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ground url 知乎:有知道王渔洋《秋柳四章》的吗?这是其中一首，可以解读一下吗？

王渔洋即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他年少才丰，于诗词、文赋无所不擅。

清初，王士禛以初露头角的青年，写了四首看似寻常的《秋柳》诗，却得到很多人的和作，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其中应有特殊的“魅力”在起作用。王氏《蚕尾续文·菜根堂诗集序》说：“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时正秋赋，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十（一作“千”）余株，披拂水际，绰约近人，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一时和者数十人。”又自撰《年谱》：“顺治十四年丁酉，二十四岁。八月，游历下，集诸名士于明湖，举秋柳社。……赋《秋柳》诗四章，和者数百人。”“秋赋”，指秋季省会乡试举人。王氏已先在顺治八年辛卯十八岁时中举，十二年乙未二十二岁时进士会试中式因故来参加殿试（十五年补殿浅成进士）。这次他自己没有参加乡试，只是秉乡试之机，邀集一些应试者在济南大明湖为秋柳诗会。他上面说的都只是咏柳之事。但诗的《自序》说：“昔江南王子，感落叶以兴悲；金城司马，攀长条而陨涕。仆本恨人，性多感慨。寄情杨柳，同《小雅》之仆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远者。偶成四什，以示同人，为我和之。”王子，指梁简文帝萧纲，其《秋兴赋》云：“洞庭之叶初下，塞外之草前衰。”金城司马，指东晋桓温，曾为大司马。《世说新语·语言》：“桓公（温）北征，经金城（属今南京市），见前为琅琊（太守）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寄情二句，《诗经·小雅·采薇》写遣戍役夫事；以“仆夫”称役夫，则见接连的下一篇《出车》诗。《采薇》宋章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致托二句，用《楚辞·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捐余袂兮江中，遗余 兮澧浦。搴汀州兮杜若，将以遗兮选者。”虽极力写得掩抑婉转，而诗中寓有人世沧桑之感，非专为咏柳而作，也显然流露。当时和作者之多，必不乏窥见作者用意而引起共鸣的。
处于满族方奠统治基础的清初，民族矛盾深受忌讳，沧桑易代最关敏感，“文网”之祸大为可畏。作者下笔时，想早有预防，在句中多留辩解地步。王氏的外甥朱晓村为了宣扬此诗是为南明“故伎”而作，特为画图张挂，并作跋文。高丙谋《秋柳诗释》引朱氏跋文：“（诗）为明福藩故伎作也。伎，洛阳产，后随至金陵。鼎革后，流落济南，每于酒筵客座，谈及当年旧事，因叹人生无常，秾华易谢，故托秋柳以寄意云。“徐嘉《顾亭林诗笺注》，引唐葆年的话，更明指：“盖为郑妥娘作也。妥娘，福藩时歌伎，鼎革后，流落济南。且当时在座者姐妹二人，故有桃根、桃叶之句。晓村先生实为新城城王氏之外甥，寿逾古稀，多所见闻。”朱氏所为，当为王家避祸而散出的“烟幕”，但王氏自己亦先为此“烟幕”而预留“地步”，故诗篇作此解释既然可通，内容亦有近似，自然可以引起一些人的相信。
后来王氏作诗的用意，逐渐引起更多人的猜测和指陈。李兆元《渔洋山人秋柳诗旧笺》、郑鸿《渔洋秋柳诗笺注解》，都指出此诗是“吊明亡之作”，虽然字句间具体的理解，互有出入，未必尽合；但主题的掌握应该是正确的。清末张之洞《济南杂诗》之四自注：“山东巡抚署，为明济南王故宫，引济水贯其中。王渔洋《秋柳》诗，为故王作也。”陈衍《石遗室诗话》曾引之。按济南王始封者为英宗第二子，崇祯间嗣王由枢在清兵下济南时被执。其事未关大局，不易引起王氏那样为之张皇咏叹；且于词句亦较难绾合，故不具论。
王氏《秋柳》诗的主题，感慨明亡而不指斥清朝；且认为当时遗民志士的抗清行为，难以成功，不应继续。其形式，表面上是直陈其事的“赋”体咏物诗，暗中却为寓有深意的“比兴”之作。其“比兴”，又故意写得婉约浑涵，使人可以作多种的想象与理解，以“多义性”使人不易坐实主题。王氏及身不曾以此诗遭“文网”之祸；据管世铭《追忆旧事》诗注、陈康祺《郎潜纪闻》、郭则澐《十朝诗乘》所载，直到乾隆朝还有人举发其诗的“连碍”，“疏请禁毁”，也没有得到请廷的批准执行，原因就在于此。现按原诗次序，简述其“多义性”表现于下。
秋来何处最消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第一联。赋柳：说秋天最引人消魂的，莫过于“西风残照”中的“白门”杨柳。白门是建康城西门，故址在今南京市。古乐府《杨叛儿》：“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李白《杨叛儿》：“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金陵白下门留别》：“驿亭三杨柳，正当白下门。”比兴：在大明湖咏柳，不直写湖边之柳，忽跳写“白门”之柳，一则“大明”二字，怕直触忌讳；二则明太祖之兴与弘光朝之亡，皆在南京，正是主题指向所在，何况李白《忆秦娥》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更好借为凭吊千古兴亡的点睛之笔，使一起便涵盖题面。

