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驾照能摇号条件?:“康乾盛世”与当时的西方国家相比怎么样？

总体上来说，还是康乾盛世来的先进一些。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在那时候就已经落后了。这就像是马车和和火车的对比一样。火车刚刚发明的时候，是不具备挑战马车的能力的，但是，两着之间具备可比性吗？
在中国的康乾盛世时期。是，欧洲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比如说从非洲那得到了价格低廉的奴隶做低成本密集型劳动力行业，以降低价格。从美洲得到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充实了资本。但是，最终这些金银又流向了哪里呢？是中国！中国的瓷器等等，在欧洲是多么贵重的商品（还是无益于生产生活的奢侈品）。而中国出去统治阶层的极小需求之外，完全不需要欧洲的商品。（这从葡萄牙的商人写给他们国王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这样说：“在广州，一件我们精心编制的白衫，本地人只卖4到5里尔一件，我在我们国内生产则需要30里尔！）。从以上可以看出，实际上，那时的中国才是世界的贸易中心，欧洲不过做的是马车夫而已，他们将遥远的美洲运来的金银大都花在了中国人这。而他们的商品却没有市场。所以说，康乾盛世时期，中国是领先于世界的。
但是，就如我一开始所说的，这就像马车和火车的比赛一样。火车虽然慢，但是他终究有远远超过马车的时候。而不管拉车的马有多健壮，但它也是有着极限的。欧洲在不断的改进着自己，而中国即使吃在多的草也不可能成为铁马。知道有什么刺激到我们，才能另我们不在故步自封，而去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飞冲天的的火箭！！！
这个是工业革命的简洁：工业革命有时又称产业革命（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个概念之间有区别1），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

有人认为工业革命在1750年左右已经开始，但直到1830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气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传播到英格兰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

一般认为，蒸汽机、焦炭、铁和钢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四项主要因素。

在瓦特发明蒸气机之前，整个生产所需动力依靠人力和畜力。伴随蒸气机的发明和改进，工厂不再依河或溪流而建，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自蒸气机发明后被机械化生产取代。工业革命是一般政治革命不可比拟的巨大变革，其影响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人类推向了崭新的蒸汽时代。

工业革命对19世纪科学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前的科学研究很少用于工业生产，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长大，工程师与科学家的界限越来越小，更多的工程师埋头做科学研究。以前的科学家多是贵族或富人的子弟，现在则有许多来自工业发达地区和工人阶级的子弟成为了科学家。他们更加对化学和电学感兴趣，这也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工业革命前后的一些重要发明 时间 发明人 发明
1764年 詹姆士·哈格里夫斯 珍妮纺纱机
1778年 约瑟夫·勃拉姆 抽水马桶
1796年 塞尼菲尔德 平版印刷术
1797年 亨利·莫兹莱 螺丝切削机床
1781年 詹姆斯·瓦特 蒸汽机
1812年 特列维雪克 科尔尼锅炉
1815年 汉·戴维 矿工灯
1844年 成廉·费阿柏恩 兰开夏锅炉

呵呵，且不说西方列强，一个小小俄国的农民武装就让千古一帝康熙割了西伯利亚。

不知道怎么比。GDP吗？好像没有统计的。但是总比现在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要小的多，说不定还领先的呢。

2004年10月22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先生，咱们先鼓掌欢迎。近几年随着清廷戏的不断热播，不论台湾那边拍的《戏说乾隆》，还是我们内地的《康熙微服私访》，一直到最近几年，以正史剧面目出现的《康熙皇帝》、《雍正王朝》，使大家提升了对清朝历史和清代皇帝的浓厚兴趣。学界关于如何认识清朝历史也是有不同的看法，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在国家图书馆给百名省部级干部讲座的时候，题目就是如何看待“康雍乾”盛世，在充分肯定康雍乾盛世时也指出了它“沉沦”的原因。不久，周先生就在《中华读书报》上著文与戴逸先生提出商榷。周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觉得称康雍乾“之世”好像更正确。在之后又不久，有一位姚小平先生再次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与周先生再商榷。我想文学馆这个地方，是一个自由的学术论争的讲坛，我们今天先把周先生请来，请他来谈一谈，他是如何看待“康雍乾”盛世的。大家欢迎。

