，这在他的新的中文著作中有十分清楚地介绍，我们在这里就不用重复了。我希望对本文有兴趣的读者至少要读一读他的几本著作的导论部分。

　　杨小凯的著作摆在我们面前，让人们容易拿他与马歇尔相比，这是激动人心的（我自己几年前就想到这种比较）。但仔细想想，有几个道理或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在这种比较中十分慎重。第一，马歇尔（实际上还有不幸早逝的杰文斯）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因为在他以前经济学家还不懂得形式化斯密理论的办法。由于他的工作，一个新的经济学时代到来了，数学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的知识积累变得十分迅速。杨小凯也是在马歇尔天才的普照之光下工作的。第二，经济学家在评价文献重要性的时候，常常容易用工作的难度来作为文献意义大小的标准之一，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杨小凯的工作可能还不足被人认为达到超群绝伦、令世人望尘莫及的高度。在萨缪尔森之后，经济学引入了大量数学知识来处理一些新发展的经济学思想（如信息理论、决策理论等），其难度也是很大的。这种引入不是简单的形式化，而是通过数学的引入使经济学思想更加丰富。我们很难判断杨小凯的工作难度比当代其他一些重要经济学家的工作难度更大。第三，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在逻辑上的自洽性达到了一种十分完美的程度（反过来说，缺陷也十分突出），使它变得十分容易传播，这是它占领大学讲坛的重要原因。也许杨小凯的新框架还需要在数学形式上有所创新，才能占领更多的大学讲坛。第四，按照杨小凯自己的说法，他的内生专业化的分析框架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一种形式化，尽管不可能是简单的形式化——这种形式化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斯密理论的理解。也就是说，杨小凯的工作是以形式化见长，而不是以新的思想见长。按照杨小凯自己的说法，“至今还没有证据表明，（斯密的分工理论）在他那个时代之后取得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但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学家的评价，历来是对思想的看重超过对工具的看重，否则，哈耶克和科斯这样的学者也不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好了，我想说，杨小凯是一位天才式的华人经济学家，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我们在掂量这位天才的时候，也不要拿错了天平。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认识，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最后，我还想通过比较，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杨小凯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华人世界的经济学讲坛上开讲他的著作是恰当的。美国的加尔布雷斯，我们是熟悉的，但我总在想，读像杨小凯这样的学者的一本书，胜过读加尔布雷斯一生的著作，个中原因，是我们很难把加尔布雷斯看作一位科学家（或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工作证明了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第一，杨小凯的工作对前人的工作有继承性。在科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杰出科学家是在完全与前人隔绝的状态下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斯密不是这样的，马歇尔不是这样的，凯恩斯不是这样的，爱因斯坦也不是这样的。但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学者则在创造自己的“体系”，最终，这样的体系不会被人类的知识积累所接纳。当今中国，这种学者或者有这种勇气的学者实在是汗牛充栋。我们读杨小凯的书，发现他不仅继承斯密的分工理论，并把它形式化，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也不是简单否定。这样一种态度是科学家的普遍态度。第二，杨小凯对现实的批判建立在整个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在人文知识界，有大量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人士，他们工作固然很有现实意义，但却没有重大的知识积累的意义，因为他们总是在“自言自语”；他们的理论很难被“证伪”。杨小凯写下了大量批判现实、解释现实的文字，其深刻的洞察力让我们折服。我们不敢说他的所有论点都是准确的，但他无疑是在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在说话。在当今中国，我们需要学会像杨小凯那样思考和说话。

　　以上关于他的简介是我引用的！！！
　　既然以前的失去了，我们只能靠后人了，靠我们的国力和民族素质的提高，时间到了自然就会有获奖的人了。我们中国才发展50年多，由于我们中国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以及各方面的限制导致中国暂时没有诺贝尔奖得主，以后肯定会有的。

如果说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范围内的“诺贝尔辉煌”倚赖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文学的“诺贝尔辉煌”仰仗宽松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平的“诺贝尔荣耀”可遇而不可求，那么，经济学的“诺贝尔辉煌”对中国人而言，则另当别论。请注意和思考如下事实:

自1968年首次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历届获奖者并非因为在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有重大理论突破，而主要得益于建立于数理分析层面的“技术创新”而获奖。理论缘于实践的原理告诉人们，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当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只需修补完善时，再要出现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和突破是缺乏实践前提的。中国则不然。正在艰难推进的经济体制转型和再造，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其实践的“体量”如此之大，其实践的内容如此丰富，其旧有的和正在生成的新的经济形态如此富于“中国特色”，照理说，完全应该成为培育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得天独厚的“沃土”，为人类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中国的理论板块”。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先生有言:“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经济变革无法用西方传统或现代的经济学理论作出准确解读，也无法从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变革中找到答案。”事实的确如是，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变革既不同于西方建立于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譬如印度)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变革正持续创造着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经济神话”。有如此丰富的经济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鲜活养料，正常情况下，中国经济学研究学术团队中的佼佼者怎能不获取诺贝尔奖？

问号在这里表述为“不正常”。究其缘由，择其重要，在于类似物理学、化学学科的重大理论突破更多依赖于科研“硬件”支撑和高水准的学术团队作基础，而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突破则更多依赖于冲破一切人为设定的有形无形的理论研究的禁忌。假如这个根本性的桎梏不能突破，中国经济学家个人的学术水平和人品实乃微不足道。

诺贝尔奖不是中国人设立的

因为评委不是中国人

因为小凯死的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