第二联。赋柳：说往日春天，有参差燕影，随柳条而上下；今日秋天，燕子不来，它只有独自笼罩在晚烟中的憔悴之痕了。《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沈约《阳春曲》：“杨柳垂地燕差池。”比兴：李兆元《旧笺》、郑鸿《析解》，都以为上句的“燕影”写明成祖以燕王继位，迁都北京，重开盛业；下句则写南都亡国景象。此解或有“穿凿”过甚过实之嫌，只以杨柳的盛衰，象征明室的兴亡，也已自然叩题了。以后有类似情况也可只就大体上活看。

第三联。赋柳：说可供陌上行人系马、村中栖乌托身的杨柳，到了秋天，景象萧条，也不免使人有“愁生”、“梦远”之慨了。李白《广陵赠别》：“系马垂杨下”。“杨柳可藏藏鸟”，已见前。但《黄骢曲》的典故，似乎离得太远，有勉强“凑合”之病。《乐府杂录》：“《黄骢叠》，（唐）太宗定中原所乘战马。后征辽，马 ，上叹息，乃命乐工撰此曲。”乌夜村，《渔洋精华录》徐夔注引《舆志》：“海盐南三里有乌夜村，晋何准所居也。一夕群乌啼噪，准适生女。他日，复夜啼，乃（东晋）穆帝立女为后之日。”比兴：李兆元、郑鸿皆谓上句以唐太宗喻明太祖开国之盛；下句思念明太祖贤明的马皇后，李氏又谓相反的也可喻郑贵妃（弘光帝由崧的祖母）一类不贤后妃。则上句看似拙劣的用典，实际上却是用得最为工巧了。王氏此诗，善于表现其“多义”，用典多有似拙而巧、似泛而切处，下文还有例子。骤观不加细察，便容易误高妙为疵病了。

结联。赋柳：用下文典故，王维《送元二使西安》：“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把宋句反复歌唱，世称“阳关三叠”。又《世说新语·任诞》：载晋桓伊在南京为王徽之吹笛“三弄”事。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比兴：郑鸿《析解》：“或谓以玉关借指山海关吴三桂之事。余谓不然，盖指宁武失守，周遇吉阵亡。李自成虽大事屠戮，而城中无一降者。”

屈向邦《粤东诗话》释此诗，则谓“愁深”句，“指四镇中黄得功也”；“梦远”句，“指福王童妃也”；“玉关”句，“指孙白谷（传庭）潼关之败也。”若谓写“歌伎”，则起二句言其出身秦淮伎院；后六句则写秦淮所在地南京及歌伎的盛衰飘零。美人弱质，以柳相比，原为常事，不必一一指实，也无 格难通的地方可以指摘。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
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
空怜板诸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
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第一联。赋柳：说秋天“涓涓凉露”要结成霜的时候，万千柳条正随风飘拂于池塘的岸边水上。《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刘禹锡《杨柳枝词》：“千条金缕万丝。”比兴：李兆元《旧笺》：“此为福王（弘光帝）作也。首句虚写南都将亡之象，次句比福王之不能自振也。”郑鸿《析解》：“次章专指弘光君臣也。首二句言君既昏庸，臣下虽多，半是阿谀苟容之辈，纯是一派衰颓气象。”

