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来宾市副市长分工:用儒家思想如何理解失败？

中国人懦弱的原因不是什么奴化教育，而是千年的儒家思想！现在这种思想已经不适合现代中国，我们要恢复法家思想！严格的法律，奖惩分明的制度，这才是强盛的根本！
披阅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一书，始服其治史之精深独到。其精深处，单看书后洋洋大观的参 考文献可得；其独到处，乃有一“大历史”贯之始终。因此虽在细节上用力，却并不瑕有某些历史著述的弊病：大多举证甚详，此一时代经济状况如何，政治状况又如何，彼一时代文化发展如何，阶级矛盾又如何，所罗列处尽详尽善，却又各自为政。历史学科，或者说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不同之处即在于它是要求用心去关照，而非用刀去解剖。当然，用心关照并非以主观臆测替代客观考证，而是以考据为基础，上查天道伦理，下体人情世故，方能把握纷繁芜杂的故事，出入随心，笔下的历史自然血肉兼备，是活生生人的历史。《万历十五年》之独具匠心，盖在于此。在下体人情 事故一端，直追《史记》。所述时代既远，查考资料既丰，大可董狐直笔，掾古鉴今。至于上查天 道伦理，亦是此书主题，一语可盖之：“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凡 有因，必有果。作者对何以失败的原委亦交代得清楚。虽散见于各章，仍然一目了然。“李贽和他 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 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又有“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 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一言以蔽之， 没落后的儒家思想一手造就明王朝的失败。

在此书涉及的人物中，李贽是个特例。他既非威震一方的将领，亦非左右行政的朝臣，然而大凡真诚的人文科学工作者，每每最先知觉时代的脉搏。不幸的是，知觉不等同确知病因，而后者与开出对症的药方又相去遥远。李贽在狱中最后二日，黄先生以为是其一生缩影，其实他的一生，亦不妨以为是明王朝的缩影。七十老翁并非无所求，而是求亦不得。中国最后一个汉民族王朝的悲哀，在万历十五年达到了高潮。此书至此可谓功德圆满，然而既掾古鉴今，其所借鉴处应不止于“数目化管理”，不止于梳理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更不在于讨论社会制度的优劣。李贽的人生困境，他同时代人的追求和失落，并不仅囿于这些可以相互因求的元素。儒家思想何以没落，信条何以“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才是此书提出的最为严肃的问题。

文明和国家的兴起发展，关键在于其精神领域是否出现了被人们自觉服从的“使命意识”，是否出现这种“意识”的代言人和执行者。在古希腊为理想国，在美国为人权，在中国曾是“柔远人，来百工”的大唐盛世。然而这种令人敬畏的使命意识来自宗教、世俗信仰、理想或理念，来自人心深处自然而然的要求，一旦沦落到为规章制度强制执行的地步，就足以说明这种文明出现了危机。当张载大声疾呼“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时，明王朝已有心无力。不过，有心总还胜却无心。

人或有言：万物盛衰之变乃是常理，儒学既有秦汉的鼎盛，再有宋元明清至今一路的下坡也不足为奇。两千年的漫漫长路足以使众多文明古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惟有中国却国屡亡而天下犹在，其文化精神之柔韧和富有弹性，远出于一般估计。

梁漱溟总结中国文化之特征凡十四条。概括起来有1广土众民；2民族融溶；3历史长久；4—5文化历久不变且停滞不进；6人生几无宗教信仰；7家族本位；8学术不向科学前进；9—10无民族、自由、平等概念，立法以伦理不以权利；11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12孝文化显著；13形成隐士之特殊群体。还有一条颇为奇怪：14“无法”指明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力量之所在。此文便从这第十四条入手，探讨前十三条特征之所由来。

许多人认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在儒不在道，理由大致有二：孔子和老子是同时代人，他们的学说不太可能在逻辑上有承继关系，此可证儒并非生于道；道是儒的反面，而反面不可能先于正面而生，此可证儒学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姑且用“哲学”这个词）。前一条结论的前提之前提为学术界公认，即道家是老子所创。然而此处埋伏了一个往往为人忽视的问题：老子为何要写《道德经》？