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1日一期的“文史天地”版刊登了《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以下简称《沉沦》)一文，我有些不同看法，6月19日该报发表了我的《正确看待康乾之世——与戴逸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商榷》)。7月17日该报刊登了戴逸先生《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一文(以下简称《怎样》)，后来又有别的学者参加争论。由于报纸上篇幅有限，未能展开。今天我稍微多说几句。

“康乾盛世”的提法由来已久，有时也叫“康雍乾盛世”，不过用得较少。一是“康乾盛世”是两个双音节构成一个四字结构，比较顺口；更主要的是，由于雍正皇帝一直背着窃诏篡位、弑父屠弟的恶名，所以尽管雍正夹在康熙、乾隆之间，“盛世”却很少有他的份。虽然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等人和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先生等早已开始对此质疑，但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旅日历史学家杨启樵先生多次赴台湾故宫博物院，查阅了二万多件康熙朝尤其是雍正朝的密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八十年代初出了一本《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①，才算把雍正的案彻底翻了过来。从此“康乾盛世”就称作“康雍乾盛世”了，不过人们习惯上有时仍然叫它“康乾盛世”。

清朝(1644—1911)三百六十八年总共十个皇帝，位居第二、第三、第四的康雍乾三帝就占了整整一半一百三十四年。其中康熙在位长达六十一年(1662—1723)，雍正在位十三年(1723—1736)，乾隆长达六十年(1736—1796)。乾隆禅位于儿子嘉庆皇帝后仅仅四十四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始终处于被列强不断侵略、割地赔款、任意宰割、几乎被瓜分的危险之中，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因此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我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清朝，首先就要认真研究被称为“盛世”而且占整个清朝一半的康雍乾三朝。

我的基本观点是：并不否定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功绩，但是不赞成现在依旧把康雍乾时期说成是“康乾(或康雍乾)盛世”，尤其不赞成对康雍乾之世作过高的评价。简单地说，我和一些学者的分歧不是对康雍乾三朝的肯定还是否定，而是评价的高低。因为批评“盛世”不等于否定三朝，肯定三朝也不必非评为“盛世”。我认为我们应当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认真总结康雍乾三朝的得失，尤其是其失。正确认识康雍乾之世的得失，有助于加快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
我讲三个问题。

一、康雍乾三朝的历史贡献及其和汉朝、唐朝的比较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确都很有作为，作出了一些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其中康熙的贡献最大。三朝先后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平定了准噶尔部、回部、罗卜藏丹津、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康雍乾三帝最主要的功绩是将汉朝、唐朝、元朝以来的中国版图从此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由于清朝是人数很少的满族统治全国，它必须更多地依靠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是蒙古族和它一起来加强对汉族的统治，而且它必须努力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才能缓和与汉族的紧张关系并进行有效的统治。因此康雍乾三帝和此前的顺治等对加强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加快各民族文化的融合，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以“改土归流”为代表的一系列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管理。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将过去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的土官土司改为由朝延任命有一定任期而流动的官吏。这项工作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就开始做了，废除土司，设贵州布政使司，置思州、思南等八府。但真正大规模进行是在清朝的雍正时期。雍正皇帝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在云南、贵州原土司统治地区实行和汉族地区一样的政治制度，如编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组织乡勇等。从而大大加强了从中央到省和州县各级政府对这些民族地区的管理，有力地促进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过去在不少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老百姓的国家观念十分淡薄。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只不过是某个头人或土司的人。因此容易被人利用，发生动乱。“改土归流”之后大大加强了这些地区人民的国家意识(“我是大清国人”)、统一观念(“某地是大清国的某省某州某县”)、大民族归属感(“我是大清国或中国或中华民族的某族”)以及地域归属感(“我是中国某省某州某县的人”)等民族文化心理，而不是过去那样，“我是某族某部某头人或某土司的人”。因此极大地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边远地区的管理与开发，促进了多元的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至于戴逸先生在访谈中提到的其他几项，按照比较历史学的观念，即不仅与自己的过去进行纵向比，将对象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还需要透过表象进行实质比，则颇可商榷了。