第二联。赋柳：以“青荷”、“黄竹”作衬托。何良俊《世说补》：“江从简少时有文情，作《采荷讽》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陈后主《三妇艳》：“中妇临妆台”。古乐府《黄竹子》：“江干黄竹子，可作女儿箱。一船使两桨，送儿还故乡。”这两句所用典故，与柳无直接关系，突兀插入，好象生硬凑合，也是为人诟病的主要例子，其实作用很为奥妙。比兴：李兆元《旧笺》：“三四句指马（士英）、阮（大铖）辈，言辅助之无人也。莲为君子花，而但余青荷，有群小在位、君子消亡之意。中妇镜，刺其昏暗不能补益君德也。竹亦应有劲节，而无如竟成黄竹，只可供女儿箱之用，刺其以声色奉君也。在朝之臣若此，南都安得不亡乎？”郑鸿《析解》，第三句略同学说；第四句则云：“盖指弘光帝征歌选舞之事。当时下诏选民间美女，供奉内廷，令校尉大事搜索。民间一闻此讯，朝议婚而暮已嫁，有投水自尽者。”此外，还可以有它义可解，如说中妇欲照，只有无光的青荷之镜；女儿随身，只剩粗陋的黄竹之箱。江浦舟中，仓皇逃命，正写出战乱中民间妇女一片遭乱的凄凉情况。

第三联。赋柳：说昔人著名的种柳之地，不但风景不常，更是人事全非。《精华录》注引《资治通鉴》，谓隋炀帝“自板渚（在今河南孟县）引河人汴，又自大梁引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琅琊，即诗《序》所用桓温对柳感慨的典故。古乐府《琅琊王歌》：“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比兴：李兆元《旧笺》：“第五句以隋堤水比之，盖以福王征歌选舞，有类隋炀帝耳。第六句初看似节取桓温北伐之事，叹南明马、阮辈，并桓温之弗如。然温在琅琊，不过为内史，何以遽用‘大道王’语，虽曰借用（按，王氏此句自注：‘借用乐府语，桓宣武曾为琅琊’），不宜不伦若此。按《晋书》，琅琊王睿，生于洛阳，南渡后为晋中兴之主；福王亦生于洛阳，立于南都，而一年遽亡。较之琅琊，其始相类，其终大不相侔。则知先生所谓借用者，虽因宣武而借用乐府语，而用晋琅琊以例福王也。且晋五王渡江，而琅琊中兴，号称东晋。明季亦有五王，无一能中兴者，句中‘不见’，寄兴深矣。”郑鸿《析解》：“五句言弘光自河南失守，出奔淮庆，转徙淮上，马士英、徐鸿基等迎立南都，未及一年，遂至丧灭，是板渚之水依然，而沧桑已变矣。”又云：“六句以晋元帝形容之”，略同李说。

结联。赋柳：说洛阳杨柳，更不堪闻问。永丰坊，在洛阳。白居易《柳枝词》：“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目无人属啊谁？”比兴：明福王世袭地在洛阳，弘光帝由崧之父常洵，在洛阳被李自成农民军所杀。李兆元《旧笺》：“末二句用找补法，言南都之事已不堪回首，谁复向洛阳始封之地而致其凭吊乎？”郑鸿《析解》：“弘光不思讨赋，为父报仇，而日事荒淫，未几失国，千古恨事。洛阳昔虽繁华，然丧乱之后，亦只有故宫禾黍而已。若过其地，岂堪含情重问旧时风景哉！”若谓写“歌伎”，则起联谓战乱中一切娇躯弱质的女性，同受流离之苦。次联谓歌伎出身微贱，也一样遭受此苦。三联谓歌伎所托身的藩王，也已灭亡。结联谓藩王旧日封地的洛阳已荒凉残破，不堪回首。

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
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稀。
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
往日风流问枚叔，梁园回首素心连。

第一联。赋柳：说晚春柳絮飞舞，扑人衣服；秋柳则满目萧条，令人叹息。比兴：明室内由盛至衰之象；或南明立国，已如春光向尽，亡后则旧事更凄凉可叹。郑鸿《析解》：“起句言明未诸臣半是柔媚昏庸之辈，其萎靡不振光景，不过如落絮之糁衣而已。而今賸水残山，不堪賸凭吊，岂复有往日繁华之盛哉！”

第二联。赋柳：说往日帝王宫中种植花柳，到今天都已物尽人空。扶荔官，在长安，据《三辅黄图》载：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王，在上林苑中建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花异木。灵和殿，南齐宫殿名，在今南京。《南史·张绪传》：“刘悛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枝条甚大，状若丝缕，……武帝以植于太昌灵和殿前，尝赏玩嗟叹曰：‘此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比兴：李兆元《旧笺》引伊戒平语：“盖沧桑之感、云亡之痛兼之矣。”郑鸿《析解》：“三句不但言宫殿园亭，皆成焦上，即奇花异草，亦无存者，……四句言当时群臣同归于尽，遗老亦半皆隐遁矣。”

