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不再流泪:汉代有著名的“盐铁会议”，能不能作一个相对详细的描述？谢谢！

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

　　据《汉书·车千秋传》记载，汉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盐铁会议。会议的参加者除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外，还有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的属官丞相史，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等。
　　会议的召开，与当时的大将军霍光、谏大夫杜延年有关。杜延年曾多次向霍光建议：“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于是“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汉书·杜延年传》）。杜延年之所以建议“修孝文时政”，诚如班固所言，是鉴于“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所以，相当严峻的社会形势才是这次会议的真正起因。而杜延年的建议只不过正确地反映了这种形势罢了。
　　汉武帝时，国家财政空虚，阶级矛盾激化，官吏胡作非为。武帝死后，昭帝即位，从这时到盐铁会议召开的六年间，上述状况依然存在。例如，汉武帝时的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历年遗留的流民问题仍相当严重，以致使汉昭帝不得不多次下诏予以解决。始元元年，下诏“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八月，下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四年秋七月，又下诏：“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上所引均见《汉书·昭帝纪》）汉昭帝频频下诏，说明流民问题已严重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安全。人民流离失所，固然主要为天灾所致，但也不能排除人祸的因素。
　　汉武帝打了一辈子匈奴，但四夷问题并没真正解决。就在汉武帝死去的当年冬天，匈奴便入侵朔方，“杀略吏民”，迫使汉朝廷不得不“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第二年，即昭帝始元元年夏，益州的廉头、姑缯，牂柯郡的谈指、同并等西南夷二十四邑皆反，汉朝廷派水衡都尉吕破胡招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的军队急急忙忙前去镇压。（见《汉书·昭帝纪》）始元四年冬，西南夷姑缯、叶榆复起事，汉派水衡都尉吕辟胡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汉书·西南夷传》）。始元五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书·匈奴传上》）。至于盐铁会议以后，汉与匈奴、西羌、西南夷、乌桓等民族之间的关系多有紧张，这是人所共知的。
　　汉武帝实行严刑酷法，这种状况，以后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汉成帝就曾说：“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这样残酷的法律，毫无疑问主要是针对劳动人民的。这一点连汉成帝都不否认。他曾说：如此烦多的法律，“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汉书·刑法志》）
　　汉代，景帝以前的几个皇帝基本上坚持一种节俭的政策。但到武帝时，开侈糜之风，他本人的情况不必说，连官吏们也争相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汉书·食货志》）。直到汉成帝时，虽然已是危机四伏，“然俗奢侈，不以畜聚为意”（《汉书·食货志》）。
　　由武帝之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严重问题，震动了汉昭帝和执政大臣，迫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回顾以往的政策得失。这就是盐铁会议的背景。

　　激烈的辩论

　　这次会议由丞相车千秋主持，以桑弘羊、丞相史、御史为一方，贤良文学为一方，双方唇枪舌戟，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论战情况记录在桓宽的《盐铁论》中。就其主要内容看，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盐铁官营问题。大夫派主张盐铁官营，认为盐铁官营利国利民，有益而无害。如御史说：“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又说：“大夫各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盐铁论·轻重》，以下只注篇名）他们还认为，盐铁官营消除了象吴王刘濞那样的地方分裂势力。
　　贤良文学则主张取消平准、均输、酒榷制度，罢盐铁官营。他们认为这些政策是“与民争利”（《本议》），造成“国家衰耗，城郭空虚”（《轻重》）。文学提出：“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顺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劳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无本以统之，虽竭精神，尽思虑，无益于治。”（《忧边》）贤良提出：“方今之务，在除饥寒之患，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趋本业，养桑麻，尽地力也。”（《水旱》）总之，在贤良文学看来，富国安民的根本一条在于搞好农业，即他们所说的“反本”、“修源”。
　　第二，关于汉与匈奴的关系问题。在对匈奴的关系上，大夫派主战，贤良文学主和；大夫派崇武备，贤良文学尚德服。
　　贤良认为，“用军于外，政败于内”（《备胡》），对外用兵，会给内带来忧患。文学认为，繁重的兵役、徭役，已经对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徭役》）。建议“方今为县官计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击之》）。
　　大夫派的看法则与此相反，他们针对贤良文学主和的说法，指出：汉兴以来，对匈奴执行和亲政策，“所聘遗单于者甚厚”，但匈奴的侵扰活动却日甚一日。由于此，汉武帝才“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汉武帝抗击匈奴是“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府”（《结和》）。他们还进一步阐发说：“兵革者国之用，城垒者国之固”，没有它，匈奴就会“轻举潜进，以袭空虚”，其结果“祸必不振”（《和亲》）。
　　在对匈奴的总的策略上，贤良文学主张“义之服无义”（《论勇》），认为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在德不在固”（《险固》），“文犹可长用，武难久行”（《徭役》）。又主张“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世务》）。桑弘羊则强调，“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险固》）。匈奴“反复无信，百约百叛”（《和亲》），想用德服，是难以办到的。
　　第三，对儒家与法家的评价问题。大夫派以变法治国者自居，对儒家及所谓贤者大加贬斥。他们斥责儒家“道迂而难遵，称往古而訾当世”，“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论诽》）。批评儒者硁硁然死守一道而不识时务，讥笑“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论儒》）
　　贤良文学则反驳说：原则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就要死守。这不变的原则就叫“百世不易之道”。文学说：“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库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对此，“修而昌”，“变法而亡”（《遵道》）。
　　对法家的看法，二者也完全不同。如大夫派认为，李斯之学，学以致王；文学认为，李斯之学，学以杀身（《毁学》）。
　　从对儒法的辩论又进到对所谓贤者的争鸣。贤良文学极其推重贤者，认为“贤者所在国重，所去国轻”。而大夫派则认为贤人“损益无轻重”，有无贤人于国家无多大关系（《崇礼》）。至于双方由此引起的互相攻击，更是随处可见。
　　第四，关于德与刑的问题。大夫派坚持法治，认为“法者止奸之禁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申韩》）。又说：“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大论》）。大夫派还主张酷法严刑，认为“令严而民慎”，“法疏则罪漏”（《刑德》）。
　　贤良文学则强调德教，主张简法宽刑。他们说：“法令众，民不知所辟。”（《刑德》）“罢民不畏刑法”，故“严刑峻法，不可久也。”（《诏圣》）
　　总之，在一切重大政治问题上，大夫派与贤良文学都表现出了相互对立的主张。

