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第一月经来多少天:司马迁祖上家谱？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菜九段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原载《读书》1997年3期刊发时有删节，现全文刊布）

古史杂识之 皇帝的家谱
菜九段

菜九读《史记》成痴，也不知不觉接受了司马迁的主张，以为但凡立了大功的人，其后世或者不会默默无闻。按这个逻辑，像司马迁本人及李广家族因蒙受了不小的屈辱，其后世就没有理由不发达起来。在李广家族，自有李唐皇室自承为其后人，而司马迁的后人就无声无息。菜九对此心有不甘，决心从皇帝的家谱中找到有利于菜九痴迷的证据。本来古代正史就被后世诮为帝王之家谱嘛。或者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从司马氏皇室及李氏皇室的家谱从看出若干破绽。
先来看看司马皇室的家谱。《晋书·宣帝纪》将世系一直上溯到秦末汉初司马昂，其曰：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昂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司马昂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隽，隽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
而在《三国志·魏志》司马懿之兄司马朗的传记里，仅仅说了个河内温人也。裴松之注引司马彪序传曰：朗祖父隽字符异……父防，字建公。司马彪本人就是司马懿的侄子，他就没有把司马氏的族谱上溯到《晋书》提到的那么远。而与司马懿是同时代人的陈寿，也没提到过司马氏有如此显赫的祖先，那么，这个显赫祖先说法显然是后出的。大概司马氏后人觉得自家的皇帝之位是从曹氏手中不那么光彩地夺得，面子上不那么好看，为了强调自己的高贵血统，就把家谱上溯到司马昂。但比较一下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看出，两者的一脉相承之处。在司马迁的笔下，重黎及程伯休甫都是提到的，但后者的情况就与司马皇室的说法有异，司马迁说程伯休甫在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然后分为在卫在赵在秦的三支，司马迁本人是从在秦一支延续下来的，而司马昂这一支则是从在赵一支延续下来的。但司马皇室的家谱没说的那么详细，从其续家谱的出现距司马迁数百年时间跨度来看，多半是抄袭了司马迁的家谱。于是问题来了，其上溯到司马昂或为冒认，或为有所讳，或者兼而有之。说其冒认，是因为其没讲清楚是从司马昂以下哪一支衍生而来，因为据《汉书·高帝纪》的说法，司马昂死得不明不白，其是否有子嗣传下来就很可疑。如果有子嗣传下来，又是其哪一子，没交代，看来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说不清。司马迁序家谱，自司马错而下，总能还出几个名字；而皇室的家谱，司马昂上面光秃秃，下面也是光秃秃，到了八世后才突然冒出了个司马钧，这个连司马彪都没有提到的记录，其可信程度如何不言而喻。可以这样说，只有被司马迁提到的人才出现在皇室的家谱中，而司马迁没提到的人，皇室家谱也还不出来，这就摆明了是照抄太史公的家谱。
联想到司马迁所说的“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的说法，会不会因为司马皇族与司马迁有什么瓜葛，觉得没什么面子，有意略去这一节不说，而将家谱挂靠到司马昂那一支名下？联系到李唐皇室的作法，这种可能是有的。从司马昌到司马迁传了四代也不过百年的光景，而从司马昂传到所谓的司马钧仅仅八代就传了三百年，好象不那么谐调。司马迁有外孙杨恽，其有女儿是肯定的，没有司马迁儿子的记载，但《汉书·司马迁传》称王莽时封司马迁之后为史通子，则其族香火未息也是可以肯定的。按司马迁家族的传承速度，从司马迁往下两百年，则有传八世的可能。这样的推测可能过于大胆了，但如果两者没有一点关系，司马皇族抄司马迁的家谱干什么？总不能因为所谓的司马昂家并没有家谱传下来，就只好到司马迁那里去抄。而真要抄的话，至少前面应该抄抄对，却偏偏抄个错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家谱是刻意做出来的。所以菜九总存了这样一个念头，即司马皇室的家谱是冒认司马昂为祖先，他们甚至可能就是司马迁的后人。这个连史学大家、司马皇室后人司马光都没议过的问题可能太匪夷所思了，但至少可能对一半，即《晋书》的提法不可信。