第三联。赋柳：说北雁南来，西乌夜飞，都是与秋柳在同一季节朝昏中的引“愁”之事。《西乌夜飞》，刘宋沈攸之所作歌曲。比兴：李兆元《旧笺》谓“相逢”句，“正指遗老诸公”。“好语”句，“则以我国家（按，指清朝）奉天承运，代明复仇，闯献余孽，胥已歼灭，不必效沈攸之妄兴恢复之兵，自取灭亡。按《资治通鉴》：宋荆州刺史沈攸之，以萧道成篡位，举兵东下，声罪致讨，顿兵郢城，兵溃而亡。《西乌夜飞》，其东下时所作也。”郑鸿《析解》：“（上句）指唐、桂诸王，……未几皆即沦丧”；“（下句）指郑成功、李定国诸人，……不识天命有归，然又进犯，不过自取灭亡耳。”陈衍《石遗室诗话》：“以余所闻，‘南雁’自指南中诸遗老；‘西乌’，指（顾）亭林在山西时；‘夜飞’，谓暗中煽动（反清）。”钱仲联先生《陈衍秋柳诗解辨证》以为当以郑说为是。谓“西乌夜飞，用沈攸之事，当然指统兵的统帅，而不能如石遗之说以在野遗民身份之顾亭林当之”；且亭林“康熙元年壬寅才作山西之游”，与“渔洋于顺治十四年作《秋柳》诗”的时间不合。按，“西乌”一句，应是王氏写诗时暗中经营的重点。万一有人告发，可以作为辨解此诗并非“反清”的主要证据。自顺治至乾隆朝清廷君臣都不追究此诗，可能就是从此句窥出其微意。

结联。赋柳：说秋柳衰残，与枚叔在“梁园”写柳的“风流”旧态和作者当日的“素心”，都大大相反了。枚叔，汉枚乘字叔，曾为梁孝王宾客。梁孝王在梁园忘忧馆，集诸名士作赋，枚乘写了《柳赋》。比兴：郑鸿《析解》谓枚叔“指侯朝宗。侯生从戎史公（可法）幕内，匡救之事甚多，且文名盖世，不减邹（阳）、枚（乘）。虽孤臣自矢，惜满朝小人，方与东林水火，谁是素心良友，荐而用之。侯家中州，故曰‘梁园回首素心违’也。”陈衍《诗话》：“‘风流枚叔’、‘回首素心’，指（钱）牧斋。”钱著《辨证》：“至于梁园枚叔，郑注指侯朝宗，切人切地。朝宗入清后中顺治乡榜，故渔洋有‘素心违’之诮。……如石遗所云指牧斋，则牧斋在明，未尝为藩园之助，梁园语无着落。”若谓写“歌伎”，则首联其人盛衰之感。次联谓改朝换代，宫廷之事大变。三联谓乱后相逢，皆遭难愁人；今后对去就归宿的选择，应该慎重。结联谓曾见太平盛况的文人，今日遭际，也不免有“素心违”之叹，何论区区粉黛之流的沦落。

桃根桃叶镇相怜，眺尽平芜欲化烟。
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致缠绵。
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
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枝相映夕阳边。

第一联。赋柳：以桃陪衬，说一望平野，桃柳皆在冷落荒烟中。桃根、桃叶，东晋王献之有爱妾名桃叶，妾妹名桃根。献之送别两人，作《桃叶歌》云：“桃叶复桃叶，桃树连桃根。相连两乐事，独使我殷勤。”比兴：李兆元《旧笺》谓此首诗为弘光帝的童妃而作。童氏为福邸旧妃，乱后投河南巡抚越其杰所。其杰为送至南京，弘光不认而下之狱，并命屈尚志严刑拷掠。首句指弘光“得新宠而行乐也，次句言任童妃之流落而不召也。”郑鸿《析解》：“起句言当在福邸时，亦曾两相笃爱，何异子敬（王献之）之怜桃叶。……次句言一朝富贵，顿改初心，恩爱岂能长保？亦犹时序迭更，忽然变为摇落。”

第二联。赋柳：秋柳、春柳，衰盛对比。旖旎,王粲《柳赋》：“览兹树之丰茂，纷旖旎以修长。”李白《愁阳春赋》：“何垂杨旖旎之愁人。”致缠绵，王昌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比兴：李兆元《旧笺》：“三四句言今日虽弃置勿顾，而妃自来叩阙陈词，是不啻‘秋色向人犹旎’也。‘春闺曾与致缠绵'，则正指旅邸相依，两情缱绻时也。”郑鸿《析解》：“三句言弘光虽负心，而童氏一片痴情，犹然缱绻。……四句言童氏一切情形，的是弘光之妃，必非冒充者，何忍杀之。”