中文名称: 盐铁会议

发生时间: 公元前81年

所属年代: 汉代

事件介绍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下诏郡国推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到长安，询问民间疾苦。贤良文学们提出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民间疾苦的原因，遭到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反对。以丞相田千秋和桑弘羊为一方，贤良文学为一方，双方对为政得失展开了一场全面辩论。双方对民间疾苦的根源、同匈奴的和战政策、治国的方针和理论等重大问题申述了不同主张。会议后，“罢榷酤官”，部分地区停止铁器官营，其他政策不变。召集郡国贤良文学到京师，虽是谏大夫杜延年提出的，显然得到霍光的支持，所以这次会议也反映了两位辅政大臣对当时实行的经济政策的分歧。

盐铁会议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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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会议是古典时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它集中表现了汉廷民主决策体制的基本原则和特点。
在盐铁会议上，作为评议时政之弊的一方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自由公民，他们按不同的行政区域推选产生。在执政官员心目中，虽然他们因贫羸而皆衣冠不完，“辩讼公门之下，讻讻不可胜听”（《利议》)，“不言所为治，而言治之无功”（《遵道》)，但仍需忍受其言辞激厉的指责，以示尊重国民代表直言极论之权利。为此贤良文学声称，“公卿辅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议也”（《未通》)；丞相史则承认“布衣皆得风议”（《刺议》)。显然，贤良文学首先是作为平民代表即所谓庶人、布衣代言人的资格而议政的，至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一般平民或是富商豪族的意见，则应作别论。其次是参议者个人的识见才能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思潮及派别，都不影响其入选资格，“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学皆出山东，希（稀）涉大论”（《国病》）。
从与会者发表的宣言看，他们都自诩为公民利益而参议汉廷。贤良文学打出的是为民请命的旗帜，执政官员更标榜他们的施政纲领贯彻了自由民公正均平的政治和经济原则。然而，对汉帝国数以千万计的奴隶的地位和释放奴隶问题，争论双方都只字不提，这恰好证明，西汉布衣皆得讽议的民主议政形式是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的。
从盐铁会议的辩难和决策过程可以看出，汉廷民主议政的主旨在于从参议者的建言、论议和辩难中，得出与时局相宜的施政方略，“论者不必相反，期于可行”（《击之》)。因此，只要贤良文学能够出善策以安集中国而来远人，“使边疆无寇虏之灾，租税尽为诸生除之，何况盐铁均输乎？”（《国病》)但是，贤良文学始终无能谈出一项可行性意见。为此，御史大夫表示不能“惑于愚儒之文辞，以疑贤士之谋，举浮淫之蠹，加之功实之上”（《刑德》)；丞相史称，“公卿既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愿无顾细故之语，牵儒墨论也”（《遵道》）。
盐铁大会体现的民主决策制度的特点是，决策在与会者自由论辩的基础上进行，然后集中为统一意见。 贤良文学“饰虚言以乱实”，虽然给与会者造成了思想混乱，诸卿都大府官员不知“今将何从而可矣”（《遵道》)，但是没有谁人赞同他们的政见，因此废止盐铁国营制度的决策就无法通过。
盐铁会议的结果是争议的双方相互妥协。
（一）贤良文学满足了“咸取列大夫”（《遵道》)的欲望，但他们持诏与议“亦未见其能用针石，而医百姓之疾”（《盐铁针石》)，“无能出奇计远图匈奴安边境之册”（《利议》)。它向国民昭示儒学于时政未有何益。
（二）诏书的目的原为废罢盐铁国营制度，奏议只对此作出暂时的应变措施，“请且罢郡国榷酤，关内盐铁”。因此，这也是执政官员对诏书的非难，“奏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而为不便”（《盐铁取下》）。