戴逸先生强调，“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这与传统观点不一样。”他认为康雍乾时期“生产力高度发展”，理由是当时中国人口已有三亿，而西汉盛世时不过五千万，唐朝开元盛世也只有八千万左右。“这样，康雍乾盛世的经济力量就远远超过了汉、唐的盛世，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很大。”(《沉沦》)我认为这样比较有些简单化。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的下限距康雍乾时期 (1662—1796年) 的上限相差一千六百多年。唐代(618—907年)的下限距乾隆末年也将近九百年。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生产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人口自然也大大增加。单纯从“养活三亿人口”的角度说“中国在康雍乾时期已经是一个非常兴旺发达的国家”，而且已远超汉唐，是缺乏说服力的。汉朝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可以相比，相当于今日的美国或欧盟。而康雍乾三朝无论是哪一个，在当时的世界上都不具备这么领先与强大。而唐朝在当时的世界上之强大独一无二。且不说唐朝极盛时期的疆域西部直达波斯、阿富汗、今中亚各国，东北到今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下游，北边达到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的叶尼塞河上游和外兴安岭以北的鄂嫩河，南边到今越南的河内一带，国土面积几乎比现在大一倍。唐朝的富庶也是康雍乾时期无法比拟的。据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上册引用《通典·食货志》记载的资料，天宝八载(749)各道仓粮存储数字，仅河南道与河北道正仓、义仓、常平仓所存储的粮食就超过四千万石。加上全国其他地方的存粮总数达到九千六百万石，这还不算老百姓家中的存粮，而当时全国人口不过五六千万。因此开元天宝年间物价非常便宜，青州、齐州一带斗米五文而已(转引自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下册)。当时另两个世界强国首都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和首都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帝国都不如唐朝，所以历史学家称“隋、唐皇朝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中国通史第六卷上500页)因此最重要的是这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程度。康雍乾三朝显然远远不如汉唐。
康雍乾时代和汉朝唐朝的主要差距还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和精神。

汉唐之所以一直被公认为盛世，并不仅仅是由于其当时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汉朝和唐朝的精神生产和精神面貌。汉唐时代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汉代的皇帝总的说来相对地比较开明。刘邦虽然没有多少文化，而且比较粗鲁，爱骂人，但他为汉王时就很注意纳谏，所以萧何将逃跑的韩信追回能拜为大将军。刘邦称帝后陆贾等文人常常引用《诗》、《书》的文字劝说刘邦，刘邦烦了，骂道：“乃公(你爷爷)居马上而得之(天下)，安事(哪里用得着)《诗》《书》!”陆贾就毫不客气地反驳说：“居马上得之(天下)，宁可以(怎么能靠)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刘邦面有愧色，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结果陆贾连续上了十二篇治国方略的奏章，刘邦每看一篇都说好，这就是著名的《新语》十二篇。东汉前期也还较多地保持着这种状态，整个社会洋溢一种进取、开放、昂扬的大汉精神，所以班超才会不甘心于抄抄写写，投笔从戎。知识分子中洋溢着一种大丈夫气概，就是班超所说的“壮士志”。

唐朝从太宗李世民到武则天到玄宗李隆基都是比较注意纳谏的，对臣工相对比较尊重。杜甫诗以赞扬的语气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里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那么李白、杜甫都将灭族，甚至是灭九族，连家中藏有此诗者都可能祸及。戴逸先生在《怎样》一文中说我“此话未免言过其实”，理由是不但“清前期书香门第，读书人家一般都会有李杜诗集，我们从未听说谁家因藏有李杜诗集而遭灭族或连坐之灾，相反乾隆皇帝……诗文中对李杜的诗更是一片赞扬……如果杜甫生于当代，乾隆皇帝愿意鞠躬拜倒。”我看未必。乾隆皇帝对生活在一千年前已经不会对他构成威胁的李白杜甫可以“一片赞扬”，“当拜下风”，“鞠躬拜倒”，但是决不会容忍他当皇帝的时候居然有这样藐视皇帝召唤的文人，也不会允许有人藏有这种对当朝皇帝大逆之作。我说“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李白杜甫如何如何，就是指李白杜甫如果生活在康雍乾三朝时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而不是李白杜甫的诗在一千年后的康雍乾之世的待遇。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年纪轻轻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多么豪迈、自信!有清一代找不出一个李白这样的人来。我们在唐诗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充满进取精神、昂扬斗志和开放意识的大唐气象，大唐精神。清朝整整二百年没有一点豪迈之气，直到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初才出现一些有气魄的作品，但那是忧国忧民，充满了悲愤之情。