第三联。赋柳：说帝王家与柳树相关的遗事，只能流传于“往年”而贻悲于“今日”了。新愁，魏文帝曹丕《柳赋序》：“昔建安五年，上（按指魏武帝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予始植新柳，自彼至今，十有五载矣。感物伤情，乃作斯赋。”公孙，指汉宣帝，他是汉武帝戾太子的孙子，藏匿民间。昭帝无子，乃辗转继承皇位。《汉书·眭弘传》：“孝昭元凤三年……上林苑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巳立。”宣帝小名病巳，这是他继承帝位的谶语。比兴：李兆元《旧笺》：“第五句‘愁'字‘悲'字，亦已暗包妃至弗纳、旋下狱情事在内而不忍斥言，是诗人温厚处。‘帝子'原指湘夫人，今指童妃。……第六句以宣帝诏求故剑（旧妻）大义责之。”郑鸿《析解》：“五句言太子一案。当时太子至金陵，百姓人人色喜，皆言上无子必以为子，不意令群臣会审，指为故驸马王丙之侄孙王之明冒充者。遂幽系囹圄，城破死乱军中，实堪浩叹。……六句言皆因满朝谄佞，以致真伪莫分，成千古疑案。设有正色大臣，何至于此，令人忆丙吉护宣帝故事。”

结联。赋柳：说秋柳往日盛况开于珠络鼓声之中，而今在夕阳中和松树凄然相伴，旧情难以追忆。比兴：李兆元《旧笺》：“末二句重复追忆当年以深悼之（童妃事）。妙在‘记否’二字直向福王心中下一棒喝，故与第四句意相应而不相复。第一首‘梦远’句追忆马后，见开国之如彼；末伤悼童妃，见亡国之如此，照应在有意无意之间。”郑鸿《析解》：“首章已点明‘白下’，此处只好借‘青门’（按，长安城门）暗指金陵。‘珠络鼓’者，言昔日秦淮画船萧鼓，何等繁华，不转瞬而已成瓦砾，令凭吊者抚今追昔，感慨流涕，目中所见，夕阳衰柳，与松柏相映而已。”若谓写“歌伎”，首二句，最是牵合此事、掩讳主题的重笔，大可借唐葆年“姐妹花”之说，辨解诗实咏伎而非悼明也。三四句，谓今日半老徐娘，乃是当日王门佳丽。五六句，谓“帝子”、“公孙”家事变迁的悲愁，乃与曾经栖托其门的风尘女子不能无关。结两句，谓今日沦落济上，何忍再追忆青春时居住秦淮河边的繁华景象。

说《秋柳》诗的主题是“吊明亡”，应该可信。但作者善于用“多义性”的手法抒写，使后人对主题及具体字句，作种种不同的索解甚至附会，且皆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解说得通，以掩散其主题及句意的确指性，正是其艺术“魅力”的成功所在。王氏论诗，喜言“如《华严》楼阁”，“缥渺俱在天际”（见《渔洋诗话》）；“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鳞一爪，安得全体？”（见赵执信《谈龙录》）“多义性”的手法，正近此种。但最可勘破“天机”的，莫过于这一段话：“释氏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古言云：‘羚羊无些子气味，虎豹再寻他不着，九渊潜龙，千仞翔凤乎！’此是前言注脚。不独喻诗，亦可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见《香祖笔记》）这虽是后来之言，此时已深有体悟。要使“虎豹再寻他不着”，真是“夫子自道”。王氏自顺治十五年殿试后进入仕途，由于政治环境及自己生活道路的演变，诗作已渐少思念亡明之事，所以也不再多用这种“多义性”的写作方法了。《秋柳》诗既是他少年时初显身手的杰作，也是他应用“多义性”手法的一个不复重见的高峯。感慨深沉，神韵悠远，音调谐适，不即不离，极其耐人味和吟讽。《渔洋诗话》引陈元衡评比诗说：“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诸名士和作皆不及。”似不为过。计发《鱼计轩诗话》：“王渔洋《秋柳》诗四首，百年来脍炙人口，而沈大宗伯（按，指沈德潜）痛诋其不切。”以沈德潜的眼力，而有此种“痛诋”，不是出于门户之见，或是故作糊涂了。朱庭珍《筱园诗话》：“本朝王阮亭《秋柳》，亦皆负一时盛名，以为佳作。其实不守字句修饰妍华，风调好听而已。神骨不骏，格意不高，皆非集中出色之作，不可奉以为式。”则是观察不细，只见部分“鳞爪”，未见“神龙”主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