说来也怪，李唐皇室的家谱也是出自《晋书》。在《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是这样记载的：武昭王讳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
但《史记》所记的李氏家谱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记载可靠程度如何，写史者或出于某种造假目的而未考虑到情理的严密性，但不妨让我们这些心怀疑虑者替他们扳扳指头算计一下。司马迁记李广之先为秦将李信，即抓燕太子丹的那个人。李广本人于汉孝文帝十四年从军。在此之前，汉立国刘邦十二年减五得七年，惠帝七年，吕太后八年，至孝文帝十四年，共三十六年。李广的曾祖似没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生下第四代成年名将。考《史》《汉》二书，那个时期似无与西方作战的历史记载。这个曾祖仲翔的来历就有点莫名其妙了。须知，司马迁本人与李广一家三代关系都好，他是李广或李敢的老部下，李广与其子李敢都做过郎中令，司马迁在成年前应该在宫中为郎，李陵的父亲李当户，也在宫中服役，应该与司马迁照过面。他们的家谱，应该以司马迁所说为准。至于其它人的话，要么是胡说八道，要么是别有用心。
那么，是不是李唐与李广没有任何关系，菜九也不这么看。菜九以为他是故意把水搅浑，以扰乱视听。因为李唐皇室已将他们的祖先上溯到老子李耳，如果李广与他毫无关系，他用不着生拉硬套这层关系，授人以柄，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太有关系，且有难言之隐。比如，他就没有说自己是李广的哪一支所传就很令人起疑。由此联想到李太白叙家世，称其隋末一支，窜入碎叶云云，故意语焉不详，原因是有难言之隐。比如有人指认李白是唐初玄武门事变死难的李建成或李元吉之后，因在李世民后人当权的时代，这个身份还是不暴露为好，所以才这么说。而李唐皇室的难言之隐，可能是与李陵有关。李陵的作战下场与《晋书》家谱中的曾祖相类。而且李广有三个儿子都有名有姓，为什么到了李唐皇室这里，就连有名有姓的记录也弃之不顾，这就奇了。司马皇室抄《史记》的家谱，连司马昂子孙的姓名也还不出来，是因为司马迁没说过，他们也不便生造。而李广三子李当户、李椒、李敢清清楚楚，完全可以说得更明白透彻。为什么不说，大概认为不便说。如果是李椒、李敢，就没什么需要回避的，而如果是李当户，则其后为李陵，就有点不好说了。为什么不好说？原来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说，自李陵一家被汉朝廷屠灭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以为耻”。或许这个引以为耻的情形延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李唐皇室发达以后，可能就不愿意提那些容易引起人们不快联想的旧事，所以就将他们奉为老祖宗李广的家谱都改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晋书》是唐太宗时由房玄龄等人主持修撰的，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了一点稿，没准就是李世民授意房氏做了手脚。早年菜九看过一篇文章说胡有九种，其中有一种称之为李陵胡。说明李陵留在汉地的家小被灭绝后，其在匈奴所繁衍之子子孙孙蔚为大观。而李陵在匈奴所娶托跋氏所生子，即北魏太武帝之祖先。当年崔浩将拓跋皇族血脉上续到李陵，被唐人刘知己斥为无稽之谈，但刘知己的说法亦不足以服众。如网友独孤如愿于2004?10?15?1:52:57在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栏目里称：“刘盼遂的三篇《李唐为蕃姓考》和王桐龄的《杨隋李唐先世系统考》，经过一再论证，认定李氏出自拓跋族。其主要理由是：一，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李氏自言高祖李渊七世祖为西凉武昭王李暠，唐僧人法琳曾冒丧生之险，当着李世民的面加以驳斥：‘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认为李氏是拓跋达阇的苗裔，自称陇西大族李氏之后，实属假冒。显然，法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决不敢口出狂言。”照这个说法，李唐一脉出自胡地、出自拓跋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法琳斥李氏与李广无关的说法也站不住脚，毕竟拓跋氏与李陵有这样那样的牵连。

最后的看法是，司马皇室与李唐皇室的不实家谱都是在《晋书》中搞出来的。按说李唐不应该替司马皇室遮掩，但为什么两个明显站不住脚的家谱都留存了下来，这确实是个费解的谜。
回到菜九的初衷上来，还可以引用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李广遗裔之蕃昌》作结。其曰：“司马迁与李陵善。陵生降，堕其家声。故《史记》于其祖李广之有功不侯，三致意焉。后人遂以广杀降致族灭之报。其实广之十六世孙暠，在晋，霸有秦凉。及薨，国人谥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孙相传三百年，国祚与汉相等。陵之子孙，至唐为黠斯称可汗，君于漠北，亦垂百年。是广遗裔之蓖盛昌炽，远胜卫、霍。杜甫诗，李广无功缘数奇。奇于生前，而昌于身后。广固无遗憾。迁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倘事情真如上文所料中，则菜九也无须抱不平矣。题外话是，司马迁一生，大概就是在李陵问题上没说老实话，他说自己与李陵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他与李家三代有如此渊源，又印象如此之好，怎么会不偏袒李陵呢。只是他的倾向在当时是允许的，就是没有想到由此得罪了皇帝。

司马迁的身世：(摘自《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於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於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昂於殷。汉之伐楚，昂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谈之子。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后因对李陵军败降匈奴事有听辩解，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