总之，汉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盛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这些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二、彻底扼杀民族精神是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历史性失误

戴逸先生在《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中批评我没有对他提出“盛世”的条件进行反驳，那是因为当时我不愿把文章写得太长之故。所以现在我只好就此问题多说几句。戴先生说：“盛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而稳定的一个时期，盛世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康雍乾三朝在国家统一方面的伟大历史性贡献我前面已经讲了，现在着重谈谈另外四个条件。

要想正确评价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地位，最重要的是应当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总座标之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指出，“(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而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找到通往印度的航路，1520年麦哲伦从大西洋来到太平洋。所以“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因此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②这个观点现在已经成为广大研究世界史学者的共识。

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之后的中国怎么样呢?我们不能将后来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都归咎于康雍乾三帝，因此首先要从公元1500年前后的明朝中后期说起。无独有偶，著名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万历十五年》选择了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的许多细节来对当时的中国进行解剖。黄仁宇以大量事实证明：“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③明朝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的弊病如果和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相比，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整体实力遥遥领先，而欧洲则刚刚起步，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发现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但是明朝末年的政治动乱、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然，1644年清朝在北京正式代替明朝以后，中国也完全来得及。但遗憾的是，清朝统治者使中国失去了整整两百五十年!而这里关键的就是康雍乾三朝的一百三十四年。

戴逸先生说：“统一之后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利益不同，思想观念更不同。这就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统一管理。而加强中央权力，实际上就加强了皇帝的个人权力，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即使对今日也是任何一个大国不可避免的，将它作为“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理由，进而似乎“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也有了合理性，实难令人信服。戴逸先生在答我的文章中说：“只有认真研究产生这种制度的原因，才能找到铲除它的办法。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这才是根除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残余的正确途径。”此说需要商榷，因为产生封建专制制度和这种制度在某个朝代长期恶性发展，并不是一回事。铲除这种封建专制制度固然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经济基础薄弱就只能“发展生产”等等，就只能加强本来已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何况正如戴逸先生《怎样》一文中所言，康雍乾时期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实际上我对康雍乾三朝评价提出异议，并不涉及是否“铲除”或“根除”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革命问题，只不过是觉得评价过高罢了。

戴逸先生认为，“在制度上康雍乾盛世的制度创新意义重大。政治制度的改革作用明显。这是封建专制”此说我不赞成。制度是否进步或“完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康雍乾三朝在改土归流等政治制度上确有一些改革，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戴先生十分肯定的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使清朝数亿臣民俯首贴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使各级臣工绝对服从上司，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这种政治制度的严重弊病在乾隆中后期已经越来越明显，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之所以在乾隆朝得志数十年而无法揭露，就是一个显例。因为身为大学士的和只是对乾隆一个人负责，只要乾隆继续宠幸他，那就谁也奈何他不得。甚至连当上皇帝的嘉庆对他都没有办法，因为乾隆虽然禅位给了儿子，可乾隆还是太上皇呢。直到乾隆一死，嘉庆立即逮捕和，并且赐死。鸦片战争后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坚船利炮，实际上清朝这种极端落后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根本原因。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在舰船本身和军官素质上毫不亚于日本，却全军覆没，即为铁证。