这次会议由丞相车千秋主持，以桑弘羊、丞相史、御史为一方，贤良文学为一方，双方唇枪舌戟，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论战情况记录在桓宽的《盐铁论》中。就其主要内容看，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盐铁官营问题。大夫派主张盐铁官营，认为盐铁官营利国利民，有益而无害。如御史说：“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又说：“大夫各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盐铁论·轻重》，以下只注篇名）他们还认为，盐铁官营消除了象吴王刘濞那样的地方分裂势力。
贤良文学则主张取消平准、均输、酒榷制度，罢盐铁官营。他们认为这些政策是“与民争利”（《本议》），造成“国家衰耗，城郭空虚”（《轻重》）。文学提出：“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顺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劳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无本以统之，虽竭精神，尽思虑，无益于治。”（《忧边》）贤良提出：“方今之务，在除饥寒之患，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趋本业，养桑麻，尽地力也。”（《水旱》）总之，在贤良文学看来，富国安民的根本一条在于搞好农业，即他们所说的“反本”、“修源”。
第二，关于汉与匈奴的关系问题。在对匈奴的关系上，大夫派主战，贤良文学主和；大夫派崇武备，贤良文学尚德服。
贤良认为，“用军于外，政败于内”（《备胡》），对外用兵，会给内带来忧患。文学认为，繁重的兵役、徭役，已经对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徭役》）。建议“方今为县官计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击之》）。
大夫派的看法则与此相反，他们针对贤良文学主和的说法，指出：汉兴以来，对匈奴执行和亲政策，“所聘遗单于者甚厚”，但匈奴的侵扰活动却日甚一日。由于此，汉武帝才“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汉武帝抗击匈奴是“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府”（《结和》）。他们还进一步阐发说：“兵革者国之用，城垒者国之固”，没有它，匈奴就会“轻举潜进，以袭空虚”，其结果“祸必不振”（《和亲》）。
在对匈奴的总的策略上，贤良文学主张“义之服无义”（《论勇》），认为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在德不在固”（《险固》），“文犹可长用，武难久行”（《徭役》）。又主张“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世务》）。桑弘羊则强调，“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险固》）。匈奴“反复无信，百约百叛”（《和亲》），想用德服，是难以办到的。
第三，对儒家与法家的评价问题。大夫派以变法治国者自居，对儒家及所谓贤者大加贬斥。他们斥责儒家“道迂而难遵，称往古而訾当世”，“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论诽》）。批评儒者硁硁然死守一道而不识时务，讥笑“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论儒》）
贤良文学则反驳说：原则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就要死守。这不变的原则就叫“百世不易之道”。文学说：“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库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对此，“修而昌”，“变法而亡”（《遵道》）。
对法家的看法，二者也完全不同。如大夫派认为，李斯之学，学以致王；文学认为，李斯之学，学以杀身（《毁学》）。
从对儒法的辩论又进到对所谓贤者的争鸣。贤良文学极其推重贤者，认为“贤者所在国重，所去国轻”。而大夫派则认为贤人“损益无轻重”，有无贤人于国家无多大关系（《崇礼》）。至于双方由此引起的互相攻击，更是随处可见。
第四，关于德与刑的问题。大夫派坚持法治，认为“法者止奸之禁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申韩》）。又说：“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大论》）。大夫派还主张酷法严刑，认为“令严而民慎”，“法疏则罪漏”（《刑德》）。
贤良文学则强调德教，主张简法宽刑。他们说：“法令众，民不知所辟。”（《刑德》）“罢民不畏刑法”，故“严刑峻法，不可久也。”（《诏圣》）
总之，在一切重大政治问题上，大夫派与贤良文学都表现出了相互对立的主张