绝不可想象老子是闲着没事干或出于某种功利目的，那么老子是有创作冲动的。而这种冲动亦绝不可以为是在毫无凭借下天马行空所得，那么说老子的创作是出于保存的考虑应不过分。精神领域的衰退显形在社会活动中，其间已经历了不为人道的过程，考察老子所处社会环境并与他的学说相比较，可以认为老子并非未雨绸缪，而是洞察到颓势的无可挽回，著书流传后世以待星火燎原。然而以抽象的文字记录“不可言”，在尽可能保存文化精神同时不免推波助澜，其间无可奈何又无可名状的心态，在《道德经》首句“道可道，非常道”中表露无遗。 再者第二条正反之辩，前提是把二者对立看待，可是儒学的反面不是道家而是墨子的学说（这点先搁置一旁）；退一步讲，即使二者对立，又由何判定孰正孰反？阴阳本是相生相长，更何况道家远不止举其一端而已。可见儒道不仅不是正反对立的关系，儒学恐怕还是承继道学而来。

且看老子的理想“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八十章）往往被人误为“愚民”和“保守”，这种皮相之见看不到其背后完满自足的精神状态，也就完全不能体会作者的苦心。再看孔子的理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这是一种舍弃了过程的结果，与老子无所谓过程的结果已相形见拙，但两者的精神本质还是相同的。

也许远古的中国人正是如此安然自得，身心完备，与自然融为一体，才使后来的贤人为之追念不已吧。
《庄子》记载了孔子和渔父的对话。弟子子贡告诉渔父孔子之治，渔父却笑道：“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看来似乎道家对儒家的意义指归不敢苟同，但其实仁与道同样是中国的哲学家不得已而守其次的提法，只是所守的境界不同。《论语》中“仁”字凡66见，黄仁宇的认识为“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道”殊途而同归。”此言恰如其分。先秦时期大概是中国人文学科的首次分科，管子的政治经济学，孙子的战争学，韩非子的法学无不是殊途同归的不得已而守其次。其中墨子的学说被孟子斥为邪说，但是“兼爱”、“非攻”也是对当时“道失而有仁义”的反应，只是距离老子的理想愈远了。

如此中国的文化精神有案可查，当从道家始。道家的根本特征可概括为“重生”二字。它认为达于道的过程即是归复自己的真实生命。而人的成长往往成为一个游离本心的过程，个体生命无不在滞碍之中，为生而失生，求智而乏智，最终处于与宇宙万物的全面冲突之中。中国人的精神应是一种彻底的审美情调和艺术精神，一种圆融无碍的逍遥与悠游。然而这种精神的不可维持性为历史所证明，它的优越性却也许失于本身的不可言说中了。之所以不可维持，皆因“道”乃是纯粹的精神状态，缺乏嬗变衰降后的应变能力。这种能力恰恰为儒学所具有，因此尽管去道不复，仍足以推进中国历史的进程。这颇有些类似李白与杜甫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与贡献。李白的诗恣意汪洋，才气纵横，却不可学仿；杜甫的诗严谨有度，纳诗情入规矩，虽然少了“无可无不可”的洒脱，终究为万世立下文学之道。只是有规矩就难免僵化固执，儒学的没落也在于此。“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本是相当富有弹性的一般陈述，到了理学家手中，立刻转为高高在上的“三纲”，在潜意识里注定不可能是自然而得的人格修养。仰之弥高，去之愈远。再有后来的理学杀人也在情理之中了。