戴逸先生指出“盛世的阴影”主要是四个方面，且将“闭关锁国”置于“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之前。我认为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度的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如果不是残酷地进行思想迫害，那么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等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而且这三个问题由来已久。中国自古以来就重农轻商，轻视自然科学，只不过各个朝代程度略有不同罢了。至于闭关锁国，明朝前期就开始了。因此这三个方面都不是清朝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所特有的问题。戴逸先生在《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一文中说：“扼杀中国人思想活力由来已久，秦始皇汉武帝就在干这种勾当。自从中国有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人就在被迫做奴隶和奴才，逐渐形成国民的劣根性。而且时间久远，不易消除。”明朝也搞思想禁锢，也有书籍被禁，有人因文字招祸。而且后来八股取士，这就要求不但在考试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完全按照朝廷的严格规定行事。问题是清朝的文字狱比秦汉、比明朝要严重广泛得多得多，时间也长得多。不但规定苛刻，而且面广，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几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康雍乾祖孙三个，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残酷，时间长达一百多年。不但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即使不避皇帝名讳都是“大逆”之罪。涉及“悖逆”文字时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轻则降职，重则甚至处斩。康熙五十年(1711)已经“宽文字之禁”，但刑部仍然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以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大逆”之罪，拟将戴名世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给功臣家为奴，给其书作序者绞刑。过了两年，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两个重要人物已故，开棺戮尸；作序者、出钱刊刻者和看过此书而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多达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三十二人。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而是全民性的灾难与恐惧。康雍乾三帝严厉处置“失察”官员这一招非常厉害。所以文字狱本身牵涉的人虽然有限，无非是几千人，但是由于各级官员都深怕由于自己失察而被杀或者丢官、降级，所以无不变本加厉地在各地严厉禁止一切对朝廷有一丝一毫触犯的文字和言行，于是整个民族自然就变得万马齐喑了。

雍正处死他最倚重的大将军年羹尧，主要把柄之一也是文字。雍正在他上台后的第二年还在年羹尧的折子上批道：“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之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久矣……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仅仅过了几个月，雍正三年二月，天空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年羹尧也和群臣一样上疏贺此大吉大利之象。疏中用了“夕惕朝乾”四字，此语出于《周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年羹尧本系奉承雍正整天都在自强不息、小心谨慎地为国操劳。此语通常作“朝乾夕惕”，是个并列结构，前后互换并不影响原意。汉语中类似词语颇多，如“柳暗花明”、“三教九流”，不胜枚举。雍正却说他有意倒置，心怀叵测。“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清史稿·本传》)。后来这位助他夺得帝位的左膀右臂被捕回京，定罪多达九十二款，其中斩罪三十余条。年羹尧在狱中上奏哀求：“留下这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雍正“恩准”其于狱中自尽，其子年富被斩，其他十五以上诸子发边充军。雍正六年(1728)发生了曾静企图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事件，曾静被捕，招供说自己受了吕留良著作的影响。此时不但吕留良已死45年，连其子吕葆中也已故。结果此案定为“大逆”，吕留良、吕葆中均开棺戮尸，另一子吕毅中斩首。其余兄弟、伯叔、妻妾、女儿、以及兄弟之子女妻妾等均受牵连被一一治罪。吕留良已死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示，严的门人沈在宽以及刊刻和私藏吕留良著作的四人均被斩首，还有一些吕留良的门徒被革去功名，连同妻、子发配三千里外，另有门徒十余人被责打一百大板。吕留良一切著作均被禁毁。

乾隆朝历来被认为是康雍乾“盛世”的鼎盛时期，此时清朝建立已近百年，满族的统治已经巩固，按说应当宽文字之禁，不再搞文字狱了。可是恰恰相反，文字狱最厉害的正是乾隆朝。整个清代一百六十余起文字狱，乾隆朝就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占百分之八十，一不小心就会被处死。乾隆十六年民人(即非旗籍之人)王肇基在同知(副知府)衙门献上一首恭讼皇太后寿诞的诗联，被山西巡抚发现诗联后面的文字“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处”。乾隆传谕迅速严审。王肇基供称，这是为了“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讨皇上喜欢……”“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何敢有一字讪谤”。其实王肇基是拍马屁求官做，可能不小心文字上“毁谤圣贤”了。结果乾隆降诏将他“立毙杖下，俾愚众知其所炯戒。”于是王肇基被押赴城内交通要道以杖活活打死。

如果在文字中不小心写到康雍乾三帝的名字，即所谓犯了名讳，就有杀头之罪。江西举人王锡侯因编字典《字贯》被处死就是一个显例。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上谕道：“竟有一篇，将圣祖(康熙)、世宗(雍正)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结果王锡侯“从宽”立斩，三个儿子四个孙子皆斩监候秋决(秋后处决)。由于“失察”，江西巡抚海成也斩监候，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江西第二、三把手从二品的布政使与正三品的按察使俱降级为正五品的同知。河南民人刘峨刊刻了一本专门卖给考生讲避讳的书，告诉考生什么字应当避讳，怎么避讳。这样自然就必须把皇帝的名字刻出来，结果竟被斩首!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之多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因此一些不是文人的普通老百姓也因有禁书而被杀。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四十七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十五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女性给功臣家为奴。即使有些已死多年者也被开棺戮尸，澹归和尚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澹归(1614—1680)俗姓金，名堡，浙江杭州人。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做过知州。明亡后金堡曾参加抗清义军，失败后出家为僧，在广东韶州(韶关)辟丹霞寺住持。他死后将近一百年的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亲自审阅各地呈缴来的应禁书籍时，发现澹归和尚的《偏行堂集》“诗文中多悖谬字句”。该书为当年的韶州知府高纲募集资金刊刻并作序。由于高纲已死多年，乾隆降诏，将其子孙多人捉拿交刑部治罪，各人家中查抄。澹归一切著作均彻底销毁，丹霞寺内所有澹归的碑刻全部推倒打碎，埋骨之塔刨毁，寺僧死者一说三百余人，一说五百余人。总之，乾隆朝文字狱打击面大大扩大，已不仅限于文人，还有各种老百姓，包括老板、江湖郎中、算命先生、轿夫、农民、帮工。

姚小平先生说：“卷入文字狱的以底层普通读书人居多，中层次之，高层尤少。”(《也谈康乾盛世》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8眨?韵录虺啤兑蔡浮?这个说法并不全面。有些文人身居高位，深知文字狱的恐怖，极为小心谨慎。因此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直接因文字罹祸者不多，但出于对文字狱的恐惧，他们在文字和言行上都极其胆小怕事。我们只要看看乾隆特别宠幸的重臣张廷玉(1672—1755)的遭遇就能明白。《清史稿》列传七十五说：“张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他历任康熙朝末年内阁学士(清初正三品，雍正八年定从二品)、刑部侍郎(品级同上)。雍正朝先后授文渊阁、文华殿、保和殿大学士(满汉各二人，位同宰相，雍正八年并定正一品)兼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加少保，为新设立的军机处三位军机大臣之一。乾隆四年进三等伯，加太保，开清朝文臣无爵至侯伯先例。他年过七十多次请求致仕(退休)不准。这位三朝元老可谓位极人臣，显赫无比。但是他再“周敏谨慎”也总有想不周全之处，结果差一点惹了大祸。他七十八岁获准致仕后奏请乾隆，说先帝(雍正)曾有遗命许他死后配享太庙，他怕将来不能兑现，请求乾隆给句话。这不是对皇帝不信任么!乾隆很不高兴，不过还是颁诏重申雍正遗命，并写诗示意。第二天乾隆见张廷玉自己没有亲自来谢恩而是派儿子上殿，大怒，降旨斥责，削去伯爵。第二年乾隆的皇长子死了，才初祭时张廷玉就请求回老家安徽桐城，乾隆更加愤怒。后来张廷玉举荐的一个姻亲犯罪，乾隆抓住把柄责备张廷玉，并“命尽缴历年班赐诸物”。虽然张廷玉死后还是配享太庙，但这只不过是乾隆遵父皇雍正的遗命罢了。由于文网实在过于严密，许多高层文人仍然躲不过文字狱的灾难。沈德潜(1673—1769)少时即以诗名，但举业不顺，六十七岁方中进士。乾隆爱写诗，有时命沈德潜属和，甚至请他代作。沈德潜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致仕后先后加礼部尚书衔和太子太傅(从一品)，“入朝赐杖”，回到故乡苏州后乾隆还为他的诗文集写序。九十七岁去世，乾隆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也可谓生前身后备极荣耀。沈德潜死后九年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的《一柱楼集》被人检举“有悖逆语”，主要罪状之一是引用了吕留良(1629—1683)的话，乾隆还发现徐述夔有的诗可能有影射，其中最有名的是《鹤立鸡群》诗中有“明朝期振翮(hé鸟羽茎，振翮意高飞)，一举去清都”两句。原诗咏鹤，期望来日高飞到天廷，其实反映了作者科举高中和入朝为官的愿望。
但“朝”可读作cháo和zhāo，有两解。“去”可解作去往，也可解作去除，那样就变成兴明去清了。乾隆上谕说：此诗“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实为罪大恶极。”而此集子前有沈德潜写的传，说徐述夔“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乾隆非常生气

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开始落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