梁漱溟总结中国文化十四条特征，第一、二条得益于儒学的涵养宽广，兼收并蓄，文化精神内涵一 确立，便形成牢不可破的凝聚力。第三、四五条乃是作为文化之主力的儒学在两汉后故步自封， 不进则退，然其本质与人心的契合使它的没落呈现为逐渐消耗的过程，一去两千年。第六、八、九 与十条属同一范畴，也是黑格尔与牟宗三所提到的中西文化之区别。后者曾言：“道家对于超知性 境界以及对“超知性境”之思维法，皆意识得很清楚。可是对于可道世界以及知性范围内的事，即不能正面而视，不能道出其详细的历程以及其确定的成果，而只模模糊糊地顺常识中有这么一回事而囫囵地摸过去。这就表示：概念的心灵未彰著出，而智之知性形态亦始终未转出。”此话虽然同样“模模糊糊”，却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文化不具备形成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基础所在。盖因此二者是近代西方哲学二元论的伟大成就，根植于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超脱于“思考思想本身”的纯粹理性并飘浮其上的中国文化精神，自然对民主和科学感到隔膜了。至于宗教，从社会功用来看，儒学完全可替代之。彼岸世界的终极关怀对中国人而言完全没有现世的伦理来得有意义。第12条有儒学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基础。而中国文化既产生不了科学和民主，同样也不存在现代工业生产的土壤，社会分工既受到根本限制，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就是应有之义。于是可解释第7条，然后第11条也顺理成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人的失败也富有诗意，隐士阶层应理而生。第13条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儒学的优良弹性，最大限度缓解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的冲突。不过隐士们所标榜的道家与真正的道已不可同日而语。综合前十三条，就是第十四条不可解释之原因，儒学成就了中国文化精神，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漫漫历史长河，捧出了朵朵文学与艺术奇葩，而它本身的衰退不可避免地被理解成“悠悠然不慌不忙、稳健、老成持重、心眼多、有分寸、近情近理、不偏不欹、不露圭角而具有最大之适应性及潜力。”（《中国文化要义》）鲁迅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渊源于此。然而文化是无从责备的。责备文化本身只能说明对其本质的不甚了了。诚然即使“为往圣继绝学” 也是要本着批判的精神，但批判旧有伦理道德观念的结果常常是将其内核或象征意义一起抛弃。取精华弃糟粕，言语时琅琅上口，行动时雾里看花。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几千年的化学反应若有简单的药方可解，中国人若从来就能坚守“中庸”的底线，文化不会是现今的模样。假如家园毁，
那么用什么重建现代中国文化？牟宗三在前段所引之话后另有“要超过它（智之知性形态），必须经过它。而且在经历中，必须把此中的成果能产生出来。如是，“超知性境”亦因充实明朗而有意义……否则，知性领域固荒凉，而“超知性境”亦暗淡。此中国文化生命里高明中之憾事。”此言关键处即在“必须经过它”。中国文化生命颇似《庄子·逍遥游》开篇所述的鲲鹏，水击三千里，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固然逍遥，控地而行时，曾不若斑鸠小雀，或者说，这头罕世无匹的大鸟无从下地行走，个中原因，已为牟宗三道出。那么，知性境界，西方哲学，态度又如何？

讨论西方哲学的生命历程不是本文主旨，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走向死亡却是事实。其原委亦在于， 其不能通透人心之超知性一层，“现代学术虽云发达，于此尚无所窥”（梁漱溟）。种种现代工业生产的弊端，现代生活的困惑，尽出于此。有趣的是，中国道家的高妙境界自身不能持久，却在西方的宗教世界得到显现，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形象与庄子所绘的“至人”相差无几。牟宗三说： “此直觉形态的智，在西方哲学家言之，大都以为只属于神心，即唯上帝之心灵始有之。而人心之直觉必是感觉的，其理智必是辩解的。”看来中国人血液里已模糊了文化精神正是西方人的彼岸世界，孔子“人人皆圣人”在西方则为“人人皆神明”，或有一日西方哲学达此境界，亦即中国文化 生命经历知性并超拔入五千年前的精神状态，世界文明即得拯救，唯一之真理亦得显现。再引一段牟先生的话：“……这里所谓综合与分解是就最顶点层次上而说的。它有历史的绝对性， 虽然不是逻辑的。因为西方的文化生命虽是分解的尽理之谨慎，却未尝不可再从根本上消融一下， 融化出综合的尽理之精神。而中国的文化生命虽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亦未尝不可再从其本源处， 转折一下，开辟出分解的尽理之精神。这里将有中西文化会通的途径。”我想，凡于中国文化有同 情之了解或了解之同情的人，看到这段文字大多会会心一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之抱怀疑态度， 但在触及“破”与“立”时切切要将神圣的生命置于心中，那是五千年的文化使命。探讨中西文化对于才疏学浅的我不啻临深渊，履薄冰。乖谬浅薄处概不能免，但望年来的点点琐 思，能为我们的精神线索献上心香一柱。

一切事物皆为中立！无成功 也便无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